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新区# 【新基建提速 新动能释放 贵安数字经济活力奔涌】
10月22日，日本地方政府驻华代表团到访贵安新区;10月27日，贵安产控集团在北京签约，将打造西南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及换电站研发制造基地……
今年以来，贵安新区加速推进以数据中心、5G基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奋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六个重大突破”，打造稳投资稳增长的新抓手和增长极。
5G建设按下“快进键”
“走进贵州后，发现这里不仅风景好，大数据、高端科技也发展得很棒。”10月22日，日本地方政府驻华代表团到访贵安新区时，日本群马县上海事务所首席代表(所长)永井浩二说。
正如“国际朋友圈”的点赞，眼下的贵安新区，数字经济建设浪潮澎湃，正乘风“新基建”，一片如火如荼。
10月下旬，在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内，移动5G基站第二阶段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调试。“率先在学校、中心区域布局5G网络，意在积极加快5G与教育、制造、商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贵安分公司大学城网格有关负责人介绍，5G基站的建设难度，远大于2G、3G、4G网络。目前，5G基站建设进展顺利，从使用率看，大学城区域的移动5G用户逐渐增多。
贵阳贵安融合发展以来，两地敏锐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时机，全力“加码”5G规模部署和商用，从战略高度认识新基建的必要性、紧迫性，迅速成立贵阳贵安5G发展领导小组，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对两地5G建设应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统筹推进。
根据部署，5G发展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制定贵阳贵安5G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领域和跨部门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5G网络建设、产业培育、融合应用、招商引资等工作，加快形成新一代数字设施，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围绕编制5G通信网络专项规划、开放社会杆塔和建筑资源、全面开放市政公共设施资源、积极落实5G通信网络共建共享、保障5G通信网络选址建设、有效降低5G建设成本费用、探索5G创新应用场景等7项重点开展工作。
据悉，未来5年，贵安新区将继续优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规划建设10000个5G基站，充分发挥数据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助力产业和消费进一步升级。
数据中心叠加“磁场效应”
厚植生态优势、深挖大数据“钻石矿”……贵安新区自建区以来，就以大数据为主导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是当下贵安新区重点打造的大型数据中心之一。2020年进入第四季度，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也在加紧施工，目前，A、B、C三区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走进A区项目，记者看到，塔吊林立，机械运转，建设紧张有序地推进。据A区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眼下，工地每天有千人进场施工，A区主体建筑进入室内精装修阶段，预计12月完成并达到成熟度验收。
近年来，贵安新区加快推进“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以贵安七星湖为圆心，在半径4公里、面积不超过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规划建设了14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正是超前的布局，夯实了贵安新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四梁八柱”。
“2013年，贵安新区就启动了数据中心建设，在规模和质量上始终走在全国前列。随着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数据中心集聚建设全面提档加速。”贵安新区产发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已部分建成运营;在建的有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高端园A2、苹果中国(贵安)数据中心、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四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国家新基建战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为推动贵阳贵安融合发展，贵阳市明确，数据中心增量项目全部布局到贵安新区。10月28日，“掀开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闻发布提出，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中心等一批签约项目的落地建设，到2025年，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00亿元。
