【#网约车订单多平台抽佣近五成#！谁在触碰30%隐形红线？】“师傅，付好了，您那里收到了多少钱？”近日，记者调查网约车行业抽佣现象，结算车费时与司机手机上的收款界面核对，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记者通过高德地图下单，系统显示订单被派发给方舟行平台的司机。单程共计11.77公里，用时35分钟，共支付车费40.2元，司机实收金额仅23元。也就是说，4成以上的费用都被平台收取。
订单抽成，向来是网约车行业绕不开的话题。驾驶员们一度受困于平台抽成不透明以及比例过高等问题，在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下，计价规则逐步明晰，并形成30%这一隐形抽佣上限。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网约车订单收取总费用远超订单金额的30%，有的甚至被抽取近一半。
是谁在“顶风作案”？
·“阴阳账单”频现
在一次地推中，曹师傅被推销人员安利了一个新的App“单多多助手”。根据推销人员介绍，该App集纳了几个出行平台，网约车驾驶员可选择入驻的某公司进行注册，不但可以新增接单渠道，还可获得各种优惠。“多个渠道接单能多赚点钱。”抱着这一想法，他便下载该App，在上面注册成为“900出行”的签约司机，随后通过“单多多助手”开始接单。
还没等体验到所谓的“优惠价”，一次与乘客闲聊中，曹师傅发现，平台抽佣比例极高，且金额与乘客实付对不上：1月5日22时多，他在平台接到一个从虹桥火车站去往北蔡中学的“大单”，全程36.86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他随口打听了乘客支付的订单价才觉不对。“乘客实付140.13元，但在平台的司机端显示乘客实付116.92元，扣完佣金到手只有86.79元，抽成比例高达38%！中间这20多元去哪儿了？”
曹师傅赶忙跟乘客核对账单详情，这才看到乘客是通过订票平台选择了“接送机服务”，而自己的接单界面，根本没有显示来源。“平台通常会提示订单来源的，比如高德，会有‘高德渠道’的提示，或者显示企业订单，可那一单什么都没有。”据此，他怀疑，订单可能遭遇了“转卖”。
为了弄清该笔订单的流转详情，曹师傅第二天就拨打了900出行的客服热线，可对方却迟迟没能给出回应。“客服说记录下来了，会调查核实，就没了动静。”
在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吐槽此类“阴阳账单”现象。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网约车分会会长顾大松晒出的账单截图显示，一位乘客打车，订单结束实付98.11元。但蹊跷的是，同一段行程，司机端却显示乘客付费为71.46元，司机实收52.17元。中间凭空消失了26.65元，超过司机实收的一半。
仔细看司机的订单页面，发现这个订单系第三方订单：也就是说，乘客所下单平台并非司机接单平台。乘客下单平台接到订单后，将订单转卖。司机所在平台所接订单已经是二手订单，甚至有可能是三手订单。
转卖订单的平台收取费用为26.65元，承运平台抽佣为19.29元，最后司机实收仅为乘客支付金额的53%。
·平台之间的新型合作
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主要平台公司按照要求做好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当时，各大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至30%之间。这之后，30%也成为业内抽佣的隐形“红线”。
然而，记者的调查以及多名网约车司机的亲身体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不少网约车订单正经历层层“倒卖”，导致抽成费用大幅超过30%这个数值。
据记者调查了解，当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聚合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
且近年来，聚合模式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它最早由高德打车在2017年首创，随后哈啰接入嘀嗒出行，并与首汽约车开展网约车业务合作。2019年，美团打车上线聚合模式后，滴滴出行以及高德地图等导航平台也推出聚合模式。2022年，华为聚合打车平台Petal出行上线，微信也开始内测腾讯出行。2023年，美团网约车业务调整，放弃自营打车，全面转向聚合模式。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33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而在2020年10月，这一数字是207家。
随着聚合模式逐步跑通，各流量平台都看到了变现模式，纷纷开始做流量（订单）的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一众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到具体的承运司机，分发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订单的“转卖费”。
具有获取订单能力的流量平台，可以收取一定的转卖费，有时甚至会高于实际承运平台的抽佣。由于不少中小平台接入了资质不足的人车，且往往采用低价打法谋生存，大平台一边可以通过分发订单使用小平台的运力，留住更多用户，同时不用承担不合规导致的营运风险。
因此，不光是纯聚合出行平台，拥有自营运力的平台，也乐意成为聚合模式的“玩家”之一。
于是，在大小平台的新型合作关系之下，一边是订单转卖费，一边是承运平台抽佣，叠加之后形成了超过30%的总抽成费用。
·建议对订单抽成总量限制
