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各个民众阶层正在进入政治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正在成为统治阶层。普选制度古已有之，但在普选制实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拥有选举权的大众，从来没有对选举结果施加过多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并不认为那些“领袖”是被真正选举出来的，同样，大家也并不认为选举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民众势力不断壮大，某些广泛且重复传播的观念，慢慢地在人们头脑中扎下根来，曾经的散沙逐渐团结在一起，结为社会群社会群体，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或诉求而进行抗争。
宋代意象思想具有突出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是宋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典型代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秀课题“宋代意象思想研究”（2020EWY006）通过考察宋代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蕴涵的意象思想，对宋代在中国古代意象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重新定位，明确指出宋代是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成熟期，相关研究对建构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成熟期，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宋代美学和宋代意象思想的历史定位并不一致。宋代常被视为古代意象美学的普通发展阶段或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成熟的美学形态，其核心思想仍处在一般的发展阶段而尚未获得质的提升。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成为宋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不只是“承前启后”的“发展”
关于宋代意象思想的讨论，叶朗和胡雪冈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二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宋代在意象美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围绕“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称，“在这个时期（魏晋到明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后期……中晚唐以后的美学思想依然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叶朗先生以“意象”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逻辑上，这一分期也正是对古代意象思想史的划分。可以看到，包括宋代在内的“中晚唐以后”的意象思想均被视为魏晋南北朝的“继续和发展”。在谈到诗歌意象时，叶朗先生看到宋代意象思想的关键之处，称“宋元诗歌美学则比较注意对审美意象本身的分析”。然而，这一关键之处仅被视为发展中的一般环节，其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在这种宏观的历史描述中，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尚未得到准确揭示。
胡雪冈先生在《意象范畴的流变》中考察了“意象”范畴的发展历程。他将论述焦点集中于“范畴”之上，且多着眼于诗论，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古代诗论范畴研究。对意象美学而言，这一研究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象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意象思想虽围绕“意象”范畴展开，但并未局限于其中。在“意象”范畴之外，宋人对于“意与景”“情与景”关系的讨论，对于“诗画一律”的分析以及对“意趣”的追求，均涉及意象之结构和特性。忽略这些内容，将无法展现意象思想之全貌。另一方面，在诗论之外，古代画论、书论以及人物、自然审美理论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思想，甚至有时并不逊色于诗论意象观。在此意义上综合考量，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只是“承前启后”。
基于宏观的视野和范畴研究的方法，我们很难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恰当的历史判断。只有深入到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我们才能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准确定位。
宋代理学意象思想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释道，是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出宋代独特的时代精神。宋代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等方面直接影响到意象思想：理学思想以意象性的方式展开，宋代“易象”观念为意象思想提供基本的思维方式；理学的本体论追问触发宋代意象本体论的发生与建构；理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中包含着对意象创构心理机制的认识；理学家追求的道德境界通过意象创构的方式得到呈现。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以“太极”意象为中心揭示出理学意象的非对象性、直觉性和居间性，为世人所熟悉的“莲花”意象便是其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张载“凡象皆气说”确立意象思想的气论基础，以“无形之象”言说意象的观念性，以“气象浑成”展现出天人合一的意象境界。陆九渊的心学意象观阐明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存养”“剥落”的心学工夫论则揭示出意象创构的心理基础。朱熹的文道论意象观可被视为理学意象思想的总结形态，展现出意象思想由理学本体到文艺意象，再复归理学境界的完整结构。
