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看到张瑞敏发出批判。
2月4日，在与《经济学人·商论》总编吴晨的对话中，张瑞敏做出这种表达：“现在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找不到路了。一方面，一些企业原来是给外国品牌代工，觉得一直做得挺好，但现在这些外国品牌突然不从中国进口了，把制造供应链转移出去了，这些企业就找不到路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平台经济以电商为主，导致企业卷得非常厉害，在电商平台上，看似很快的销售，但其实最后的结果，我跟平台上很多公司的老板谈论过，就是消灭名牌。这里面除了价格战，没有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制造业确实需要转型。”
我觉得，这表达，有他对宏观面一贯的“温和”，也有他借助产业批判、反思夹带的私货。
宏观背景不必多谈。尤其地缘，它迫使制造业许多门类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尤其东南亚等地。有许多被迫的部分。
也有竞争因素。国内饱和。这个本就是多年趋势。海尔们，10年前在海外早有独立的工业园与配套体系。产业迁移着眼全球市场，也符合过往的部分雁行理论。
更消费问题。后疫期经济复苏难题。2023没有太多乐观。企业短期压力很大。
不过，找不到路，也不能完全怪罪外部。我们制造业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贴牌模式，本身就有很大风险。消费不力，或有意卡你，后者尤其像美国宁肯加税或转向东南亚、南亚等地采购，付出高价，就不买你，导致产能转移，本地就算能与东南亚、南亚协同，也会出现剧烈阵痛。
但你也只能尝试走出传统的微笑曲线，从末梢走向利润前端，要么逆向整合，要么强化技术创新，有更高的效率与技术增值。再单纯靠规模化很难适应。
另外，我们很难回避产业迁移的雁形规律。多年来，我们很多领域形成了完整配套，同时也是舒适区。遇到危及整个价值链的挑战后，痛苦就最大。
张瑞敏面对宏观面，一贯温和。你极少听到他发出批判。。他有迎合的味道。
第二方面，他的批判有合理部分，但也有转移视线，模糊问题，夹带私货的嫌疑。。有些让人不解。
电商若纯低价，只会低价，那肯定会伤害整个生态创新。毋庸置疑，这种路径下，平台越大，抑制创新也最狠。
过往一段，多个电商平台低价化，确实留下很多印象，尤其PDD们。但也要看到，很多动作是在迎合当下整体经济形势、消费环境的取向。甚至是企业的政治任务。背后有维持制造业生存、缓解就业压力、匹配普通民众消费力的动机。
部分平台甚至为此扭转了多年来的战略方向。。尤其淘天。重新立足淘宝建构服务，非常明显。
这种低价其实是消费分层。你看看平台，绝对的商品价格并不低。
张瑞敏说他跟许多企业老板沟通，认为电商低价只会消灭名牌。
听到“名牌”这个词，现在心里有些不适应。多年来，中国人被“名牌”迷惑太多了。从日本背马桶盖、电饭煲的历史是一种悲情，也是滑稽。因为很多就是本地代工的。。。。
电商平台的便捷与效率加快了品牌的诞生速度。国潮风起，淘系们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过程中，许多传统“名牌”尤其海外大牌祛魅了。
当然，新生的国潮品牌，竞争压力巨大，很多生命周期很短。别说百年品牌，部分领域，想领风骚三四年都难。
但你不经历这个淬炼的过程，想沉淀出真正富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难以想象。
那些过往的名牌，自身也在面临创新挑战，还是那句话，自身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
反正我是不要一个有限数量的品牌左右的大众消费。我要一个百花齐放、选择更多、价格更平民的世界。
传统电商确实有种种问题。但张瑞敏的言论藏着历史的包袱，模糊了焦点，将名牌失落归罪于电商。这种表达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
抛开宏观面，如果重回老路，会是怎样？
起初，肯定还是所谓商品“短缺”，因为名牌左右消费，甚至左右产业结构，结构性的短缺;然后渠道竞逐，诞生一批张近东、黄光裕们，所谓“渠道短缺”的局面。。用张近东当年的话说，渠道是工业的咽喉。想象一两家大型连锁渠道就有这样的霸气。产业链怎么会健康。
还有，“名牌”左右的世界，必定还是土地经济、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物流地产、＊＊地产的景观。
凡是有点名声的中国家电企业，哪个不是地产企业？
美的、格力、海尔、海信、康佳、创维等等，都有庞大的地产体系。
与它们对应的苏宁国美们，当年都是。至今也是。
