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断种”风险，专家：基因编辑能提高我国种子竞争力】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但就如同我国的芯片制造还被外国“卡着脖子”，我国的种业发展一直以来也面临着受制于外国的风险。然而，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在近日举行的以“加快生物育种创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题的第九届全国媒体转基因报道沙龙上，多位植物生物学领域专家表示，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能助力我国种业实现“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更具竞争力。
生物育种事关“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持续加快在中国本土深耕布局，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大批“洋种子”渗透到我国田间地头。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辣椒、洋葱、胡萝卜、茄子、番茄、马铃薯、西兰花这些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不少都是洋种子长成的，甚至有的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一旦发生“断种”，后果将不堪设想。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文在29日举行的报道沙龙的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是种业大国，但还不是种业强国。张文称，当前，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已成为国际育种的前沿和核心，正在蓬勃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在加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上不断加码积极布局，抢占国际市场先机，生物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
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发展生物育种，事关种业翻身仗能不能打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张文在致辞中说。
基因编辑是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今年10月7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她们研发了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而在此次报道沙龙中，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参会专家主题发言中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发言中以当下最新、最火的CRISPR-Cas9技术举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绍。他表示，CRISPR像一把“基因剪刀”，而Cas9及其他的Cas酶是能够剪切DNA的内切酶。“这把‘剪刀’最大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让它剪什么地方就可以剪什么地方，可以精准定位。当基因被‘剪断’后，细胞会修复断口并产生变异，让基因失活，从而不起作用。”朱健康说，99.9%的基因编辑都是以“做减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做减法就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都对生物体的基因造成了改变，二者是不是一回事？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在发言中对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的区别作了界定。他介绍说，基因编辑把转基因育种技术中为大家所担心的部分，即在基因组中插入外源基因这一环节给取消了，而是直接对生物体的基因进行一定的改变。他以修改文章作类比称，一篇文章写完后，需要有人帮忙修改把关，“在修改的时候，如果把一大段话插入文章，就是转基因，而基因编辑相当于只对一个或少数词做了修改。”李家洋说，这种修改对文章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影响，但文章关键部分的意义却不一样了。
李家洋称，在生物育种技术中，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都是2.0或3.0版本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才是当前最高的技术水平，也是全球育种业正在竞争的制高点，应该称为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让我国种子有竞争力，完全可能”
尽管CRISPR-Cas9技术非常强大，但这项技术的专利目前掌握在国外科学家手里，今后我国的科研人员在使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时，是否会有“卡脖子”的风险？对此，朱健康在发言中指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除了专利属于国外的CRISPR-Cas9以外，还有Cas12a、Cas12b、Cas12i、Cas12j、Cas14等技术，这些技术都可以绕过Cas9。“特别是Cas12i、Cas12j，这两项中国的技术很快会有专利授权，这样就不需要依靠国外的Cas9专利, 为解决生命科学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朱健康说。
洋种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种业市场“大行其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用洋种子种出来的作物，在产量、抗病性、品相、口感等方面确实比国产种子更“能打”。但近年来，国产种子已经奋起直追，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朱健康介绍道，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非常好的积累。他所在的团队就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了“高产水稻”、“香味玉米”、“超高维生素C生菜”、“高油酸油菜”、“高花青素含量的番茄”、“抗褐化马铃薯”等一系列新品种。
朱健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如果靠传统育种，要赶上国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做到。“用这个技术，我们真正做到种业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有竞争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家洋也表示，中国在植物科学和作物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很多方面跟国际上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水稻方面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在一些有控制性的关键技术，如基因编辑领域，最核心的技术还掌握在欧美国家手里，但我国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在植物基因编辑技术方面有很多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我们支撑。
对于我国种业发展的未来展望，朱健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未来在基因编辑技术产业化领域，一旦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就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农业育种当中，“几年以后，我国的很多种子不但不需要依赖国外，还能够反向输出到国外去。“ https://t.cn/z8TaLJP
生物育种事关“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持续加快在中国本土深耕布局，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大批“洋种子”渗透到我国田间地头。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辣椒、洋葱、胡萝卜、茄子、番茄、马铃薯、西兰花这些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不少都是洋种子长成的，甚至有的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一旦发生“断种”，后果将不堪设想。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文在29日举行的报道沙龙的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是种业大国，但还不是种业强国。张文称，当前，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已成为国际育种的前沿和核心，正在蓬勃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在加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上不断加码积极布局，抢占国际市场先机，生物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
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发展生物育种，事关种业翻身仗能不能打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张文在致辞中说。
