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一天,去Findon村。
阿伯丁东海岸串起了一群渔村,从市区往南,第一个是我们小海湾村,隔壁是芬登村Findon,3英里(约5公里)远。
走着去的话,单程不用一小时。去的路基本上与一条古道Causey Mounth重合。Mounth源自皮克特语,指的是阿伯丁这一片广阔的高地;Causey是古语,意思是“穿过沼泽或水面的凸起的道路”,也叫堤道。我第一次知道Causey这个词,那Causey Mounth是不是可以叫“高地堤路”呢?
“高地堤路”是连接阿伯丁迪河(River Dee)渡口与南部重要渔港斯通黑文(Stonehaven,一度也是古代苏格兰重要的政治据点)的交通要道,也是进入高地山区Highland的门户。这两个城镇之间,早在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时代(公元1世纪)就有路了,罗马军队沿这条路向苏格兰高地进军。但是直到12世纪,这条路才真正建成架高了的岩石道路“高地堤路”,可以跑车。
真正在路上走一次,才知道为什么要架高。阿伯丁太能下雨了,又靠海,湿地和沼泽一片连着一片,路只有架高才不至于被淹。英国东北铁路线也是因为地势低,一遇到风暴,阿伯丁附近的铁轨就被洪水冲垮,这事儿我2个月内遇到了两次。以前住在苏格兰低地,根本没有这种体验。
路边一棵大树连根掀起,就是前几天风暴肆虐的见证。风暴还吹坏了我家后院的门。
1960年代,在古道的西边,建起了一条高速路。今天,这条路有的路段湮没在牧场和田野里,消失了;有的在一百多年前铺上了柏油,路两边残留着干砌石墙,偶尔有汽车驶过,英剧里最常见这样的村路。走在路上,我总想起《尼罗河上的惨案》开头,两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开着快车,顺着乡间小路,奔向勃勃野心的尽头。
田野里,去年秋天收下了麦秆卷成捆堆在地里。牧场里放养着牛羊猪,此地超市卖的肉类,包装上骄傲地表明“苏格兰本地产”。大片菜地,看叶子应该是芜菁。
途径两个废弃的采石场。阿伯丁盛产花岗岩,很多建筑用花岗岩建成,所以有“银城”之称。看阿伯丁著名女作家南•谢泼德的《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知道这些花岗岩是泥盆纪时期从地壳喷涌而出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尔后从周围的片岩和片麻岩中凸起,在阿伯丁西部和北部耸立成高山;这些山脉一度比阿尔卑斯山还高,经历数百万年的侵蚀之后,变成如今低矮荒凉的丘陵和破碎的峭壁。谢泼德把这大自然的力量称为“原生力”(the elementals)。
到了芬登村。村子很小,只有两条路,一条为老旅馆路Old Inn Road,一条名芬登路,听名字就知道年头久了。这个老旅馆/酒馆,可能是当年路人走累了,歇脚的地方。
芬登村最值得书写的,大概只有特产“冷熏黑线鳕鱼”,是大名鼎鼎的Finnan haddie。Finnan haddie用湿木头和泥炭,低温熏制,有特别的烟味和奶油味,而且鱼肉保持原有的白色。苏格兰传统鱼汤Cullen skink必定要用这种熏鱼。
我以为村里会弥漫着木材燃烧和盐的味道,会到处是挂着Finnan haddie的小店,就像国内,某地只要有个名土产,一准儿全村都是特产店,每家都说自己最正宗。还以为在村里的old inn能喝到热乎乎的鱼汤。转了一圈,店在哪儿?熏鱼的作坊在哪儿?老酒馆上哪儿去了?
