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代皇帝，父皇是宋英宗，母后为高滔滔，北宋经过前面几代人的治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澶渊之盟签订后，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战争和饥荒，但由于长时间的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积弊不少，“冗员冗官冗兵”现象非常严重，另外还要对辽国、对西夏的岁币，使财政不堪重负，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整个社会虚表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四伏，到了非动大手术的地步了，宋神宗赵顼就是在这一形式危急严峻氛围下继位的，他一继位，就感觉形式像火红的火炉一样，烫不可碰。
神宗继位后，雄心壮志的他，刚即位不到三年，就开始迫不及待的任用王安石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改革开始进行不久，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因为这场改革得罪了大量北宋守旧派人士，比如皇太后高滔滔及大名鼎鼎的欧阳修、韩琦、司马光、苏东坡皆是当时变法反对派。由于母后高滔滔过余强势，而神宗个人性格过余软弱，一遇阻力和反对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始终不能破釜沉舟、放手一搏，使王安石失去改革的勇气，使其和反对变法派之间斗争时，失去靠山，而此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寒了王安石的心，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灰心丧气的王安石力求辞官回乡，因变法阻力太大，宋神宗这场'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本人两次被贬发配偏远地区收场。
宋神宗后来又一心想收复西夏，与西夏发生了多年战争，但是因为军队冗员太多，人员混杂，毫无战斗力，屡遭失败，导致北宋国力大损，加上守旧派与革新派的不断内斗使得国家也是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这些都是神宗在施政上举棋不定造成的恶果。神宗其人虽有雄心大志，但是遇的环境和阻力太大，神宗自己能力又有限，并没有给大宋带来太多好处，一场轰轰烈烈自救的改革，因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草草收场，反而使得大宋日后陷入了多年的越演越烈党争内斗之中。
宋神宗赵项既有明君的锐意进取和理想抱负，也有负面的志大才疏和过度折腾，他的统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他归类为昏君或明君，他的评价应更加全面和公正。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项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既想当婊子，又不想立牌坊，历史上很多大事情皆毁于犹豫不决的错失良机）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王安石在位时，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机会。此君有另有三大长处：从不听不信馋言和容不下诬陷小人并严惩。比较重视文学文化创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出至于宋神宗时期。
36岁的宋神宗赵顼驾崩，在位18年，传位于宋哲宗赵煦，赵顼其人，一生都在母后高滔滔的影响下执政，其人缺乏作为明君的刚明果断，驾崩后，高滔滔继续以太皇太后保守派的身份影响皇孙辈宋哲宗赵煦执政。
赵顼的一生极其矛盾的，变法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性格怯懦是他一生的致命缺点，导致变法功亏一篑，半途而废；告诉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是需要毅力的，看准了，就必须坚定不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实现抱负，切不可东张西望，毫无主见，做事最忌讳半坡路上闪腰，很多人一生都死在这上面了，如果是我们没有定力和主见，只能错失良机，百事不成。#宋神宗#
神宗继位后，雄心壮志的他，刚即位不到三年，就开始迫不及待的任用王安石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改革开始进行不久，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因为这场改革得罪了大量北宋守旧派人士，比如皇太后高滔滔及大名鼎鼎的欧阳修、韩琦、司马光、苏东坡皆是当时变法反对派。由于母后高滔滔过余强势，而神宗个人性格过余软弱，一遇阻力和反对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始终不能破釜沉舟、放手一搏，使王安石失去改革的勇气，使其和反对变法派之间斗争时，失去靠山，而此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寒了王安石的心，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灰心丧气的王安石力求辞官回乡，因变法阻力太大，宋神宗这场'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本人两次被贬发配偏远地区收场。
宋神宗后来又一心想收复西夏，与西夏发生了多年战争，但是因为军队冗员太多，人员混杂，毫无战斗力，屡遭失败，导致北宋国力大损，加上守旧派与革新派的不断内斗使得国家也是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这些都是神宗在施政上举棋不定造成的恶果。神宗其人虽有雄心大志，但是遇的环境和阻力太大，神宗自己能力又有限，并没有给大宋带来太多好处，一场轰轰烈烈自救的改革，因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草草收场，反而使得大宋日后陷入了多年的越演越烈党争内斗之中。
