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这条街，叫正东街，我小时候就住在以这条街命名的中学家属院里面。

每天一大早，这条街便熙熙攘攘，中间小贩摆了一溜儿产自自家地里的蔬菜，大家在街两侧行走，和小贩讨价还价。一到下雨天，街上泥泞不堪，每次走去学校，鞋子上都是泥，但我却觉得很好玩。

我家正对面是个幼儿园，也和这条街名字一样。没有门卫窗户下边缘高的我们，在周末偷偷溜进幼儿园玩耍，是一大乐趣。我们总是猫着腰，一遍遍尝试绕过门卫室大爷的眼睛进入幼儿园，穿梭在梭梭板，玩具，和空旷的教室，无比兴奋。但最后，得意忘形疯狂尖叫的我们，都会被大爷发现并揪出去，并威胁：再敢进来，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

幼儿园隔几个门面，便是天主堂，如今保存完好，只是进入的小巷被拆掉了，牌坊直接展示在眼前。我没有查证过这个建筑的历史，只是在我有记忆开始，这里就美好而神秘。它不是一直开放，总是大门紧闭，但顶上的十字架总是默默地告诉我们它的与众不同。一年冬天的夜晚，它开放了，灯火通明，里面很多人坐着在长条椅上唱歌。每个挤进去的孩子，都领到了一把糖果。站在人群中的我，看见高高的穹顶上悬挂的璀璨的水晶吊灯，听着动听的歌声，吃着甜甜的糖果，这是关于冬天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后来，我才知道，那首歌叫奇异恩典，那晚，叫平安夜。

这条街的商铺，都是木板铺面。房梁和地上，各固定一根中间有凹槽的木条，一条条木板就整齐夹立在两凹槽中间，形成一面临街的墙。每天早上上学路上，都可以见到主人把木板一条条取下来，露出屋子里面玻璃橱窗。卖种子的、花布的、酱油醋的、小人儿书的、荞面的……
小人儿书铺和荞面铺是我最常光临的两个店铺。手里握着一块钱，可以看一下午的小人儿书和吃一碗热气腾腾，又麻又辣的荞面。

如今，这条街已经大变样，从头到尾，打造成仿古历史街区。我家对面的木板铺面全部变成了仿古建筑，种子铺，酱油铺，小人儿书铺早已不见踪影。幸好，荞面铺还在，卖荞面的夫妻俩还在。
走过荞面铺，停下来吃一碗荞面，老板还能记得，我是对面中学老师的小孩。和老板聊天，问他过年咋都不休息几天呢？老板说，我休息了，你们这些在我这里从小吃到大的孩子，到哪里去找记忆中的味道呢。
以前，老板围着压面机摆了一圈木条凳，我喜欢坐在压面机侧面，看着一小坨青黄色的面团被老板的胳膊一压就变成了细细长长的面条，落到下面的沸水里咕嘟咕嘟。如今，吱吱呀呀的压荞面的工具已经从前面挪到了后厨，我只能坐在平常的速食店餐桌椅上等着面好了端上桌。但老板装在竹筒里的花椒，质量还是那么好，和从前每次一样，麻得人舌头发梗……