基因编辑是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今年10月7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她们研发了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而在此次报道沙龙中，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参会专家主题发言中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发言中以当下最新、最火的CRISPR-Cas9技术举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绍。他表示，CRISPR像一把“基因剪刀”，而Cas9及其他的Cas酶是能够剪切DNA的内切酶。“这把‘剪刀’最大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让它剪什么地方就可以剪什么地方，可以精准定位。当基因被‘剪断’后，细胞会修复断口并产生变异，让基因失活，从而不起作用。”朱健康说，99.9%的基因编辑都是以“做减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做减法就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都对生物体的基因造成了改变，二者是不是一回事？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在发言中对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的区别作了界定。他介绍说，基因编辑把转基因育种技术中为大家所担心的部分，即在基因组中插入外源基因这一环节给取消了，而是直接对生物体的基因进行一定的改变。他以修改文章作类比称，一篇文章写完后，需要有人帮忙修改把关，“在修改的时候，如果把一大段话插入文章，就是转基因，而基因编辑相当于只对一个或少数词做了修改。”李家洋说，这种修改对文章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影响，但文章关键部分的意义却不一样了。
李家洋称，在生物育种技术中，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都是2.0或3.0版本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才是当前最高的技术水平，也是全球育种业正在竞争的制高点，应该称为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让我国种子有竞争力，完全可能”
尽管CRISPR-Cas9技术非常强大，但这项技术的专利目前掌握在国外科学家手里，今后我国的科研人员在使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时，是否会有“卡脖子”的风险？对此，朱健康在发言中指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除了专利属于国外的CRISPR-Cas9以外，还有Cas12a、Cas12b、Cas12i、Cas12j、Cas14等技术，这些技术都可以绕过Cas9。“特别是Cas12i、Cas12j，这两项中国的技术很快会有专利授权，这样就不需要依靠国外的Cas9专利, 为解决生命科学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朱健康说。
洋种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种业市场“大行其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用洋种子种出来的作物，在产量、抗病性、品相、口感等方面确实比国产种子更“能打”。但近年来，国产种子已经奋起直追，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朱健康介绍道，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非常好的积累。他所在的团队就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了“高产水稻”、“香味玉米”、“超高维生素C生菜”、“高油酸油菜”、“高花青素含量的番茄”、“抗褐化马铃薯”等一系列新品种。
朱健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如果靠传统育种，要赶上国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做到。“用这个技术，我们真正做到种业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有竞争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家洋也表示，中国在植物科学和作物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很多方面跟国际上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水稻方面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在一些有控制性的关键技术，如基因编辑领域，最核心的技术还掌握在欧美国家手里，但我国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在植物基因编辑技术方面有很多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我们支撑。
对于我国种业发展的未来展望，朱健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未来在基因编辑技术产业化领域，一旦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就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农业育种当中，“几年以后，我国的很多种子不但不需要依赖国外，还能够反向输出到国外去。“ https://t.cn/z8TaLJP
【预防“断种”风险，专家：基因编辑能提高我国种子竞争力】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但就如同我国的芯片制造还被外国“卡着脖子”，我国的种业发展一直以来也面临着受制于外国的风险。然而，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在近日举行的以“加快生物育种创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题的第九届全国媒体转基因报道沙龙上，多位植物生物学领域专家表示，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能助力我国种业实现“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更具竞争力。
生物育种事关“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持续加快在中国本土深耕布局，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大批“洋种子”渗透到我国田间地头。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辣椒、洋葱、胡萝卜、茄子、番茄、马铃薯、西兰花这些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不少都是洋种子长成的，甚至有的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一旦发生“断种”，后果将不堪设想。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文在29日举行的报道沙龙的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是种业大国，但还不是种业强国。张文称，当前，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已成为国际育种的前沿和核心，正在蓬勃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在加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上不断加码积极布局，抢占国际市场先机，生物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
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发展生物育种，事关种业翻身仗能不能打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张文在致辞中说。
基因编辑是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今年10月7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她们研发了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而在此次报道沙龙中，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参会专家主题发言中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发言中以当下最新、最火的CRISPR-Cas9技术举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绍。他表示，CRISPR像一把“基因剪刀”，而Cas9及其他的Cas酶是能够剪切DNA的内切酶。“这把‘剪刀’最大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让它剪什么地方就可以剪什么地方，可以精准定位。当基因被‘剪断’后，细胞会修复断口并产生变异，让基因失活，从而不起作用。”朱健康说，99.9%的基因编辑都是以“做减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做减法就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都对生物体的基因造成了改变，二者是不是一回事？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在发言中对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的区别作了界定。他介绍说，基因编辑把转基因育种技术中为大家所担心的部分，即在基因组中插入外源基因这一环节给取消了，而是直接对生物体的基因进行一定的改变。他以修改文章作类比称，一篇文章写完后，需要有人帮忙修改把关，“在修改的时候，如果把一大段话插入文章，就是转基因，而基因编辑相当于只对一个或少数词做了修改。”李家洋说，这种修改对文章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影响，但文章关键部分的意义却不一样了。
李家洋称，在生物育种技术中，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都是2.0或3.0版本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才是当前最高的技术水平，也是全球育种业正在竞争的制高点，应该称为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让我国种子有竞争力，完全可能”
尽管CRISPR-Cas9技术非常强大，但这项技术的专利目前掌握在国外科学家手里，今后我国的科研人员在使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时，是否会有“卡脖子”的风险？对此，朱健康在发言中指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除了专利属于国外的CRISPR-Cas9以外，还有Cas12a、Cas12b、Cas12i、Cas12j、Cas14等技术，这些技术都可以绕过Cas9。“特别是Cas12i、Cas12j，这两项中国的技术很快会有专利授权，这样就不需要依靠国外的Cas9专利, 为解决生命科学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朱健康说。