宋神宗赵项既有明君的锐意进取和理想抱负，也有负面的志大才疏和过度折腾，他的统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他归类为昏君或明君，他的评价应更加全面和公正。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项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既想当婊子，又不想立牌坊，历史上很多大事情皆毁于犹豫不决的错失良机）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王安石在位时，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机会。此君有另有三大长处：从不听不信馋言和容不下诬陷小人并严惩。比较重视文学文化创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出至于宋神宗时期。
36岁的宋神宗赵顼驾崩，在位18年，传位于宋哲宗赵煦，赵顼其人，一生都在母后高滔滔的影响下执政，其人缺乏作为明君的刚明果断，驾崩后，高滔滔继续以太皇太后保守派的身份影响皇孙辈宋哲宗赵煦执政。
赵顼的一生极其矛盾的，变法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性格怯懦是他一生的致命缺点，导致变法功亏一篑，半途而废；告诉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是需要毅力的，看准了，就必须坚定不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实现抱负，切不可东张西望，毫无主见，做事最忌讳半坡路上闪腰，很多人一生都死在这上面了，如果是我们没有定力和主见，只能错失良机，百事不成。#宋神宗#
#知書club[超话]# 导读丨程应先生与他的《范仲淹传》/ 虞云国
程应镠先生（1916—1994），笔名流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者，他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与宋史研究，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与《流金集》等。
这册《范仲淹传》（下称《范传》）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010年收入该社印行的《程应镠史学文存》，2016年该社列为“名家名传”再出新版。如今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名家名传书系”之一本再次推出，足见其郁勃的生命力。
付梓在即，承蒙雅意，命撰小文，对这部名传作些评介。作为受业弟子，深致谢忱之余，自然义不容辞。
一
因为《岳阳楼记》篇末的名句，范仲淹的名字是颇为世人所知的。作为历史人物，范仲淹在宋代就获得崇高的评价。新儒学大师朱熹赞许道：“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学者吕中推重说：“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都肯定他以自身光风霁月的精神典范开出高山仰止的宋儒气象。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称扬他，“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晚明李贽推扬他，“宋亡，范公终不亡也”，也都意在表彰其高尚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永恒影响犹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对《范传》的撰著情况，流金师《自序》已有叙述；我仅据当年所见，结合后出书函，略作补充或说明。
《自序》交代作传缘起说：1937年借读武汉大学，泛览名人传记，“二十多年后，被迫离弃学问，也没有钱买书，偶然得读《陆游传》，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的念头。”流金师“被迫离弃学问”是因1957年那次运动，偶然得读的即朱东润的《陆游传》，该书1960年8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初版。这年9月底，流金师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有诗明志寄友人云：“未尽涓埃伤往事，宁思安乐惧长途？”尽管历经坎坷，仍思涓埃报国，灼然可见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感召。大约次年，他有《读朱东润作〈陆游传〉两首》，据此似可推定他起念作传的年份。但大环境仍不容许他自由做学问，只能念想而已。
据《程应镠自述》说：“1971年点校《宋史》，宋事知道得多了，对范仲淹这个人也了解得多，也更有感情了。1979年便决定为他写传。”当时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流金师刚复出，忙得不亦乐乎；更不幸的是，1982年春，他查出癌症，后虽经治愈，但卧病有时，进度受阻。大约是年起，出版社已指派资深编辑顾孟武接洽编辑事宜，但流金师正忙于为他与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最后定稿。这年8月，他致函顾孟武要求宽限：“年余忙于《大词典》宋史分册，《范仲淹传》还未执笔。希望明年三月分册交稿后，即开始写此传，争取在冬天交稿。”但即便养病期间，他仍“天天抄录已经阅读过的有关范仲淹的材料，依年代顺序，誊满了两本笔记本”（《程应镠自述》）。
次年3月，流金师函告编辑进度说：“病中屡承存问，亦所心感。《范传》拟先作平生事迹著作编年，已作到庆历四年，还差八年未作，过两天将继续作下去。估计七月可动手写传，国庆前可写完。做编年的工作量较大，七九年开始，时断时续，这回集中工作了五个月，后三个月每日工作时间都在六小时以上，大约算起来也有三年了。”时隔一月，他在致老友天蓝信里说：“近准备写《范仲淹传》，已作生平事迹著作编年长编，本月内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动笔写。”
