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的痼疾 “十不得”能否根治？
光明日报 2020-12-17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果评价意见出台
“十不得”能否根治“唯论文”痼疾
论文对高校教师有多重要？尤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都离不开论文这杆秤。但当“论文”前加上一个“唯”字，就让学术研究笼罩上功利化的阴霾。
长期以来，“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中挥之不去的痼疾。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十不得”，旨在打破“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十不得”甫一发布，就引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十不得”能否真正根治“唯论文”痼疾？本报记者邀请青年教师、研究生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
建立论文质量中长期评价机制
文件：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范丹提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刊评文”等乱象，为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合文：此前，很多高校依据各类科学论文索引，进一步将论文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绩效奖励、职称晋升、资源分配等的重要标准。当然，进入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总体上要优于其他期刊上的论文。可一旦科学引文索引被用作评价工具，评价结果能给发表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就会产生乱象。
在执行《意见》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要建立论文质量的中长期评价机制，让学者在更从容的环境中开展有实际学术和社会价值的研究。其次，要打破期刊垄断和期刊评价垄断。再次，要将学术评价权更多赋予学术共同体，完善同行评议制度。
国际期刊使用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文件：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贾浩提问：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国际数据和期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象明：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鼓励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可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但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关研究涉及都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国情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一些相关国际刊物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愿意刊发一些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左的文章。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面，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的评价原则，不分国际国内期刊，真正根据质量评价其学术水平。
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
文件：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朱垚颖提问：当前一些国际期刊喜欢发表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吴合文：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少数期刊、媒体刻意出版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在少数国内学者心中产生了“负面声音好发表”的心态。贫穷、落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关键词成为国际刊物的中国学术标签。这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丑化了中国形象，是刻意而为。
第一，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要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用科学严谨的方法系统地传播中国的成功经验。第二，区分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和理性提出建议两种立场。为此要制定哲学社会科学涉外发表的相关制度，为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提供标准和依据。
摆脱论文评价指标“唯客观化”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赵旸提问：这样的评价机制为什么久除不去？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意见中提出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对这种做法的弊端，部分管理者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不得不如此。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学术评价“唯客观化”的心态还大面积存在，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指标评价成果，其用意就是想避免争论。短期“怕麻烦”的压力，超过了长期“伤害学术”的担心，“唯论文”就愈发积重难返。
此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以“破”推“立”，“大破”以求“大立”，也不失为一种问题解决思路。但最终解决，要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唯论文”但也符合客观化要求的指标，同时要打破“唯客观化”期待，要准备承担各种预料中和预料之外的压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评价改革。
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
范丹提问：目前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论文发表视为一件重要事情，这个倾向怎样扭转？
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杨帆：近年来，课题和论文可谓压在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头上的两座大山。以论文作为指标，本无可厚非，但片面强调论文，只看发表的刊物，不看文章质量，违背了学术发展规律。在这种考评机制的激励下，直接导致了高校教师行为上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论文的炮制和发表上，而无视乃至忽略了论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
高校和科研单位，总要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而公平进行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标准的客观化、易度量是前提。文章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等形式要素，相对于论文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等内容要素来说，更客观易度量，因而被许多高校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我希望，教育部应制定综合性的考核标准，尽量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而不是都挤在一条逼仄道路上。
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
文件：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
贾浩提问：把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会怎样伤害学术生态？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波：目前一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会设定明确的论文指标，同时在签订劳务合同中，也存在将论文数等指标列入考核范围中的做法。这种方法导致过去几年，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增速很快，但是也出现了少数领域论文质量不高，甚至造假严重等问题。
因此《意见》的出台，希望打破论文唯上的僵化考核体系，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但要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还面临很多挑战，怎样处理好论文作为指标具有可量化性强的特点，和其他考核指标难以量化、主观性较强之间的关系，有效避免在招聘和职称评选过程中的寻租行为，需要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但可以想到，《意见》出台后将倒逼高校开始构建新的考核体系，在学术研究导向、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文件：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徐鑫悦提问：把学位授予和论文发表脱钩，对我们在读研究所会带来哪些变化？
