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作者：王计兵
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
一直心存芥蒂
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
一次次在冬天为它们提心吊胆
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
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
和春天形成呼应
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的确是这样，我时常
万念俱灰。也时常死灰复燃
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
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选自《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关于作者 -
王计兵，笔名拾荒，徐州邳州人，诗人，外卖员。代表作《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作者：王计兵
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
一直心存芥蒂
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
一次次在冬天为它们提心吊胆
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
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
和春天形成呼应
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的确是这样，我时常
万念俱灰。也时常死灰复燃
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
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选自《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关于作者 -
王计兵，笔名拾荒，徐州邳州人，诗人，外卖员。代表作《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赛迪顾问##深度研究#
期刊文章｜ “千亿县”阶段特征、发展模式及经验启示
作 者
赛迪顾问副总裁 马承恩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 杨文学
内容提要
我国1800多个县级县域，2021年GDP超过1000亿元的“千亿县”有43个。“千亿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和排头兵，形成了创新驱动主导、产业集群驱动主导、区域融合驱动主导、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资源驱动主导和核心企业驱动主导六大发展模式，为县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释放“小”县域的“大”能级，避免县域发展的“低端锁定”陷阱，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等，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一、“千亿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引擎
“千亿县”是县域经济的领头雁，更是我国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2021年，全国GDP超过1000亿元的县（市、旗）有43个，完成GDP7.05万亿元，以陆地国土面积的0.8%贡献了GDP的6.2%，更是以全国县域数量的2%贡献了县域经济总量近六分之一。“千亿县”作为县域经济“压舱石”，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千亿县”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在全国县域经济保持较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千亿县”数量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壮大，越来越多县市GDP突破千亿已经成为常态。
（二）第二产业是“千亿县”重要支撑
经济强县普遍以工业为核心，第二产业较强。2021年，“千亿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40%的仅有荣成、义乌、兴化3市，迁安、仁怀、准格尔、神木等超过半数县（市、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仅有义乌、荣成、石狮、乐清、瑞安、肥西6县（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2]其中，神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80.8%，义乌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66.5%。（见图2）
从总量看，2021年，昆山市、江阴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第二产业增加值在1000亿-2000亿元；神木、仁怀、宜兴、长沙、南安、浏阳、惠安、余姚等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也较高，在700亿-1000亿元。
工业强县、实体经济强县是县域向“千亿县”跃升的重要路径，千亿元级工业产值成为“千亿县”标配。2021年，GDP头部县市中，昆山市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2086.4亿元；江阴规上企业总产值达到6059.5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1233.39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达超过5000亿元左右。2020年新晋“千亿县”看，沭阳、迁安、靖江、桐乡、邳州等县市实体经济发达，纺织服装、装备制造、钢铁、化学纤维、电机电器等产业链培育完善，产业基础坚实。2021年新晋5个“千亿县”中，准格尔、石狮、肥西等县（市、旗）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超过千亿元，荣成、兴化主要工业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超过30%。
（三）“千亿县”与城市群共成长
经济强县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及资源富集区。除邳州、沭阳2县市外，41个“千亿县”分布于长江三角洲（23个）、粤闽浙沿海（7个）、长江中游（4个）、山东半岛（3个）、呼包鄂榆（2个）、京津冀（1个）6大城市群及培育中的黔中城市群（1个）。县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特色资源存在较强关联性，以城市群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容易孕育出经济强县。不少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其他县市加强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突出与城市群各经济单元在产业集群配套、人才协同、科创转化等方面的协作，产业发展势能不断增强，县域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形成县域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的良好发展局面，县域发展融入进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体系中。
（四）国家中心城市周边经济强县“缺席”
“千亿县”与国家中心城市空间联系不密切，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中仅上海市周边“千亿县”数量分布较多。上海市周边强县市数量众多，且距上海市距离都比较近。以上海市100公里半径为辐射范围内，由近到远“千亿县”分别是太仓、昆山、常熟、启东。其中，昆山、太仓与上海直线距离在50公里左右。“千亿县”成为了上海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支撑单元。距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约200公里。距广州市、成都市、武汉市、郑州市、西安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在300-500公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上海市以外的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完成撤县建市设区，大多经济强县完成行政区划调整，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千亿县”的真空。（见图3）
二、典型发展模式
围绕主要城市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全国看主要形成六大典型“千亿县”发展模式。（见表1）
（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集中了全国70%的百强县，超过50%的“千亿县”，是全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强省强县”强县林立。区域内县域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民营经济起步早、发展迅速，当前创新要素集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基本完成产业转型升级。[3]“千亿县”已经初步建立起创新为主要动力、集群化为主要特征、面向全球的产业生态。