此外，理学意象观还呈现出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理学家所追求的“气象浑成”“自得”“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对意象创构中“悦神悦志”审美经验的描述。理学家对至高境界的论述以意象的方式呈现，典型地体现于“鸢飞鱼跃”“满山青黄碧绿”等意象性描述之中。
宋代诗歌意象思想
如果说理学意象观是从哲学维度对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描述，那么诗论、画论和书论中的意象观念则是宋代意象思想在各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其中，关于诗歌意象的讨论最为丰富。
宋人以唐诗为典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诗歌意象，以情景交融说揭示出诗歌意象的内在结构，通过韵范畴凸显出诗歌意象意味隽永的审美特性。同时，宋人以“贵意说”和“妙悟说”分别揭示出“有意”和“无意”两种意象创构方式。宋词意象思想重视意象创构的情感本位，与诗歌意象思想形成互补。
第一，“宋诗以意胜”，宋代诗论表现出对意象创构中“意”之主导性的理论自觉。宋代诗歌的“贵意”倾向凸显出的恰恰是主体之“意”在诗歌意象创构中的主导性地位。第二，宋人普遍认识到“情景交融”是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提出诸多命题，如“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以景结情最好”“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等，标志着宋代诗论对意象结构与特征的关注已深入到理论之核心。第三，宋人对诗画关系的讨论涉及意象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问题，对“诗中有画”艺术效果的强调促进了意象思想的深化，宋代大量出现的题画诗当为典型例证。第四，宋诗追求的理趣是审美意象创构的情感对应物，理趣与意象是诗歌审美活动的最终成果，二者乃一体之两面。以“兴趣说”“妙悟说”为代表，严羽的诗歌理论可被视为宋代诗歌意象思想的最高成就。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绘画艺术在宋代转型发展的理论总结。无论是对院体画还是文人画而言，意象都被视为绘画艺术“是其所是”的最终根据。宋代绘画从“写实”到“写生”再到“写意”的历程，展现出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由“象”到“意”的转换。同时，“诗画一律”作为一个意象美学命题在宋代得到充分自觉。
在理学思潮中，宋代绘画的主题、色彩、技法等方面均发生重要转变，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第一，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呈现出由“象”到“意”的转化，呈现出从“自然的绘画”向“思想的绘画”的转化；第二，文人画“写意”趣味兴起，绘画意象思想表现出重内在意蕴而轻外在形似的倾向；第三，“画中有诗”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绘画中体现出诗意，将物象与情意相融合，进而创造出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意象。宋代盛行的诗意画可谓典型。苏轼“成竹在胸”、郭熙“林泉之心”、董逌“生意”“生理”、黄休复“逸神妙能”等画论命题均从不同层面揭示出绘画意象的审美特性。宋代绘画意象思想的成熟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书法意象思想
在书法史上，宋代以“尚意”著称，其所尚之“意”正是意象之“意”。在尚意书风中，书法意象得到宋代书家的普遍重视，意象的书法本体论地位得到彰显，意象创构中“意”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艺术是书家表现内在人格精神、情感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书为心画”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这一观念树立了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书论中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彰显出其艺术本体论意义。不同于唐代具有典范作用的楷书书写，宋代书法的精神品格体现在更为自由灵动的行书之中。自由的书写形式更有利于书家内在之“意”的表达。书法之形式正是这种“意”的感性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便是书法意象的生成。因此，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意象是书法“是其所是”的根本因素，典型的表述是陈思在《书苑菁华》中所说的“书者，意也”。
另一方面，宋代书法意象思想构成宋代书法创作和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具体体现在书法创作“随意说”和书法批评“笔意说”之中。黄庭坚称“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米芾称“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随意”揭示了书法意象创构的审美心态。宋代书家认为，正是这种“随意”心态，保证了书法意象创构的自由和真实。“笔意”在宋人书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书法的发展被宋人视为笔意传承的历史。而笔意的创造和接受又以书法意象为载体，笔意中“笔与意合”的审美特征正源于书法意象“意与象合”的内在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代书法意象思想当是宋代“尚意”书风的理论总结。
宋代意象思想普遍呈现于理学、诗论、画论和书论之中，展现出显著的统一与融贯。宋代理学对内在心性之重视、诗歌之“贵意”、绘画之“写意”、书法之“尚意”展现出统一的思想倾向，使意象思想获得一种内在统一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宋代，意象的本体论地位获得自觉，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得到确立。借此，宋代意象思想当是古代意象美学的成熟形态。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宋代美学研究，也有助于当代意象理论和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宋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成熟期，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宋代美学和宋代意象思想的历史定位并不一致。宋代常被视为古代意象美学的普通发展阶段或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成熟的美学形态，其核心思想仍处在一般的发展阶段而尚未获得质的提升。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成为宋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不只是“承前启后”的“发展”