陈波：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前提，是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毕业的基本要求。这导致一些高校教师将论文考核压力转嫁给学生，造成了较多师生矛盾。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并不要求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而是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未来应当提高学位论文审查的严格性，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主要依据。
从对人的评价转向到对成果的评价
文件：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
赵旸提问：青年学者、研究生等群体发论文确实很难。如何将这项政策落实，为这个群体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庆：一些学术期刊将学历、职称等作为论文发表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体现为有的期刊有不成文歧视性规定，拒绝研究生或青年学者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有的期刊明确要求博士生须挂上导师姓名才可发表，甚至要求改变作者顺序，将导师或知名学者位次置前；同时，发文机构、身份固化色彩浓重，不少期刊优先刊发知名高校、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引用率、影响力，进而挤占青年学者的学术空间。
解决这些问题，要让学术评价从当前对人的评价的倾向，转到对成果本身的评价，通过加强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建设等途径，配之以简化作者介绍等具体做法，让学术内在逻辑在期刊选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厘清学术权力介入评价的限度和边界
文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徐鑫悦提问：如何才能真正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余庆：“多头评价、重复评价”表现在，一方面管理机构出于便利原则，要求科研人员反复准备成果材料，满足自身简化评价程序要求；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出于现实考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评价方式，如一些高校对SSCI期刊论文奖励数倍于CSSCI，部分科研人员自愿进行重复评价，并从中获利，造成科研成果发表偏离学术逻辑，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研究指挥棒。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学术权力介入学术评价的限度和边界，对借着学术权力之手进行的学术评价有所限制；同时，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体系，堵住体系漏洞，如采取成果评价就高原则等，将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统一起来。
提倡多维度论文质量评价
文件：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
徐鑫悦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卢军：各类排行榜，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成果质量评价的一个热门指标，既有其便捷合理的一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某些排行榜是不少高校制订高层次科研奖励及人才计划评聘的重要参考之一，导致不少科研工作者将期刊等级等排行榜视为发表论文风向标，出现了学风浮躁等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进行多维度的论文质量评价，多元呈现评价结果，并进行综合考量。提倡“代表作”评价制度，将论文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作为评价研究人员科研能力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强化分类特色评价，按不同学科分别设置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考量论文对所在单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的作用。（晋浩天 唐芊尔 杨 飒）
光明日报 2020-12-17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果评价意见出台
“十不得”能否根治“唯论文”痼疾
论文对高校教师有多重要？尤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都离不开论文这杆秤。但当“论文”前加上一个“唯”字，就让学术研究笼罩上功利化的阴霾。
长期以来，“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中挥之不去的痼疾。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十不得”，旨在打破“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十不得”甫一发布，就引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十不得”能否真正根治“唯论文”痼疾？本报记者邀请青年教师、研究生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
建立论文质量中长期评价机制
文件：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范丹提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刊评文”等乱象，为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合文：此前，很多高校依据各类科学论文索引，进一步将论文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绩效奖励、职称晋升、资源分配等的重要标准。当然，进入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总体上要优于其他期刊上的论文。可一旦科学引文索引被用作评价工具，评价结果能给发表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就会产生乱象。
在执行《意见》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要建立论文质量的中长期评价机制，让学者在更从容的环境中开展有实际学术和社会价值的研究。其次，要打破期刊垄断和期刊评价垄断。再次，要将学术评价权更多赋予学术共同体，完善同行评议制度。
国际期刊使用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文件：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贾浩提问：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国际数据和期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象明：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鼓励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可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但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关研究涉及都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国情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一些相关国际刊物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愿意刊发一些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左的文章。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面，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的评价原则，不分国际国内期刊，真正根据质量评价其学术水平。
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
文件：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朱垚颖提问：当前一些国际期刊喜欢发表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吴合文：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少数期刊、媒体刻意出版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在少数国内学者心中产生了“负面声音好发表”的心态。贫穷、落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关键词成为国际刊物的中国学术标签。这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丑化了中国形象，是刻意而为。
第一，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要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用科学严谨的方法系统地传播中国的成功经验。第二，区分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和理性提出建议两种立场。为此要制定哲学社会科学涉外发表的相关制度，为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提供标准和依据。
