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姥爷来我家说是给我找到了一个老胶片机，带来的还有特别特别多妈妈以前的相册和照片。
我翻开牛皮纸封袋的那一刻，与腐朽气味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些我不知道的记忆，来自我出生以前。
我才发现，原来妈妈以前也这么爱拍照片呀，原来她以前也是一个好幸福的小女孩，原来我和妈妈小时候长的这么像，原来爸爸妈妈生我之前去各地玩了五年的事不是假的…
所以摄影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是快门一闪一合纪录下的此刻，是胶卷冲洗过后呈现的彩色的回忆，是很多很多年后的我看到的惊奇。
好像此时此刻，语言并不能表达出我的震撼，我好像一个时间的小偷，窥探到了妈妈二三十年前那些还没有我的时光。那时的她在姥姥姥爷眼里似也一直是个小孩，相机的镜头成了他们记录妈妈的第二双眼睛。按下快门的瞬间，蝴蝶效应悄然发生，时间定格，希翼定格，幸福定格.那8090年代的一声声快门如今在2024年的我心里具像成了一幅幅震慑心灵的画面。它们好像在说：
看吧，你太姥姥也年轻过；看吧，90年代的海你也没有见过；看吧，我和你爸爸当年也很幸福.是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太姥姥，她现在108岁，只能躺在床上被姥姥姥爷照顾，也记不清人说不了话，可是照片上的她搂着妈妈笑的灿烂；是呀，90年代的海总感觉要比现在蓝上一万倍；是呀，总看着爸爸妈妈现在处处围着我转好像爱情早已变成了亲情，我忘记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一样大的青年，热恋里的小情侣⋯⋯
忘了从哪看到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相机是笔，照片是纸，虽然日记里没有我，但我永远为它们热泪盈眶。
我翻开牛皮纸封袋的那一刻，与腐朽气味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些我不知道的记忆，来自我出生以前。
我才发现，原来妈妈以前也这么爱拍照片呀，原来她以前也是一个好幸福的小女孩，原来我和妈妈小时候长的这么像，原来爸爸妈妈生我之前去各地玩了五年的事不是假的…
所以摄影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是快门一闪一合纪录下的此刻，是胶卷冲洗过后呈现的彩色的回忆，是很多很多年后的我看到的惊奇。
好像此时此刻，语言并不能表达出我的震撼，我好像一个时间的小偷，窥探到了妈妈二三十年前那些还没有我的时光。那时的她在姥姥姥爷眼里似也一直是个小孩，相机的镜头成了他们记录妈妈的第二双眼睛。按下快门的瞬间，蝴蝶效应悄然发生，时间定格，希翼定格，幸福定格.那8090年代的一声声快门如今在2024年的我心里具像成了一幅幅震慑心灵的画面。它们好像在说：
看吧，你太姥姥也年轻过；看吧，90年代的海你也没有见过；看吧，我和你爸爸当年也很幸福.是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太姥姥，她现在108岁，只能躺在床上被姥姥姥爷照顾，也记不清人说不了话，可是照片上的她搂着妈妈笑的灿烂；是呀，90年代的海总感觉要比现在蓝上一万倍；是呀，总看着爸爸妈妈现在处处围着我转好像爱情早已变成了亲情，我忘记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一样大的青年，热恋里的小情侣⋯⋯
忘了从哪看到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相机是笔，照片是纸，虽然日记里没有我，但我永远为它们热泪盈眶。
#教师形式主义负担过重如何解决#【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如何真正让教师减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教师反映，现在的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因为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教师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陈贵云说，一项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十余种。
三尺讲台本是教师的坚守，近年来，这个“主场”却被无限延伸。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宁夏区委会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形式主义负担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工作”是当前义务教育的重大任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春秀说，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甘肃省委会针对这一课题，在两省范围内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专项调研。
调研发现，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社会的额外教育负担都有效减轻了，但教师负担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教育部、全国各省市都出台过减轻教师负担的相应政策，但这一问题却未获得根本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这一问题确实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存在，首当其冲的是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35岁的吕铭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北方某市一中学任生物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对教案的要求是手写，教案检查前老师们不得不通宵手写教案，“太形式主义了，教案交上去，没人会仔细看，就是直接盖章走下过场。现在都在提倡无纸化，为什么科技和工作方式在进步，学校依旧原地踏步？”
河南某乡镇中学的任课老师白玲也说起了一样的经历。她所在的学校一学期要检查4次教案，如果执教语数英三科，不算考试周，一学期要手写至少4本教案，约为260页，“摞起来是学科课本的6倍那么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写的还有听课记录、作业批改记录等，为了完成这些手写任务，她会在开例会、月考、监考的时候分秒必争地写。不过她也感叹，“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备课。”
如果说手写教案还和教师本职工作相关，还有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学校的口号是迎检要紧。”32岁的郑林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任语文老师一职，因为有着语言表达和写作优势，他不仅承担学校各种会议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是学校每周两到三次迎接检查工作的主力军。有时为了迎接相关部门检查，校领导会安排他先停课迎接检查，等结束后再上课，“教师本应潜心教书，现在有时候感觉在‘不务正业’，上课变成了次要的事”。