都没了。一个都看不到。现在市面上见到的Finnan haddie都是别地儿生产的。
芬登村的居民当然不会是渔民,也不会是农民。沿途的农场里有农舍,那是农民的家。用俗话说,这个村应该是富人村,村道弯曲起伏,树木栽种得恰到好“处”,下坡处的一株松树似乎经过修建,颇有日本园林的意味,我怀疑是不是找景观公司做过设计;家家门口停着好车,很多大宅,老房子维护得很好;有两户人家用当地石头在屋外做出老旧感的壁炉烟囱道,几何造型却极现代;有一户人家在后院安置了一个圆形的pod玻璃阳光房,近可看苔原,大海在远处。这种种细节没有经济实力是做不到的。
可是,住在这种没有小店,没有酒馆(英式小酒馆同时还是餐馆),星期天吃不到Sunday Roast的村里,多没劲啊。
村口的海岸上有家公司,一查,居然是全球最大的救生设备厂商,上海还有他们的工厂。
芬登村另一个值得记一笔的是村外的苔原地。我艰难地穿过欧洲刺柏拦住的小路,进到苔原。苔藓、地衣、藻类把帚石楠、白欧石楠、金雀花(我只认得这几种植物)结成一片绒绣花毯,即便是凋零的冬天,它们仍然美得让我词穷,展现出的生机震撼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石楠的花期早就过去,没有了水分的小小花瓣合住,顽强地立在枝头,风暴都没能吹落它们。脚划过花海,腾起一阵阵花粉的烟尘。这些花草贴着地面生长,谢泼德写它们,根扎得又深又牢,顶得住飓风,扛得住霜冻,能在一切极端难测的天气变化下保住一线生机,“只要向其灵魂深挖,就会发现永恒耐力的根源”。
风暴摧毁了继续南行的步道和过河的木桥,这次就走到这儿。这只走了“高地堤路”的一小部分。再往南,有史前石柱,还有几座重要的大宅,以及面积更大、更美的苔原。一段一段走吧。
阿伯丁东海岸串起了一群渔村,从市区往南,第一个是我们小海湾村,隔壁是芬登村Findon,3英里(约5公里)远。
走着去的话,单程不用一小时。去的路基本上与一条古道Causey Mounth重合。Mounth源自皮克特语,指的是阿伯丁这一片广阔的高地;Causey是古语,意思是“穿过沼泽或水面的凸起的道路”,也叫堤道。我第一次知道Causey这个词,那Causey Mounth是不是可以叫“高地堤路”呢?
“高地堤路”是连接阿伯丁迪河(River Dee)渡口与南部重要渔港斯通黑文(Stonehaven,一度也是古代苏格兰重要的政治据点)的交通要道,也是进入高地山区Highland的门户。这两个城镇之间,早在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时代(公元1世纪)就有路了,罗马军队沿这条路向苏格兰高地进军。但是直到12世纪,这条路才真正建成架高了的岩石道路“高地堤路”,可以跑车。
真正在路上走一次,才知道为什么要架高。阿伯丁太能下雨了,又靠海,湿地和沼泽一片连着一片,路只有架高才不至于被淹。英国东北铁路线也是因为地势低,一遇到风暴,阿伯丁附近的铁轨就被洪水冲垮,这事儿我2个月内遇到了两次。以前住在苏格兰低地,根本没有这种体验。
路边一棵大树连根掀起,就是前几天风暴肆虐的见证。风暴还吹坏了我家后院的门。
1960年代,在古道的西边,建起了一条高速路。今天,这条路有的路段湮没在牧场和田野里,消失了;有的在一百多年前铺上了柏油,路两边残留着干砌石墙,偶尔有汽车驶过,英剧里最常见这样的村路。走在路上,我总想起《尼罗河上的惨案》开头,两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开着快车,顺着乡间小路,奔向勃勃野心的尽头。
田野里,去年秋天收下了麦秆卷成捆堆在地里。牧场里放养着牛羊猪,此地超市卖的肉类,包装上骄傲地表明“苏格兰本地产”。大片菜地,看叶子应该是芜菁。
途径两个废弃的采石场。阿伯丁盛产花岗岩,很多建筑用花岗岩建成,所以有“银城”之称。看阿伯丁著名女作家南•谢泼德的《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知道这些花岗岩是泥盆纪时期从地壳喷涌而出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尔后从周围的片岩和片麻岩中凸起,在阿伯丁西部和北部耸立成高山;这些山脉一度比阿尔卑斯山还高,经历数百万年的侵蚀之后,变成如今低矮荒凉的丘陵和破碎的峭壁。谢泼德把这大自然的力量称为“原生力”(the elementals)。
到了芬登村。村子很小,只有两条路,一条为老旅馆路Old Inn Road,一条名芬登路,听名字就知道年头久了。这个老旅馆/酒馆,可能是当年路人走累了,歇脚的地方。
芬登村最值得书写的,大概只有特产“冷熏黑线鳕鱼”,是大名鼎鼎的Finnan haddie。Finnan haddie用湿木头和泥炭,低温熏制,有特别的烟味和奶油味,而且鱼肉保持原有的白色。苏格兰传统鱼汤Cullen skink必定要用这种熏鱼。
我以为村里会弥漫着木材燃烧和盐的味道,会到处是挂着Finnan haddie的小店,就像国内,某地只要有个名土产,一准儿全村都是特产店,每家都说自己最正宗。还以为在村里的old inn能喝到热乎乎的鱼汤。转了一圈,店在哪儿?熏鱼的作坊在哪儿?老酒馆上哪儿去了?