摆脱论文评价指标“唯客观化”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赵旸提问：这样的评价机制为什么久除不去？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意见中提出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对这种做法的弊端，部分管理者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不得不如此。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学术评价“唯客观化”的心态还大面积存在，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指标评价成果，其用意就是想避免争论。短期“怕麻烦”的压力，超过了长期“伤害学术”的担心，“唯论文”就愈发积重难返。
此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以“破”推“立”，“大破”以求“大立”，也不失为一种问题解决思路。但最终解决，要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唯论文”但也符合客观化要求的指标，同时要打破“唯客观化”期待，要准备承担各种预料中和预料之外的压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评价改革。
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
范丹提问：目前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论文发表视为一件重要事情，这个倾向怎样扭转？
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杨帆：近年来，课题和论文可谓压在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头上的两座大山。以论文作为指标，本无可厚非，但片面强调论文，只看发表的刊物，不看文章质量，违背了学术发展规律。在这种考评机制的激励下，直接导致了高校教师行为上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论文的炮制和发表上，而无视乃至忽略了论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
高校和科研单位，总要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而公平进行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标准的客观化、易度量是前提。文章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等形式要素，相对于论文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等内容要素来说，更客观易度量，因而被许多高校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我希望，教育部应制定综合性的考核标准，尽量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而不是都挤在一条逼仄道路上。
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
文件：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
贾浩提问：把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会怎样伤害学术生态？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波：目前一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会设定明确的论文指标，同时在签订劳务合同中，也存在将论文数等指标列入考核范围中的做法。这种方法导致过去几年，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增速很快，但是也出现了少数领域论文质量不高，甚至造假严重等问题。
因此《意见》的出台，希望打破论文唯上的僵化考核体系，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但要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还面临很多挑战，怎样处理好论文作为指标具有可量化性强的特点，和其他考核指标难以量化、主观性较强之间的关系，有效避免在招聘和职称评选过程中的寻租行为，需要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但可以想到，《意见》出台后将倒逼高校开始构建新的考核体系，在学术研究导向、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文件：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徐鑫悦提问：把学位授予和论文发表脱钩，对我们在读研究所会带来哪些变化？
陈波：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前提，是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毕业的基本要求。这导致一些高校教师将论文考核压力转嫁给学生，造成了较多师生矛盾。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并不要求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而是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未来应当提高学位论文审查的严格性，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主要依据。
从对人的评价转向到对成果的评价
文件：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
赵旸提问：青年学者、研究生等群体发论文确实很难。如何将这项政策落实，为这个群体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庆：一些学术期刊将学历、职称等作为论文发表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体现为有的期刊有不成文歧视性规定，拒绝研究生或青年学者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有的期刊明确要求博士生须挂上导师姓名才可发表，甚至要求改变作者顺序，将导师或知名学者位次置前；同时，发文机构、身份固化色彩浓重，不少期刊优先刊发知名高校、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引用率、影响力，进而挤占青年学者的学术空间。
解决这些问题，要让学术评价从当前对人的评价的倾向，转到对成果本身的评价，通过加强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建设等途径，配之以简化作者介绍等具体做法，让学术内在逻辑在期刊选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厘清学术权力介入评价的限度和边界
文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徐鑫悦提问：如何才能真正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余庆：“多头评价、重复评价”表现在，一方面管理机构出于便利原则，要求科研人员反复准备成果材料，满足自身简化评价程序要求；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出于现实考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评价方式，如一些高校对SSCI期刊论文奖励数倍于CSSCI，部分科研人员自愿进行重复评价，并从中获利，造成科研成果发表偏离学术逻辑，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研究指挥棒。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学术权力介入学术评价的限度和边界，对借着学术权力之手进行的学术评价有所限制；同时，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体系，堵住体系漏洞，如采取成果评价就高原则等，将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统一起来。
提倡多维度论文质量评价
文件：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
徐鑫悦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卢军：各类排行榜，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成果质量评价的一个热门指标，既有其便捷合理的一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某些排行榜是不少高校制订高层次科研奖励及人才计划评聘的重要参考之一，导致不少科研工作者将期刊等级等排行榜视为发表论文风向标，出现了学风浮躁等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进行多维度的论文质量评价，多元呈现评价结果，并进行综合考量。提倡“代表作”评价制度，将论文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作为评价研究人员科研能力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强化分类特色评价，按不同学科分别设置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考量论文对所在单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的作用。（晋浩天 唐芊尔 杨 飒）
由于新冠病毒尚未有消退迹象，且美国多个州正恢复更严格的封锁措施以减缓该病毒的传播，年底假日季就业激增的希望正迅速消散。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上周五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报告，由于运输、仓储、医疗保健和专业服务的就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和零售业失去的工作所抵消，11月美国的就业增长继续放缓。
同时，长期失业率继续上升，接近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将近400万美国人失业了27周或更长时间，这表明春季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找到工作有多么困难。如图所示，在美国，逾三分之一的失业者已经失业至少27周，而疫情前该比例为20%。
#财经#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上周五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报告，由于运输、仓储、医疗保健和专业服务的就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和零售业失去的工作所抵消，11月美国的就业增长继续放缓。