深入融合加速高质量发展
一端连接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正在贵安新区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
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是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贵安新区打造的首个农文旅一体化田园综合体。园区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高效蔬果采摘馆、草莓立体种植馆等7个全自动化玻璃温室，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和管理。走进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记者看到，通过大数据“赋能”，“云上农场”“云上农校”不仅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销哪里等难题，还培养了一批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如今，该示范园已成为国家农业服务精准扶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级标杆项目。
“原来种1亩玉米，毛收入只有千把元;现在种1亩西兰花，一季的收益就能翻好几倍。有了技术支撑，农民一年可以种植三季西兰花、五季白菜。”一位当地农民说。
聚焦“聚、通、用”，“盘活”数据资源，贵安新区不断迎来行业巨头入局、科技能力加持，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快车道”，新业态、新模式等快速增长、活力四射。
疫情防控期间，贵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白山云科技为“一起教育科技”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为全国多所学校的师生提供了高质量线上直播教学服务;数据宝上线“疫控宝1.0”产品，被贵州、江西等多地政府部门与大型国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点燃“新基建”，培育“新优势”，释放“新动能”，贵安新区作为贵州省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之一，正抢抓机遇，奋力推进数字经济实现“六个重大突破”。
据预计，随着数据中心的建成投用，每年至少会有100万台以上的服务器需求，加上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生产，以及基于国产数据库、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等应用可以带动的硬件制造，到2025年，贵阳贵安电子制造业产值有望突破1000亿元。
10月22日，日本地方政府驻华代表团到访贵安新区;10月27日，贵安产控集团在北京签约，将打造西南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及换电站研发制造基地……
今年以来，贵安新区加速推进以数据中心、5G基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奋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六个重大突破”，打造稳投资稳增长的新抓手和增长极。
5G建设按下“快进键”
“走进贵州后，发现这里不仅风景好，大数据、高端科技也发展得很棒。”10月22日，日本地方政府驻华代表团到访贵安新区时，日本群马县上海事务所首席代表(所长)永井浩二说。
正如“国际朋友圈”的点赞，眼下的贵安新区，数字经济建设浪潮澎湃，正乘风“新基建”，一片如火如荼。
10月下旬，在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内，移动5G基站第二阶段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调试。“率先在学校、中心区域布局5G网络，意在积极加快5G与教育、制造、商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贵安分公司大学城网格有关负责人介绍，5G基站的建设难度，远大于2G、3G、4G网络。目前，5G基站建设进展顺利，从使用率看，大学城区域的移动5G用户逐渐增多。
贵阳贵安融合发展以来，两地敏锐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时机，全力“加码”5G规模部署和商用，从战略高度认识新基建的必要性、紧迫性，迅速成立贵阳贵安5G发展领导小组，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对两地5G建设应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统筹推进。
根据部署，5G发展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制定贵阳贵安5G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领域和跨部门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5G网络建设、产业培育、融合应用、招商引资等工作，加快形成新一代数字设施，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围绕编制5G通信网络专项规划、开放社会杆塔和建筑资源、全面开放市政公共设施资源、积极落实5G通信网络共建共享、保障5G通信网络选址建设、有效降低5G建设成本费用、探索5G创新应用场景等7项重点开展工作。
