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很多普通中国人对传统阴历、阳历分不清，夏商周断代工程对阴阳合历和阴历置闰也毫无正确概念。
断代工程妄称西周历法岁首多为“建子”、“建丑”。
以张培瑜为首的一群天文历法文盲，知道什么是“干支月/地支月”？
“干支月/地支月”就是阳历二十四节气呐，月首是节，月中是中气！
文盲文痞，数典忘祖。
断代工程妄称西周历法岁首多为“建子”、“建丑”。
以张培瑜为首的一群天文历法文盲，知道什么是“干支月/地支月”？
“干支月/地支月”就是阳历二十四节气呐，月首是节，月中是中气！
文盲文痞，数典忘祖。
检测天文软件的精度或误差，日月食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测指标，因为日月食的计算非常复杂。
有人妄说stellarium在“大时间尺度”上计算日食会差一天！
举个例子嘛，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stellarium如此不靠谱。
我举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给大家看看，stellarium有多么靠谱。
这是甲骨文记录的“世界最早日珥”现象。
刘朝阳早在1945年发表《甲骨文之日珥观测记录》一文，认为一块卜甲记录的“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如下图）是商代的一次清晨发生的日全食记录，他认为所谓“三焰”就是日全食时在日边见到的火焰，即日珥。
刘朝阳认为，“可断定其为日珥观测之最早记录，去今约三千余年”。
陈遵妫等人也认为，这片卜辞记的就是日全食现象，“三焰”就是指日珥。
陈遵妫说，这次纪事所发生的年代虽不能确定，但在公元前14世纪是肯定的，这是世界上最古的日珥纪事。
于是好看了，中国学界内个丑态毕露。
甲骨文记载的日食，那一定是准确的，不用怀疑。
这次日食发生在“乙卯”日，纪日干支很明确。
夏商周断代工程厉害得很，有的是钱，就整出一套《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
专家们很仔细地编撰了5000年间发生日食日期的纪日干支。
日食日期不劳中国专家，NASA的数据足够了。中国专家费力的，是补缀上日期的纪日干支。
中外专家都认为，从殷商早期直到现在，纪日干支都是不叠不乱的。
如果从殷商早期直到现在，纪日干支都是不叠不乱的，那中外专家就太好彩了嘛，找出一个“乙卯”日的日食，岂不是瓮中捉鳖。
专家们找遍了殷商时期的日食，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乙卯日”日食。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绝望了，他直接公开讲，没有发生这样的日食！
老张此论一出，李学勤、常玉芝、冯时等学界大咖相继开始哔哔哔，“从古文字、天文学两方面”都否定了这是一条日全食的记录。
搞笑不搞笑。
我论证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精确年月日，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这是西周时期的“甲子”日。
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去推算，这一天是“己卯日”。
纪日干支体系断裂啦。
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跟西周早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差了15天。
我当然知道这个纪日干支体系到底是何时断裂的，但今天我不说。
差了15天啊，差了15天。
那么，殷商时期的“乙卯日（52）”，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去回推，就应该加15天，是“庚午日（7）”。
这样，就应该去找日食表中的“庚午日”嘛。
于是，我就去瓮中捉鳖了。
看看，公元前1299年4月4日，按现在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是“庚午（7）”，因此其殷商时期的实际纪日干支就是“乙卯（52）”。
这一天的日食情况如何？
很显然，这就是日出之后不久发生的一次大食分日食。
瞧一瞧呐看一看，“三焰食日”。
理论上说，大食分的日环食，应该会有壮观的日冕。
但我无法确定当时的真实情况。
不过，日食发生时，木星、金星、土星，跟日月挨得很近嘛。
如果“三焰食日”的“三焰”不是日冕，那一定就是这三颗星。
Stellarium 精度怎么样？误差几何？
最后，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群文盲。
有人妄说stellarium在“大时间尺度”上计算日食会差一天！
举个例子嘛，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stellarium如此不靠谱。
我举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给大家看看，stellarium有多么靠谱。
这是甲骨文记录的“世界最早日珥”现象。
刘朝阳早在1945年发表《甲骨文之日珥观测记录》一文，认为一块卜甲记录的“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如下图）是商代的一次清晨发生的日全食记录，他认为所谓“三焰”就是日全食时在日边见到的火焰，即日珥。
刘朝阳认为，“可断定其为日珥观测之最早记录，去今约三千余年”。
陈遵妫等人也认为，这片卜辞记的就是日全食现象，“三焰”就是指日珥。
陈遵妫说，这次纪事所发生的年代虽不能确定，但在公元前14世纪是肯定的，这是世界上最古的日珥纪事。
于是好看了，中国学界内个丑态毕露。
甲骨文记载的日食，那一定是准确的，不用怀疑。
这次日食发生在“乙卯”日，纪日干支很明确。
夏商周断代工程厉害得很，有的是钱，就整出一套《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
专家们很仔细地编撰了5000年间发生日食日期的纪日干支。
日食日期不劳中国专家，NASA的数据足够了。中国专家费力的，是补缀上日期的纪日干支。
中外专家都认为，从殷商早期直到现在，纪日干支都是不叠不乱的。
如果从殷商早期直到现在，纪日干支都是不叠不乱的，那中外专家就太好彩了嘛，找出一个“乙卯”日的日食，岂不是瓮中捉鳖。
