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来自上海的家常菜：土豆烧刀豆，这道菜在上海大小饭店都有，不但饮食搭配平衡，并且带著食物独有的芳香和香甜，夏季也会在饭桌上常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红油赤酱本来就对上海人的胃口，此菜可烧得偏烂些，虽然卖相普通但是味道极佳而且非常下饭
土豆烧刀豆
-食 材-
土豆、刀豆、甜面酱
老抽、蘑菇精、香油
姜片、香油、水淀粉
-烹饪步骤-
1、土豆洗净剥皮切成条冲水待用。
2、刀豆摘洗干净掰成均匀条。
3、热锅烧油六成热，先下入土豆条。
4、随后下入刀豆，炸至土豆条金黄色即可倒出沥油。
5、锅内留少许油，放入姜片、甜面酱炒香后加水。
6、加入少量老抽、蘑菇精继续翻炒。
7、倒入沥好油的刀豆土豆条，加盖焖入味。
8、最后淋入适量水淀粉收汁，滴少许香油即可起锅装盘。
红油赤酱本来就对上海人的胃口，此菜可烧得偏烂些，虽然卖相普通但是味道极佳而且非常下饭
土豆烧刀豆
-食 材-
土豆、刀豆、甜面酱
老抽、蘑菇精、香油
姜片、香油、水淀粉
-烹饪步骤-
1、土豆洗净剥皮切成条冲水待用。
2、刀豆摘洗干净掰成均匀条。
3、热锅烧油六成热，先下入土豆条。
4、随后下入刀豆，炸至土豆条金黄色即可倒出沥油。
5、锅内留少许油，放入姜片、甜面酱炒香后加水。
6、加入少量老抽、蘑菇精继续翻炒。
7、倒入沥好油的刀豆土豆条，加盖焖入味。
8、最后淋入适量水淀粉收汁，滴少许香油即可起锅装盘。
推荐本周新展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常设展即将开幕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
展览时间：
2020年9月25日—长期
展览地点：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总策划：
李健、刘震子
策划团队：
董冰峰、李峰、鲁明军、秦思源、汪民安 (拼音排序)
主办: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协办:
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
首席赞助：
中国民生银行
9月25日，由中国民生银行发起成立并捐助的文化公益机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疫中新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即将开幕。展览贯穿美术馆全部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91位中国艺术家的95组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录像、动画等多种媒介形式。
“绵延（Duration）”这一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它意味着没有中断和永恒的持续。同时，它还意味着永恒的变化。对于绵延的任何一个瞬间而言，它都包含着这一瞬间之前的全部过去。绵延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对过去的吸纳，未来无尽的可能无不基于过去与现在。
由此出发，我们将 1970 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前卫艺术看作是一个持续绵延的生命体：它内部有一种强烈、完全无法阻止的冲动，一直在变化，充满差异且从未中断。它的此时此刻一直携带着全部的过去，凭借这种过去的积累而创造和叠加了现在的每一个瞬间，并涌向新的未来。
展览力图在“绵延”的意义上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既要展示当代艺术的连续过程,也要展示其变化过程；既要呈现它的起源时刻，也要表达出它的现在时刻；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展示出当代艺术在中国生长和绵延的过程本身，即便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众多参考面向或框架的其中一个。《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不是一次固定而静止的展览，它如同一条不断更新的大河，名单不断更替、作品不断更换，然而主脉不变，大河依旧滚滚向前，奔流不息。由此，展览本身也成为一场实验——一个有无限变化可能的探索与尝试，一个将展览本身作为艺术作品不断生长的理念。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分为时间\空间、生命\身体、日常生活、物质、表演、情感等六个板块，将以常设展的形式向观众持续开放。展览的举办首先得益于艺术家前后持续五十年的工作，得益于他们敏锐的观察、充满天分的创造力和专注的精神力量。展览的举办也离不开众多专业人士最为宝贵的学识与多年经验，离不开民生美术机构十余年来艺术公益领域辛勤耕耘与沉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中国民生银行对展览的支持表示钦心感谢，以艺术这一具有难度和挑战的领域开展公益义举，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也以其独特方式参与着我们时代文化与历史的鲜活书写。
此次展览将于https://t.cn/A64roz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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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介绍
董冰峰
现为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研究员。曾先后担任广东美术馆与尤伦斯当 代艺术中心策展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栗宪庭电影基金艺术 总监、北京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他曾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评论 奖”(2013)、“《YISHU》典藏国际版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2015)和 亚洲艺术文献库“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驻留奖”(2017)。董冰峰的 研究领域包括影像艺术、独立电影、中国当代艺术史、展览史与当代批评理论。
李峰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负责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关注和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史、机构管理运营与文化写作等。2007年起参与中国首家金融企业为背景的艺术机构的筹建和管理运营，先后担任副馆长、馆长，参与“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1979-2009”、“中国影像二十年1988-2011”等重要展览的策划，发起“民生艺术史”论文奖等项目。
鲁明军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近年策划《疆域：地缘的拓扑》（2017-2018）、《在集结》（2019）、《缪斯、愚公与指南针》（2020）等展览。近著有《目光的诗学：感知—政治—时间》、《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等。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ACC）。同年，获得第6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2019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AAC）年度策展人奖。
秦思源
艺术家与策展人。1998年到2002年,他工作于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学项目。2002年，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广泛地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举行展览。秦思源在北京非营利艺术机构掩体空间负责展览，2009－2010年任ShContemporary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当代”总监。2006－2008年担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2003－2006年任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艺术经理。秦思源撰写大量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是Frieze杂志特约编辑。