关于宋代意象思想的讨论，叶朗和胡雪冈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二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宋代在意象美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围绕“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称，“在这个时期（魏晋到明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后期……中晚唐以后的美学思想依然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叶朗先生以“意象”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逻辑上，这一分期也正是对古代意象思想史的划分。可以看到，包括宋代在内的“中晚唐以后”的意象思想均被视为魏晋南北朝的“继续和发展”。在谈到诗歌意象时，叶朗先生看到宋代意象思想的关键之处，称“宋元诗歌美学则比较注意对审美意象本身的分析”。然而，这一关键之处仅被视为发展中的一般环节，其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在这种宏观的历史描述中，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尚未得到准确揭示。
胡雪冈先生在《意象范畴的流变》中考察了“意象”范畴的发展历程。他将论述焦点集中于“范畴”之上，且多着眼于诗论，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古代诗论范畴研究。对意象美学而言，这一研究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象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意象思想虽围绕“意象”范畴展开，但并未局限于其中。在“意象”范畴之外，宋人对于“意与景”“情与景”关系的讨论，对于“诗画一律”的分析以及对“意趣”的追求，均涉及意象之结构和特性。忽略这些内容，将无法展现意象思想之全貌。另一方面，在诗论之外，古代画论、书论以及人物、自然审美理论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思想，甚至有时并不逊色于诗论意象观。在此意义上综合考量，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只是“承前启后”。
基于宏观的视野和范畴研究的方法，我们很难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恰当的历史判断。只有深入到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我们才能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准确定位。
宋代理学意象思想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释道，是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出宋代独特的时代精神。宋代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等方面直接影响到意象思想：理学思想以意象性的方式展开，宋代“易象”观念为意象思想提供基本的思维方式；理学的本体论追问触发宋代意象本体论的发生与建构；理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中包含着对意象创构心理机制的认识；理学家追求的道德境界通过意象创构的方式得到呈现。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以“太极”意象为中心揭示出理学意象的非对象性、直觉性和居间性，为世人所熟悉的“莲花”意象便是其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张载“凡象皆气说”确立意象思想的气论基础，以“无形之象”言说意象的观念性，以“气象浑成”展现出天人合一的意象境界。陆九渊的心学意象观阐明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存养”“剥落”的心学工夫论则揭示出意象创构的心理基础。朱熹的文道论意象观可被视为理学意象思想的总结形态，展现出意象思想由理学本体到文艺意象，再复归理学境界的完整结构。
此外，理学意象观还呈现出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理学家所追求的“气象浑成”“自得”“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对意象创构中“悦神悦志”审美经验的描述。理学家对至高境界的论述以意象的方式呈现，典型地体现于“鸢飞鱼跃”“满山青黄碧绿”等意象性描述之中。
宋代诗歌意象思想
如果说理学意象观是从哲学维度对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描述，那么诗论、画论和书论中的意象观念则是宋代意象思想在各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其中，关于诗歌意象的讨论最为丰富。
宋人以唐诗为典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诗歌意象，以情景交融说揭示出诗歌意象的内在结构，通过韵范畴凸显出诗歌意象意味隽永的审美特性。同时，宋人以“贵意说”和“妙悟说”分别揭示出“有意”和“无意”两种意象创构方式。宋词意象思想重视意象创构的情感本位，与诗歌意象思想形成互补。
第一，“宋诗以意胜”，宋代诗论表现出对意象创构中“意”之主导性的理论自觉。宋代诗歌的“贵意”倾向凸显出的恰恰是主体之“意”在诗歌意象创构中的主导性地位。第二，宋人普遍认识到“情景交融”是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提出诸多命题，如“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以景结情最好”“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等，标志着宋代诗论对意象结构与特征的关注已深入到理论之核心。第三，宋人对诗画关系的讨论涉及意象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问题，对“诗中有画”艺术效果的强调促进了意象思想的深化，宋代大量出现的题画诗当为典型例证。第四，宋诗追求的理趣是审美意象创构的情感对应物，理趣与意象是诗歌审美活动的最终成果，二者乃一体之两面。以“兴趣说”“妙悟说”为代表，严羽的诗歌理论可被视为宋代诗歌意象思想的最高成就。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绘画艺术在宋代转型发展的理论总结。无论是对院体画还是文人画而言，意象都被视为绘画艺术“是其所是”的最终根据。宋代绘画从“写实”到“写生”再到“写意”的历程，展现出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由“象”到“意”的转换。同时，“诗画一律”作为一个意象美学命题在宋代得到充分自觉。