同时，长期失业率继续上升，接近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将近400万美国人失业了27周或更长时间，这表明春季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找到工作有多么困难。如图所示，在美国，逾三分之一的失业者已经失业至少27周，而疫情前该比例为20%。
#财经#
民政部部长：总和生育率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年轻人不爱生娃了？
据第一财经报道，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表示，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辅导读本中，李纪恒撰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方面，《建议》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李纪恒在文中表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对“十四五”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他认为，《建议》坚持系统观念，从我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最需要关注的“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入手，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思路和任务。
李纪恒表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李纪恒表示，落实《建议》要求，要把握人口发展重大趋势变化，制定长期规划，实施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
从历史数据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71万人，2002年下降到1647万人。此后，在2003年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受此政策影响，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高的年份。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19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2020年1月表示，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四年来，政策累积效应在前两年集中释放，导致生育率呈现先升后降的现象，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受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影响，2019年出生人口略有减少。
张毅表示，从生育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重明显高于一孩，2019年二孩及以上比重达59.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说明“全面两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
此前报道：
工信部前部长：全面放开二胎没有引发生育高峰
日前，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第11届财新峰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经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的重视。
苗圩还强调，全面放开二胎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一孩、二孩的出生数比2018年分别减少了36万人和13万人。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应该开始消退，并且近五年来人口的死亡率维持在千分之七点一左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四点九六下降到去年的千分之三点三四，“我们人口的增长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
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2.5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8.1%，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人，约占那个时候人口总数的28%。
人口大省也“缺人”？河南、山东等7省市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滑，累计减少117万
近日，河南卫健委对省人大代表关于“尽快制定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尽快放开生育”的建议答复，引发各界关注。
河南卫健委在答复中表示，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全省全面两孩政策平稳实施，人口增长基本符合预期。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生人口已连续三年下降并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对本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大省还“缺人”？一时间，这封答复引发网络热议。
事实上，河南出生人口连续下降的情况并非孤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近5年各地出生人口数据发现，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首年，全国29个省份出生人口数量都出现明显反弹。但从2017年开始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势头即开始减弱，到2019年全国超九成省份出生人口呈下降态势。其中，河南、山东等7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数已连续三年持续下滑。2017-2019年这7个省市出生人口累计减少规模超117万人。
地方统计局称二孩效应正递减
为什么“全面两孩”实施仅三年生育率出现下降？地方统计局近期给出了新的分析。
2019年5月15日，陕西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前两年部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2018年“全面两孩”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
陕西统计局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进一步释放了居民的生育意愿，2016-2017年陕西全省出生人口快速提高，每年40万以上。随着前两年部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2018年“全面两孩”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
无独有偶，宁夏统计局分析也给出类似结论。
2018年，宁夏人口出生率为13.32‰，比2017年下降0.12个千分点。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育新政已落地三年，“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2017年集中释放，2018年政策集中释放效应弱化，二孩生育趋于平稳；
江苏统计局此前也表示， 2018年江苏省常住人口出生率为9.32‰，与2017年相比，出生率下降0.39个千分点，全省人口出生率近三年持续小幅下降。
而二孩政策对江苏出生率影响不大。江苏出生人口中，二孩比重在2017年短暂超过50%后，回落到50%以下，高龄妇女因政策调整集中生育的时段已过，生育将逐步走向常规。
此前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李希如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指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
不是不想生
全国以及各省出生率低，并不是妇女不想生，而是育龄妇女在减少，另外高成本导致妇女也不敢生。
数据显示，陕西生育旺盛期妇正在逐年减少，2018年生育旺盛期妇女（20-35岁）占育龄妇女（15-49岁）比重为45.9%，比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
陕西统计局发布分析指出，较高的育儿成本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相关抽样调查显示，孩子出生后谁带及抚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上后期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成为父母生育二孩考虑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和客观条件的双重压力下，高额的育儿成本已成为许多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
宁夏统计局的分析和陕西差不多。
该地育龄妇女（15-49岁）和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人数正在逐年减少。但是该地生育人数下降，海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还未从根本上转变有关，致使宁夏生育仍处在相对较低模式。