专家们找遍了殷商时期的日食，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乙卯日”日食。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绝望了，他直接公开讲，没有发生这样的日食！
老张此论一出，李学勤、常玉芝、冯时等学界大咖相继开始哔哔哔，“从古文字、天文学两方面”都否定了这是一条日全食的记录。
搞笑不搞笑。
我论证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精确年月日，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这是西周时期的“甲子”日。
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去推算，这一天是“己卯日”。
纪日干支体系断裂啦。
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跟西周早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差了15天。
我当然知道这个纪日干支体系到底是何时断裂的，但今天我不说。
差了15天啊，差了15天。
那么，殷商时期的“乙卯日（52）”，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去回推，就应该加15天，是“庚午日（7）”。
这样，就应该去找日食表中的“庚午日”嘛。
于是，我就去瓮中捉鳖了。
看看，公元前1299年4月4日，按现在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是“庚午（7）”，因此其殷商时期的实际纪日干支就是“乙卯（52）”。
这一天的日食情况如何？
很显然，这就是日出之后不久发生的一次大食分日食。
瞧一瞧呐看一看，“三焰食日”。
理论上说，大食分的日环食，应该会有壮观的日冕。
但我无法确定当时的真实情况。
不过，日食发生时，木星、金星、土星，跟日月挨得很近嘛。
如果“三焰食日”的“三焰”不是日冕，那一定就是这三颗星。
Stellarium 精度怎么样？误差几何？
最后，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群文盲。
偶然看到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郭立新先生“开示”大禹治水的时代及古环境与社会背景，“开示”的结果是一笔糊涂账，却集中暴露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天文学界共有的“短板”——对先秦天文学一窍不通。
要考察大禹治水，当然首先要解决年代学的问题——年代学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首要议题，不解决年代学问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是耍流氓。
大禹治水，到底是什么年代呢？
史料文献的记载虽然含糊混乱，但基本框架还是可以理出来的。比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就列出了大禹前后的王年断代情况——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岁在鹑火而崩”。
帝喾在位六十三年。
帝尧元年甲辰，帝尧十年“景星出翼”，在位九十八年。
三年丧毕，虞舜登极，“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某年，舜始荐大禹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摄天子事（禹夏元年）。
五年舜崩，禹除舜丧，明年始即真，以金承土，都平阳，或都安邑。
大禹七十九岁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
夏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
夏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日食，“辰弗集于房”。
特别重要的是，文献史料还列出了华夏上古时代的重大天文历法情况，例如——
伶州鸠说“十二次”和“二十八宿”及其星占体系，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
帝尧时代有“四仲中星”这一重大天文历法特征。
虞舜登极，正逢“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大禹时代“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有趣的是，郭立新教授的“开示”特别谈到了大禹时代的“五星累累若贯珠”，却完全不提其他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郭教授能否“开示”一下？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郭教授简要“开示”了“禹时五星累累若贯珠”的文献研究综述——太好看了，“五星连珠”在中外研究者的笔下居然变成了“五星会聚”，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
这么神奇！
五星连珠，就是五星连珠嘛，怎么就成了极其罕见特殊的“五星会聚”呢？
按文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牧野之战，也出现“五星若连珠”的情况，如果这是“五星会聚”，夏商周断代工程怎么就找不出来这一天呢？找不出来，就诬蔑说这是古人造假，呵呵呵呵。
看看，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怎么不是“五星若连珠”。
不但这一天是五星若连珠，还完美符合伶州鸠和多项文献史料记载的重大天文历法情况——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皆在北维，岁鼎，东面迎太岁，日月若合璧……
郭立新教授能反驳？郭静云教授能反驳？
班大为能反驳？张培瑜能反驳？刘次沅能反驳？江晓原能反驳？
北大能反驳？清华能反驳？中科院能反驳？社科院能反驳？夏商周断代工程组能反驳？
你们加起来也不行。
五星连珠，就是五星连珠嘛，怎么成了“五星会聚”呢。2022年3月20日春分当天，不也五星连珠么。