在理学思潮中，宋代绘画的主题、色彩、技法等方面均发生重要转变，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第一，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呈现出由“象”到“意”的转化，呈现出从“自然的绘画”向“思想的绘画”的转化；第二，文人画“写意”趣味兴起，绘画意象思想表现出重内在意蕴而轻外在形似的倾向；第三，“画中有诗”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绘画中体现出诗意，将物象与情意相融合，进而创造出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意象。宋代盛行的诗意画可谓典型。苏轼“成竹在胸”、郭熙“林泉之心”、董逌“生意”“生理”、黄休复“逸神妙能”等画论命题均从不同层面揭示出绘画意象的审美特性。宋代绘画意象思想的成熟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书法意象思想
在书法史上，宋代以“尚意”著称，其所尚之“意”正是意象之“意”。在尚意书风中，书法意象得到宋代书家的普遍重视，意象的书法本体论地位得到彰显，意象创构中“意”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艺术是书家表现内在人格精神、情感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书为心画”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这一观念树立了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书论中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彰显出其艺术本体论意义。不同于唐代具有典范作用的楷书书写，宋代书法的精神品格体现在更为自由灵动的行书之中。自由的书写形式更有利于书家内在之“意”的表达。书法之形式正是这种“意”的感性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便是书法意象的生成。因此，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意象是书法“是其所是”的根本因素，典型的表述是陈思在《书苑菁华》中所说的“书者，意也”。
另一方面，宋代书法意象思想构成宋代书法创作和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具体体现在书法创作“随意说”和书法批评“笔意说”之中。黄庭坚称“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米芾称“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随意”揭示了书法意象创构的审美心态。宋代书家认为，正是这种“随意”心态，保证了书法意象创构的自由和真实。“笔意”在宋人书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书法的发展被宋人视为笔意传承的历史。而笔意的创造和接受又以书法意象为载体，笔意中“笔与意合”的审美特征正源于书法意象“意与象合”的内在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代书法意象思想当是宋代“尚意”书风的理论总结。
宋代意象思想普遍呈现于理学、诗论、画论和书论之中，展现出显著的统一与融贯。宋代理学对内在心性之重视、诗歌之“贵意”、绘画之“写意”、书法之“尚意”展现出统一的思想倾向，使意象思想获得一种内在统一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宋代，意象的本体论地位获得自觉，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得到确立。借此，宋代意象思想当是古代意象美学的成熟形态。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宋代美学研究，也有助于当代意象理论和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宋代意象思想具有突出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是宋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典型代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秀课题“宋代意象思想研究”（2020EWY006）通过考察宋代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蕴涵的意象思想，对宋代在中国古代意象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重新定位，明确指出宋代是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成熟期，相关研究对建构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成熟期，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宋代美学和宋代意象思想的历史定位并不一致。宋代常被视为古代意象美学的普通发展阶段或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成熟的美学形态，其核心思想仍处在一般的发展阶段而尚未获得质的提升。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成为宋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不只是“承前启后”的“发展”
关于宋代意象思想的讨论，叶朗和胡雪冈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二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宋代在意象美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围绕“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称，“在这个时期（魏晋到明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后期……中晚唐以后的美学思想依然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叶朗先生以“意象”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逻辑上，这一分期也正是对古代意象思想史的划分。可以看到，包括宋代在内的“中晚唐以后”的意象思想均被视为魏晋南北朝的“继续和发展”。在谈到诗歌意象时，叶朗先生看到宋代意象思想的关键之处，称“宋元诗歌美学则比较注意对审美意象本身的分析”。然而，这一关键之处仅被视为发展中的一般环节，其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在这种宏观的历史描述中，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尚未得到准确揭示。