郑林记得，有老师向学校反映，为了迎检，大扫除太过频繁，校领导表示无奈，因为其他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有的检查标准并不合理，例如要求办公桌上不能放学生的作业，检查来了，作业即使没有批改完也要先发给学生，不然不美观。”
更让郑林觉得喘不过气的，是学校对点赞、投票等事务留痕的要求。郑林说，如果微信群不开启消息免打扰，学校要求给道德模范、好人好事、非遗传承人等点赞、投票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时按不掉的闹钟，“下课一点开微信群，有几百个未读消息，大多数都是点赞投票和同事们的截图”。
比如，某位老师竞赛取得了成绩，大家就要复制同样的信息，配上多个大拇指的表情包重复发在群里，模板为“为该位老师点赞，为该位老师所在的学科组点赞”。
郑林说，学校并没有强制要求老师参与每次点赞投票，但如果某位老师次次不配合，“领导会不高兴，会找老师谈话或在大会上暗示个别老师工作态度消极”。
王春秀等人的调研结果也与教师们的体验相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繁琐的行政报表和文件、形式化的教学评估、过多的会议和发言、虚假宣传和政绩工程等等，均可视为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董辉，在2022年曾基于31个省份的35份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董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师工作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纵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异化，成为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部分老师承担的工作已经模糊了校内校外的界限，甚至承担了本该是社会其他岗位负责的任务。
董辉提起了自己调研中碰到的一个案例。32岁的刘洋是东部某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提起，学校许多年轻教师常被安排去完成非教学类事务，“我校每天食堂卫生由几位新教师轮流检查，还被要求写一两篇推文，从拍照到撰文再到编辑，几乎都由年轻教师操办”。
她还需要参与更多的社会动员工作。“请全体家长和学生明天记得骑电动车时要戴头盔”，刘洋多次在家长群里发送提醒，因为有巡查组检查，这已成为她每日的必做“功课”之一。当社区人手紧张时，她还需要像城市的环卫工人一样，在社区参与清洁工作。“市里要进行文明城市检查，因为社区人手不够，我们老师被安排参与铲除小广告、捡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她看来，许多时间都耗费在通知、催促、转发、沟通和打杂上，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完成，领导会点名批评。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数位老师有类似的经历。白玲所在的乡镇学校的班主任，需负责统计扶贫信息和催促学生家中应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白玲介绍，前些年，学校为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等被问责，会安排老师暑假巡河，防止学生溺水，“直至去年，还有乡镇中学的老师在守塘守河，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因为有很多老师根本不会游泳”。
郑林提到，让家长下载反诈软件，甚至婚丧嫁娶引导也是他们的任务。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时，社区会联合学校定期组织师生一起去巡河捡垃圾，到小区内清扫楼道及作移风易俗宣传，“既影响孩子们正常上课，也扰乱老师教学进度”。
“打流感疫苗、体检、特殊疾病筛查也是老师的活。”广东省深圳市某小学班主任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参与过反诈宣传、普法等。但他认为，宣传和科普是有知识门槛的，任课老师并不能讲解到位，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不买账，认为老师多管闲事，“有家长不配合，甚至发生争执，反馈给学校，校领导只会批评你没有沟通能力”。
教务处恐怕是学校中最能体会这些非教学任务有多重的部门。郑林说，据他所知，他们学校教务处主任，一天最多能收到除教育局之外的其他行政部门的十几个文件，“这些工作再一步步细分落在我们这些老师头上，大家都很无语”。
当来自不同层级的行政工作下达时，王春秀观察到，缺乏对行政工作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一线教师多为被动接受、推动落地。她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行政部门的评价和调配决定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出于获得职称和晋升的机会，教师只能选择接受。此外，教师也需要掌握着各种资源的行政部门协助，才能开展和推进教学工作。
作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同上述说法，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职业初期的教师出于个人发展需求会倾向于服从上级各种行政工作的摊派指令，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可能会采取回避态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命令就会得利，而回避排斥者就被边缘化，而一旦回避，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系内也会形成逆向淘汰。”储朝晖说。
如何真正减负？
“如果只是教书，该有多美好。”多位受访教师共同感叹，“上课的那40分钟才是最轻松的时候”。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教师负担、教育减负就是教育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早在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201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再次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