这年暑假，《范传》开笔，但开学后又因冗务缠身被迫中断写作。1984年3月，他驰函顾孟武大叹苦经：“《范传》还是去年暑中写了五万多字，秋后即为所中及过去承担下来的工作所扰。续写恐须待夏秋了。十分抱歉！”由于只能时断时续地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范传》撰著竟历时两年。
1985年7月底，书稿终于杀青，8月2日为作《自序》。8月7日，函告顾孟武：“《范仲淹传》已写毕，共十五万字。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来舍间一叙，顺便可携去。还有一些工作要出版社请人做的：两幅图片和两幅地图。”8月19日，顾孟武取走书稿；25日，流金师给编辑“寄范仲淹画像及手迹有关材料。”12月19日，致函顾孟武说：“昨日奉手书，知《范传》已发稿，很高兴，希望明年能和读者见面。北图宋本范集，亦已托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图联系，估计必可速为摄寄也。”凡此都见他对这册《范传》的重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缕述从前期资料准备到后期执笔完稿的曲折细节，旨在强调两层意思。
其一，《范传》是流金师复出后在其一生最繁剧的岁月里身罹痼疾后抱病奋力完成的，整个成稿过程真说得上“看似平易实艰辛”。据我所知，他在这一期间既要主持历史系日常系务，又要忙于创建古籍研究所，筹划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申报市重点学科，还要亲自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专业课；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新时期史学界诸多的兴革大事，例如受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与《宋史卷》主编，受命筹备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与邓广铭先生等共创中国宋史研究会，并以秘书长身份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我因亲见那几年里流金师夙兴夜寐的忙碌身影，故特别披露这部仅十余万字的《范传》为何竟前后费时六年的真实内情。
其二，即便在公务鞅掌、百事丛脞的情况下，流金师仍然挂念心系着《范传》的进度，这种感情在致函编辑时发自肺腑而溢于言表。借助《范传》摹写出由衷钦慕的范仲淹，他深感这是表达自己人格追求与价值操守的史家使命。这点他的《自序》已有夫子自道，这里再引他在其他场合的心声，阐明他执念为范仲淹立传的原因。《范传》起笔前，他致函友人天蓝说：
想为范作传已经很多年了，我要从他和人的关系中来写他，搜集材料，在这方面花的力气也最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继承。这是很高尚的，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忧乐观的发展，要大力阐述与宣传。（拙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第459—460页）
而在《范传》出版后，他给友人去信说：
我为范仲淹作传，用了不少心血。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思想上不守汉唐注疏，政治上梦想三代，有很全面的文化修养，远非明清可比。（同上第551—552页）
流金师为历史人物作传应受朱东润的影响，但他的两部名传都选宋贤为传主，就不能仅以他谙熟宋史作为唯一的解释，关键在于他意欲寄托精神上的崇仰。《范传》脱稿不久，他致函友人说：“正准备为司马光作传，对这些人，我总有点偏爱。”显然，他正是以范仲淹与司马光这样的宋儒先贤作为终生向往的人格典范，也希望以自己的史笔让这种风范永远感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二
对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与方法，流金师发表过《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而《范传》正是依据其论文阐述的思想方法，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人物传记的撰著，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创新。
《范传》的特色之一，是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去研究，去描写时，主要不是袭用正面大段论述时代背景的老套做法，而是通过着力研究和勾勒传主与他同时代人的关系来加以展示的。流金师曾自道作法说：“我以为要认识一个人，要从他对待各种关系中去认识；要写一个人，要从他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去写。”惟其如此，他对范仲淹与宋仁宗、刘太后、吕夷简、韩琦、富弼、尹洙、滕宗谅等人的关系，着墨最多，用力尤深；对当时历史舞台上一大批风云人物，例如晏殊、孙复、胡瑗、林逋、梅尧臣、欧阳修、李觏、石介、张载、王曾、杜衍、庞籍、范雍、蔡襄、种世衡、狄青……，也以健笔逐一写出范仲淹与他们的公谊或私交。即使是那些正史无传的小人物，在钩稽传主与他们关系时，流金师也力图小中见大，既烘托出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又映照出范仲淹人格中闪光的金子般的东西，传主与姚嗣宗关系的刻画就是这样的例证（86—87页）。粗略估计一下，《范传》涉及与范仲淹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人物不下百余人。正是由于这种另辟蹊径的历史人物个体和群体关系的研究，使得对传主的个体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向读者展现了11世纪前半叶北宋历史的长卷。乍一看，似乎正面渲染、论述传主的篇幅被压缩了，但范仲淹的高风亮节因有他与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反而更显得主体凸现、光彩照人。