为了把夏朝元年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外研究者真是拼了老命和老脸了。
张培瑜计算，“在过去5000年中，五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出现19次，10°以内8次，7°以内只有4次(1953BC、1059BC、185BC和710AD)。特别是公元前1953年这一次五星聚会，更是五千年来所唯一仅见的天文奇观”。
神了个奇的喵了个咪——五星会聚“7°以内只有4次(1953BC、1059BC、185BC和710AD)”，那么《竹书纪年》记载的纣王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房宿天区不到5°，“五星聚于房”到底是哪一年呢？
实际上，无论是张培瑜还是班大为，连房宿天区在哪儿都找不到。
班大为说，公元前1953年的“五星会聚”发生在“室宿”，中外研究者没有人表示反对。
我一看星图，这次“五星会聚”怎么是在室宿嘛，明显发生在危宿嘛——
我不是贬低，我是在陈述一个基本事实——
中外学界对于先秦天文学一窍不通。
就这水平，怎么能够正确地考证华夏上古历史的年代学问题嘛。
我说过多次了，我不说，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史记·律书》“八风篇”恰好就是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冬至子夜的天文实测记录，八风流转，转到天狼星，天狼星是立夏点，黄经45°。
根据夏朝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25年，轻而易举地就能理顺上古华夏的王年断代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人人反复可验——
虞舜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78年，虞舜登极在当年12月25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甲辰，帝尧十年“景星出翼”。
帝喾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551年。
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在位七十八年，公元前2552年“岁在鹑火而崩”。
那么，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有没有“五星累累若贯珠”的天象出现呢？
怎么没有——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3月7日，阴历正月初一，日落之后，五星累累若贯珠，炳炳若连璧。
不但如此，立春当天昏时，“斗柄指寅”，北天上斗柄指向寅位，这就是夏历“正月建寅”的天文历法特征。
看清楚了吗，大禹元年公元前2325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人人反复可验。
大禹在哪儿治水？在两河流域，大禹的夏都就在今天伊拉克的乌尔。
郭立新教授“开示”大禹在目前中国境内治水，请问郭教授，能继续“开示”一下夏都安邑在哪儿吗？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夏都安邑若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比如在二里头，那么商汤伐桀走的是什么路线呢？
中外学界研究了几十年，得不出任何恰当的结论。
商汤伐桀，用了一代奇士伊尹的奇计，升道从陑，陑在河曲之南，沿河北上，首战于郕邺，再战于鸣条，鸣条在安邑之西，活捉夏桀，又在“大水”流放夏桀，夏桀等人乘舟“南行千里”，最后浮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搞笑的是，有个奇葩，居然妄论在河南到安徽巢湖之间，曾经存在一条“神秘的大江”，夏桀就是沿这条不曾存在的大江南下，死在巢湖！
大禹固然定都乌尔，可是夏桀的“安邑”却是在印度河边的哈拉帕呀。
安邑在哈拉帕，商汤大军从摩苏尔出发，穿越伊朗高原，从印度河口向北进攻——路线图完美符合史料文献的记载。
请大家拿着脚趾头先森的研究结论，给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天文学界开示一下下，我保证大家能见识到核爆之后的千古奇观 ——
死绝一般的沉默，沉默，再沉默。
（完了）
要考察大禹治水，当然首先要解决年代学的问题——年代学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首要议题，不解决年代学问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是耍流氓。
大禹治水，到底是什么年代呢？
史料文献的记载虽然含糊混乱，但基本框架还是可以理出来的。比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就列出了大禹前后的王年断代情况——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岁在鹑火而崩”。
帝喾在位六十三年。
帝尧元年甲辰，帝尧十年“景星出翼”，在位九十八年。
三年丧毕，虞舜登极，“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某年，舜始荐大禹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摄天子事（禹夏元年）。
五年舜崩，禹除舜丧，明年始即真，以金承土，都平阳，或都安邑。
大禹七十九岁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
夏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
夏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日食，“辰弗集于房”。
特别重要的是，文献史料还列出了华夏上古时代的重大天文历法情况，例如——
伶州鸠说“十二次”和“二十八宿”及其星占体系，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
帝尧时代有“四仲中星”这一重大天文历法特征。
