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读书笔记#
吴熊和词学论集
吴熊和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本论文集，按目录大体可以分为四编：
第一编多见于《唐宋词通论》。《唐宋词调的演变》《选声择调与词调声情》等，常读常新。《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一文勾勒了北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过程：“盛于熙宁元丰，元佑间暂时受阻，崇宁大观以后，则又一度复盛”，及相应历史背景、多种传播渠道。纠正了《钦定词谱》关于《高丽史·乐志》的错误：“大晟乐是一种用于祭祀宴飨的朝廷雅乐，它与柳永诸人的侧艳俗曲不能相容，两者不可混为一淡”；宋人词曲并非到宋赐大晟乐时始东传；“《高丽史·乐志》所载宋人词曲中，赵企《感皇恩》，李甲《帝台春》，晁端礼《黄河清慢》，都作于徽宗时期，当与大晟乐先后传入。晁端礼……《黄河清慢》是大晟府徵招、角招二调中的一个乐曲，这是《高丽史·乐志》所载宋人词曲中，唯一可以确认的大晟府所制曲。”陶然评：“在研究对象上，文章所论虽是由一个小问题入手，但却揭示出北宋一代词曲的域外影响，是典型的以无厚入有间的写法……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体现出以深厚的史学功底研治词学的学术路径……在研究视野上，这篇论文提供了一种弘通的意识，将词学问题置于整个东亚文化关系的背景上来看待，避免了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全文不尚空谈，无一泛笔，拳拳到骨，力透纸背。”本文被王小盾、杨栋《词曲研究》及谭新红《词学档案》同时收录，可见其经典。
第二编多考证与作家研究。《柳永与宋真宗“天书”事件》文史互证，并借此推求了柳永早年在汴京的活动情况。《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通过《花草粹编》柳永《早梅芳》（海霞红）调下注，考《古今词话》中《望海潮》所献予之人当是孙沔，而非孙何，并由此将柳永卒年推到至和元年后的一两年。《柳词三题》在考证《醉蓬莱》作年时，根据进献此作的“史某”、词中出现的“老人星”“素秋新霁”等考订其作于至和三年八月。文中两次提到嘉祐六年老人星见，疑当作五年。《苏轼奉使高丽一事考略》结合苏轼给滕元发、杨绘、林希的书简，将这次先报后罢的使命订于元丰八年四月，并分析了选择苏轼和后来作罢的原因，不仅将这件模棱的事件尽可能考察清楚，还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读此文，再次佩服老辈学者的考证功底。其实吴先生用的也多是常见材料，上述书简均见《苏轼文集》，但他先根据孙觉、秦观生平为使高丽事划时间限，再细读该段作品，敏锐地将书简中的模糊表达与此事勾连一起，这需要发现的眼光及联想的能力。不是生硬地堆砌材料，而是有所发现，将其盘活，从而说明一种现象，比较空灵。好的考证文章就像破案一样，根据蛛丝马迹，抽丝剥茧，环环相扣，最后实现“惊险的跳跃”。《梦窗词简论》，第二、三、四节分述吴文英在苏州、杭州、越州的经历，结合作品分析其心态与风格，钩沉出梦窗感伤时事的一面，以纠“唯美派”之偏。考论结合，细致入微，有助于走进词人内心。
第三编多为序。其中，《宏观的中介》算是随笔，文章重提“悔其少作”的话头，认为与“文章老更成”的偏见有关，还举了“江郎才尽”这种反例，并强调要重视对“艺术高峰期”的研究。吴先生所谓“宏观的中介”，就其所举程千帆先生的论文看，其实就是以小见大：切口小，挖掘深，透过具体而微的作品看到背后相似的一类问题，并总结出某种艺术规律。
第四编为“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三篇多为考证，详述各派人员姓名、里籍、生平、著述等，各派先后、演变，间以理论分析，资料详实，足以廓清误解，并补各选集、总集之缺。如以曹尔堪为例分析柳洲词风，并以王士禛“清越”一语概括，十分精当；指出朱彝尊“小令宜师北宋， 慢词宜师南宋”之说始于梅里，亦可见该派之重要性。
吴熊和词学论集
吴熊和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本论文集，按目录大体可以分为四编：
第一编多见于《唐宋词通论》。《唐宋词调的演变》《选声择调与词调声情》等，常读常新。《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一文勾勒了北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过程：“盛于熙宁元丰，元佑间暂时受阻，崇宁大观以后，则又一度复盛”，及相应历史背景、多种传播渠道。纠正了《钦定词谱》关于《高丽史·乐志》的错误：“大晟乐是一种用于祭祀宴飨的朝廷雅乐，它与柳永诸人的侧艳俗曲不能相容，两者不可混为一淡”；宋人词曲并非到宋赐大晟乐时始东传；“《高丽史·乐志》所载宋人词曲中，赵企《感皇恩》，李甲《帝台春》，晁端礼《黄河清慢》，都作于徽宗时期，当与大晟乐先后传入。晁端礼……《黄河清慢》是大晟府徵招、角招二调中的一个乐曲，这是《高丽史·乐志》所载宋人词曲中，唯一可以确认的大晟府所制曲。”陶然评：“在研究对象上，文章所论虽是由一个小问题入手，但却揭示出北宋一代词曲的域外影响，是典型的以无厚入有间的写法……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体现出以深厚的史学功底研治词学的学术路径……在研究视野上，这篇论文提供了一种弘通的意识，将词学问题置于整个东亚文化关系的背景上来看待，避免了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全文不尚空谈，无一泛笔，拳拳到骨，力透纸背。”本文被王小盾、杨栋《词曲研究》及谭新红《词学档案》同时收录，可见其经典。
第二编多考证与作家研究。《柳永与宋真宗“天书”事件》文史互证，并借此推求了柳永早年在汴京的活动情况。《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通过《花草粹编》柳永《早梅芳》（海霞红）调下注，考《古今词话》中《望海潮》所献予之人当是孙沔，而非孙何，并由此将柳永卒年推到至和元年后的一两年。《柳词三题》在考证《醉蓬莱》作年时，根据进献此作的“史某”、词中出现的“老人星”“素秋新霁”等考订其作于至和三年八月。文中两次提到嘉祐六年老人星见，疑当作五年。《苏轼奉使高丽一事考略》结合苏轼给滕元发、杨绘、林希的书简，将这次先报后罢的使命订于元丰八年四月，并分析了选择苏轼和后来作罢的原因，不仅将这件模棱的事件尽可能考察清楚，还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读此文，再次佩服老辈学者的考证功底。其实吴先生用的也多是常见材料，上述书简均见《苏轼文集》，但他先根据孙觉、秦观生平为使高丽事划时间限，再细读该段作品，敏锐地将书简中的模糊表达与此事勾连一起，这需要发现的眼光及联想的能力。不是生硬地堆砌材料，而是有所发现，将其盘活，从而说明一种现象，比较空灵。好的考证文章就像破案一样，根据蛛丝马迹，抽丝剥茧，环环相扣，最后实现“惊险的跳跃”。《梦窗词简论》，第二、三、四节分述吴文英在苏州、杭州、越州的经历，结合作品分析其心态与风格，钩沉出梦窗感伤时事的一面，以纠“唯美派”之偏。考论结合，细致入微，有助于走进词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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