陈宝生在会上明确，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不过，正如王春秀所说，教师负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去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光明日报》就教师非教学任务问题展开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在董辉看来，教师工作负担的增加与社会各个系统处在全域性发展之中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社会处在高速运转的阶段，学校作为嵌套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与周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条线、各个方面都会对处在行政架构相对来说比较底端的基层学校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千丝万缕最后落在学校这一根针上”。
王春秀则提到了教育系统在行政人员的配置上可能存在不足的问题，会令少数行政人员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为了弥补人员缺口，行政工作就被转嫁到教师身上。
“要把时间和空间归还给教师。”王春秀说。
（文中吕铭、郑林、白玲、李军、刘洋为化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教师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陈贵云说，一项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十余种。
三尺讲台本是教师的坚守，近年来，这个“主场”却被无限延伸。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宁夏区委会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形式主义负担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工作”是当前义务教育的重大任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春秀说，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甘肃省委会针对这一课题，在两省范围内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专项调研。
调研发现，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社会的额外教育负担都有效减轻了，但教师负担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教育部、全国各省市都出台过减轻教师负担的相应政策，但这一问题却未获得根本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这一问题确实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存在，首当其冲的是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35岁的吕铭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北方某市一中学任生物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对教案的要求是手写，教案检查前老师们不得不通宵手写教案，“太形式主义了，教案交上去，没人会仔细看，就是直接盖章走下过场。现在都在提倡无纸化，为什么科技和工作方式在进步，学校依旧原地踏步？”
河南某乡镇中学的任课老师白玲也说起了一样的经历。她所在的学校一学期要检查4次教案，如果执教语数英三科，不算考试周，一学期要手写至少4本教案，约为260页，“摞起来是学科课本的6倍那么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写的还有听课记录、作业批改记录等，为了完成这些手写任务，她会在开例会、月考、监考的时候分秒必争地写。不过她也感叹，“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备课。”
如果说手写教案还和教师本职工作相关，还有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学校的口号是迎检要紧。”32岁的郑林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任语文老师一职，因为有着语言表达和写作优势，他不仅承担学校各种会议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是学校每周两到三次迎接检查工作的主力军。有时为了迎接相关部门检查，校领导会安排他先停课迎接检查，等结束后再上课，“教师本应潜心教书，现在有时候感觉在‘不务正业’，上课变成了次要的事”。
郑林记得，有老师向学校反映，为了迎检，大扫除太过频繁，校领导表示无奈，因为其他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有的检查标准并不合理，例如要求办公桌上不能放学生的作业，检查来了，作业即使没有批改完也要先发给学生，不然不美观。”
更让郑林觉得喘不过气的，是学校对点赞、投票等事务留痕的要求。郑林说，如果微信群不开启消息免打扰，学校要求给道德模范、好人好事、非遗传承人等点赞、投票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时按不掉的闹钟，“下课一点开微信群，有几百个未读消息，大多数都是点赞投票和同事们的截图”。
比如，某位老师竞赛取得了成绩，大家就要复制同样的信息，配上多个大拇指的表情包重复发在群里，模板为“为该位老师点赞，为该位老师所在的学科组点赞”。
郑林说，学校并没有强制要求老师参与每次点赞投票，但如果某位老师次次不配合，“领导会不高兴，会找老师谈话或在大会上暗示个别老师工作态度消极”。
王春秀等人的调研结果也与教师们的体验相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繁琐的行政报表和文件、形式化的教学评估、过多的会议和发言、虚假宣传和政绩工程等等，均可视为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董辉，在2022年曾基于31个省份的35份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董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师工作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纵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异化，成为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部分老师承担的工作已经模糊了校内校外的界限，甚至承担了本该是社会其他岗位负责的任务。
董辉提起了自己调研中碰到的一个案例。32岁的刘洋是东部某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提起，学校许多年轻教师常被安排去完成非教学类事务，“我校每天食堂卫生由几位新教师轮流检查，还被要求写一两篇推文，从拍照到撰文再到编辑，几乎都由年轻教师操办”。