平台“雁过拔毛”，司机师傅们则感到很受伤。“订单倒卖、低价单这些情况，让开网约车挣钱越来越难。刚来上海的时候，跑一公里可以挣3元钱，现在越来越不行，一公里也就跑1.5至2元。”王师傅五年前来到上海开网约车，眼看着收入下滑，计划明年就回成都老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平台为了吸引客源发放的优惠券，最终也都转嫁到了司机身上。刘师傅是“曹操出行”的签约司机，不久前，一个距离40公里左右的订单，抽成后他只收到73.89元。“平均下来每公里1.8元，但平台显示抽成比例只有21.6%。我一问乘客，才知道他领了优惠券，这种低价订单越来越多，岂不是意味着平台的折扣最终还是让司机来承担？”
入行一年多的吴师傅对此也颇有微词，“这也是平台在抽成比例上耍心机的一个做法。原本20元的订单，按照行业红线给司机14元，但平台给乘客发放5元优惠券，给司机11元，按照实付金额算，抽成比例降至26.7%，看上去抽成比例降低了，实际上平台强行让司机承担了成本。”
对此，顾大松很是担忧：司机会否因为层层订单转卖，所得收入微薄，甚至可能低于预期，只能靠更多熬时间、拼身体来维持其基本收入？这种订单转卖现象，是不是网约车行业越来越“卷”的重要原因，会不会带来一连串的安全隐患？
有司机称：在网约车运力饱和、运价降低等综合影响下，同样的流水收入，以前只需要10个小时，现在则需要14至15个小时，许多司机选择每天出车更长时间，通过熬时间来弥补价差。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不时就会传来有司机“倒下”的消息。
不同于快递、外卖等行业，网约车行业所在的客运交通行业，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客运安全最关键的是驾驶员，而驾驶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足够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保障，安全就缺少了坚实的支撑。
针对订单倒卖后总抽成过高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关注、加强监管，对平台抽成比例加以规范。不论订单被“转卖”几次，各平台抽取的服务费用总和不得超过车费的30%，或由主管部门制定上限，确保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获取合理比例的收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同时，优化监管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对出租车、网络车驾驶员总体负担进行监管，切实维护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上观新闻）
订单抽成，向来是网约车行业绕不开的话题。驾驶员们一度受困于平台抽成不透明以及比例过高等问题，在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下，计价规则逐步明晰，并形成30%这一隐形抽佣上限。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网约车订单收取总费用远超订单金额的30%，有的甚至被抽取近一半。
是谁在“顶风作案”？
·“阴阳账单”频现
在一次地推中，曹师傅被推销人员安利了一个新的App“单多多助手”。根据推销人员介绍，该App集纳了几个出行平台，网约车驾驶员可选择入驻的某公司进行注册，不但可以新增接单渠道，还可获得各种优惠。“多个渠道接单能多赚点钱。”抱着这一想法，他便下载该App，在上面注册成为“900出行”的签约司机，随后通过“单多多助手”开始接单。
还没等体验到所谓的“优惠价”，一次与乘客闲聊中，曹师傅发现，平台抽佣比例极高，且金额与乘客实付对不上：1月5日22时多，他在平台接到一个从虹桥火车站去往北蔡中学的“大单”，全程36.86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他随口打听了乘客支付的订单价才觉不对。“乘客实付140.13元，但在平台的司机端显示乘客实付116.92元，扣完佣金到手只有86.79元，抽成比例高达38%！中间这20多元去哪儿了？”
曹师傅赶忙跟乘客核对账单详情，这才看到乘客是通过订票平台选择了“接送机服务”，而自己的接单界面，根本没有显示来源。“平台通常会提示订单来源的，比如高德，会有‘高德渠道’的提示，或者显示企业订单，可那一单什么都没有。”据此，他怀疑，订单可能遭遇了“转卖”。
为了弄清该笔订单的流转详情，曹师傅第二天就拨打了900出行的客服热线，可对方却迟迟没能给出回应。“客服说记录下来了，会调查核实，就没了动静。”
在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吐槽此类“阴阳账单”现象。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网约车分会会长顾大松晒出的账单截图显示，一位乘客打车，订单结束实付98.11元。但蹊跷的是，同一段行程，司机端却显示乘客付费为71.46元，司机实收52.17元。中间凭空消失了26.65元，超过司机实收的一半。
仔细看司机的订单页面，发现这个订单系第三方订单：也就是说，乘客所下单平台并非司机接单平台。乘客下单平台接到订单后，将订单转卖。司机所在平台所接订单已经是二手订单，甚至有可能是三手订单。
转卖订单的平台收取费用为26.65元，承运平台抽佣为19.29元，最后司机实收仅为乘客支付金额的53%。
·平台之间的新型合作
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主要平台公司按照要求做好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当时，各大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至30%之间。这之后，30%也成为业内抽佣的隐形“红线”。
然而，记者的调查以及多名网约车司机的亲身体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不少网约车订单正经历层层“倒卖”，导致抽成费用大幅超过30%这个数值。
据记者调查了解，当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聚合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