（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千亿县”数量仅次于长三角城市群，百强县数量众多，是国内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行区。区域内县强区弱特征明显，传统制造业基础雄厚，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纺织服装、鞋服、食品、建材等传统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组织方式集群化、网络化特征明显，培育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企业以及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三）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长株潭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推动规划、设施、产业、市场、创新、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协同，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县域经济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培育出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等高质量发展县域。
（四）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
在经济强县集中区域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基础化工、机械制造、船舶材料等产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5]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区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传统产业+新技术、新应用催生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形成区域发展新动能，推动区域新旧动能转化。[6]山东半岛城市群强县数量众多，拥有胶州、龙口、荣成等千亿县，但是县域间产业结构类似，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动力，特色不够鲜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五）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
呼包鄂榆城市群煤炭等资源储量丰富，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7]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围绕资源开发为主线，积极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培育神木市、准格尔旗等一批经济强县，成为国内资源型城市发展典型代表。[8]
（六）仁怀市为典型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以仁怀为典型。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着力培育壮大以茅台为代表的特色白酒产业，推动区域实现快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典型。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仁怀围绕茅台等白酒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包材、基酒、储运、检测认证等全产业链配套。集聚近百家规模以上酒类企业，数千家白酒产业链关联企业。仁怀以茅台集团为引领，打造了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县域经济体系，盘活了县域经济活力，有力的支撑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推动GDP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实现了重大跨越。茅台集团与仁怀实现了深度捆绑，助推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具体看，2017年营业收入为661亿元，同比增长50.5%，2018年营业收入达到了772亿元；2021年实现营收已超千亿元，净利润更是高达524.6亿元，茅台集团一家企业利润已经超过仁怀GDP的三分之一。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持续降低
县域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减弱，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过快。县域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和质量相对于市辖区出现明显掉队。2000、2010、2020年，县域GDP占全国同期比分别为46.4%、50.5%、38.7%。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强省会等区域发展导向逐渐明晰，中心城市和市辖区发展能级增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部分县域发展速度落后于市辖区，县域经济占比快速下降。
此外，2010-2020年，为撤县设区设市的主要集中时期，大量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完成撤县设区，以市辖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持续做大做强。近20年来，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国家比例稳定在5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国家同期比重稳定在12%左右，但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持续降低。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质量较低是导致县域经济“掉队”的重要原因。
（二）县域经济发展价值导向不确定
2000-2010年，县域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占主导，2010-2020年，服务业占比快速提升并占主导，县域经济过早过快脱实向虚。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看，伴随着县域的快速工业化，工业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业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0-2010年，县域第二产业占比从41.3%上升到51.9%，处于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占比从27.4%下降到16.2%，第三产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2010-2020年，在去产能、高质量发展等大背景下，县域作为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供给侧的主要行政单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占比由31.9%提升到44.8%，年均提升1.4%，第二产业占比由51.9%调减到40.2%，第一产业占比由16.2%调减到15%。从县域整体层面看，工业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部分县市在腾退落后工业产能后，存在新项目导入不足，而过早过快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发展过程
（三）县域发展水平加速分化
县域经济“两极”加速分化明显，南北失衡、强县愈强更加突出。
从南北分布看，2000-2019年，北方县域GDP占县域GDP比重由41.8%下降到37.8%，南方县域GDP占比由58.2%提升到62.2%；从东中西部分布看，2000-2019年，东部县域GDP占比由51.7%下降到42.5%，中部县域GDP占比由30.3%提升到35.3%，西部县域GDP占比由17.9%提升到22.2%。整体来看，南北县域经济总量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差距则逐步缩小。
（四）城市加速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
城市整合县域迈入“无县时代”，城市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效应加速。2010-2020年，市辖区数量由853个上升到973个，而县域数量则由2003个减少至1871个，10年共减少132个县市，增加120个市辖区。通过加快城市周边县域撤县设区，把县域纳入进城市发展版图，继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县化城市，做大城市市辖区面积，提升城市能级，成为了当前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市辖区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人才吸引能力、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往往优于县域，在当前“抢人”“抢项目”背景下，县域人才外出、优质企业外迁、消费外溢、资本外流等现象更加突出，甚至县域内部分企业把优质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职能部门设置在市辖区，县域成为了企业基础性生产基地。
四、相关建议
借鉴“千亿县”为典型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找准定位借势借力，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在县域经济具体发展过程中应保持发展定力，激发出更多活力，同时应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培育出更多新的增长点。
（一）找准定位借势发展，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
加强对接国家战略，精准县域发展定位，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抓住当前国家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期，以“千亿县”“百强县”为示范，引领更多县域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动能。[9]
（二）保持县域经济发展定力，激发更多活力