洋种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种业市场“大行其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用洋种子种出来的作物，在产量、抗病性、品相、口感等方面确实比国产种子更“能打”。但近年来，国产种子已经奋起直追，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朱健康介绍道，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非常好的积累。他所在的团队就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了“高产水稻”、“香味玉米”、“超高维生素C生菜”、“高油酸油菜”、“高花青素含量的番茄”、“抗褐化马铃薯”等一系列新品种。
朱健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如果靠传统育种，要赶上国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做到。“用这个技术，我们真正做到种业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有竞争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家洋也表示，中国在植物科学和作物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很多方面跟国际上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水稻方面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在一些有控制性的关键技术，如基因编辑领域，最核心的技术还掌握在欧美国家手里，但我国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在植物基因编辑技术方面有很多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我们支撑。
对于我国种业发展的未来展望，朱健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未来在基因编辑技术产业化领域，一旦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就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农业育种当中，“几年以后，我国的很多种子不但不需要依赖国外，还能够反向输出到国外去。”
生物育种事关“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持续加快在中国本土深耕布局，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大批“洋种子”渗透到我国田间地头。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辣椒、洋葱、胡萝卜、茄子、番茄、马铃薯、西兰花这些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不少都是洋种子长成的，甚至有的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一旦发生“断种”，后果将不堪设想。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文在29日举行的报道沙龙的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是种业大国，但还不是种业强国。张文称，当前，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已成为国际育种的前沿和核心，正在蓬勃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在加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上不断加码积极布局，抢占国际市场先机，生物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
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发展生物育种，事关种业翻身仗能不能打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张文在致辞中说。
基因编辑是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今年10月7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她们研发了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而在此次报道沙龙中，基因编辑技术也是参会专家主题发言中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发言中以当下最新、最火的CRISPR-Cas9技术举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绍。他表示，CRISPR像一把“基因剪刀”，而Cas9及其他的Cas酶是能够剪切DNA的内切酶。“这把‘剪刀’最大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让它剪什么地方就可以剪什么地方，可以精准定位。当基因被‘剪断’后，细胞会修复断口并产生变异，让基因失活，从而不起作用。”朱健康说，99.9%的基因编辑都是以“做减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做减法就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都对生物体的基因造成了改变，二者是不是一回事？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在发言中对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技术的区别作了界定。他介绍说，基因编辑把转基因育种技术中为大家所担心的部分，即在基因组中插入外源基因这一环节给取消了，而是直接对生物体的基因进行一定的改变。他以修改文章作类比称，一篇文章写完后，需要有人帮忙修改把关，“在修改的时候，如果把一大段话插入文章，就是转基因，而基因编辑相当于只对一个或少数词做了修改。”李家洋说，这种修改对文章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影响，但文章关键部分的意义却不一样了。
李家洋称，在生物育种技术中，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都是2.0或3.0版本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才是当前最高的技术水平，也是全球育种业正在竞争的制高点，应该称为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让我国种子有竞争力，完全可能”
尽管CRISPR-Cas9技术非常强大，但这项技术的专利目前掌握在国外科学家手里，今后我国的科研人员在使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时，是否会有“卡脖子”的风险？对此，朱健康在发言中指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除了专利属于国外的CRISPR-Cas9以外，还有Cas12a、Cas12b、Cas12i、Cas12j、Cas14等技术，这些技术都可以绕过Cas9。“特别是Cas12i、Cas12j，这两项中国的技术很快会有专利授权，这样就不需要依靠国外的Cas9专利, 为解决生命科学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朱健康说。
洋种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种业市场“大行其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用洋种子种出来的作物，在产量、抗病性、品相、口感等方面确实比国产种子更“能打”。但近年来，国产种子已经奋起直追，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朱健康介绍道，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非常好的积累。他所在的团队就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了“高产水稻”、“香味玉米”、“超高维生素C生菜”、“高油酸油菜”、“高花青素含量的番茄”、“抗褐化马铃薯”等一系列新品种。
朱健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如果靠传统育种，要赶上国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做到。“用这个技术，我们真正做到种业弯道超车，让我国的种子有竞争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家洋也表示，中国在植物科学和作物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很多方面跟国际上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水稻方面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在一些有控制性的关键技术，如基因编辑领域，最核心的技术还掌握在欧美国家手里，但我国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在植物基因编辑技术方面有很多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我们支撑。
对于我国种业发展的未来展望，朱健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未来在基因编辑技术产业化领域，一旦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就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农业育种当中，“几年以后，我国的很多种子不但不需要依赖国外，还能够反向输出到国外去。”
【国办印发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意见】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就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提出四个方面23项举措。一是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政策体系。二是扩大多方参与、多种方式的服务供给。三是打造创新融合、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四是完善依法从严、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https://t.cn/A6qRBb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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