远处的富士康们更是。郭台铭一度被称为“中国
富士康市市长”。这得名背后，可不是只有员工规模，更多就是庞大的土地经济。
我认为，只要离不开印钞机制的土地经济，本地产业根本走不出困顿。
张瑞敏模糊了焦点。
我不认为他不清楚问题的根本。他是我最喜欢的少数企业家之一。
我的判断是，他是借助上述批判，兜售海尔自身的服务逻辑。
多年来，海尔一直倡导服务转型，海尔的模式再造备受关注。
这次果然也不例外。。。
批判之后，张瑞敏强调了海尔的生态共创模式，强调了如果通过加速赋能，实现从产品到场景的赋能。他提出，其他企业加入共创解决方案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只是7目前参与的企业数量还不够多，需要不断扩大规模。
这逻辑就明显了。。。他在借机兜售海尔服务。
海尔的服务转型确实一度很有看点。它有完整的垂直一体的能力。就是自身走向平台服务模式，同业甚至有竞争关系的企业都可以加入。。事实上，海外多家大品牌早已与它合作多年。
但是，海尔自身毕竟也有独立的家电与消电品牌，它的生态共创里，有左右手博弈的痕迹。它虽然汇聚了多家国家品牌，但本地合作的品牌数量还是缺乏规模。背后有自身开放度的原因。
更有能力问题。海尔的问题，恰恰是它缺乏更大的开放平台的能力。它的所谓赋能路径，根本动作本来就是现今核心电商平台们的能力。。只是后者从一端走过来，海尔从另一端走来。。
而张瑞敏却只批判电商低价，将品牌企业出路的压力，归罪电商。。。模糊着焦点。
不过这倒是宣传海尔模式的策略。。。。虽然有点那个。
它可能反映了此刻海尔集团的挑战。
我自己的不适在于，上面部分表达似乎不应该出自他口。董明珠们、宗庆后们比他讲得更为冠冕堂皇。而个个同时又不断利用电商，利用数字化。看看董明珠这几年。。
2月4日，在与《经济学人·商论》总编吴晨的对话中，张瑞敏做出这种表达：“现在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找不到路了。一方面，一些企业原来是给外国品牌代工，觉得一直做得挺好，但现在这些外国品牌突然不从中国进口了，把制造供应链转移出去了，这些企业就找不到路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平台经济以电商为主，导致企业卷得非常厉害，在电商平台上，看似很快的销售，但其实最后的结果，我跟平台上很多公司的老板谈论过，就是消灭名牌。这里面除了价格战，没有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制造业确实需要转型。”
我觉得，这表达，有他对宏观面一贯的“温和”，也有他借助产业批判、反思夹带的私货。
宏观背景不必多谈。尤其地缘，它迫使制造业许多门类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尤其东南亚等地。有许多被迫的部分。
也有竞争因素。国内饱和。这个本就是多年趋势。海尔们，10年前在海外早有独立的工业园与配套体系。产业迁移着眼全球市场，也符合过往的部分雁行理论。
更消费问题。后疫期经济复苏难题。2023没有太多乐观。企业短期压力很大。
不过，找不到路，也不能完全怪罪外部。我们制造业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贴牌模式，本身就有很大风险。消费不力，或有意卡你，后者尤其像美国宁肯加税或转向东南亚、南亚等地采购，付出高价，就不买你，导致产能转移，本地就算能与东南亚、南亚协同，也会出现剧烈阵痛。
但你也只能尝试走出传统的微笑曲线，从末梢走向利润前端，要么逆向整合，要么强化技术创新，有更高的效率与技术增值。再单纯靠规模化很难适应。
另外，我们很难回避产业迁移的雁形规律。多年来，我们很多领域形成了完整配套，同时也是舒适区。遇到危及整个价值链的挑战后，痛苦就最大。
张瑞敏面对宏观面，一贯温和。你极少听到他发出批判。。他有迎合的味道。
第二方面，他的批判有合理部分，但也有转移视线，模糊问题，夹带私货的嫌疑。。有些让人不解。
电商若纯低价，只会低价，那肯定会伤害整个生态创新。毋庸置疑，这种路径下，平台越大，抑制创新也最狠。
过往一段，多个电商平台低价化，确实留下很多印象，尤其PDD们。但也要看到，很多动作是在迎合当下整体经济形势、消费环境的取向。甚至是企业的政治任务。背后有维持制造业生存、缓解就业压力、匹配普通民众消费力的动机。
部分平台甚至为此扭转了多年来的战略方向。。尤其淘天。重新立足淘宝建构服务，非常明显。
这种低价其实是消费分层。你看看平台，绝对的商品价格并不低。
张瑞敏说他跟许多企业老板沟通，认为电商低价只会消灭名牌。
听到“名牌”这个词，现在心里有些不适应。多年来，中国人被“名牌”迷惑太多了。从日本背马桶盖、电饭煲的历史是一种悲情，也是滑稽。因为很多就是本地代工的。。。。