胡雪冈先生在《意象范畴的流变》中考察了“意象”范畴的发展历程。他将论述焦点集中于“范畴”之上，且多着眼于诗论，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古代诗论范畴研究。对意象美学而言，这一研究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象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意象思想虽围绕“意象”范畴展开，但并未局限于其中。在“意象”范畴之外，宋人对于“意与景”“情与景”关系的讨论，对于“诗画一律”的分析以及对“意趣”的追求，均涉及意象之结构和特性。忽略这些内容，将无法展现意象思想之全貌。另一方面，在诗论之外，古代画论、书论以及人物、自然审美理论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思想，甚至有时并不逊色于诗论意象观。在此意义上综合考量，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只是“承前启后”。
基于宏观的视野和范畴研究的方法，我们很难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恰当的历史判断。只有深入到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我们才能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准确定位。
宋代理学意象思想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释道，是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出宋代独特的时代精神。宋代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等方面直接影响到意象思想：理学思想以意象性的方式展开，宋代“易象”观念为意象思想提供基本的思维方式；理学的本体论追问触发宋代意象本体论的发生与建构；理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中包含着对意象创构心理机制的认识；理学家追求的道德境界通过意象创构的方式得到呈现。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以“太极”意象为中心揭示出理学意象的非对象性、直觉性和居间性，为世人所熟悉的“莲花”意象便是其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张载“凡象皆气说”确立意象思想的气论基础，以“无形之象”言说意象的观念性，以“气象浑成”展现出天人合一的意象境界。陆九渊的心学意象观阐明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存养”“剥落”的心学工夫论则揭示出意象创构的心理基础。朱熹的文道论意象观可被视为理学意象思想的总结形态，展现出意象思想由理学本体到文艺意象，再复归理学境界的完整结构。
此外，理学意象观还呈现出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理学家所追求的“气象浑成”“自得”“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对意象创构中“悦神悦志”审美经验的描述。理学家对至高境界的论述以意象的方式呈现，典型地体现于“鸢飞鱼跃”“满山青黄碧绿”等意象性描述之中。
宋代诗歌意象思想
如果说理学意象观是从哲学维度对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描述，那么诗论、画论和书论中的意象观念则是宋代意象思想在各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其中，关于诗歌意象的讨论最为丰富。
宋人以唐诗为典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诗歌意象，以情景交融说揭示出诗歌意象的内在结构，通过韵范畴凸显出诗歌意象意味隽永的审美特性。同时，宋人以“贵意说”和“妙悟说”分别揭示出“有意”和“无意”两种意象创构方式。宋词意象思想重视意象创构的情感本位，与诗歌意象思想形成互补。
第一，“宋诗以意胜”，宋代诗论表现出对意象创构中“意”之主导性的理论自觉。宋代诗歌的“贵意”倾向凸显出的恰恰是主体之“意”在诗歌意象创构中的主导性地位。第二，宋人普遍认识到“情景交融”是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提出诸多命题，如“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以景结情最好”“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等，标志着宋代诗论对意象结构与特征的关注已深入到理论之核心。第三，宋人对诗画关系的讨论涉及意象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问题，对“诗中有画”艺术效果的强调促进了意象思想的深化，宋代大量出现的题画诗当为典型例证。第四，宋诗追求的理趣是审美意象创构的情感对应物，理趣与意象是诗歌审美活动的最终成果，二者乃一体之两面。以“兴趣说”“妙悟说”为代表，严羽的诗歌理论可被视为宋代诗歌意象思想的最高成就。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绘画艺术在宋代转型发展的理论总结。无论是对院体画还是文人画而言，意象都被视为绘画艺术“是其所是”的最终根据。宋代绘画从“写实”到“写生”再到“写意”的历程，展现出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由“象”到“意”的转换。同时，“诗画一律”作为一个意象美学命题在宋代得到充分自觉。
在理学思潮中，宋代绘画的主题、色彩、技法等方面均发生重要转变，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第一，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呈现出由“象”到“意”的转化，呈现出从“自然的绘画”向“思想的绘画”的转化；第二，文人画“写意”趣味兴起，绘画意象思想表现出重内在意蕴而轻外在形似的倾向；第三，“画中有诗”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绘画中体现出诗意，将物象与情意相融合，进而创造出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意象。宋代盛行的诗意画可谓典型。苏轼“成竹在胸”、郭熙“林泉之心”、董逌“生意”“生理”、黄休复“逸神妙能”等画论命题均从不同层面揭示出绘画意象的审美特性。宋代绘画意象思想的成熟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书法意象思想
