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护不了它们！”2000年，上海图书馆花费450万美金，从翁同龢后人手中购得542册古籍，18年后，翁氏后人却将235件珍藏的文物无偿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面对国博购买剩余文物的请求，只说了两个字：不行！
 
翁万戈，翁同龢的五世孙，2018年其百岁寿辰之际，却突然遭到了网民的强烈抨击。“汉奸！卖国贼！”骂声一片，原因是他将大批珍贵的中国古籍文物捐赠给了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
 
这与2000年他将80多种古籍以天价售予上海图书馆形成了强烈反差。当年这批古籍的流入也使国人欣喜，尽管不是完全的无偿捐赠。翁家子孙对祖国与美国的不同待遇，让人们感到困惑与痛心。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入侵，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爱国主义者自发组织，高价从国外购回或接收捐赠的国宝文物。像何鸿燊买回了圆明园12生肖铜像。翁万戈的作为与这股追回文物的热潮背道而驰，引发国人强烈谴责。
 
当年翁万戈曾打算拍卖珍本，上海图书馆闻讯后迅速联系，以450万美元将其买下，共542册80种善本回归国库。翁万戈也曾向北大等单位捐赠部分藏品，对中国文化做出一定贡献。但2018年大规模捐赠给美方博物馆的行为，还是招致非议。
 
翁家源远流长，翁同龢是晚清重要臣子，也是藏书家。他有机会观赏过许多名家珍迹，提高鉴赏力。收藏成为家族传统。但战乱期间，翁万戈将先人收藏携往美国保护。也因此在远离家国的环境中，翁万戈的国家认同发生变化。
 
翁同龢一生深爱书画收藏。他与许多文人学者来往密切，交流古玩鉴赏之道。他的收藏范围很广，质量非常高，几乎囊括古代书画名迹。晚年他仔细编制了收藏目录，视为永久财富。
 
翁同龢去世后，他的珍藏继承给了后人。这些文玩成为翁家的世家传承。但好景不长，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翁万戈担心这些文物遭到战火破坏。于是他选择将先人遗留的瑰宝一起带到美国保护。
 
战后，国人仍然牵挂这些散落海外的国宝。一些爱国人士不遗余力赴美英等地的拍卖行，以高价竞购回这些历史珍品。他们在成功收购后，常会选择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而不是私人收藏。
 
2000年，流落美国的翁家古籍也出现在拍卖预展中。上海图书馆迅速行动，成功说服翁万戈以优惠的价格售于国家，而不是散落民间。80多种善本重回国库，使国人欣喜。翁家子孙也得到可观收入。
 
此后翁万戈与国内几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关系密切，也断断续续进行一些捐赠。他帮助制作的佛教题材纪录片，也在国际上推广了中华文化。一时间舆论对他并无太大疑虑。
 
直到2018年，波士顿博物馆宣布收到翁万戈数量巨大的捐赠，其中不乏国宝级作品。这在世界博物馆史上也属罕见。中国网民才突然发现，原来先人的瑰宝最终流落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时间非议四起。
 
面对质疑，翁万戈表示，他认为美国能够更好保存这批文物。但这种说法难以让国人接受。中华民族的历史珍品，理应回归自己的国土，哪怕不是完整的文物原物，也该以拓片的形式回归故里。一个民族要重建其文化认同，文物的回归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翁氏家族源远流长，是晚清一脉显赫的望族。翁同龢更是当时的重要政治家。他与两个皇帝的师生缘分，也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帝家收藏中的众多书画国宝。这成为培养他文玩鉴赏力的独特经历。
 
在他积累的众多收藏中，很多已是传世珍品。这些散落海外后，更是令书画收藏家们垂涎三尺。上海图书馆当年耗资巨资购回的古籍，其中就不乏翁同龢的私人藏书印记。这批珍本的回归，可见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倚重。
 
但好景不长，家族在战火中历经移民，部分珍藏也流落他方。多年后，年迈的翁万戈选择将祖辈收集的瑰宝永久保存于美国博物馆，也成为这批文物命运最终的转折点。

写在三十岁伊始

这次在上海度过周末，基本上是和他的歌迷朋友们玩在一起。礼拜天早餐时，我说出我对自身的困惑：“感觉这位老师能统筹安排好一切，那位老师能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还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而我好像总有点见外，虽然十六型人格测出来两次都是e人，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是i得不行。”他说：“我觉得你还是个很好的社交者，虽然大场面不会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但是私下里可以和小范围的人主动交流，各个击破，所以你并不是社恐啊。”听完他这番知遇的话，我一下子就安心下来。好像只言片语，就能让人体会到“懂得”何在。他的工作和知人论世相关，但对我性情的把握，好像不仅仅在于职业素养，更是长此以往的相处培养出的默契。