电商平台的便捷与效率加快了品牌的诞生速度。国潮风起，淘系们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过程中，许多传统“名牌”尤其海外大牌祛魅了。
当然，新生的国潮品牌，竞争压力巨大，很多生命周期很短。别说百年品牌，部分领域，想领风骚三四年都难。
但你不经历这个淬炼的过程，想沉淀出真正富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难以想象。
那些过往的名牌，自身也在面临创新挑战，还是那句话，自身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
反正我是不要一个有限数量的品牌左右的大众消费。我要一个百花齐放、选择更多、价格更平民的世界。
传统电商确实有种种问题。但张瑞敏的言论藏着历史的包袱，模糊了焦点，将名牌失落归罪于电商。这种表达感觉又回到了多年前。
抛开宏观面，如果重回老路，会是怎样？
起初，肯定还是所谓商品“短缺”，因为名牌左右消费，甚至左右产业结构，结构性的短缺;然后渠道竞逐，诞生一批张近东、黄光裕们，所谓“渠道短缺”的局面。。用张近东当年的话说，渠道是工业的咽喉。想象一两家大型连锁渠道就有这样的霸气。产业链怎么会健康。
还有，“名牌”左右的世界，必定还是土地经济、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物流地产、＊＊地产的景观。
凡是有点名声的中国家电企业，哪个不是地产企业？
美的、格力、海尔、海信、康佳、创维等等，都有庞大的地产体系。
与它们对应的苏宁国美们，当年都是。至今也是。
远处的富士康们更是。郭台铭一度被称为“中国
富士康市市长”。这得名背后，可不是只有员工规模，更多就是庞大的土地经济。
我认为，只要离不开印钞机制的土地经济，本地产业根本走不出困顿。
张瑞敏模糊了焦点。
我不认为他不清楚问题的根本。他是我最喜欢的少数企业家之一。
我的判断是，他是借助上述批判，兜售海尔自身的服务逻辑。
多年来，海尔一直倡导服务转型，海尔的模式再造备受关注。
这次果然也不例外。。。
批判之后，张瑞敏强调了海尔的生态共创模式，强调了如果通过加速赋能，实现从产品到场景的赋能。他提出，其他企业加入共创解决方案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只是7目前参与的企业数量还不够多，需要不断扩大规模。
这逻辑就明显了。。。他在借机兜售海尔服务。
海尔的服务转型确实一度很有看点。它有完整的垂直一体的能力。就是自身走向平台服务模式，同业甚至有竞争关系的企业都可以加入。。事实上，海外多家大品牌早已与它合作多年。
但是，海尔自身毕竟也有独立的家电与消电品牌，它的生态共创里，有左右手博弈的痕迹。它虽然汇聚了多家国家品牌，但本地合作的品牌数量还是缺乏规模。背后有自身开放度的原因。
更有能力问题。海尔的问题，恰恰是它缺乏更大的开放平台的能力。它的所谓赋能路径，根本动作本来就是现今核心电商平台们的能力。。只是后者从一端走过来，海尔从另一端走来。。
而张瑞敏却只批判电商低价，将品牌企业出路的压力，归罪电商。。。模糊着焦点。
不过这倒是宣传海尔模式的策略。。。。虽然有点那个。
它可能反映了此刻海尔集团的挑战。
我自己的不适在于，上面部分表达似乎不应该出自他口。董明珠们、宗庆后们比他讲得更为冠冕堂皇。而个个同时又不断利用电商，利用数字化。看看董明珠这几年。。
#每日一善#w #阳光信用#
不管有多苦，千万要记住：苦难是我们人生路上不可缺少的经历，只有活着，才有幸福的可能!好好活着，不要抱怨生活，就算生活的不如意，就算生活在最底层，一无所有又如何，毕竟你还活着，还拥有自我，这已是最大的幸运!耕耘收获，天道酬勤!人生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才能成功。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肯努力挑战，曙光就在前方.脚踏实地，比什么都重要，天下没有不劳而获，更没有一夜暴富的生意，因为那根本不符合商业规律，你可以海阔天空地想，但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干!
不管有多苦，千万要记住：苦难是我们人生路上不可缺少的经历，只有活着，才有幸福的可能!好好活着，不要抱怨生活，就算生活的不如意，就算生活在最底层，一无所有又如何，毕竟你还活着，还拥有自我，这已是最大的幸运!耕耘收获，天道酬勤!人生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才能成功。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肯努力挑战，曙光就在前方.脚踏实地，比什么都重要，天下没有不劳而获，更没有一夜暴富的生意，因为那根本不符合商业规律，你可以海阔天空地想，但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干!