她还需要参与更多的社会动员工作。“请全体家长和学生明天记得骑电动车时要戴头盔”，刘洋多次在家长群里发送提醒，因为有巡查组检查，这已成为她每日的必做“功课”之一。当社区人手紧张时，她还需要像城市的环卫工人一样，在社区参与清洁工作。“市里要进行文明城市检查，因为社区人手不够，我们老师被安排参与铲除小广告、捡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她看来，许多时间都耗费在通知、催促、转发、沟通和打杂上，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完成，领导会点名批评。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数位老师有类似的经历。白玲所在的乡镇学校的班主任，需负责统计扶贫信息和催促学生家中应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白玲介绍，前些年，学校为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等被问责，会安排老师暑假巡河，防止学生溺水，“直至去年，还有乡镇中学的老师在守塘守河，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因为有很多老师根本不会游泳”。
郑林提到，让家长下载反诈软件，甚至婚丧嫁娶引导也是他们的任务。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时，社区会联合学校定期组织师生一起去巡河捡垃圾，到小区内清扫楼道及作移风易俗宣传，“既影响孩子们正常上课，也扰乱老师教学进度”。
“打流感疫苗、体检、特殊疾病筛查也是老师的活。”广东省深圳市某小学班主任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参与过反诈宣传、普法等。但他认为，宣传和科普是有知识门槛的，任课老师并不能讲解到位，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不买账，认为老师多管闲事，“有家长不配合，甚至发生争执，反馈给学校，校领导只会批评你没有沟通能力”。
教务处恐怕是学校中最能体会这些非教学任务有多重的部门。郑林说，据他所知，他们学校教务处主任，一天最多能收到除教育局之外的其他行政部门的十几个文件，“这些工作再一步步细分落在我们这些老师头上，大家都很无语”。
当来自不同层级的行政工作下达时，王春秀观察到，缺乏对行政工作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一线教师多为被动接受、推动落地。她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行政部门的评价和调配决定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出于获得职称和晋升的机会，教师只能选择接受。此外，教师也需要掌握着各种资源的行政部门协助，才能开展和推进教学工作。
作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同上述说法，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职业初期的教师出于个人发展需求会倾向于服从上级各种行政工作的摊派指令，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可能会采取回避态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命令就会得利，而回避排斥者就被边缘化，而一旦回避，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系内也会形成逆向淘汰。”储朝晖说。
如何真正减负？
“如果只是教书，该有多美好。”多位受访教师共同感叹，“上课的那40分钟才是最轻松的时候”。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教师负担、教育减负就是教育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早在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201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再次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
陈宝生在会上明确，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不过，正如王春秀所说，教师负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去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光明日报》就教师非教学任务问题展开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在董辉看来，教师工作负担的增加与社会各个系统处在全域性发展之中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社会处在高速运转的阶段，学校作为嵌套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与周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条线、各个方面都会对处在行政架构相对来说比较底端的基层学校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千丝万缕最后落在学校这一根针上”。
王春秀则提到了教育系统在行政人员的配置上可能存在不足的问题，会令少数行政人员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为了弥补人员缺口，行政工作就被转嫁到教师身上。
“要把时间和空间归还给教师。”王春秀说。
（文中吕铭、郑林、白玲、李军、刘洋为化名）
#教师形式主义负担过重如何解决#【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如何真正让教师减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教师反映，现在的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因为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教师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陈贵云说，一项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十余种。
三尺讲台本是教师的坚守，近年来，这个“主场”却被无限延伸。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宁夏区委会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形式主义负担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工作”是当前义务教育的重大任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春秀说，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甘肃省委会针对这一课题，在两省范围内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专项调研。
