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三老碑》版本考(下)
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鄉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與威望。《漢書•高帝紀》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但三老僅是鄉黨的道德表率並非行政職務,不享俸祿。戰國時已設三老一職,秦代設「鄉警三老」,西漢加設「縣三老」,東漢又添「郡三老」。遺憾的是,此《漢三老碑》未載明三老是哪一級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業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難名兮」句,如此功績德行似乎應該是高級別的三老,而非一般鄉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欄大意為第七孫「邯」追記祖孫三代的名諱及祖父輩的忌日。左欄書刻立碑原委。漢人最重避諱,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書寫,恐祖禰久遠,子孫或不知而誤觸。「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記,每逢忌日勿忘追思與祭祀。此碑當時可能樹立於家廟庭堂中,非墓壙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貫文字。
此碑出土後直至同治末年,眾多金石家對《三老碑》開展了研究,但文字釋讀工作始終不盡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點畫與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難以認定。光緒年間,魏稼孫、趙之謙等專家的介入,令拓工張文蔚用小墨團加撲數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為碑文釋讀提供了依據。
清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國攻佔余姚,嚴陵塢周清泉宅第被焚毀,因三老碑亭相去稍遠,幸免劫灰。然碑僕於地砌作竈石,石為炊煙薰灼,左側黔黑,所幸文字無恙,浙中第一遺跡賴以不墜。一九一九年周氏後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轉售於上海房地產商人陳渭泉(鎮江丹徒人)。歲次一周,再逢辛酉,時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輾轉至上海,滬上外國商人欲以重金收購,若任其轉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後人不復見漢人遺跡,豈非國人之恥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經疇得知此事,即與在上海知縣沈寶昌、前清遺老姚煜商議,後經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與創社四英等人多方呼籲,發佈募捐公啓,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淪亡,積極認捐,加上浙江同鄉慷慨捐資,共募集大洋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從陳渭泉手中購回《漢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為鎮社重寶,印社為其定制了一方與漢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築石室,耗資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吳昌碩撰文並楷書《漢三老石室記》碑立於石室右後,其碑陰刻有捐金贖碑六十五人題名。一九二三年仲秋,馮煦題寫「漢三老石室」鐫刻於石室門楣之上。當年許炳璈(奏雲)有感於三老碑的回歸,賦詩雲:三老神碑去復還,長教靈氣壯河山。漫言片無輕重,點點猶存漢士斑。」
關於《漢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陳謂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後)
其中陳渭泉、西泠印社時期的拓片版本問題較為簡單,碑石在陳渭泉手中時間較短,此時拓片較少,上海圖書館發現鈐有「陳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記」章的拓本(按:「己未」為一九一九年,據此印章推斷出陳渭泉一九一九年購得此碑,而非世間流傳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後的拓片大多鈐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無須贅言。周世熊拓本較為繁多,按時間與拓法又可分為前後兩種:
(一)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緒以後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豐辛酉之亂(一八六一年)為界一分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欄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筆未損,直線外尚有石少許,稱「次字未損本」。拓制時間從咸豐二年至咸豐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間的拓片幾乎無差異,均可視為(初拓本),又稱(咸豐拓本)。
(二)辛酉之後拓本「次」字右側崩裂一小塊,石花泐及線內。
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鄉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與威望。《漢書•高帝紀》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但三老僅是鄉黨的道德表率並非行政職務,不享俸祿。戰國時已設三老一職,秦代設「鄉警三老」,西漢加設「縣三老」,東漢又添「郡三老」。遺憾的是,此《漢三老碑》未載明三老是哪一級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業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難名兮」句,如此功績德行似乎應該是高級別的三老,而非一般鄉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欄大意為第七孫「邯」追記祖孫三代的名諱及祖父輩的忌日。左欄書刻立碑原委。漢人最重避諱,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書寫,恐祖禰久遠,子孫或不知而誤觸。「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記,每逢忌日勿忘追思與祭祀。此碑當時可能樹立於家廟庭堂中,非墓壙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貫文字。
此碑出土後直至同治末年,眾多金石家對《三老碑》開展了研究,但文字釋讀工作始終不盡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點畫與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難以認定。光緒年間,魏稼孫、趙之謙等專家的介入,令拓工張文蔚用小墨團加撲數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為碑文釋讀提供了依據。