都没了。一个都看不到。现在市面上见到的Finnan haddie都是别地儿生产的。
芬登村的居民当然不会是渔民,也不会是农民。沿途的农场里有农舍,那是农民的家。用俗话说,这个村应该是富人村,村道弯曲起伏,树木栽种得恰到好“处”,下坡处的一株松树似乎经过修建,颇有日本园林的意味,我怀疑是不是找景观公司做过设计;家家门口停着好车,很多大宅,老房子维护得很好;有两户人家用当地石头在屋外做出老旧感的壁炉烟囱道,几何造型却极现代;有一户人家在后院安置了一个圆形的pod玻璃阳光房,近可看苔原,大海在远处。这种种细节没有经济实力是做不到的。
可是,住在这种没有小店,没有酒馆(英式小酒馆同时还是餐馆),星期天吃不到Sunday Roast的村里,多没劲啊。
村口的海岸上有家公司,一查,居然是全球最大的救生设备厂商,上海还有他们的工厂。
芬登村另一个值得记一笔的是村外的苔原地。我艰难地穿过欧洲刺柏拦住的小路,进到苔原。苔藓、地衣、藻类把帚石楠、白欧石楠、金雀花(我只认得这几种植物)结成一片绒绣花毯,即便是凋零的冬天,它们仍然美得让我词穷,展现出的生机震撼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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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阿伯丁大学[超话]##个人转租#
转租pittodrie street
房租:每周149镑(可月付房租)
房型:ensuite 5人间 共享厨房 舍友都是中国人
租期:2024.2.1——2024.7.9(可续租)
在3楼,楼下有新开中超,到Tesco和coop走路6分钟 到学校10分钟 门口就有公交站 交通方便 24小时前台 街区安静 走官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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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一部政治史》
〔美〕索菲娅·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著 马睿 译
177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斗争的走向。时至今日,常识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然而,常识的信仰从何而来,其民粹主义逻辑如何塑造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美国历史学家索菲娅·罗森菲尔德以流畅的文笔,对跨大西洋启蒙运动和革命时代进行了新的阐述。从17—18世纪的伦敦、阿伯丁、阿姆斯特丹,到试图建立一个常识共和国的费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再到对常识哲学不断讨论与利用的柯尼斯堡和纽约,她的叙述跨越两个大陆和多个世纪,对常识的缘起及其流变进行了新的探究。常识的历史远非常识,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出人意料。
《常识:一部政治史》
〔美〕索菲娅·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著 马睿 译
177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斗争的走向。时至今日,常识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然而,常识的信仰从何而来,其民粹主义逻辑如何塑造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美国历史学家索菲娅·罗森菲尔德以流畅的文笔,对跨大西洋启蒙运动和革命时代进行了新的阐述。从17—18世纪的伦敦、阿伯丁、阿姆斯特丹,到试图建立一个常识共和国的费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再到对常识哲学不断讨论与利用的柯尼斯堡和纽约,她的叙述跨越两个大陆和多个世纪,对常识的缘起及其流变进行了新的探究。常识的历史远非常识,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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