在书法史上，宋代以“尚意”著称，其所尚之“意”正是意象之“意”。在尚意书风中，书法意象得到宋代书家的普遍重视，意象的书法本体论地位得到彰显，意象创构中“意”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艺术是书家表现内在人格精神、情感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书为心画”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这一观念树立了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书论中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彰显出其艺术本体论意义。不同于唐代具有典范作用的楷书书写，宋代书法的精神品格体现在更为自由灵动的行书之中。自由的书写形式更有利于书家内在之“意”的表达。书法之形式正是这种“意”的感性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便是书法意象的生成。因此，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意象是书法“是其所是”的根本因素，典型的表述是陈思在《书苑菁华》中所说的“书者，意也”。
另一方面，宋代书法意象思想构成宋代书法创作和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具体体现在书法创作“随意说”和书法批评“笔意说”之中。黄庭坚称“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米芾称“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随意”揭示了书法意象创构的审美心态。宋代书家认为，正是这种“随意”心态，保证了书法意象创构的自由和真实。“笔意”在宋人书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书法的发展被宋人视为笔意传承的历史。而笔意的创造和接受又以书法意象为载体，笔意中“笔与意合”的审美特征正源于书法意象“意与象合”的内在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代书法意象思想当是宋代“尚意”书风的理论总结。
宋代意象思想普遍呈现于理学、诗论、画论和书论之中，展现出显著的统一与融贯。宋代理学对内在心性之重视、诗歌之“贵意”、绘画之“写意”、书法之“尚意”展现出统一的思想倾向，使意象思想获得一种内在统一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宋代，意象的本体论地位获得自觉，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得到确立。借此，宋代意象思想当是古代意象美学的成熟形态。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宋代美学研究，也有助于当代意象理论和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宋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成熟期，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宋代美学和宋代意象思想的历史定位并不一致。宋代常被视为古代意象美学的普通发展阶段或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成熟的美学形态，其核心思想仍处在一般的发展阶段而尚未获得质的提升。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成为宋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不只是“承前启后”的“发展”
关于宋代意象思想的讨论，叶朗和胡雪冈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二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宋代在意象美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围绕“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称，“在这个时期（魏晋到明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后期……中晚唐以后的美学思想依然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叶朗先生以“意象”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逻辑上，这一分期也正是对古代意象思想史的划分。可以看到，包括宋代在内的“中晚唐以后”的意象思想均被视为魏晋南北朝的“继续和发展”。在谈到诗歌意象时，叶朗先生看到宋代意象思想的关键之处，称“宋元诗歌美学则比较注意对审美意象本身的分析”。然而，这一关键之处仅被视为发展中的一般环节，其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在这种宏观的历史描述中，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尚未得到准确揭示。
胡雪冈先生在《意象范畴的流变》中考察了“意象”范畴的发展历程。他将论述焦点集中于“范畴”之上，且多着眼于诗论，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古代诗论范畴研究。对意象美学而言，这一研究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象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意象思想虽围绕“意象”范畴展开，但并未局限于其中。在“意象”范畴之外，宋人对于“意与景”“情与景”关系的讨论，对于“诗画一律”的分析以及对“意趣”的追求，均涉及意象之结构和特性。忽略这些内容，将无法展现意象思想之全貌。另一方面，在诗论之外，古代画论、书论以及人物、自然审美理论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思想，甚至有时并不逊色于诗论意象观。在此意义上综合考量，宋代在古代意象美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只是“承前启后”。
基于宏观的视野和范畴研究的方法，我们很难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恰当的历史判断。只有深入到理学、诗学和书画理论中，我们才能对宋代意象思想作出准确定位。
宋代理学意象思想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释道，是宋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出宋代独特的时代精神。宋代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等方面直接影响到意象思想：理学思想以意象性的方式展开，宋代“易象”观念为意象思想提供基本的思维方式；理学的本体论追问触发宋代意象本体论的发生与建构；理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中包含着对意象创构心理机制的认识；理学家追求的道德境界通过意象创构的方式得到呈现。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以“太极”意象为中心揭示出理学意象的非对象性、直觉性和居间性，为世人所熟悉的“莲花”意象便是其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张载“凡象皆气说”确立意象思想的气论基础，以“无形之象”言说意象的观念性，以“气象浑成”展现出天人合一的意象境界。陆九渊的心学意象观阐明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存养”“剥落”的心学工夫论则揭示出意象创构的心理基础。朱熹的文道论意象观可被视为理学意象思想的总结形态，展现出意象思想由理学本体到文艺意象，再复归理学境界的完整结构。