且近年来，聚合模式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它最早由高德打车在2017年首创，随后哈啰接入嘀嗒出行，并与首汽约车开展网约车业务合作。2019年，美团打车上线聚合模式后，滴滴出行以及高德地图等导航平台也推出聚合模式。2022年，华为聚合打车平台Petal出行上线，微信也开始内测腾讯出行。2023年，美团网约车业务调整，放弃自营打车，全面转向聚合模式。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33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而在2020年10月，这一数字是207家。
随着聚合模式逐步跑通，各流量平台都看到了变现模式，纷纷开始做流量（订单）的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一众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到具体的承运司机，分发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订单的“转卖费”。
具有获取订单能力的流量平台，可以收取一定的转卖费，有时甚至会高于实际承运平台的抽佣。由于不少中小平台接入了资质不足的人车，且往往采用低价打法谋生存，大平台一边可以通过分发订单使用小平台的运力，留住更多用户，同时不用承担不合规导致的营运风险。
因此，不光是纯聚合出行平台，拥有自营运力的平台，也乐意成为聚合模式的“玩家”之一。
于是，在大小平台的新型合作关系之下，一边是订单转卖费，一边是承运平台抽佣，叠加之后形成了超过30%的总抽成费用。
·建议对订单抽成总量限制
平台“雁过拔毛”，司机师傅们则感到很受伤。“订单倒卖、低价单这些情况，让开网约车挣钱越来越难。刚来上海的时候，跑一公里可以挣3元钱，现在越来越不行，一公里也就跑1.5至2元。”王师傅五年前来到上海开网约车，眼看着收入下滑，计划明年就回成都老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平台为了吸引客源发放的优惠券，最终也都转嫁到了司机身上。刘师傅是“曹操出行”的签约司机，不久前，一个距离40公里左右的订单，抽成后他只收到73.89元。“平均下来每公里1.8元，但平台显示抽成比例只有21.6%。我一问乘客，才知道他领了优惠券，这种低价订单越来越多，岂不是意味着平台的折扣最终还是让司机来承担？”
入行一年多的吴师傅对此也颇有微词，“这也是平台在抽成比例上耍心机的一个做法。原本20元的订单，按照行业红线给司机14元，但平台给乘客发放5元优惠券，给司机11元，按照实付金额算，抽成比例降至26.7%，看上去抽成比例降低了，实际上平台强行让司机承担了成本。”
对此，顾大松很是担忧：司机会否因为层层订单转卖，所得收入微薄，甚至可能低于预期，只能靠更多熬时间、拼身体来维持其基本收入？这种订单转卖现象，是不是网约车行业越来越“卷”的重要原因，会不会带来一连串的安全隐患？
有司机称：在网约车运力饱和、运价降低等综合影响下，同样的流水收入，以前只需要10个小时，现在则需要14至15个小时，许多司机选择每天出车更长时间，通过熬时间来弥补价差。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不时就会传来有司机“倒下”的消息。
不同于快递、外卖等行业，网约车行业所在的客运交通行业，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客运安全最关键的是驾驶员，而驾驶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足够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保障，安全就缺少了坚实的支撑。
针对订单倒卖后总抽成过高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关注、加强监管，对平台抽成比例加以规范。不论订单被“转卖”几次，各平台抽取的服务费用总和不得超过车费的30%，或由主管部门制定上限，确保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获取合理比例的收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同时，优化监管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对出租车、网络车驾驶员总体负担进行监管，切实维护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上观新闻）
#网约车订单被层层转卖# 不久前，曹师傅在“单多多助手”App上注册成为“900出行”的签约司机。还没等体验到所谓的“优惠价”，一次与乘客闲聊中，曹师傅发现，平台抽佣比例极高，且金额与乘客实付对不上：1月5日22时多，他在平台接到一个从虹桥火车站去往北蔡中学的“大单”，全程36.86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他随口打听了乘客支付的订单价才觉不对。“乘客实付140.13元，但在平台的司机端显示乘客实付116.92元，扣完佣金到手只有86.79元，抽成比例高达38%！中间这20多元去哪儿了？”
曹师傅赶忙跟乘客核对账单详情，这才看到乘客是通过订票平台选择的“接送机服务”，而自己的接单界面，根本没有显示来源。“平台通常会提示订单来源的，比如高德，会有‘高德渠道’的提示，或者显示企业订单，可那一单什么都没有。”据此，他怀疑，订单可能遭遇了“转卖”。
在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吐槽此类“阴阳账单”现象。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网约车分会会长顾大松晒出的账单截图显示，一位乘客打车，订单结束实付98.11元。但蹊跷的是，同一段行程，司机端却显示乘客付费为71.46元，司机实收52.17元。中间凭空消失了26.65元，超过司机实收的一半。