据悉，未来5年，贵安新区将继续优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规划建设10000个5G基站，充分发挥数据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助力产业和消费进一步升级。
数据中心叠加“磁场效应”
厚植生态优势、深挖大数据“钻石矿”……贵安新区自建区以来，就以大数据为主导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是当下贵安新区重点打造的大型数据中心之一。2020年进入第四季度，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也在加紧施工，目前，A、B、C三区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走进A区项目，记者看到，塔吊林立，机械运转，建设紧张有序地推进。据A区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眼下，工地每天有千人进场施工，A区主体建筑进入室内精装修阶段，预计12月完成并达到成熟度验收。
近年来，贵安新区加快推进“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以贵安七星湖为圆心，在半径4公里、面积不超过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规划建设了14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正是超前的布局，夯实了贵安新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四梁八柱”。
“2013年，贵安新区就启动了数据中心建设，在规模和质量上始终走在全国前列。随着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数据中心集聚建设全面提档加速。”贵安新区产发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已部分建成运营;在建的有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高端园A2、苹果中国(贵安)数据中心、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四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国家新基建战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为推动贵阳贵安融合发展，贵阳市明确，数据中心增量项目全部布局到贵安新区。10月28日，“掀开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闻发布提出，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中心等一批签约项目的落地建设，到2025年，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00亿元。
深入融合加速高质量发展
一端连接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正在贵安新区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
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是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贵安新区打造的首个农文旅一体化田园综合体。园区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高效蔬果采摘馆、草莓立体种植馆等7个全自动化玻璃温室，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和管理。走进大数据农业指挥中心，记者看到，通过大数据“赋能”，“云上农场”“云上农校”不仅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销哪里等难题，还培养了一批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如今，该示范园已成为国家农业服务精准扶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级标杆项目。
“原来种1亩玉米，毛收入只有千把元;现在种1亩西兰花，一季的收益就能翻好几倍。有了技术支撑，农民一年可以种植三季西兰花、五季白菜。”一位当地农民说。
聚焦“聚、通、用”，“盘活”数据资源，贵安新区不断迎来行业巨头入局、科技能力加持，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快车道”，新业态、新模式等快速增长、活力四射。
疫情防控期间，贵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白山云科技为“一起教育科技”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为全国多所学校的师生提供了高质量线上直播教学服务;数据宝上线“疫控宝1.0”产品，被贵州、江西等多地政府部门与大型国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点燃“新基建”，培育“新优势”，释放“新动能”，贵安新区作为贵州省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之一，正抢抓机遇，奋力推进数字经济实现“六个重大突破”。