汪民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等11部。主编《人文科学译丛》（河南大学出版社），《生产》辑刊等。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常设展即将开幕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
展览时间：
2020年9月25日—长期
展览地点：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总策划：
李健、刘震子
策划团队：
董冰峰、李峰、鲁明军、秦思源、汪民安 (拼音排序)
主办: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协办:
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
首席赞助：
中国民生银行
9月25日，由中国民生银行发起成立并捐助的文化公益机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疫中新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即将开幕。展览贯穿美术馆全部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91位中国艺术家的95组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录像、动画等多种媒介形式。
“绵延（Duration）”这一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它意味着没有中断和永恒的持续。同时，它还意味着永恒的变化。对于绵延的任何一个瞬间而言，它都包含着这一瞬间之前的全部过去。绵延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对过去的吸纳，未来无尽的可能无不基于过去与现在。
由此出发，我们将 1970 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前卫艺术看作是一个持续绵延的生命体：它内部有一种强烈、完全无法阻止的冲动，一直在变化，充满差异且从未中断。它的此时此刻一直携带着全部的过去，凭借这种过去的积累而创造和叠加了现在的每一个瞬间，并涌向新的未来。
展览力图在“绵延”的意义上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既要展示当代艺术的连续过程,也要展示其变化过程；既要呈现它的起源时刻，也要表达出它的现在时刻；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展示出当代艺术在中国生长和绵延的过程本身，即便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众多参考面向或框架的其中一个。《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不是一次固定而静止的展览，它如同一条不断更新的大河，名单不断更替、作品不断更换，然而主脉不变，大河依旧滚滚向前，奔流不息。由此，展览本身也成为一场实验——一个有无限变化可能的探索与尝试，一个将展览本身作为艺术作品不断生长的理念。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分为时间\空间、生命\身体、日常生活、物质、表演、情感等六个板块，将以常设展的形式向观众持续开放。展览的举办首先得益于艺术家前后持续五十年的工作，得益于他们敏锐的观察、充满天分的创造力和专注的精神力量。展览的举办也离不开众多专业人士最为宝贵的学识与多年经验，离不开民生美术机构十余年来艺术公益领域辛勤耕耘与沉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中国民生银行对展览的支持表示钦心感谢，以艺术这一具有难度和挑战的领域开展公益义举，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也以其独特方式参与着我们时代文化与历史的鲜活书写。
此次展览将于https://t.cn/A64roz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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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介绍
董冰峰
现为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研究员。曾先后担任广东美术馆与尤伦斯当 代艺术中心策展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栗宪庭电影基金艺术 总监、北京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他曾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评论 奖”(2013)、“《YISHU》典藏国际版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2015)和 亚洲艺术文献库“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驻留奖”(2017)。董冰峰的 研究领域包括影像艺术、独立电影、中国当代艺术史、展览史与当代批评理论。
李峰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负责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关注和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史、机构管理运营与文化写作等。2007年起参与中国首家金融企业为背景的艺术机构的筹建和管理运营，先后担任副馆长、馆长，参与“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1979-2009”、“中国影像二十年1988-2011”等重要展览的策划，发起“民生艺术史”论文奖等项目。
鲁明军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近年策划《疆域：地缘的拓扑》（2017-2018）、《在集结》（2019）、《缪斯、愚公与指南针》（2020）等展览。近著有《目光的诗学：感知—政治—时间》、《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等。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ACC）。同年，获得第6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2019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AAC）年度策展人奖。
秦思源
艺术家与策展人。1998年到2002年,他工作于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学项目。2002年，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广泛地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举行展览。秦思源在北京非营利艺术机构掩体空间负责展览，2009－2010年任ShContemporary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当代”总监。2006－2008年担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2003－2006年任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艺术经理。秦思源撰写大量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是Frieze杂志特约编辑。
汪民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等11部。主编《人文科学译丛》（河南大学出版社），《生产》辑刊等。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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