清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國攻佔余姚,嚴陵塢周清泉宅第被焚毀,因三老碑亭相去稍遠,幸免劫灰。然碑僕於地砌作竈石,石為炊煙薰灼,左側黔黑,所幸文字無恙,浙中第一遺跡賴以不墜。一九一九年周氏後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轉售於上海房地產商人陳渭泉(鎮江丹徒人)。歲次一周,再逢辛酉,時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輾轉至上海,滬上外國商人欲以重金收購,若任其轉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後人不復見漢人遺跡,豈非國人之恥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經疇得知此事,即與在上海知縣沈寶昌、前清遺老姚煜商議,後經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與創社四英等人多方呼籲,發佈募捐公啓,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淪亡,積極認捐,加上浙江同鄉慷慨捐資,共募集大洋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從陳渭泉手中購回《漢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為鎮社重寶,印社為其定制了一方與漢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築石室,耗資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吳昌碩撰文並楷書《漢三老石室記》碑立於石室右後,其碑陰刻有捐金贖碑六十五人題名。一九二三年仲秋,馮煦題寫「漢三老石室」鐫刻於石室門楣之上。當年許炳璈(奏雲)有感於三老碑的回歸,賦詩雲:三老神碑去復還,長教靈氣壯河山。漫言片無輕重,點點猶存漢士斑。」
關於《漢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陳謂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後)
其中陳渭泉、西泠印社時期的拓片版本問題較為簡單,碑石在陳渭泉手中時間較短,此時拓片較少,上海圖書館發現鈐有「陳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記」章的拓本(按:「己未」為一九一九年,據此印章推斷出陳渭泉一九一九年購得此碑,而非世間流傳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後的拓片大多鈐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無須贅言。周世熊拓本較為繁多,按時間與拓法又可分為前後兩種:
(一)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緒以後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豐辛酉之亂(一八六一年)為界一分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欄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筆未損,直線外尚有石少許,稱「次字未損本」。拓制時間從咸豐二年至咸豐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間的拓片幾乎無差異,均可視為(初拓本),又稱(咸豐拓本)。
(二)辛酉之後拓本「次」字右側崩裂一小塊,石花泐及線內。
朱儁——东汉末年名将
朱儁(?-195年),字公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东汉末年将领。
朱儁出身寒门,赡养母亲,以好义轻财闻名,受乡里敬重。后被太守徐珪举为孝廉,任兰陵县令,颇有治绩。因功升任交州刺史,率家兵五千大破叛军,平定交州。战后以功封都亭侯,入朝拜官谏议大夫。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朱儁任右中郎将,与皇甫嵩等镇压颍川、汝南、陈国等地黄巾军;又围攻南阳赵弘、孙夏等部黄巾军。以功进封西乡侯,调镇贼中郎将。中平二年(185年),进拜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塘侯。后外任河内太守,击退进逼的黑山军首领张燕。权臣董卓秉政时,想用朱儁为副手,遭其婉拒。其后出逃荆州,更屯军中牟,徐州刺史陶谦等欲推举他为太师,并传檄各州牧伯,相邀讨伐权臣李傕、奉迎汉献帝。但朱儁却奉诏入京任太仆。初平四年(193年),升任太尉、录尚书事。兴平元年(194年),又被授为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因故未成行。兴平二年(195年),李傕与郭汜相互攻杀,郭汜扣留朱儁作为人质。朱儁性格刚烈,即日发病而死。
朱儁率军讨平黄巾,与皇甫嵩齐名,“威声满天下”,时人称赞他“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三国杀[超话]#
朱儁(?-195年),字公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东汉末年将领。
朱儁出身寒门,赡养母亲,以好义轻财闻名,受乡里敬重。后被太守徐珪举为孝廉,任兰陵县令,颇有治绩。因功升任交州刺史,率家兵五千大破叛军,平定交州。战后以功封都亭侯,入朝拜官谏议大夫。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朱儁任右中郎将,与皇甫嵩等镇压颍川、汝南、陈国等地黄巾军;又围攻南阳赵弘、孙夏等部黄巾军。以功进封西乡侯,调镇贼中郎将。中平二年(185年),进拜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塘侯。后外任河内太守,击退进逼的黑山军首领张燕。权臣董卓秉政时,想用朱儁为副手,遭其婉拒。其后出逃荆州,更屯军中牟,徐州刺史陶谦等欲推举他为太师,并传檄各州牧伯,相邀讨伐权臣李傕、奉迎汉献帝。但朱儁却奉诏入京任太仆。初平四年(193年),升任太尉、录尚书事。兴平元年(194年),又被授为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因故未成行。兴平二年(195年),李傕与郭汜相互攻杀,郭汜扣留朱儁作为人质。朱儁性格刚烈,即日发病而死。
朱儁率军讨平黄巾,与皇甫嵩齐名,“威声满天下”,时人称赞他“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三国杀[超话]#
《汉三老碑》版本考(下)
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乡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与威望。《汉书•高帝纪》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但三老仅是乡党的道德表率并非行政职务,不享俸禄。战国时已设三老一职,秦代设“乡警三老”,西汉加设“县三老”,东汉又添“郡三老”。遗憾的是,此《汉三老碑》未载明三老是哪一级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兮”句,如此功绩德行似乎应该是高级别的三老,而非一般乡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九孙中第七孙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栏大意为第七孙“邯”追记祖孙三代的名讳及祖父辈的忌日。左栏书刻立碑原委。汉人最重避讳,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书写,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记,每逢忌日勿忘追思与祭祀。此碑当时可能树立于家庙庭堂中,非墓圹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贯文字。
此碑出土后直至同治末年,众多金石家对《三老碑》开展了研究,但文字释读工作始终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点画与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难以认定。光绪年间,魏稼孙、赵之谦等专家的介入,令拓工张文蔚用小墨团加扑数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为碑文释读提供了依据。
清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攻占余姚,严陵坞周清泉宅第被焚毁,因三老碑亭相去稍远,幸免劫灰。然碑仆于地砌作竈石,石为炊烟熏灼,左侧黔黑,所幸文字无恙,浙中第一遗迹赖以不坠。一九一九年周氏后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转售于上海房地产商人陈渭泉(镇江丹徒人)。岁次一周,再逢辛酉,时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辗转至上海,沪上外国商人欲以重金收购,若任其转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后人不复见汉人遗迹,岂非国人之耻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此事,即与在上海知县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商议,后经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创社四英等人多方呼吁,发布募捐公启,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沦亡,积极认捐,加上浙江同乡慷慨捐资,共募集大洋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从陈渭泉手中购回《汉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为镇社重宝,印社为其定制了一方与汉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筑石室,耗资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吴昌硕撰文并楷书《汉三老石室记》碑立于石室右后,其碑阴刻有捐金赎碑六十五人题名。一九二三年仲秋,冯煦题写“汉三老石室”镌刻于石室门楣之上。当年许炳璈(奏云)有感于三老碑的回归,赋诗云: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河山。漫言片无轻重,点点犹存汉士斑。”