据预计，随着数据中心的建成投用，每年至少会有100万台以上的服务器需求，加上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生产，以及基于国产数据库、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等应用可以带动的硬件制造，到2025年，贵阳贵安电子制造业产值有望突破1000亿元。
#今日长三角# 一边杭州西站，一边梦想小镇，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相中了这块“宝地”！你知道这里住过谁？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领队杨金东说，在余杭李家塘，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根据定位，我一路开过去。咦，这不是未来的杭州西站吗？
对，这片工地，就是为了配合西站枢纽的安置房建设而做的考古探勘。
也是没想到，一找就有了大收获。
从去年5月23日开始，这片工地悄悄开工。3000多平方米的工地，分成了30个探方，一群工人蹲在里头，挖挖、找找，考古一年多。
发现了很多从六朝到唐代的遗迹。
推算起来，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开始，李家塘就已经有人住了，是一个古村落。
一路之隔，这个古村落的“邻居”，一边是未来的交通枢纽——杭州西站，一边是聚集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小镇。
在这个承载了杭州城市未来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留意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邻居”相中了这块“宝地”。
时间最早可以推算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那么当年，古人为什么选在了这里安家落户？
钻进围挡，一路绕来绕去，绕到考古工地后，杨金东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块的地势比周围要高一些？
的确，和周边比起来，这一片地高了大约五六十厘米的样子。杨金东说，不要觉得五六十厘米没多少，放到河网密布的湿地，就是可以立足的地方。
所以说，古人选了这里也是有考虑的。一个是它地势高，在湿地里求生存，哪怕高出没多少，起码小水灾来了可以不用怕。另一个是水路发达。这片高地，周边一圈河道，南面这一条就是余杭塘河，一路连到苕溪，想去哪，小船儿一路畅通。
再就是离“城中心”近。李家塘再往西，不过三公里，就是当年的余杭县；往西北大约10公里，是当年的良渚。你可以理解为，古人选了一块离县城并不是很远的地方，落了脚。
只是，只找到了战国早中期留下的遗物，比如原始瓷的罐子、碗等，但没有找到遗迹，比如墓葬、居住痕迹，都没有。
往后，到了汉代，除了罐、壶这些遗物，找到了一口窑，而且是专门用来烧墓砖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杨金东说，窑里头找到的砖，和旁边两个墓用的墓砖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纹饰，都是几何纹。推算起来，应该是当时为了方便就近建墓，干脆就弄了口烧砖窑。
等到了六朝，灰坑、柱洞等遗迹就现身了。更多的是隋唐时，灰坑、灰沟、陶缸、柱洞……都找到了很多。
考古工地现场，一共发掘了30个探方，每个都是10×10平方米。探方里，用白线画出了很多遗迹的形状，圆的、方的、长方形的，还有不规则的。
杨金东说，大多是唐代时留下的。
圆的、方的，是不同时期留下的柱洞。柱洞？盖房子总要有柱子啊，这些柱子在土里总会留下痕迹。
比方说先有人盖了房子，用了方柱，后来房子毁了，再重建，用了圆柱。我们现在再看，它们就互相叠加在了一起。
根据柱洞，杨金东推算，历朝历代建在这里的房子，应该都是干栏式建筑。古代尤其是南方常见，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房子一楼有个架空层，再往上才是住人的，可以防潮。
在现场看，根据柱洞多少来推算，曾经的房子也是有大有小。有四个柱子就撑起一间房的，算起来最多20平方米。
也有很阔气的，十几个柱洞站成一排，起码15米宽的房子。杨金东说，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村里人都来这里活动。
看见圆的柱洞没？
很整齐一排，
推测以前这里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
灰沟，有的窄窄一条，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应该是排水沟；有稍宽一些的两条，可能是穿村而过的小溪。
灰坑蛮多，那真是人生活过留下的了，古代生活垃圾扔哪？粪便放哪？很多时候都是挖个坑埋了。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灰坑。
还有陶缸，可能是水缸，也可能是粪坑。杨金东说，有一个探方里，一下子找到了6个缸，其中一个旁边整整齐齐摞了石块，打眼看上去可能是放脚的。他说：“搞不好是村里的公共厕所，哈哈。”
水井也有，用砖头一块块垒起来；砖砌地面也有，砖窑也有。可以说，一个村落起码的生活条件都能满足。
那么，在最繁盛时的唐代，这个村落有多大，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村落？
杨金东说，整个村子大约一万平方米左右。
为什么这么确定？在村落外围，找到了一条环壕。环壕，古代人居住的聚落周边，经常会利用地势，人工挖出一条围沟来，可以防御洪水、猛兽等，算是防御设施。它的作用很好理解，大城池一般都有城墙、护城河，它就好比是村落的“迷你版”护城河。