《范传》的特色之二，是把历史人物放到文化传统发展的长过程中去考察，去勾画，从而使这部传记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以天下为己任”，是范仲淹思想行事中的精华；他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范。在这些方面，范仲淹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的，既有时代惠赐与自己建树的东西，也有传统积淀与历史赋予的成分。文化学研究中把具有不可选择性的文化传统称为文化的前结构，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史人物）的研究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与探索。流金师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把握，从更广的视野上剖析了这一问题，指出“阅古儆今，在仲淹思想中是很突出的”（168页）。流金师向来主张道德、文化的继承是具体的，《范传》作为个案研究表明了这点。孟子以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种思想对范仲淹的直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53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也与六经之首的《易》有关，但北宋人对《易》的理解要深刻得多（113页）。此外，羊祜的遗爱在民（145页），狄仁杰的忠孝刚正（56页），八司马的勇于改革（57页），寇准的忠于谋国（14页），乃至伯夷的独立特行（173页），范蠡的功成身退（61页），都对范仲淹的思想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甚至范仲淹三年苦读长白山，唐代王薄在这里揭竿而起的故事，或许也减少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成见（4、107—108页）。对范仲淹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或推进了传统道德，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范传》所注重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对历史人物，尤其文化史上人物的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迪的。
《范传》的特色之三，是对历史人物全面的研究与刻画。作者认为：“人是复杂的，对一个人的了解，要全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写起来就有血有肉。”（《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像范仲淹这样的历史人物，既是政治改革家，又是边防名帅；既是后人推崇的道德典范，又是为时称颂的诗文名家；既曾贵为执政大臣，位尊权重，也曾黜为州郡牧守，政闲权微，更具有复杂性。《范传》在着重写出传主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要的那些部分的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爱好、行事的其他侧面也钩隐索微，作了全面研究和描写。范仲淹兴学主张与办学事迹（20、117—118页），论文见解（18、153页）与诗词风格（59、72、157页），喜爱音乐与雅好书法（7—8、172—173页），谪守饶州时与僧道的往还（52页），安抚河东时对江南的思慕（133页），都一一书入《范传》。像许多传统士大夫一样，范仲淹思想中也兼有道家消极思想的成分，起过“不问通塞”、“退者道止”的念头（53、57、136页）。流金师对此也并不隐讳否认，但认为只不过是“一时兴来的梦想”（57页），不是其思想的主流，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其思想中本质的东西。由于这样的评价是产生在对传主的全面研究之后，就更有说服力。
《范传》的特色之四，是炉火纯青地将史学论著的严谨与文学传记的优美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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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镠先生（1916—1994），笔名流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者，他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与宋史研究，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与《流金集》等。
这册《范仲淹传》（下称《范传》）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010年收入该社印行的《程应镠史学文存》，2016年该社列为“名家名传”再出新版。如今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名家名传书系”之一本再次推出，足见其郁勃的生命力。
付梓在即，承蒙雅意，命撰小文，对这部名传作些评介。作为受业弟子，深致谢忱之余，自然义不容辞。
一
因为《岳阳楼记》篇末的名句，范仲淹的名字是颇为世人所知的。作为历史人物，范仲淹在宋代就获得崇高的评价。新儒学大师朱熹赞许道：“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学者吕中推重说：“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都肯定他以自身光风霁月的精神典范开出高山仰止的宋儒气象。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称扬他，“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晚明李贽推扬他，“宋亡，范公终不亡也”，也都意在表彰其高尚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永恒影响犹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对《范传》的撰著情况，流金师《自序》已有叙述；我仅据当年所见，结合后出书函，略作补充或说明。