虞舜登极，正逢“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大禹时代“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有趣的是，郭立新教授的“开示”特别谈到了大禹时代的“五星累累若贯珠”，却完全不提其他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郭教授能否“开示”一下？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郭教授简要“开示”了“禹时五星累累若贯珠”的文献研究综述——太好看了，“五星连珠”在中外研究者的笔下居然变成了“五星会聚”，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
这么神奇！
五星连珠，就是五星连珠嘛，怎么就成了极其罕见特殊的“五星会聚”呢？
按文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牧野之战，也出现“五星若连珠”的情况，如果这是“五星会聚”，夏商周断代工程怎么就找不出来这一天呢？找不出来，就诬蔑说这是古人造假，呵呵呵呵。
看看，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怎么不是“五星若连珠”。
不但这一天是五星若连珠，还完美符合伶州鸠和多项文献史料记载的重大天文历法情况——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皆在北维，岁鼎，东面迎太岁，日月若合璧……
郭立新教授能反驳？郭静云教授能反驳？
班大为能反驳？张培瑜能反驳？刘次沅能反驳？江晓原能反驳？
北大能反驳？清华能反驳？中科院能反驳？社科院能反驳？夏商周断代工程组能反驳？
你们加起来也不行。
五星连珠，就是五星连珠嘛，怎么成了“五星会聚”呢。2022年3月20日春分当天，不也五星连珠么。
为了把夏朝元年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外研究者真是拼了老命和老脸了。
张培瑜计算，“在过去5000年中，五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出现19次，10°以内8次，7°以内只有4次(1953BC、1059BC、185BC和710AD)。特别是公元前1953年这一次五星聚会，更是五千年来所唯一仅见的天文奇观”。
神了个奇的喵了个咪——五星会聚“7°以内只有4次(1953BC、1059BC、185BC和710AD)”，那么《竹书纪年》记载的纣王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房宿天区不到5°，“五星聚于房”到底是哪一年呢？
实际上，无论是张培瑜还是班大为，连房宿天区在哪儿都找不到。
班大为说，公元前1953年的“五星会聚”发生在“室宿”，中外研究者没有人表示反对。
我一看星图，这次“五星会聚”怎么是在室宿嘛，明显发生在危宿嘛——
我不是贬低，我是在陈述一个基本事实——
中外学界对于先秦天文学一窍不通。
就这水平，怎么能够正确地考证华夏上古历史的年代学问题嘛。
我说过多次了，我不说，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史记·律书》“八风篇”恰好就是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冬至子夜的天文实测记录，八风流转，转到天狼星，天狼星是立夏点，黄经45°。
根据夏朝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25年，轻而易举地就能理顺上古华夏的王年断代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人人反复可验——
虞舜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78年，虞舜登极在当年12月25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甲辰，帝尧十年“景星出翼”。
帝喾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551年。
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在位七十八年，公元前2552年“岁在鹑火而崩”。
那么，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有没有“五星累累若贯珠”的天象出现呢？
怎么没有——夏朝元年公元前2325年3月7日，阴历正月初一，日落之后，五星累累若贯珠，炳炳若连璧。
不但如此，立春当天昏时，“斗柄指寅”，北天上斗柄指向寅位，这就是夏历“正月建寅”的天文历法特征。
看清楚了吗，大禹元年公元前2325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人人反复可验。
大禹在哪儿治水？在两河流域，大禹的夏都就在今天伊拉克的乌尔。
郭立新教授“开示”大禹在目前中国境内治水，请问郭教授，能继续“开示”一下夏都安邑在哪儿吗？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夏都安邑若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比如在二里头，那么商汤伐桀走的是什么路线呢？
中外学界研究了几十年，得不出任何恰当的结论。
商汤伐桀，用了一代奇士伊尹的奇计，升道从陑，陑在河曲之南，沿河北上，首战于郕邺，再战于鸣条，鸣条在安邑之西，活捉夏桀，又在“大水”流放夏桀，夏桀等人乘舟“南行千里”，最后浮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搞笑的是，有个奇葩，居然妄论在河南到安徽巢湖之间，曾经存在一条“神秘的大江”，夏桀就是沿这条不曾存在的大江南下，死在巢湖！
大禹固然定都乌尔，可是夏桀的“安邑”却是在印度河边的哈拉帕呀。
安邑在哈拉帕，商汤大军从摩苏尔出发，穿越伊朗高原，从印度河口向北进攻——路线图完美符合史料文献的记载。
请大家拿着脚趾头先森的研究结论，给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天文学界开示一下下，我保证大家能见识到核爆之后的千古奇观 ——
死绝一般的沉默，沉默，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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