这条环壕，绕村落一周，大约6米宽、1.5米深，杨金东说，里头找到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碎瓷片、生活垃圾，可能当时的村民盘子、碗破了，吃完的果核，随手一扔，就扔进了这条“迷你版”护城河。
那么，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村落，住了多少户人家？
那还真不好说，目前找到了12个独立的房子遗址，这说明起码是有12户人家同时存在的。
因为，出土的大量遗物都是唐代留下的。
举几个例子好了。一个长沙窑水壶，上头画了乐舞人，每个都胖乎乎的，一看就是以胖为美的唐代审美。
莲花瓦当、又宽又长又重的瓦片。杨金东说：“茅草屋用得到吗？只有大房子才会用。”这也说明，这个村子在唐代时是有些规模的。
写大毛笔字的砚台、点灯芯的小油灯、捻茶叶和药的捻轮，还有大大小小的碗，都是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
比如一个大碗，碗底写了一个“元”字。碗底刻字，要么是定制的人家指定刻了姓氏上去，要么是工匠自己的姓，方便工厂主计件。不管是哪种，都能看出当时村子已经不算小了。
只是，在大量的唐代遗物之后，再找到的就很少了。杨金东说，可能到了宋代，这个村子就整个废弃了。
说它废弃了，也是有理由的。
一个是窑。在考古工地找到了两口宋代窑，一口保存很差，还有一口是保存得很好的圆形窑。
圆形窑，圆嘟嘟的，形状有些像馒头，所以俗称“馒头窑”。这口“馒头窑”，香糕砖一层层整整齐齐垒起来，看着就很规整，而且个头蛮大，直径有2.5米的样子。
这样完整的窑，在杭州是不多见的。
烧窑的作坊，比如取土、制坯的地方没找到，但整个窑都在了，除了“馒头窑”的顶已经塌了，窑的结构完完整整留了下来。
火膛，瘦长方形，里头堆柴火；火膛上的平台，砖瓦一层层平垒；窑壁上，有3个小烟道，烟气就是走这里排出去。
杨金东说，这口窑是专门用来烧瓦的，而且是个头蛮大的瓦片，估计是拿来建房子用的。
找到的这口“馒头窑”，在杭州保存得这么好的，可不多见。所以，它的“待遇”很高，已经整体“搬迁”，准备以后放到博物馆里展览。
另一个就是墓葬了。整个考古工地找到了5个墓葬，大部分都是宋、明、清时的了，比如宋代一个香糕砖墓、明清一个双石夫妻合葬墓。
想想就明白了，村里住的人多时，怎么可能就在村里建瓦窑、墓地，怎么也要离住人的地方远一些。这些遗址到了宋代以后一下子多起来，是因为村子搬走了啊。
起始于战国早中期，繁盛于唐，消失于宋。为什么消失？
杨金东说，古代时，要放弃一个村子，举村搬走，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是瘟疫，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水灾，这里实在没法居住了，所以只好废弃。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领队杨金东说，在余杭李家塘，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根据定位，我一路开过去。咦，这不是未来的杭州西站吗？
对，这片工地，就是为了配合西站枢纽的安置房建设而做的考古探勘。
也是没想到，一找就有了大收获。
从去年5月23日开始，这片工地悄悄开工。3000多平方米的工地，分成了30个探方，一群工人蹲在里头，挖挖、找找，考古一年多。
发现了很多从六朝到唐代的遗迹。
推算起来，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开始，李家塘就已经有人住了，是一个古村落。
一路之隔，这个古村落的“邻居”，一边是未来的交通枢纽——杭州西站，一边是聚集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小镇。
在这个承载了杭州城市未来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留意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邻居”相中了这块“宝地”。
时间最早可以推算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那么当年，古人为什么选在了这里安家落户？
钻进围挡，一路绕来绕去，绕到考古工地后，杨金东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块的地势比周围要高一些？
的确，和周边比起来，这一片地高了大约五六十厘米的样子。杨金东说，不要觉得五六十厘米没多少，放到河网密布的湿地，就是可以立足的地方。
所以说，古人选了这里也是有考虑的。一个是它地势高，在湿地里求生存，哪怕高出没多少，起码小水灾来了可以不用怕。另一个是水路发达。这片高地，周边一圈河道，南面这一条就是余杭塘河，一路连到苕溪，想去哪，小船儿一路畅通。
再就是离“城中心”近。李家塘再往西，不过三公里，就是当年的余杭县；往西北大约10公里，是当年的良渚。你可以理解为，古人选了一块离县城并不是很远的地方，落了脚。
只是，只找到了战国早中期留下的遗物，比如原始瓷的罐子、碗等，但没有找到遗迹，比如墓葬、居住痕迹，都没有。
往后，到了汉代，除了罐、壶这些遗物，找到了一口窑，而且是专门用来烧墓砖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杨金东说，窑里头找到的砖，和旁边两个墓用的墓砖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纹饰，都是几何纹。推算起来，应该是当时为了方便就近建墓，干脆就弄了口烧砖窑。
等到了六朝，灰坑、柱洞等遗迹就现身了。更多的是隋唐时，灰坑、灰沟、陶缸、柱洞……都找到了很多。
考古工地现场，一共发掘了30个探方，每个都是10×10平方米。探方里，用白线画出了很多遗迹的形状，圆的、方的、长方形的，还有不规则的。
杨金东说，大多是唐代时留下的。
圆的、方的，是不同时期留下的柱洞。柱洞？盖房子总要有柱子啊，这些柱子在土里总会留下痕迹。