这天，30岁女情报员，推着500颗子彈，去八路军驻地。不料半路，被8名伪军抓住，情急之下，她掏出1个布包掀开，伪军低头一瞧，慌忙点头哈腰：婶婶，您慢走.......
1941年5月的一个清晨，30岁的马宗英站在小巷的尽头，眼前摆放着一个简陋的木制手推车。车上，用麻布袋小心翼翼地包裹着的，正是500发对于八路军来说价值连城的子弹。她深知，这些子弹不仅仅是金属的凝聚，更是胜利的希望。
马宗英此刻的心情无比复杂。前一天，她去找侄子王天蓬求助。王天蓬，作为伪军头目，对马宗英说，“婶婶，这件事极其危险。若被我们的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马宗英坚定地回答，“天蓬，我知道风险，但为了抗战胜利，这个风险我愿意承担。”经过一番沉重的沟通，王天蓬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
马宗英推着手推车，穿过曲折的小巷，前往八路军驻地。路途中，她尽力避开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免引起注意。但不幸的是，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她被八名伪军士兵截住了去路。
“嘿，婶婶，这么早去哪儿呀？”一个士兵戏谑地问道。
马宗英心中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她缓缓抬头，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回答，“我这是去市场。”
“市场？这车里装的什么？”另一名士兵上前，伸手就要掀开麻布。
情急之下，马宗英迅速抬手解开了衣扣，掏出藏在怀里的布包。布包被掀开的一刹那，伪军士兵低头一瞧，只见布包内装着几个简陋的鸡蛋和些许蔬菜。
“婶婶，您慢走。”士兵们见状，急忙点头哈腰，示意让路。
马宗英心头一松，继续推车前行。她知道，这次虽然躲过一劫，但接下来的路程依旧充满了不确定和危险。她不能有丝毫懈怠，这些子弹对于战场上的战士们来说，是生命线。
太阳高悬，炎炎烈日照射在马宗英的身上，她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她手握推车的把手，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道路尘土飞扬，夹杂着时不时传来的鸟鸣声和远处村庄的狗吠声，增添了几分荒凉与寂静。
马宗英一路上时刻警惕着四周的动静。她穿过一片玉米地，玉米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眼前的道路弯弯曲曲，似乎永无尽头。她绕过一个小山坡，前方又是一段崎岖的山路。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后方传来。马宗英立刻停下脚步，静静地侧耳倾听。只见几个村民匆匆从她身边经过，似乎正在逃避什么。马宗英没有多问，继续推着手推车小心翼翼地前行。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地上。马宗英穿过一片竹林，竹叶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她的脚步越来越沉，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她没有停下来擦拭，只是继续坚定地向前走着。
道路两旁，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废弃的房屋和破败的院落。这些曾经热闹的村落，如今却显得冷清异常。马宗英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地方，生怕惊动潜伏在附近的敌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马宗英终于到达了一个小河边。河水清澈，河岸上长满了绿色的植被。她停下来，将手推车藏在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后，然后弯腰从河中舀起几把清水，迅速地洗了洗脸，又小心翼翼地喝了几口水。
喝完水后，马宗英再次检查了一下手推车上的货物。麻布袋依旧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破损。她又重新推起手推车，沿着河岸的小路继续前行。
马宗英脚步沉重地穿过最后一段山路，望着迎风飘扬的八路军旗帜，她深知自己的使命已接近完成。营地的士兵们迅速聚拢过来，帮助她卸下手推车上的子弹。虽然疲惫，马宗英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轻松的微笑。这些子弹对于前线的战士来说，意味着希望和胜利。
不久后，八路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士气高涨，打出了漂亮的胜仗。马宗英带来的这些子弹，成为了战场上的致命火力，帮助八路军取得了关键的胜利。当战场报捷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深感欣慰，他们为马宗英的英勇行为和对抗战胜利的巨大贡献喝彩。
与此同时，在伪军一方，王天蓬也得到了上级的嘉奖。日军错误地认为，他忠心耿耿地向他们提供了子弹，用以对付八路军。这一误解令王天蓬在伪军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使他在后续的活动中更加得心应手。
实际上，王天蓬心知肚明，他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的亲人和八路军。尽管他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他通过这种方式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争中，人们常常面临复杂多变的局势和艰难的选择。马宗英和王天蓬的故事，就是这场战争中无数勇敢与智谋的缩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胜利而战，无论是公开还是暗中，他们都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英雄。

东民和同轩是住在阴暗小巷出租屋里不像情侣的情侣。第一次见面是在霓虹灯管都暗掉一半的酒吧，隔着烟雾和玻璃杯对视的那一眼之后，接吻和做爱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绕过小巷的垃圾和水沟之后东民把同轩抵上门板，嘴唇只有在开锁的时候离开了一瞬，呼吸交错的间隙里同轩抬起头来笑着说，喂，你头发好香。
后来没有理由地在一起了。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姓名的世界上最古怪的情侣，唯一共享的是剥开来毫无掩盖的身体。我在这里纹上你的名字怎么样？东民兴致勃勃地说。他自顾自跳下床，回来时手臂内侧多了一串字母，KDH，歪歪扭扭的带着刀割的钝感，鲜血把它淋漓地拉长。同轩看了一眼，神色很淡地笑起来。小心，血别沾在床单上。
廉租房里没有日夜，困了就睡觉，醒了就接吻。潮湿的墙围拢成孤岛，他们是世界末日最后遗留下的两只动物。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东民趴在床上问。同轩撑着下颌，把鱼食撒进床头的鱼缸里。不要问幼稚的问题。东民凑到他身后，一起看着小鱼追逐散落的生命。他忽然地又问 ： 那死在一起呢？
同轩没有回答。夕阳被只开一线的窗户分割成长条，落在身上像一道伤疤。简陋的出租屋安静得像天堂，东民从床上撑起身，垂下眼看着同轩散落在脸侧的发丝。他慢慢笑起来。
啊。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