调研发现，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社会的额外教育负担都有效减轻了，但教师负担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教育部、全国各省市都出台过减轻教师负担的相应政策，但这一问题却未获得根本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这一问题确实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存在，首当其冲的是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35岁的吕铭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北方某市一中学任生物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对教案的要求是手写，教案检查前老师们不得不通宵手写教案，“太形式主义了，教案交上去，没人会仔细看，就是直接盖章走下过场。现在都在提倡无纸化，为什么科技和工作方式在进步，学校依旧原地踏步？”
河南某乡镇中学的任课老师白玲也说起了一样的经历。她所在的学校一学期要检查4次教案，如果执教语数英三科，不算考试周，一学期要手写至少4本教案，约为260页，“摞起来是学科课本的6倍那么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写的还有听课记录、作业批改记录等，为了完成这些手写任务，她会在开例会、月考、监考的时候分秒必争地写。不过她也感叹，“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备课。”
如果说手写教案还和教师本职工作相关，还有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学校的口号是迎检要紧。”32岁的郑林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任语文老师一职，因为有着语言表达和写作优势，他不仅承担学校各种会议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是学校每周两到三次迎接检查工作的主力军。有时为了迎接相关部门检查，校领导会安排他先停课迎接检查，等结束后再上课，“教师本应潜心教书，现在有时候感觉在‘不务正业’，上课变成了次要的事”。
郑林记得，有老师向学校反映，为了迎检，大扫除太过频繁，校领导表示无奈，因为其他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有的检查标准并不合理，例如要求办公桌上不能放学生的作业，检查来了，作业即使没有批改完也要先发给学生，不然不美观。”
更让郑林觉得喘不过气的，是学校对点赞、投票等事务留痕的要求。郑林说，如果微信群不开启消息免打扰，学校要求给道德模范、好人好事、非遗传承人等点赞、投票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时按不掉的闹钟，“下课一点开微信群，有几百个未读消息，大多数都是点赞投票和同事们的截图”。
比如，某位老师竞赛取得了成绩，大家就要复制同样的信息，配上多个大拇指的表情包重复发在群里，模板为“为该位老师点赞，为该位老师所在的学科组点赞”。
郑林说，学校并没有强制要求老师参与每次点赞投票，但如果某位老师次次不配合，“领导会不高兴，会找老师谈话或在大会上暗示个别老师工作态度消极”。
王春秀等人的调研结果也与教师们的体验相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繁琐的行政报表和文件、形式化的教学评估、过多的会议和发言、虚假宣传和政绩工程等等，均可视为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董辉，在2022年曾基于31个省份的35份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董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师工作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纵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异化，成为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部分老师承担的工作已经模糊了校内校外的界限，甚至承担了本该是社会其他岗位负责的任务。
董辉提起了自己调研中碰到的一个案例。32岁的刘洋是东部某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提起，学校许多年轻教师常被安排去完成非教学类事务，“我校每天食堂卫生由几位新教师轮流检查，还被要求写一两篇推文，从拍照到撰文再到编辑，几乎都由年轻教师操办”。
她还需要参与更多的社会动员工作。“请全体家长和学生明天记得骑电动车时要戴头盔”，刘洋多次在家长群里发送提醒，因为有巡查组检查，这已成为她每日的必做“功课”之一。当社区人手紧张时，她还需要像城市的环卫工人一样，在社区参与清洁工作。“市里要进行文明城市检查，因为社区人手不够，我们老师被安排参与铲除小广告、捡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她看来，许多时间都耗费在通知、催促、转发、沟通和打杂上，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完成，领导会点名批评。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数位老师有类似的经历。白玲所在的乡镇学校的班主任，需负责统计扶贫信息和催促学生家中应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白玲介绍，前些年，学校为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等被问责，会安排老师暑假巡河，防止学生溺水，“直至去年，还有乡镇中学的老师在守塘守河，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因为有很多老师根本不会游泳”。
郑林提到，让家长下载反诈软件，甚至婚丧嫁娶引导也是他们的任务。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时，社区会联合学校定期组织师生一起去巡河捡垃圾，到小区内清扫楼道及作移风易俗宣传，“既影响孩子们正常上课，也扰乱老师教学进度”。
“打流感疫苗、体检、特殊疾病筛查也是老师的活。”广东省深圳市某小学班主任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参与过反诈宣传、普法等。但他认为，宣传和科普是有知识门槛的，任课老师并不能讲解到位，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不买账，认为老师多管闲事，“有家长不配合，甚至发生争执，反馈给学校，校领导只会批评你没有沟通能力”。
教务处恐怕是学校中最能体会这些非教学任务有多重的部门。郑林说，据他所知，他们学校教务处主任，一天最多能收到除教育局之外的其他行政部门的十几个文件，“这些工作再一步步细分落在我们这些老师头上，大家都很无语”。
当来自不同层级的行政工作下达时，王春秀观察到，缺乏对行政工作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一线教师多为被动接受、推动落地。她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行政部门的评价和调配决定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出于获得职称和晋升的机会，教师只能选择接受。此外，教师也需要掌握着各种资源的行政部门协助，才能开展和推进教学工作。
