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馨书房# 阅读「德鲁克全集」 Day 617
第11本：德鲁克《公司的概念》
1.利润和盈利性都是经济行为的客观标准，它们与某个给定的社会信仰或某些特定的制度均没有关系，而是适用于任何社会的，无论社会采取何种组织结构都不影响其适用性。从本质上说，利润和盈利性只是用经济术语来表达的能量守恒定律。
2.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社会负效应都已确凿表明，无所事事只会起到破坏作用，远非人生乐趣；而工作也并不是什么苦差事，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获得自尊的必然需要，而且工作本身就是萌生自豪感与满足感的情感源泉。盈利动机作为人类命运的控制器和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它当初赖以萌发的心理环境何在？我们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痕迹。
第11本：德鲁克《公司的概念》
1.利润和盈利性都是经济行为的客观标准，它们与某个给定的社会信仰或某些特定的制度均没有关系，而是适用于任何社会的，无论社会采取何种组织结构都不影响其适用性。从本质上说，利润和盈利性只是用经济术语来表达的能量守恒定律。
2.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社会负效应都已确凿表明，无所事事只会起到破坏作用，远非人生乐趣；而工作也并不是什么苦差事，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获得自尊的必然需要，而且工作本身就是萌生自豪感与满足感的情感源泉。盈利动机作为人类命运的控制器和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它当初赖以萌发的心理环境何在？我们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痕迹。
【#分配问题为什么最重要#】
去年以来，经济问题讨论的重点是，老百姓到底有没有钱，到底能不能消费。看起来，有天量储蓄，但为什么，内需就是起不来？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官方的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了要把握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
储蓄多，消费力疲软，说到底，就是分配问题。
民众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取决于自身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和社会保障网络的分担。过往我们靠投资、外贸、内需三驾马车，吃到了全球化最大的红利。
那个阶段，在经济研究上被称为“追赶的经济体”，也即后发国家，明确对标先发国家，通过基础建设提供能源交通网络基础，通过低年龄结构、普及教育提供符合条件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内部制度构建降低生产的综合成本，通过先发国家的技术扩散获得从低端到中端的技术能力，通过处理对外关系获得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迅速实现工业化，并由此进入全球化阶段。所谓东亚模式，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走的都是这条路。
在上述过程中，基建投资打下了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也因此对应了外贸需求，因投资和外贸获得的收益，又转化为内需动力，城镇化由此兴起，又转化为新的基建和生产需求。这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不是没有止境的。
追赶的经济体总有追赶到头那一天。这个到头，不是说遥遥领先，而是说曾经处于追赶时的各种优势，逐渐开始消失。人口开始老龄化，工资水平、资产价格提升导致综合成本提升，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行业内卷，大规模出口压制海外竞品价格，影响海外同业收入，引发外部贸易环境恶化；投资收益率逐渐降低，低效无效资产不断增多，短期风险逐渐依赖扩大债务去应对，过多债务导致进一步生产过剩。这就是所谓经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调整需要出清过剩产能，引入新兴产业，但这又涉及就业的稳定和转移。“立”与“破”的矛盾日益突出。
打破桎梏的关键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兴产业不是从传统产业中逐渐萌芽出来的，而是通过“破坏式创造”迸发出来的。从工业化后的经济史看，破坏式创造与资本市场存在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产业具有惯性，对具有损及传统产业利益的技术萌芽会天然反对。
因此，在追赶阶段，处于先发技术扩散的接受期，此时产业政策往往有效，因为技术、市场目标明确，主要是尽快形成产品实现规模化，无论是来自产业还是来自金融的资本支持都比较容易获得，因为利益是一致的。
从人口结构看，工业化会带来必然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结构变化也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人类的现代养老问题（退休制度）是工业化后才出现的，是靠年轻人缴税供养老年人（现收现付），还是靠老年人在年轻时的积累去实现养老，是两个现实的选择。
为什么美股经历多次危机后，仍能焕发蓬勃生机，因为无论是否美股的直接参与者，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养老钱，都通过养老基金制度与美国股市捆绑在一起（美国401（K）计划覆盖了超过75%的美国家庭）。
彼德·德鲁克在1980年代不无自豪地写道：“美国最大的1000～1300家最大公司的养老基金再加上35个行业性养老基金，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美国10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每一个企业的控制权”。所以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股价表现良好，美国人民也能从中享受养老红利。这就是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法治的、专业的资本市场，吸引全球最好的企业去上市，资本红利由美国民众共同分享，这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故事。