仔细看司机的订单页面，发现这个订单系第三方订单：也就是说，乘客所下单平台并非司机接单平台。乘客下单平台接到订单后，将订单转卖。司机所在平台所接订单已经是二手订单，甚至有可能是三手订单。
转卖订单的平台收取费用为26.65元，承运平台抽佣为19.29元，最后司机实收仅为乘客支付金额的53%。
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主要平台公司按照要求做好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当时，各大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至30%之间。这之后，30%也成为业内抽佣的隐形“红线”。
然而，记者的调查以及多名网约车司机的亲身体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不少网约车订单正经历层层“倒卖”，导致抽成费用大幅超过30%这个数值。
据记者调查了解，当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聚合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
且近年来，聚合模式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它最早由高德打车在21017年首创，随后哈啰接入嘀嗒出行，并与首汽约车开展网约车业务合作。2019年，美团打车上线聚合模式后，滴滴出行以及高德地图等导航平台也推出聚合模式。2022年，华为聚合打车平台Petal出行上线，微信也开始内测腾讯出行。2023年，美团网约车业务调整，放弃自营打车，全面转向聚合模式。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33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而在2020年10月，这一数字是207家。
随着聚合模式逐步跑通，各流量平台都看到了变现模式，纷纷开始做流量（订单）的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一众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到具体的承运司机，分发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订单的“转卖费”。
具有获取订单能力的流量平台，可以收取一定的转卖费，有时甚至会高于实际承运平台的抽佣。由于不少中小平台接入了资质不足的人车，且往往采用低价打法谋生存，大平台一边可以通过分发订单使用小平台的运力，留住更多用户，同时不用承担不合规导致的营运风险。
因此，不光是纯聚合出行平台，拥有自营运力的平台，也乐意成为聚合模式的“玩家”之一。
于是，在大小平台的新型合作关系之下，一边是订单转卖费，一边是承运平台抽佣，叠加之后形成了超过30%的总抽成费用。
平台“雁过拔毛”，司机师傅们则感到很受伤。“订单倒卖、低价单这些情况，让开网约车挣钱越来越难。刚来上海的时候，跑一公里可以挣3元钱，现在越来越不行，一公里也就跑1.5至2元。”王师傅五年前来到上海开网约车，眼看着收入下滑，计划明年就回成都老家。
对此，顾大松很是担忧：司机会否因为层层订单转卖，所得收入微薄，甚至可能低于预期，只能靠更多熬时间、拼身体来维持其基本收入？这种订单转卖现象，是不是网约车行业越来越“卷”的重要原因，会不会带来一连串的安全隐患？
有司机称：在网约车运力饱和、运价降低等综合影响下，同样的流水收入，以前只需要10个小时，现在则需要14至15个小时，许多司机选择每天出车更长时间，通过熬时间来弥补价差。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不时就会传来有司机“倒下”的消息。
不同于快递、外卖等行业，网约车行业所在的客运交通行业，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客运安全最关键的是驾驶员，而驾驶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足够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保障，安全就缺少了坚实的支撑。
针对订单倒卖后总抽成过高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关注、加强监管，对平台抽成比例加以规范。不论订单被“转卖”几次，各平台抽取的服务费用总和不得超过车费的30%，或由主管部门制定上限，确保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获取合理比例的收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同时，优化监管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对出租车、网络车驾驶员总体负担进行监管，切实维护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曹师傅赶忙跟乘客核对账单详情，这才看到乘客是通过订票平台选择的“接送机服务”，而自己的接单界面，根本没有显示来源。“平台通常会提示订单来源的，比如高德，会有‘高德渠道’的提示，或者显示企业订单，可那一单什么都没有。”据此，他怀疑，订单可能遭遇了“转卖”。
在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吐槽此类“阴阳账单”现象。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网约车分会会长顾大松晒出的账单截图显示，一位乘客打车，订单结束实付98.11元。但蹊跷的是，同一段行程，司机端却显示乘客付费为71.46元，司机实收52.17元。中间凭空消失了26.65元，超过司机实收的一半。
仔细看司机的订单页面，发现这个订单系第三方订单：也就是说，乘客所下单平台并非司机接单平台。乘客下单平台接到订单后，将订单转卖。司机所在平台所接订单已经是二手订单，甚至有可能是三手订单。