作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同上述说法，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职业初期的教师出于个人发展需求会倾向于服从上级各种行政工作的摊派指令，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可能会采取回避态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命令就会得利，而回避排斥者就被边缘化，而一旦回避，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系内也会形成逆向淘汰。”储朝晖说。
如何真正减负？
“如果只是教书，该有多美好。”多位受访教师共同感叹，“上课的那40分钟才是最轻松的时候”。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教师负担、教育减负就是教育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早在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201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再次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
陈宝生在会上明确，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不过，正如王春秀所说，教师负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去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光明日报》就教师非教学任务问题展开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在董辉看来，教师工作负担的增加与社会各个系统处在全域性发展之中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社会处在高速运转的阶段，学校作为嵌套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与周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条线、各个方面都会对处在行政架构相对来说比较底端的基层学校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千丝万缕最后落在学校这一根针上”。
王春秀则提到了教育系统在行政人员的配置上可能存在不足的问题，会令少数行政人员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为了弥补人员缺口，行政工作就被转嫁到教师身上。
“要把时间和空间归还给教师。”王春秀说。
（文中吕铭、郑林、白玲、李军、刘洋为化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教师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陈贵云说，一项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十余种。
三尺讲台本是教师的坚守，近年来，这个“主场”却被无限延伸。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宁夏区委会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形式主义负担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工作”是当前义务教育的重大任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春秀说，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甘肃省委会针对这一课题，在两省范围内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专项调研。
调研发现，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社会的额外教育负担都有效减轻了，但教师负担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教育部、全国各省市都出台过减轻教师负担的相应政策，但这一问题却未获得根本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这一问题确实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存在，首当其冲的是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35岁的吕铭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北方某市一中学任生物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对教案的要求是手写，教案检查前老师们不得不通宵手写教案，“太形式主义了，教案交上去，没人会仔细看，就是直接盖章走下过场。现在都在提倡无纸化，为什么科技和工作方式在进步，学校依旧原地踏步？”
河南某乡镇中学的任课老师白玲也说起了一样的经历。她所在的学校一学期要检查4次教案，如果执教语数英三科，不算考试周，一学期要手写至少4本教案，约为260页，“摞起来是学科课本的6倍那么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写的还有听课记录、作业批改记录等，为了完成这些手写任务，她会在开例会、月考、监考的时候分秒必争地写。不过她也感叹，“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备课。”
如果说手写教案还和教师本职工作相关，还有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学校的口号是迎检要紧。”32岁的郑林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任语文老师一职，因为有着语言表达和写作优势，他不仅承担学校各种会议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是学校每周两到三次迎接检查工作的主力军。有时为了迎接相关部门检查，校领导会安排他先停课迎接检查，等结束后再上课，“教师本应潜心教书，现在有时候感觉在‘不务正业’，上课变成了次要的事”。
郑林记得，有老师向学校反映，为了迎检，大扫除太过频繁，校领导表示无奈，因为其他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有的检查标准并不合理，例如要求办公桌上不能放学生的作业，检查来了，作业即使没有批改完也要先发给学生，不然不美观。”
更让郑林觉得喘不过气的，是学校对点赞、投票等事务留痕的要求。郑林说，如果微信群不开启消息免打扰，学校要求给道德模范、好人好事、非遗传承人等点赞、投票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时按不掉的闹钟，“下课一点开微信群，有几百个未读消息，大多数都是点赞投票和同事们的截图”。
比如，某位老师竞赛取得了成绩，大家就要复制同样的信息，配上多个大拇指的表情包重复发在群里，模板为“为该位老师点赞，为该位老师所在的学科组点赞”。
郑林说，学校并没有强制要求老师参与每次点赞投票，但如果某位老师次次不配合，“领导会不高兴，会找老师谈话或在大会上暗示个别老师工作态度消极”。