因地制宜推进“实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策略，产业引领县域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保持县域发展实体经济定力。高质量推进县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增强县域经济系统性发展能力，提升县域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能力。
（三）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
创新驱动高质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避免陷入传统“路径依赖”“低端传统”的发展陷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既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也要充分挖掘县域基础优势，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南北方县域均衡发展，充分激活全国县域经济全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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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千亿县”阶段特征、发展模式及经验启示
作 者
赛迪顾问副总裁 马承恩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 杨文学
内容提要
我国1800多个县级县域，2021年GDP超过1000亿元的“千亿县”有43个。“千亿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和排头兵，形成了创新驱动主导、产业集群驱动主导、区域融合驱动主导、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资源驱动主导和核心企业驱动主导六大发展模式，为县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释放“小”县域的“大”能级，避免县域发展的“低端锁定”陷阱，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等，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一、“千亿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引擎
“千亿县”是县域经济的领头雁，更是我国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2021年，全国GDP超过1000亿元的县（市、旗）有43个，完成GDP7.05万亿元，以陆地国土面积的0.8%贡献了GDP的6.2%，更是以全国县域数量的2%贡献了县域经济总量近六分之一。“千亿县”作为县域经济“压舱石”，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千亿县”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在全国县域经济保持较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千亿县”数量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壮大，越来越多县市GDP突破千亿已经成为常态。
（二）第二产业是“千亿县”重要支撑
经济强县普遍以工业为核心，第二产业较强。2021年，“千亿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40%的仅有荣成、义乌、兴化3市，迁安、仁怀、准格尔、神木等超过半数县（市、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仅有义乌、荣成、石狮、乐清、瑞安、肥西6县（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2]其中，神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80.8%，义乌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为66.5%。（见图2）
从总量看，2021年，昆山市、江阴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第二产业增加值在1000亿-2000亿元；神木、仁怀、宜兴、长沙、南安、浏阳、惠安、余姚等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也较高，在700亿-1000亿元。
工业强县、实体经济强县是县域向“千亿县”跃升的重要路径，千亿元级工业产值成为“千亿县”标配。2021年，GDP头部县市中，昆山市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2086.4亿元；江阴规上企业总产值达到6059.5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1233.39亿元；晋江、张家港、慈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达超过5000亿元左右。2020年新晋“千亿县”看，沭阳、迁安、靖江、桐乡、邳州等县市实体经济发达，纺织服装、装备制造、钢铁、化学纤维、电机电器等产业链培育完善，产业基础坚实。2021年新晋5个“千亿县”中，准格尔、石狮、肥西等县（市、旗）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超过千亿元，荣成、兴化主要工业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超过30%。
（三）“千亿县”与城市群共成长
经济强县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及资源富集区。除邳州、沭阳2县市外，41个“千亿县”分布于长江三角洲（23个）、粤闽浙沿海（7个）、长江中游（4个）、山东半岛（3个）、呼包鄂榆（2个）、京津冀（1个）6大城市群及培育中的黔中城市群（1个）。县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特色资源存在较强关联性，以城市群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容易孕育出经济强县。不少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其他县市加强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突出与城市群各经济单元在产业集群配套、人才协同、科创转化等方面的协作，产业发展势能不断增强，县域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形成县域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的良好发展局面，县域发展融入进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体系中。
（四）国家中心城市周边经济强县“缺席”
“千亿县”与国家中心城市空间联系不密切，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中仅上海市周边“千亿县”数量分布较多。上海市周边强县市数量众多，且距上海市距离都比较近。以上海市100公里半径为辐射范围内，由近到远“千亿县”分别是太仓、昆山、常熟、启东。其中，昆山、太仓与上海直线距离在50公里左右。“千亿县”成为了上海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支撑单元。距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约200公里。距广州市、成都市、武汉市、郑州市、西安市最近的“千亿县”距离在300-500公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上海市以外的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完成撤县建市设区，大多经济强县完成行政区划调整，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千亿县”的真空。（见图3）
二、典型发展模式
围绕主要城市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全国看主要形成六大典型“千亿县”发展模式。（见表1）
（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集中了全国70%的百强县，超过50%的“千亿县”，是全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强省强县”强县林立。区域内县域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民营经济起步早、发展迅速，当前创新要素集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基本完成产业转型升级。[3]“千亿县”已经初步建立起创新为主要动力、集群化为主要特征、面向全球的产业生态。
（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千亿县”数量仅次于长三角城市群，百强县数量众多，是国内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行区。区域内县强区弱特征明显，传统制造业基础雄厚，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纺织服装、鞋服、食品、建材等传统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组织方式集群化、网络化特征明显，培育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企业以及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三）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长株潭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推动规划、设施、产业、市场、创新、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协同，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县域经济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培育出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等高质量发展县域。