此外，理学意象观还呈现出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理学家所追求的“气象浑成”“自得”“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对意象创构中“悦神悦志”审美经验的描述。理学家对至高境界的论述以意象的方式呈现，典型地体现于“鸢飞鱼跃”“满山青黄碧绿”等意象性描述之中。
宋代诗歌意象思想
如果说理学意象观是从哲学维度对宋代意象思想的整体描述，那么诗论、画论和书论中的意象观念则是宋代意象思想在各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其中，关于诗歌意象的讨论最为丰富。
宋人以唐诗为典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诗歌意象，以情景交融说揭示出诗歌意象的内在结构，通过韵范畴凸显出诗歌意象意味隽永的审美特性。同时，宋人以“贵意说”和“妙悟说”分别揭示出“有意”和“无意”两种意象创构方式。宋词意象思想重视意象创构的情感本位，与诗歌意象思想形成互补。
第一，“宋诗以意胜”，宋代诗论表现出对意象创构中“意”之主导性的理论自觉。宋代诗歌的“贵意”倾向凸显出的恰恰是主体之“意”在诗歌意象创构中的主导性地位。第二，宋人普遍认识到“情景交融”是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提出诸多命题，如“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以景结情最好”“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等，标志着宋代诗论对意象结构与特征的关注已深入到理论之核心。第三，宋人对诗画关系的讨论涉及意象的共通性与差异性问题，对“诗中有画”艺术效果的强调促进了意象思想的深化，宋代大量出现的题画诗当为典型例证。第四，宋诗追求的理趣是审美意象创构的情感对应物，理趣与意象是诗歌审美活动的最终成果，二者乃一体之两面。以“兴趣说”“妙悟说”为代表，严羽的诗歌理论可被视为宋代诗歌意象思想的最高成就。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
宋代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绘画艺术在宋代转型发展的理论总结。无论是对院体画还是文人画而言，意象都被视为绘画艺术“是其所是”的最终根据。宋代绘画从“写实”到“写生”再到“写意”的历程，展现出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由“象”到“意”的转换。同时，“诗画一律”作为一个意象美学命题在宋代得到充分自觉。
在理学思潮中，宋代绘画的主题、色彩、技法等方面均发生重要转变，绘画意象思想可被视为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第一，绘画意象思想的重心呈现出由“象”到“意”的转化，呈现出从“自然的绘画”向“思想的绘画”的转化；第二，文人画“写意”趣味兴起，绘画意象思想表现出重内在意蕴而轻外在形似的倾向；第三，“画中有诗”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绘画中体现出诗意，将物象与情意相融合，进而创造出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意象。宋代盛行的诗意画可谓典型。苏轼“成竹在胸”、郭熙“林泉之心”、董逌“生意”“生理”、黄休复“逸神妙能”等画论命题均从不同层面揭示出绘画意象的审美特性。宋代绘画意象思想的成熟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书法意象思想
在书法史上，宋代以“尚意”著称，其所尚之“意”正是意象之“意”。在尚意书风中，书法意象得到宋代书家的普遍重视，意象的书法本体论地位得到彰显，意象创构中“意”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艺术是书家表现内在人格精神、情感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书为心画”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这一观念树立了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书论中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书法意象思想在宋代彰显出其艺术本体论意义。不同于唐代具有典范作用的楷书书写，宋代书法的精神品格体现在更为自由灵动的行书之中。自由的书写形式更有利于书家内在之“意”的表达。书法之形式正是这种“意”的感性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便是书法意象的生成。因此，在宋代书家看来，书法意象是书法“是其所是”的根本因素，典型的表述是陈思在《书苑菁华》中所说的“书者，意也”。
另一方面，宋代书法意象思想构成宋代书法创作和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具体体现在书法创作“随意说”和书法批评“笔意说”之中。黄庭坚称“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米芾称“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随意”揭示了书法意象创构的审美心态。宋代书家认为，正是这种“随意”心态，保证了书法意象创构的自由和真实。“笔意”在宋人书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书法的发展被宋人视为笔意传承的历史。而笔意的创造和接受又以书法意象为载体，笔意中“笔与意合”的审美特征正源于书法意象“意与象合”的内在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代书法意象思想当是宋代“尚意”书风的理论总结。
宋代意象思想普遍呈现于理学、诗论、画论和书论之中，展现出显著的统一与融贯。宋代理学对内在心性之重视、诗歌之“贵意”、绘画之“写意”、书法之“尚意”展现出统一的思想倾向，使意象思想获得一种内在统一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宋代，意象的本体论地位获得自觉，意象创构的主体性原则得到确立。借此，宋代意象思想当是古代意象美学的成熟形态。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宋代美学研究，也有助于当代意象理论和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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