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中，我曾经在郑州旧城改造指挥部的安排下，参加了一次老旧小区的改造样板参观会。

说实话，改造的真不错。

二三十年的家属楼，粉刷一新，立面从红砖墙变成了金属板贴面。

建设器材、公共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添加、更新维护。

另外小区园中把原来简单水泥硬化地面，整体设计，五重绿化，引入全冠银杏、桂树等珍贵树种，整个小区居住氛围和美感大大增添，整体效果和刚刚交房的小区相比，一点也不差。

当然，作为一个房地产自媒体的从业人员，我更关心的是这种改造对于房价的影响。

所以，参观一结束，我就跑到了距离最近的二手房门店。

我的问题就有一个：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对于房价提升有多大呢？换句话说，这种改造对于能提升多少房价呢？

然而，中介回答也很干脆“没啥影响，改造前后房价变化不大”。

“为啥？”

“因为，这种老旧老区一个最关键的提升没有完成？”

“啥？”

“没装电梯，现在不要说改善客户，就是刚需买房，首要条件就是有电梯。

对于电梯，已经不是住宅可有可无的设施，它已经变成了住宅必备设施。

在没有电梯的非重点学区老破小住宅区，最终命运就是相对贬值，而且是重力加速度。

国家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能装电梯的少之又少。

以郑州为例，这两年郑州老旧小区改造大约在1600个左右，但是真正装上电梯的单元不超过150台。

上面数据来在于官方郑州发布，平均10个小区才能有一个单元装上电梯。

是装电梯很贵吗，还是政策不鼓励？

实际上，政府相当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2018年底郑州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郑州市内五区既有住宅可申请加装电梯，明确每部电梯最高可享财政补贴15万元。

我问过专业朋友，现在一部好一点的国产电梯估计也就是30万元，说白了给一个楼加装电梯，每户掏一万多块钱就差不多了，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能承受。

价格不贵，但是电梯安装率却如此之底，为什么？

实际上，这不是郑州独一现象，全国差不多每个地方的老旧小区改造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钱不是问题，政策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分析各地的情况，发现问题指向出奇的一致，都是出在业主本身。

说白了，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改造楼房低楼层业主的反对。

比如，据重庆媒体报道，该市某小区某楼想要安装电梯，全楼58户业主开会后，当场45个家庭同意安装。最后协调结果，一楼二楼住户不需要交纳电梯建设费用，三楼以上分摊，然后变成57户同意。

然而这件事终于没有干成，因为只有一个一楼住户反对，而反对的理由就是——该住户对于噪音敏感，担心电梯安装好之后，运行声音和电梯开关门声音让他无法入睡。

翻阅网络，你会发现类似于这种“一家反对，电梯告吹”事情层出不穷，而反对的意见往往就是：

1、噪音。本来一楼就相对比较吵，加上电梯后，半夜安静的时候，电梯的声音肯定比较明显。还都在自家门口等电梯，说话声也会吵。

2、采光。一楼本身就有绿化的树木遮光，安装电梯后，遮光加剧，无论是透明玻璃还是铁皮的电梯轿厢，都会影响采光。之前出门是一片绿色植物，加装电梯后出门就每天看到电梯和人群了。

3、物业费。加装电梯后物业费还要增加，自己不想这个冤枉钱。

4、电梯维护费。如果遇到电梯故障，还要均摊维修费，不合理。

尤其是最后一条，房子的价值的增减问题。

加装电梯之后，很明显高楼层的房子就会增值，低层房子会相对贬值，请问低楼层住户凭什么让我房子无端贬值呢？

还是那句话，矛盾的本质是人性，人性的底层是利益。

当全国老旧小区装电梯问题上均束手无策之时。

杭州率先打破了僵局。

近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杭州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地方政府规章来处理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的城市。

对于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安装电梯居民决策流程上，这部法规是这样规定的。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办法》明确了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协商启动的业主表决比例。

即老旧小区住宅需要加装电梯的，申请人应当征求所在单元全体业主意见，经本单元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签订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

好，划重点。现在加装电梯决策分成了两步：

第一步：召开业主表决大会，这个大会需要有三分之二的业主参加，且这三分之二业主的产权面积占单元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第二步：在表决会上，需要四分之三业主同意，且这四分之三业主占有产权面积占所有参会业主面积的四分之三就行。

说白了，在杭州，如果一个楼上一户两户不同意加装电梯，从而导致整个工程下马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因为，上面的流程已经被写入了地方规章，具有了法律效力。

一旦因为这种事情打官司，法院是可以判决遵照流程执行，且表决通过的一方胜诉的。

而不像原来一样，一旦发生矛盾，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无限制的协商，最终不了了之。

当然，该规章也规定了矛盾双方的协商机制。

如果发生矛盾，可以“引导相关当事人先行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加装电梯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权益受损等事宜，也可委托业主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进行协调。自行协商不成的，由属地社区居委会及街道或者乡镇政府通过协调会、听证会等方式组织调解”。

也就是说，当事者双方、业委会、街道、甚至乡镇政府，都有权力和义务参与电梯矛盾的解决，由这么多机关参与解决，总比当事人双方天天吵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的多。

而且，在杭州现在的实践中，也总结了一些解决矛盾的方法，比如：

一楼不分摊电梯安装费。电梯安装费，可以按照楼层高低，按比例收取。

其次，一楼的物业费不能增加，同时不包含电梯维护费项目。并且电梯出保修期后的故障维修费，不能让一楼分摊。

还要尽量给一楼免除3-5年的物业费。至于免除部分谁来填补，可以适当加到电梯维护费中。或者由楼上的业主集体给一楼业主一定的数额补偿.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一楼开辟小院。现在的高层电梯房很多一楼都带院子，并且价格变成了最高的。