王春秀等人的调研结果也与教师们的体验相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繁琐的行政报表和文件、形式化的教学评估、过多的会议和发言、虚假宣传和政绩工程等等，均可视为形式主义非教学负担。
“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董辉，在2022年曾基于31个省份的35份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董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师工作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纵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异化，成为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部分老师承担的工作已经模糊了校内校外的界限，甚至承担了本该是社会其他岗位负责的任务。
董辉提起了自己调研中碰到的一个案例。32岁的刘洋是东部某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提起，学校许多年轻教师常被安排去完成非教学类事务，“我校每天食堂卫生由几位新教师轮流检查，还被要求写一两篇推文，从拍照到撰文再到编辑，几乎都由年轻教师操办”。
她还需要参与更多的社会动员工作。“请全体家长和学生明天记得骑电动车时要戴头盔”，刘洋多次在家长群里发送提醒，因为有巡查组检查，这已成为她每日的必做“功课”之一。当社区人手紧张时，她还需要像城市的环卫工人一样，在社区参与清洁工作。“市里要进行文明城市检查，因为社区人手不够，我们老师被安排参与铲除小广告、捡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她看来，许多时间都耗费在通知、催促、转发、沟通和打杂上，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完成，领导会点名批评。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数位老师有类似的经历。白玲所在的乡镇学校的班主任，需负责统计扶贫信息和催促学生家中应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白玲介绍，前些年，学校为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等被问责，会安排老师暑假巡河，防止学生溺水，“直至去年，还有乡镇中学的老师在守塘守河，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因为有很多老师根本不会游泳”。
郑林提到，让家长下载反诈软件，甚至婚丧嫁娶引导也是他们的任务。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时，社区会联合学校定期组织师生一起去巡河捡垃圾，到小区内清扫楼道及作移风易俗宣传，“既影响孩子们正常上课，也扰乱老师教学进度”。
“打流感疫苗、体检、特殊疾病筛查也是老师的活。”广东省深圳市某小学班主任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参与过反诈宣传、普法等。但他认为，宣传和科普是有知识门槛的，任课老师并不能讲解到位，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不买账，认为老师多管闲事，“有家长不配合，甚至发生争执，反馈给学校，校领导只会批评你没有沟通能力”。
教务处恐怕是学校中最能体会这些非教学任务有多重的部门。郑林说，据他所知，他们学校教务处主任，一天最多能收到除教育局之外的其他行政部门的十几个文件，“这些工作再一步步细分落在我们这些老师头上，大家都很无语”。
当来自不同层级的行政工作下达时，王春秀观察到，缺乏对行政工作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一线教师多为被动接受、推动落地。她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行政部门的评价和调配决定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出于获得职称和晋升的机会，教师只能选择接受。此外，教师也需要掌握着各种资源的行政部门协助，才能开展和推进教学工作。
作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同上述说法，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职业初期的教师出于个人发展需求会倾向于服从上级各种行政工作的摊派指令，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可能会采取回避态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命令就会得利，而回避排斥者就被边缘化，而一旦回避，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系内也会形成逆向淘汰。”储朝晖说。
如何真正减负？
“如果只是教书，该有多美好。”多位受访教师共同感叹，“上课的那40分钟才是最轻松的时候”。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教师负担、教育减负就是教育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早在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201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再次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
陈宝生在会上明确，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不过，正如王春秀所说，教师负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去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光明日报》就教师非教学任务问题展开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在董辉看来，教师工作负担的增加与社会各个系统处在全域性发展之中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社会处在高速运转的阶段，学校作为嵌套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与周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条线、各个方面都会对处在行政架构相对来说比较底端的基层学校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千丝万缕最后落在学校这一根针上”。
王春秀则提到了教育系统在行政人员的配置上可能存在不足的问题，会令少数行政人员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为了弥补人员缺口，行政工作就被转嫁到教师身上。
“要把时间和空间归还给教师。”王春秀说。
（文中吕铭、郑林、白玲、李军、刘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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