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轮较大规模的全国性干部交流正渐次展开，中央与地方、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主要在省部级、地厅司局层面，实施跨地域、跨层级、跨业务领域的上下、内外双向大轮换、大调整。
本轮交流的最大亮点，除了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大交流、大对调，更体现在大幅度强化了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交流力度，进一步畅通了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公务员队伍的渠道。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任的湖南许书记，是来自于大名鼎鼎的“航天系”，在央企出身的省部级高官中，“航天系”无可置疑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尤其是许书记的原工作单位航天一院。
其中，云南省陈书记以及贵州省孙书记，皆是1954年生人，已经超过正部级干部65岁的退休年龄红线。而卸任湖南杜书记，以及吉林巴书记，也在今年到了退休年龄。如无意外，他们将在12月中旬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当选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或者政协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当选政协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岗位，继续发挥余热。除了到站下车，这四个省份人事变动另一大逻辑是共同的特点是，由本省长接任省委书记，省长空缺异地补充。其实这也算是十八大后省部级干部调整中最为常见的套路之一。可以想见，在未来一两年，这也将是常态。刚过63岁生日的阮书记，算是赶上了晋升省书记的末班车的。这位made in Wuhan的干部，曾在担任武汉市长、书记的九年间，因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被市民戏称为“满城挖”，不过他本人及高层对此并不在意，好在今天的武汉市民多已理解了当年的满城挖，并把他视为武汉的英雄。不过云南历来不是政治高低，改革开放后没有一任书记能走到副国级，而且，贵州虽然是标准的老少边穷，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在这个国家没什么影响力，甚至就在其所处的西南区域，相比四川、重庆、云南，也是个隐形省份。但贵州确实一块政治高地，近三十多年以来，除却因为贪腐问题而仕途终止的刘方仁、刘正威外，只有石宗源和刚退休的孙书记没有晋升到副国级，其他几人依次为中宣部部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委员、重庆书记，当然，还有耳熟能详的胡总。这样的高官产出率，甚至超过了很多东部大省。下个月将满60岁的吉林景书记，是此次刚走马上任的四位书记中最年轻的。陕西渭南人的他，长期在陕西履职，是个地道的陕西干部。相比2007年进入省委常委的阮书记、谌书记，以及07年出任副部级的航天科工集团一把手的许书记，景书记的仕途并不算快，他在08年之后才进入快车道，08年从西安市委常委直接成为陕西副省长，十八大之后更是小步快走，自地方到中央，历经多省，终成一方大员。农业部韩副部长接任吉林省长，可以说是既有破常规，又有循惯例。没有地方执政经验的部委干部，在一段时间以来是并不怎么受重用的。不过韩省长并不是传统的部委干部，他是正儿八经的博士，还在社科院农发所从事过十余年的专职研究工作，这正适合吉林省省长位置的需求。要知道，吉林省历来很多主要领导都是农业经济出身，比如韩长赋、王儒林，农业银行出身的蒋超良，还有那位喜欢自称“中国最年轻的政治人物”的。59岁的湖南毛省长原是国家电网董事长。此前他还担任过工信部副部长，工信部可以称得上是高官产出量仅次于发改委的部委了。57岁的李省长，仕途之路可谓是上述这些高官里最平顺的。在此次赴任贵州省长之前，他只做过两次非秘书工作，一是江西省副省长，二是接替史文清担任赣州市委书记。一直在国办工作的他，还曾长期担任铁血宰相的办公室主任。目前，省部级层面还有7位省部级干部在65岁退休年龄线上。而到2021年，达线的中共省部级高官至少有23位。在2022年之前，这些职位可能都会以类似于今天的方式进行调整——整体平淡、局部亮点。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是组织工作的又一次突破和创新，坚持了五湖四海的选人用人导向，大大拓宽了选人用人视野，使党政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之间有序顺畅流动，从而丰富干部的工作经历、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也是落实有关党内法规和意见的具体举措。从以往经验看，绝大多数交流任职的司局级干部，最终都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本轮交流，数十位来自中央部委、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司局级或相当职务层次的干部空降地方任职。正司局级一般安排担任省直部门一把手，或副省级城市常委、副市长，以及地级市党政正职；副司局级一般安排担任地级市党政副职。具体如下。一是中央部委司局长转任省政府部门党组书记、厅长。如，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党建督查室主任转任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转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转任湖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二是中央部委司局级干部转任地级市党政正、副职。如，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转任浙江金华市代市长；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转任福建莆田市委副书记；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转任广东珠海市副市长。三是中央或者部委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层负责人调任省政府部门一把手或地级市党政副职。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调任安徽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调任浙江衢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总站党委副书记调任新疆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调任河北张家口市委副书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调任黑龙江哈尔滨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调任湖南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四是中央群团组织、人民团体中层负责人调任地级市党政副职。如，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调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调任西藏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五是中央企业、中央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层负责人调任副省级城市或地级市党政副职。如，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总经理调任江苏镇江市委副书记；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国寿投资控股公司总裁调任陕西榆林市副市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贸易险承保部总经理调任山东济南市委常委；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资本运营部主任调任陕西咸阳市委副书记；中国建筑集团中建环能公司董事长调任福建厦门市委常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副所长调任江西鹰潭市委常委、副市长；新华网总编辑调任山西忻州市委副书记。第一个特点是跨层级。即由中央单位转任或调任地方任职，这属于部门与地方之间的交流。第二个特点是跨身份。即由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转变为公务员身份。第三个特点是跨地域。即工作地点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不同省市，或在不同省市间辗转。如在四川工作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跨省到安徽任职，在天津工作的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跨省到青海任海西州委副书记，在黑龙江工作的中国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党委书记跨省到山西任晋城市委常委、副市长。第四个特点是跨业务领域。有的干部原来所在部门和所从事工作，与交流后所承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这不仅体现在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交流干部身上，即便机关内部转任的干部，也是如此。这说明，领导力，是一种可迁移的通用能力。作为领导干部，与对能力这一“根本”的塑造与培养相比，专业的知识经验、技术技能只是“枝叶”。位置越高，对业务的要求越低，对领导能力的要求越高。此外，在本轮交流中，有调入，也有调出；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在调入机关和自上而下的同时，也从地方选拔厅局级干部到中央单位任职，从机关、群团交流到企事业单位任职。如，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调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妇联主席调任新华网党委书记；陕西省科技厅厅长调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交流是组织培养、发现、考察人才的手段和过程，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大部分交流干部，经多岗位历练后最终跨越进入了高级干部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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