#方馨书房# 阅读「德鲁克全集」 Day 625
第11本：德鲁克《公司的概念》
1.充分就业政策的首要问题是要在周期性的萧条中创造出生产资料的生产。
2.后来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因为当时的生产原料设备已经足以应付消费者需求的显著增长，而这种增长是由政府支出所引发的。
3.今天，美国企业领导们的最大弱点也许就在于他们还未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充分就业问题。如果大公司不主动提出有建设意义的和积极的充分就业政策，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不战而降。那种顺其自然的主张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政策。这样其实就等于大公司自动放弃了它宣称拥有的领导权，也就等于承认只有政府才能做一些有建设意义的事。
4.实际上，失业的挑战也同时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就业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计划者们并不这样认为。
5.失业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一点直接入手，那就是为原料生产产出提供工作机会。此外，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中，经济生活的时间单位不是自然年，而是7～15年之久的商业周期。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计划者们提出要把政策的制定建立在平均为10年期的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商业周期大致与资本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相当，在此期间，资本设备不断折旧并最终能被新设备取代。10～15年同时也是新产业、新产品、新工艺从实验室发展到成功的商业化生产所需要的平均发展阶段。
第11本：德鲁克《公司的概念》
1.充分就业政策的首要问题是要在周期性的萧条中创造出生产资料的生产。
2.后来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因为当时的生产原料设备已经足以应付消费者需求的显著增长，而这种增长是由政府支出所引发的。
3.今天，美国企业领导们的最大弱点也许就在于他们还未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充分就业问题。如果大公司不主动提出有建设意义的和积极的充分就业政策，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不战而降。那种顺其自然的主张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政策。这样其实就等于大公司自动放弃了它宣称拥有的领导权，也就等于承认只有政府才能做一些有建设意义的事。
4.实际上，失业的挑战也同时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就业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计划者们并不这样认为。
5.失业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一点直接入手，那就是为原料生产产出提供工作机会。此外，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中，经济生活的时间单位不是自然年，而是7～15年之久的商业周期。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计划者们提出要把政策的制定建立在平均为10年期的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商业周期大致与资本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相当，在此期间，资本设备不断折旧并最终能被新设备取代。10～15年同时也是新产业、新产品、新工艺从实验室发展到成功的商业化生产所需要的平均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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