三十岁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假日，在迪士尼乐园畅快玩乐。我是有迪士尼情结的人，所以临行时还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怕赶时间而玩得仓促，也怕节约而没法全情投入，更怕由此消磨了对迪士尼比较本真的向往。但真正和他在乐园里的时候，似乎放下了包袱，从心所欲顺其自然就好，重要的是两个人一起去经历、去探索。二十多岁时爱人，还往往心急人上，时时刻刻要去介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观瞻；三十岁爱人，好像能尝试着安步当车，不以爱的名义为难别人或为难自己了。

不少人向我倾诉过，三十岁就像一个转捩点，似乎人生一下子切轨，晓得有更多担待在等待着自己。我曾经很庆幸原生家庭造就了今天的我，但这一年，原生家庭却成了一个深渊。我一直试图体面地经营自己的生活，但在二十九岁，亲属关系却沦为最三俗的戏码。社交媒体上固然是要展现高光时刻，但生活中的矛盾、纠葛和混乱，都不足为外人道。三十岁需要去面对过去所难以想象的很多窘境，要在跌破眼镜的时候再临危不惧地把眼镜扶正，要在理解了“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之后，感恩已然所获得与拥有的，然后争取把下一世稳扎稳打地处置好。

我爸在我二十八岁的某天中午，曾经用非常父系的口吻内涵我“三十而立”；然而在当下的宏观处境之中，用世俗化的标准来强调这四个字，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换个角度想，三十岁了，对很多事情也看得更加坦然，认真地过日子，但不会去和各种规范与圈层较真，内化且巩固了自己对生活的体认，构筑得起心境，砥砺得住态度，这也许应该才是真正的“三十而立”。

在跨越三十岁这个生命的分水岭时，我逐渐体认到，生活的主张并不单纯地蕴藏于一连串突出的成就或是清晰划定的目标之中；相反，它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里，即与自我、与爱的人、与他人共同织就的丰富体验与内在成长中：不仅仅落脚于那些灿烂夺目的高光时刻，而是扩展到了每一个看似平凡却实则珍贵的日常瞬间。如是，三十而立，不再唯速成与完美论，而是沉浸于对自我与世界更深层次的探寻与理解。

清咸丰.拓本《三老讳字忌日碑》（释达受藏本）——拓本《三老讳字忌日碑》（释达受藏本）为传世品，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此碑于东汉建武末年至永平年间（52-75）刻立，为现存东汉名碑最早者之一，有“浙中第一名碑”、“东汉第一碑”等美誉。碑石书法风格古朴雄浑，书体介于篆隶之间，体现了从古隶到汉隶的过渡和转变，极富时代特征。从碑文内容上来看，此碑为“邯”为其祖父、三老“通”所立，记述了几位子孙的名字、“通”的忌日及歌颂其生前事迹，遂名《三老讳字忌日碑》。三老，即为县乡中司教化的乡绅等，多为德高望重的老人。碑刻原石于清咸丰二年（1852）在浙江余姚东北十里客星山董氏祖墓地出土，旋归周世熊（字清泉），移置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家园山馆，建竹亭覆之。1919年，上海商贾陈渭泉从周氏后人处购得此碑，并于1921年辗转至上海。当时，日本商人曾欲以重金收购，浙江古董商人毛经畴获知此事后，与当时的上海知县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商议，后经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创社四英等人积极奔走，在沪杭等地发起募捐及义卖，最终募集大洋11270元，以其中8000元从陈渭泉手中购回三老碑，以免名碑外流之难。如今，碑石藏于西泠印社“三老石室”中，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以记录这段金石佳话。此为咸丰初拓本，达受旧藏，当为传世《三老碑》拓本中最早者，允为“墨皇本”。碑文右栏自上而下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右上角两条垂直边栏框线（交汇处）尚存，因此也称“次字不损本”。拓片右上有咸丰六年（1856）二月达受隶书大字“两浙第一碑”，后接达受题跋，其下有沈曾植观款。达受（1791-1858），即释达受，字六舟，又字秋揖，号南屏退叟、小绿天庵僧等，浙江海宁人，清代名僧。达受九岁时于杭州白马庙出家，曾住持净慈寺、沧浪亭。除了经禅之外，达受醉心金石，游历访碑，过程中多与阮元、何绍基、管庭芬等当世金石书画大家交游。达受素有“九能僧”之美誉，以其书法、绘画、篆刻、制砚、装裱、刻竹、诗文、椎拓等方面无所不通，有全形拓本《剔灯图》等传世，另有仿“锦灰堆”法制作而成的椎拓作品《百岁祝寿图》，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浙江现存汉碑极少，另有《大吉买山地记》，东汉建初元年(76)刻于会稽跳山(今属浙江绍兴)，俗称《跳山摩崖》，与《三老忌日碑》同为浙江汉刻重宝。#碑帖##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上海图书馆# https://t.cn/A6ohhG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