《自序》交代作传缘起说：1937年借读武汉大学，泛览名人传记，“二十多年后，被迫离弃学问，也没有钱买书，偶然得读《陆游传》，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的念头。”流金师“被迫离弃学问”是因1957年那次运动，偶然得读的即朱东润的《陆游传》，该书1960年8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初版。这年9月底，流金师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有诗明志寄友人云：“未尽涓埃伤往事，宁思安乐惧长途？”尽管历经坎坷，仍思涓埃报国，灼然可见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感召。大约次年，他有《读朱东润作〈陆游传〉两首》，据此似可推定他起念作传的年份。但大环境仍不容许他自由做学问，只能念想而已。
据《程应镠自述》说：“1971年点校《宋史》，宋事知道得多了，对范仲淹这个人也了解得多，也更有感情了。1979年便决定为他写传。”当时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流金师刚复出，忙得不亦乐乎；更不幸的是，1982年春，他查出癌症，后虽经治愈，但卧病有时，进度受阻。大约是年起，出版社已指派资深编辑顾孟武接洽编辑事宜，但流金师正忙于为他与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最后定稿。这年8月，他致函顾孟武要求宽限：“年余忙于《大词典》宋史分册，《范仲淹传》还未执笔。希望明年三月分册交稿后，即开始写此传，争取在冬天交稿。”但即便养病期间，他仍“天天抄录已经阅读过的有关范仲淹的材料，依年代顺序，誊满了两本笔记本”（《程应镠自述》）。
次年3月，流金师函告编辑进度说：“病中屡承存问，亦所心感。《范传》拟先作平生事迹著作编年，已作到庆历四年，还差八年未作，过两天将继续作下去。估计七月可动手写传，国庆前可写完。做编年的工作量较大，七九年开始，时断时续，这回集中工作了五个月，后三个月每日工作时间都在六小时以上，大约算起来也有三年了。”时隔一月，他在致老友天蓝信里说：“近准备写《范仲淹传》，已作生平事迹著作编年长编，本月内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动笔写。”
这年暑假，《范传》开笔，但开学后又因冗务缠身被迫中断写作。1984年3月，他驰函顾孟武大叹苦经：“《范传》还是去年暑中写了五万多字，秋后即为所中及过去承担下来的工作所扰。续写恐须待夏秋了。十分抱歉！”由于只能时断时续地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范传》撰著竟历时两年。
1985年7月底，书稿终于杀青，8月2日为作《自序》。8月7日，函告顾孟武：“《范仲淹传》已写毕，共十五万字。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来舍间一叙，顺便可携去。还有一些工作要出版社请人做的：两幅图片和两幅地图。”8月19日，顾孟武取走书稿；25日，流金师给编辑“寄范仲淹画像及手迹有关材料。”12月19日，致函顾孟武说：“昨日奉手书，知《范传》已发稿，很高兴，希望明年能和读者见面。北图宋本范集，亦已托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图联系，估计必可速为摄寄也。”凡此都见他对这册《范传》的重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缕述从前期资料准备到后期执笔完稿的曲折细节，旨在强调两层意思。
其一，《范传》是流金师复出后在其一生最繁剧的岁月里身罹痼疾后抱病奋力完成的，整个成稿过程真说得上“看似平易实艰辛”。据我所知，他在这一期间既要主持历史系日常系务，又要忙于创建古籍研究所，筹划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申报市重点学科，还要亲自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专业课；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新时期史学界诸多的兴革大事，例如受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与《宋史卷》主编，受命筹备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与邓广铭先生等共创中国宋史研究会，并以秘书长身份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我因亲见那几年里流金师夙兴夜寐的忙碌身影，故特别披露这部仅十余万字的《范传》为何竟前后费时六年的真实内情。
其二，即便在公务鞅掌、百事丛脞的情况下，流金师仍然挂念心系着《范传》的进度，这种感情在致函编辑时发自肺腑而溢于言表。借助《范传》摹写出由衷钦慕的范仲淹，他深感这是表达自己人格追求与价值操守的史家使命。这点他的《自序》已有夫子自道，这里再引他在其他场合的心声，阐明他执念为范仲淹立传的原因。《范传》起笔前，他致函友人天蓝说：
想为范作传已经很多年了，我要从他和人的关系中来写他，搜集材料，在这方面花的力气也最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继承。这是很高尚的，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忧乐观的发展，要大力阐述与宣传。（拙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第459—460页）
而在《范传》出版后，他给友人去信说：
我为范仲淹作传，用了不少心血。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思想上不守汉唐注疏，政治上梦想三代，有很全面的文化修养，远非明清可比。（同上第551—552页）
流金师为历史人物作传应受朱东润的影响，但他的两部名传都选宋贤为传主，就不能仅以他谙熟宋史作为唯一的解释，关键在于他意欲寄托精神上的崇仰。《范传》脱稿不久，他致函友人说：“正准备为司马光作传，对这些人，我总有点偏爱。”显然，他正是以范仲淹与司马光这样的宋儒先贤作为终生向往的人格典范，也希望以自己的史笔让这种风范永远感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二
对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与方法，流金师发表过《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而《范传》正是依据其论文阐述的思想方法，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人物传记的撰著，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创新。