转卖订单的平台收取费用为26.65元，承运平台抽佣为19.29元，最后司机实收仅为乘客支付金额的53%。
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主要平台公司按照要求做好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当时，各大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至30%之间。这之后，30%也成为业内抽佣的隐形“红线”。
然而，记者的调查以及多名网约车司机的亲身体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不少网约车订单正经历层层“倒卖”，导致抽成费用大幅超过30%这个数值。
据记者调查了解，当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聚合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
且近年来，聚合模式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它最早由高德打车在21017年首创，随后哈啰接入嘀嗒出行，并与首汽约车开展网约车业务合作。2019年，美团打车上线聚合模式后，滴滴出行以及高德地图等导航平台也推出聚合模式。2022年，华为聚合打车平台Petal出行上线，微信也开始内测腾讯出行。2023年，美团网约车业务调整，放弃自营打车，全面转向聚合模式。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33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而在2020年10月，这一数字是207家。
随着聚合模式逐步跑通，各流量平台都看到了变现模式，纷纷开始做流量（订单）的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一众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到具体的承运司机，分发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订单的“转卖费”。
具有获取订单能力的流量平台，可以收取一定的转卖费，有时甚至会高于实际承运平台的抽佣。由于不少中小平台接入了资质不足的人车，且往往采用低价打法谋生存，大平台一边可以通过分发订单使用小平台的运力，留住更多用户，同时不用承担不合规导致的营运风险。
因此，不光是纯聚合出行平台，拥有自营运力的平台，也乐意成为聚合模式的“玩家”之一。
于是，在大小平台的新型合作关系之下，一边是订单转卖费，一边是承运平台抽佣，叠加之后形成了超过30%的总抽成费用。
平台“雁过拔毛”，司机师傅们则感到很受伤。“订单倒卖、低价单这些情况，让开网约车挣钱越来越难。刚来上海的时候，跑一公里可以挣3元钱，现在越来越不行，一公里也就跑1.5至2元。”王师傅五年前来到上海开网约车，眼看着收入下滑，计划明年就回成都老家。
对此，顾大松很是担忧：司机会否因为层层订单转卖，所得收入微薄，甚至可能低于预期，只能靠更多熬时间、拼身体来维持其基本收入？这种订单转卖现象，是不是网约车行业越来越“卷”的重要原因，会不会带来一连串的安全隐患？
有司机称：在网约车运力饱和、运价降低等综合影响下，同样的流水收入，以前只需要10个小时，现在则需要14至15个小时，许多司机选择每天出车更长时间，通过熬时间来弥补价差。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不时就会传来有司机“倒下”的消息。
不同于快递、外卖等行业，网约车行业所在的客运交通行业，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客运安全最关键的是驾驶员，而驾驶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足够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保障，安全就缺少了坚实的支撑。
针对订单倒卖后总抽成过高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关注、加强监管，对平台抽成比例加以规范。不论订单被“转卖”几次，各平台抽取的服务费用总和不得超过车费的30%，或由主管部门制定上限，确保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获取合理比例的收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同时，优化监管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对出租车、网络车驾驶员总体负担进行监管，切实维护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滨州市博兴县董杨村：依托法治力量 切实提升村民幸福感】董杨村，位于滨州市博兴县城东街道西北部，全村334户、1074人，其中党员28人，村民代表30人，主导产业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2021年被授予“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荣誉称号，2023年2月被确定为全县首批依法治村工作试点。