关于《汉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陈谓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后)
其中陈渭泉、西泠印社时期的拓片版本问题较为简单,碑石在陈渭泉手中时间较短,此时拓片较少,上海图书馆发现钤有“陈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记”章的拓本(按:“己未”为一九一九年,据此印章推断出陈渭泉一九一九年购得此碑,而非世间流传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后的拓片大多钤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无须赘言。周世熊拓本较为繁多,按时间与拓法又可分为前后两种:
(一)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绪以后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丰辛酉之乱(一八六一年)为界一分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栏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笔未损,直线外尚有石少许,称“次字未损本”。拓制时间从咸丰二年至咸丰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间的拓片几乎无差异,均可视为(初拓本),又称(咸丰拓本)。
(二)辛酉之后拓本“次”字右侧崩裂一小块,石花泐及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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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乡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与威望。《汉书•高帝纪》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但三老仅是乡党的道德表率并非行政职务,不享俸禄。战国时已设三老一职,秦代设“乡警三老”,西汉加设“县三老”,东汉又添“郡三老”。遗憾的是,此《汉三老碑》未载明三老是哪一级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兮”句,如此功绩德行似乎应该是高级别的三老,而非一般乡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九孙中第七孙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栏大意为第七孙“邯”追记祖孙三代的名讳及祖父辈的忌日。左栏书刻立碑原委。汉人最重避讳,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书写,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记,每逢忌日勿忘追思与祭祀。此碑当时可能树立于家庙庭堂中,非墓圹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贯文字。
此碑出土后直至同治末年,众多金石家对《三老碑》开展了研究,但文字释读工作始终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点画与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难以认定。光绪年间,魏稼孙、赵之谦等专家的介入,令拓工张文蔚用小墨团加扑数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为碑文释读提供了依据。
清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攻占余姚,严陵坞周清泉宅第被焚毁,因三老碑亭相去稍远,幸免劫灰。然碑仆于地砌作竈石,石为炊烟熏灼,左侧黔黑,所幸文字无恙,浙中第一遗迹赖以不坠。一九一九年周氏后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转售于上海房地产商人陈渭泉(镇江丹徒人)。岁次一周,再逢辛酉,时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辗转至上海,沪上外国商人欲以重金收购,若任其转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后人不复见汉人遗迹,岂非国人之耻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此事,即与在上海知县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商议,后经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创社四英等人多方呼吁,发布募捐公启,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沦亡,积极认捐,加上浙江同乡慷慨捐资,共募集大洋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从陈渭泉手中购回《汉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为镇社重宝,印社为其定制了一方与汉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筑石室,耗资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吴昌硕撰文并楷书《汉三老石室记》碑立于石室右后,其碑阴刻有捐金赎碑六十五人题名。一九二三年仲秋,冯煦题写“汉三老石室”镌刻于石室门楣之上。当年许炳璈(奏云)有感于三老碑的回归,赋诗云: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河山。漫言片无轻重,点点犹存汉士斑。”
关于《汉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陈谓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后)
其中陈渭泉、西泠印社时期的拓片版本问题较为简单,碑石在陈渭泉手中时间较短,此时拓片较少,上海图书馆发现钤有“陈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记”章的拓本(按:“己未”为一九一九年,据此印章推断出陈渭泉一九一九年购得此碑,而非世间流传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后的拓片大多钤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无须赘言。周世熊拓本较为繁多,按时间与拓法又可分为前后两种:
(一)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绪以后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丰辛酉之乱(一八六一年)为界一分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栏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笔未损,直线外尚有石少许,称“次字未损本”。拓制时间从咸丰二年至咸丰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间的拓片几乎无差异,均可视为(初拓本),又称(咸丰拓本)。
(二)辛酉之后拓本“次”字右侧崩裂一小块,石花泐及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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