《范传》的特色之一，是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去研究，去描写时，主要不是袭用正面大段论述时代背景的老套做法，而是通过着力研究和勾勒传主与他同时代人的关系来加以展示的。流金师曾自道作法说：“我以为要认识一个人，要从他对待各种关系中去认识；要写一个人，要从他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去写。”惟其如此，他对范仲淹与宋仁宗、刘太后、吕夷简、韩琦、富弼、尹洙、滕宗谅等人的关系，着墨最多，用力尤深；对当时历史舞台上一大批风云人物，例如晏殊、孙复、胡瑗、林逋、梅尧臣、欧阳修、李觏、石介、张载、王曾、杜衍、庞籍、范雍、蔡襄、种世衡、狄青……，也以健笔逐一写出范仲淹与他们的公谊或私交。即使是那些正史无传的小人物，在钩稽传主与他们关系时，流金师也力图小中见大，既烘托出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又映照出范仲淹人格中闪光的金子般的东西，传主与姚嗣宗关系的刻画就是这样的例证（86—87页）。粗略估计一下，《范传》涉及与范仲淹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人物不下百余人。正是由于这种另辟蹊径的历史人物个体和群体关系的研究，使得对传主的个体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向读者展现了11世纪前半叶北宋历史的长卷。乍一看，似乎正面渲染、论述传主的篇幅被压缩了，但范仲淹的高风亮节因有他与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反而更显得主体凸现、光彩照人。
《范传》的特色之二，是把历史人物放到文化传统发展的长过程中去考察，去勾画，从而使这部传记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以天下为己任”，是范仲淹思想行事中的精华；他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范。在这些方面，范仲淹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的，既有时代惠赐与自己建树的东西，也有传统积淀与历史赋予的成分。文化学研究中把具有不可选择性的文化传统称为文化的前结构，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史人物）的研究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与探索。流金师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把握，从更广的视野上剖析了这一问题，指出“阅古儆今，在仲淹思想中是很突出的”（168页）。流金师向来主张道德、文化的继承是具体的，《范传》作为个案研究表明了这点。孟子以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种思想对范仲淹的直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53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也与六经之首的《易》有关，但北宋人对《易》的理解要深刻得多（113页）。此外，羊祜的遗爱在民（145页），狄仁杰的忠孝刚正（56页），八司马的勇于改革（57页），寇准的忠于谋国（14页），乃至伯夷的独立特行（173页），范蠡的功成身退（61页），都对范仲淹的思想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甚至范仲淹三年苦读长白山，唐代王薄在这里揭竿而起的故事，或许也减少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成见（4、107—108页）。对范仲淹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或推进了传统道德，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范传》所注重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对历史人物，尤其文化史上人物的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迪的。
《范传》的特色之三，是对历史人物全面的研究与刻画。作者认为：“人是复杂的，对一个人的了解，要全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写起来就有血有肉。”（《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像范仲淹这样的历史人物，既是政治改革家，又是边防名帅；既是后人推崇的道德典范，又是为时称颂的诗文名家；既曾贵为执政大臣，位尊权重，也曾黜为州郡牧守，政闲权微，更具有复杂性。《范传》在着重写出传主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要的那些部分的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爱好、行事的其他侧面也钩隐索微，作了全面研究和描写。范仲淹兴学主张与办学事迹（20、117—118页），论文见解（18、153页）与诗词风格（59、72、157页），喜爱音乐与雅好书法（7—8、172—173页），谪守饶州时与僧道的往还（52页），安抚河东时对江南的思慕（133页），都一一书入《范传》。像许多传统士大夫一样，范仲淹思想中也兼有道家消极思想的成分，起过“不问通塞”、“退者道止”的念头（53、57、136页）。流金师对此也并不隐讳否认，但认为只不过是“一时兴来的梦想”（57页），不是其思想的主流，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其思想中本质的东西。由于这样的评价是产生在对传主的全面研究之后，就更有说服力。
《范传》的特色之四，是炉火纯青地将史学论著的严谨与文学传记的优美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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