自2023年来，董杨村始终坚持“以自治为基础，以德治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文明素养、促进农民增收”中积极探索乡村治理之路，不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自治为基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村两委+党员”村级主体力量，打造协商议事平台，畅通村民议事渠道；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满意度调研、标准化农田建设项目、“四好农村路”工程等工作，针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乡村道路硬化、卫生改厕、自来水户户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农村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以德治为支撑。立足于村情实际，不断宣传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美丽庭院”等活动，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准化建设；打造“一村一品”文化品牌，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乡村建设；开展“儿童友好型村居”建设，完善乡村体育设施；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公示栏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引导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积极倡导文明行为，让村民争做新时代文明之风的践行者。
以法治为保障。在民法典宣传月、宪法宣传周，定时播放法治教育片，村两委成员入村发放宣传单，扩大法治宣传接受度和覆盖面；村（社区）法律顾问律师主动作为，在董杨村推行“基地+公司+农户”模式的过程中，全程提供法律服务，为土地流转、合作社成立、公司筹备、合同审查等各项事务保驾护航、规避法律风险；依托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农村集体资源合同审查工作，理清不规范合同，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依法治村试点工作的全面推进，让村民们享受着基层治理改善带来的红利，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下一步，董杨村将不断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将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治文化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以便捷的法律服务和坚实的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
自2023年来，董杨村始终坚持“以自治为基础，以德治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文明素养、促进农民增收”中积极探索乡村治理之路，不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自治为基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村两委+党员”村级主体力量，打造协商议事平台，畅通村民议事渠道；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满意度调研、标准化农田建设项目、“四好农村路”工程等工作，针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乡村道路硬化、卫生改厕、自来水户户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农村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以德治为支撑。立足于村情实际，不断宣传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美丽庭院”等活动，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准化建设；打造“一村一品”文化品牌，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乡村建设；开展“儿童友好型村居”建设，完善乡村体育设施；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公示栏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引导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积极倡导文明行为，让村民争做新时代文明之风的践行者。
以法治为保障。在民法典宣传月、宪法宣传周，定时播放法治教育片，村两委成员入村发放宣传单，扩大法治宣传接受度和覆盖面；村（社区）法律顾问律师主动作为，在董杨村推行“基地+公司+农户”模式的过程中，全程提供法律服务，为土地流转、合作社成立、公司筹备、合同审查等各项事务保驾护航、规避法律风险；依托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农村集体资源合同审查工作，理清不规范合同，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依法治村试点工作的全面推进，让村民们享受着基层治理改善带来的红利，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下一步，董杨村将不断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将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治文化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以便捷的法律服务和坚实的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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