江苏统计局指出，出生率持续3年下降，是由于江苏20-3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减少，另外还有生育年龄的推迟、生育意愿等因素影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7年减少700余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500余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根据过去多年出生人口数据分析，未来多年每年生育旺盛育龄妇女每年将减少500万人左右，加上女性上大学比例以及进城比例（城镇化率）快速提高，这将推迟女性生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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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财经报道，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表示，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辅导读本中，李纪恒撰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方面，《建议》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李纪恒在文中表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对“十四五”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他认为，《建议》坚持系统观念，从我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最需要关注的“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入手，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思路和任务。
李纪恒表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李纪恒表示，落实《建议》要求，要把握人口发展重大趋势变化，制定长期规划，实施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
从历史数据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71万人，2002年下降到1647万人。此后，在2003年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受此政策影响，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高的年份。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19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2020年1月表示，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四年来，政策累积效应在前两年集中释放，导致生育率呈现先升后降的现象，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受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影响，2019年出生人口略有减少。
张毅表示，从生育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重明显高于一孩，2019年二孩及以上比重达59.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说明“全面两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
此前报道：
工信部前部长：全面放开二胎没有引发生育高峰
日前，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第11届财新峰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经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的重视。
苗圩还强调，全面放开二胎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一孩、二孩的出生数比2018年分别减少了36万人和13万人。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应该开始消退，并且近五年来人口的死亡率维持在千分之七点一左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四点九六下降到去年的千分之三点三四，“我们人口的增长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
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2.5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8.1%，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人，约占那个时候人口总数的28%。
人口大省也“缺人”？河南、山东等7省市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滑，累计减少117万
近日，河南卫健委对省人大代表关于“尽快制定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尽快放开生育”的建议答复，引发各界关注。
河南卫健委在答复中表示，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全省全面两孩政策平稳实施，人口增长基本符合预期。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生人口已连续三年下降并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对本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大省还“缺人”？一时间，这封答复引发网络热议。
事实上，河南出生人口连续下降的情况并非孤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近5年各地出生人口数据发现，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首年，全国29个省份出生人口数量都出现明显反弹。但从2017年开始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势头即开始减弱，到2019年全国超九成省份出生人口呈下降态势。其中，河南、山东等7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数已连续三年持续下滑。2017-2019年这7个省市出生人口累计减少规模超117万人。
地方统计局称二孩效应正递减
为什么“全面两孩”实施仅三年生育率出现下降？地方统计局近期给出了新的分析。
2019年5月15日，陕西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前两年部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2018年“全面两孩”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
陕西统计局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进一步释放了居民的生育意愿，2016-2017年陕西全省出生人口快速提高，每年40万以上。随着前两年部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2018年“全面两孩”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
无独有偶，宁夏统计局分析也给出类似结论。
2018年，宁夏人口出生率为13.32‰，比2017年下降0.12个千分点。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育新政已落地三年，“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2017年集中释放，2018年政策集中释放效应弱化，二孩生育趋于平稳；
江苏统计局此前也表示， 2018年江苏省常住人口出生率为9.32‰，与2017年相比，出生率下降0.39个千分点，全省人口出生率近三年持续小幅下降。
而二孩政策对江苏出生率影响不大。江苏出生人口中，二孩比重在2017年短暂超过50%后，回落到50%以下，高龄妇女因政策调整集中生育的时段已过，生育将逐步走向常规。
此前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李希如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指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
不是不想生
全国以及各省出生率低，并不是妇女不想生，而是育龄妇女在减少，另外高成本导致妇女也不敢生。
数据显示，陕西生育旺盛期妇正在逐年减少，2018年生育旺盛期妇女（20-35岁）占育龄妇女（15-49岁）比重为45.9%，比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
陕西统计局发布分析指出，较高的育儿成本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相关抽样调查显示，孩子出生后谁带及抚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上后期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成为父母生育二孩考虑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和客观条件的双重压力下，高额的育儿成本已成为许多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
宁夏统计局的分析和陕西差不多。
该地育龄妇女（15-49岁）和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人数正在逐年减少。但是该地生育人数下降，海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还未从根本上转变有关，致使宁夏生育仍处在相对较低模式。
江苏统计局指出，出生率持续3年下降，是由于江苏20-3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减少，另外还有生育年龄的推迟、生育意愿等因素影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7年减少700余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500余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根据过去多年出生人口数据分析，未来多年每年生育旺盛育龄妇女每年将减少500万人左右，加上女性上大学比例以及进城比例（城镇化率）快速提高，这将推迟女性生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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