（四）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
在经济强县集中区域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基础化工、机械制造、船舶材料等产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5]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区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传统产业+新技术、新应用催生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形成区域发展新动能，推动区域新旧动能转化。[6]山东半岛城市群强县数量众多，拥有胶州、龙口、荣成等千亿县，但是县域间产业结构类似，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动力，特色不够鲜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五）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
呼包鄂榆城市群煤炭等资源储量丰富，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7]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围绕资源开发为主线，积极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培育神木市、准格尔旗等一批经济强县，成为国内资源型城市发展典型代表。[8]
（六）仁怀市为典型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以仁怀为典型。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着力培育壮大以茅台为代表的特色白酒产业，推动区域实现快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典型。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仁怀围绕茅台等白酒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包材、基酒、储运、检测认证等全产业链配套。集聚近百家规模以上酒类企业，数千家白酒产业链关联企业。仁怀以茅台集团为引领，打造了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县域经济体系，盘活了县域经济活力，有力的支撑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推动GDP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实现了重大跨越。茅台集团与仁怀实现了深度捆绑，助推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具体看，2017年营业收入为661亿元，同比增长50.5%，2018年营业收入达到了772亿元；2021年实现营收已超千亿元，净利润更是高达524.6亿元，茅台集团一家企业利润已经超过仁怀GDP的三分之一。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持续降低
县域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减弱，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过快。县域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和质量相对于市辖区出现明显掉队。2000、2010、2020年，县域GDP占全国同期比分别为46.4%、50.5%、38.7%。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强省会等区域发展导向逐渐明晰，中心城市和市辖区发展能级增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部分县域发展速度落后于市辖区，县域经济占比快速下降。
此外，2010-2020年，为撤县设区设市的主要集中时期，大量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完成撤县设区，以市辖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持续做大做强。近20年来，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国家比例稳定在5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国家同期比重稳定在12%左右，但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持续降低。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质量较低是导致县域经济“掉队”的重要原因。
（二）县域经济发展价值导向不确定
2000-2010年，县域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占主导，2010-2020年，服务业占比快速提升并占主导，县域经济过早过快脱实向虚。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看，伴随着县域的快速工业化，工业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业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0-2010年，县域第二产业占比从41.3%上升到51.9%，处于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占比从27.4%下降到16.2%，第三产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2010-2020年，在去产能、高质量发展等大背景下，县域作为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供给侧的主要行政单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占比由31.9%提升到44.8%，年均提升1.4%，第二产业占比由51.9%调减到40.2%，第一产业占比由16.2%调减到15%。从县域整体层面看，工业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部分县市在腾退落后工业产能后，存在新项目导入不足，而过早过快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发展过程
（三）县域发展水平加速分化
县域经济“两极”加速分化明显，南北失衡、强县愈强更加突出。
从南北分布看，2000-2019年，北方县域GDP占县域GDP比重由41.8%下降到37.8%，南方县域GDP占比由58.2%提升到62.2%；从东中西部分布看，2000-2019年，东部县域GDP占比由51.7%下降到42.5%，中部县域GDP占比由30.3%提升到35.3%，西部县域GDP占比由17.9%提升到22.2%。整体来看，南北县域经济总量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差距则逐步缩小。
（四）城市加速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
城市整合县域迈入“无县时代”，城市对县域生产要素虹吸效应加速。2010-2020年，市辖区数量由853个上升到973个，而县域数量则由2003个减少至1871个，10年共减少132个县市，增加120个市辖区。通过加快城市周边县域撤县设区，把县域纳入进城市发展版图，继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县化城市，做大城市市辖区面积，提升城市能级，成为了当前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市辖区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人才吸引能力、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往往优于县域，在当前“抢人”“抢项目”背景下，县域人才外出、优质企业外迁、消费外溢、资本外流等现象更加突出，甚至县域内部分企业把优质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职能部门设置在市辖区，县域成为了企业基础性生产基地。
四、相关建议
借鉴“千亿县”为典型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找准定位借势借力，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在县域经济具体发展过程中应保持发展定力，激发出更多活力，同时应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培育出更多新的增长点。
（一）找准定位借势发展，鼓励县域经济持续壮大
加强对接国家战略，精准县域发展定位，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抓住当前国家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期，以“千亿县”“百强县”为示范，引领更多县域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动能。[9]
（二）保持县域经济发展定力，激发更多活力
因地制宜推进“实业兴县”“工业强县”发展策略，产业引领县域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保持县域发展实体经济定力。高质量推进县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增强县域经济系统性发展能力，提升县域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能力。
（三）警惕县域经济的“低端化”，谋划好县域经济“引爆点”
创新驱动高质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避免陷入传统“路径依赖”“低端传统”的发展陷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既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也要充分挖掘县域基础优势，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南北方县域均衡发展，充分激活全国县域经济全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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