矛盾是死的，人是活得，方法也是活的。

总之，安装电梯是个好事情，国家补贴，居住品质提升，房产得到增值，几方都能得利。

别因为个人的利益纷争，搞得所有人取得“多输”的结果。

原创 宋富贵 米宅

教人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你让好人碰见坏人的时候怎么办，只有告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那都是事后了，管用吗[允悲]…做好人是做给别人看的，经历的人只有你自己，事后再能报团儿取暖，拿起法律武器把人抓起来了，难道你真的相信那就因为对你的伤害而遭受的惩罚吗？别人被惩罚了，你经历的事情就不存在了吗？一码归一码不是吗？经历过后除了增加了对别人的防卫心，什么用都没有，不是说你有防卫心就不会碰到坏人了，而且下次碰到坏人，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不能做坏人啊[笑cry]…事实上，坏人比好人的心理素质强大多了，清醒点吧，都是人，没有好坏，谁也没必要怕谁，重要的是得长本事，长记性[抱一抱]~

我觉得人就是要做到，让好人对你别太好，让坏人对你别太坏，好人在别人那儿太板着了，让他到你这儿能肆无忌惮一点儿，坏人在别人那儿太肆无忌惮了，让他在你这儿得板正儿的挺着，这就是我跟人的相处方式[挤眼]~

【畸形加班屡上热搜，这事真得好好聊聊】最近，年轻上班族猝死的新闻屡上热搜。加之此前网络热议的“996”“007”等热词，上班族长期畸形加班问题正越来越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但不可否认，一些企业还是把畸形加班、超时工作简单等同于奋斗。某些企业老板认为中国的年轻人能拥有“996”等高强度工作机会是一种“福报”；也有企业主轻描淡写地说这不算什么，“715”“007”也很常见。

明目张胆地违反《劳动法》还堂而皇之地拿出来炫耀，这在打工一族尤其是年轻劳动者中引发强烈反弹，甚至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劳资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几年前，《感觉身体被掏空》因精准吐槽上班族畸形加班压力，刷爆朋友圈。歌里唱道：“有一个老板叫大卫，下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手里端着一壶热腾腾的咖啡，嘿嘿嘿我们要不要来开个会……”

2020年，“内卷”“打工人”等名列年度热词，可见，这种社会心态由来已久。此前，岛叔在文章中提过，中国要用几十年赶超发达国家的两三百年，无疑需要勤奋努力、奋发向上。在互联网行业“996”蔚为大观之前，基建、制造等行业超时劳动是常见现象，众多企业靠这种“拼”完成了原始积累。

但也应当看到，这种“拼”的背后，是极力削减人力成本、追求最大产出而忽视人性化管理。不止互联网，其它一些行业也未逃过“以加班换产出”的魔咒，“过劳死”对象从体力劳动者逐渐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现出年轻化、低龄化趋势——

2020年11月，37岁财通基金量化投资部负责人徐某突然离世，金融行业的工作强度和高压力引发关注；2016年6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生金某于医院宿舍逝世，年仅45岁，同事称金医生离世前两天仍从清早工作到晚10时许；2017年6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内，25岁的麻醉科规培住院医生陈某被发现猝死医院宿舍内。其生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在连续长时间工作后感叹：还活着真好。2016年6月，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同事们说他工作太拼，长期加班熬夜，看似身体强壮，实已积劳成疾……

在《工作致死》一书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费弗发现，工作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高于肾病和阿尔茨海默症。他估计，全球每年由于工作压力致死的人数高达100万。

几年前，在《小康》杂志的一项调查中，面对“影响中国人休闲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的问题，多数受访者的回答是“忙，没心思休闲”。

以牺牲劳动者权益换发展的模式无疑是粗放的，不可持续。应该说，整个社会已经为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付出了不小代价，包括劳动者个体的亚健康、慢性病和心理问题，以及年轻人中滋生的“丧”文化、结婚生子意愿降低、社交减少等。

但问题是，畸形的“加班文化”屡屡引发广泛吐槽，都知道不合理不合法，却为何仍在一些单位和企业难有实质性改观？

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与竞争压力有关。一方面，人们普遍面临房子、教育、医疗等压力，被焦虑驱动着向前奔跑，每个人都生怕掉队；另一方面，人口众多、教育质量提升固然带来红利，但也带来激烈的内部竞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你不加班，有的是人肯加班——无论是技术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少人都有这种心理。

但“锅”又不能仅甩给社会。在微观层面，不少公司管理效率低下、创新模式欠缺也会加剧劳动时长。有专家认为，“目前国内许多企业仍是‘汗水型’经济，靠创新技术获取利润的份额并不大，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拼汗水与劳动时间来赚钱”，所以，“当你以低成本和速度参与竞争时，就只剩一种文化能够取得成功，那就是全天候文化”。

这还跟法律“牙齿”不够锋利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并非新鲜话题，但法定加班费、工伤赔偿、离职补偿等，在实践中经常产生纠纷。当个体劳动者面对金钱、法律、人力等资源都远超自己的企业，若无强有力的劳动权益保障公权力介入，维权成本和难度可想而知。

这种困境何尝不是一头“灰犀牛”？它的身影出现在草原深处，很多人都觉得威胁尚远，没必要防范；但若视而不见，等这头灰犀牛狂奔而来，踏出碾压式的脚步，为时已晚。

因此，每一次出现“拿命挣钱”的悲剧不应只有热议，还应有实际行动去改变。畸形加班不该被冠以“奋斗”的名号。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言，“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违法操作，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加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让追梦人健康地奔跑，让企业发展更有温度，才是奋斗该有的样子。”（来源：侠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