如果，民众的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不挂钩，那么资本市场的收益只属于参与资本市场的少数人群，更重要的是，民众的财富增值诉求，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去实现。这就是中国大陆的财富总是在“本国的房和美国的股”之间频繁转换的根本原因。https://t.cn/A6jYmUJg（作者：太阳照常升起）
去年以来，经济问题讨论的重点是，老百姓到底有没有钱，到底能不能消费。看起来，有天量储蓄，但为什么，内需就是起不来？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官方的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了要把握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
储蓄多，消费力疲软，说到底，就是分配问题。
民众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取决于自身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和社会保障网络的分担。过往我们靠投资、外贸、内需三驾马车，吃到了全球化最大的红利。
那个阶段，在经济研究上被称为“追赶的经济体”，也即后发国家，明确对标先发国家，通过基础建设提供能源交通网络基础，通过低年龄结构、普及教育提供符合条件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内部制度构建降低生产的综合成本，通过先发国家的技术扩散获得从低端到中端的技术能力，通过处理对外关系获得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迅速实现工业化，并由此进入全球化阶段。所谓东亚模式，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走的都是这条路。
在上述过程中，基建投资打下了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也因此对应了外贸需求，因投资和外贸获得的收益，又转化为内需动力，城镇化由此兴起，又转化为新的基建和生产需求。这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不是没有止境的。
追赶的经济体总有追赶到头那一天。这个到头，不是说遥遥领先，而是说曾经处于追赶时的各种优势，逐渐开始消失。人口开始老龄化，工资水平、资产价格提升导致综合成本提升，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行业内卷，大规模出口压制海外竞品价格，影响海外同业收入，引发外部贸易环境恶化；投资收益率逐渐降低，低效无效资产不断增多，短期风险逐渐依赖扩大债务去应对，过多债务导致进一步生产过剩。这就是所谓经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调整需要出清过剩产能，引入新兴产业，但这又涉及就业的稳定和转移。“立”与“破”的矛盾日益突出。
打破桎梏的关键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兴产业不是从传统产业中逐渐萌芽出来的，而是通过“破坏式创造”迸发出来的。从工业化后的经济史看，破坏式创造与资本市场存在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产业具有惯性，对具有损及传统产业利益的技术萌芽会天然反对。
因此，在追赶阶段，处于先发技术扩散的接受期，此时产业政策往往有效，因为技术、市场目标明确，主要是尽快形成产品实现规模化，无论是来自产业还是来自金融的资本支持都比较容易获得，因为利益是一致的。
从人口结构看，工业化会带来必然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结构变化也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人类的现代养老问题（退休制度）是工业化后才出现的，是靠年轻人缴税供养老年人（现收现付），还是靠老年人在年轻时的积累去实现养老，是两个现实的选择。
为什么美股经历多次危机后，仍能焕发蓬勃生机，因为无论是否美股的直接参与者，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养老钱，都通过养老基金制度与美国股市捆绑在一起（美国401（K）计划覆盖了超过75%的美国家庭）。
彼德·德鲁克在1980年代不无自豪地写道：“美国最大的1000～1300家最大公司的养老基金再加上35个行业性养老基金，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美国10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每一个企业的控制权”。所以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股价表现良好，美国人民也能从中享受养老红利。这就是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法治的、专业的资本市场，吸引全球最好的企业去上市，资本红利由美国民众共同分享，这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故事。
如果，民众的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不挂钩，那么资本市场的收益只属于参与资本市场的少数人群，更重要的是，民众的财富增值诉求，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去实现。这就是中国大陆的财富总是在“本国的房和美国的股”之间频繁转换的根本原因。https://t.cn/A6jYmUJg（作者：太阳照常升起）
的组织战略规划实际上在指导着管理者需要完成的大部分工作，尽管他们在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管理专克曾经说过，管理"……是一种执行责任"，他的这句话想说明的一个道理是，在对一位管理者进行评价的时候，至少会有这样一条标准，即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本单位需要达成的目标。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某些目标，而如果这些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组织就是失败的。正如德鲁克所说："一个组织至少需要指着某些东西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徒劳"。而所有的这些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赖于组织的战略规划。并且，所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和其他方面的决策﹣﹣比如将雇用哪些类型的员工以及如何雇用他们，培训他们去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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