比方说先有人盖了房子，用了方柱，后来房子毁了，再重建，用了圆柱。我们现在再看，它们就互相叠加在了一起。
根据柱洞，杨金东推算，历朝历代建在这里的房子，应该都是干栏式建筑。古代尤其是南方常见，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房子一楼有个架空层，再往上才是住人的，可以防潮。
在现场看，根据柱洞多少来推算，曾经的房子也是有大有小。有四个柱子就撑起一间房的，算起来最多20平方米。
也有很阔气的，十几个柱洞站成一排，起码15米宽的房子。杨金东说，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村里人都来这里活动。
看见圆的柱洞没？
很整齐一排，
推测以前这里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
灰沟，有的窄窄一条，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应该是排水沟；有稍宽一些的两条，可能是穿村而过的小溪。
灰坑蛮多，那真是人生活过留下的了，古代生活垃圾扔哪？粪便放哪？很多时候都是挖个坑埋了。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灰坑。
还有陶缸，可能是水缸，也可能是粪坑。杨金东说，有一个探方里，一下子找到了6个缸，其中一个旁边整整齐齐摞了石块，打眼看上去可能是放脚的。他说：“搞不好是村里的公共厕所，哈哈。”
水井也有，用砖头一块块垒起来；砖砌地面也有，砖窑也有。可以说，一个村落起码的生活条件都能满足。
那么，在最繁盛时的唐代，这个村落有多大，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村落？
杨金东说，整个村子大约一万平方米左右。
为什么这么确定？在村落外围，找到了一条环壕。环壕，古代人居住的聚落周边，经常会利用地势，人工挖出一条围沟来，可以防御洪水、猛兽等，算是防御设施。它的作用很好理解，大城池一般都有城墙、护城河，它就好比是村落的“迷你版”护城河。
这条环壕，绕村落一周，大约6米宽、1.5米深，杨金东说，里头找到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碎瓷片、生活垃圾，可能当时的村民盘子、碗破了，吃完的果核，随手一扔，就扔进了这条“迷你版”护城河。
那么，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村落，住了多少户人家？
那还真不好说，目前找到了12个独立的房子遗址，这说明起码是有12户人家同时存在的。
因为，出土的大量遗物都是唐代留下的。
举几个例子好了。一个长沙窑水壶，上头画了乐舞人，每个都胖乎乎的，一看就是以胖为美的唐代审美。
莲花瓦当、又宽又长又重的瓦片。杨金东说：“茅草屋用得到吗？只有大房子才会用。”这也说明，这个村子在唐代时是有些规模的。
写大毛笔字的砚台、点灯芯的小油灯、捻茶叶和药的捻轮，还有大大小小的碗，都是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
比如一个大碗，碗底写了一个“元”字。碗底刻字，要么是定制的人家指定刻了姓氏上去，要么是工匠自己的姓，方便工厂主计件。不管是哪种，都能看出当时村子已经不算小了。
只是，在大量的唐代遗物之后，再找到的就很少了。杨金东说，可能到了宋代，这个村子就整个废弃了。
说它废弃了，也是有理由的。
一个是窑。在考古工地找到了两口宋代窑，一口保存很差，还有一口是保存得很好的圆形窑。
圆形窑，圆嘟嘟的，形状有些像馒头，所以俗称“馒头窑”。这口“馒头窑”，香糕砖一层层整整齐齐垒起来，看着就很规整，而且个头蛮大，直径有2.5米的样子。
这样完整的窑，在杭州是不多见的。
烧窑的作坊，比如取土、制坯的地方没找到，但整个窑都在了，除了“馒头窑”的顶已经塌了，窑的结构完完整整留了下来。
火膛，瘦长方形，里头堆柴火；火膛上的平台，砖瓦一层层平垒；窑壁上，有3个小烟道，烟气就是走这里排出去。
杨金东说，这口窑是专门用来烧瓦的，而且是个头蛮大的瓦片，估计是拿来建房子用的。
找到的这口“馒头窑”，在杭州保存得这么好的，可不多见。所以，它的“待遇”很高，已经整体“搬迁”，准备以后放到博物馆里展览。
另一个就是墓葬了。整个考古工地找到了5个墓葬，大部分都是宋、明、清时的了，比如宋代一个香糕砖墓、明清一个双石夫妻合葬墓。
想想就明白了，村里住的人多时，怎么可能就在村里建瓦窑、墓地，怎么也要离住人的地方远一些。这些遗址到了宋代以后一下子多起来，是因为村子搬走了啊。
起始于战国早中期，繁盛于唐，消失于宋。为什么消失？
杨金东说，古代时，要放弃一个村子，举村搬走，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是瘟疫，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水灾，这里实在没法居住了，所以只好废弃。
【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担当作为！市法学会会员全力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连日来，面对新形势下疫情常态化工作，全市广大法学会会员充分发挥自身职能，积极履职、主动作为，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持续巩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有的加入企业复工复产法律服务工作组，精准帮扶企业度过难关；有的认真研究、主动对接，积极建言献策，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的在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学有序抓脱贫攻坚，助推“战疫”“战贫”齐头进；有的将宣传资料送到田间地头，让法治建设与乡村振兴同行……各条战线上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发挥“智库”功能，精准有效地助力全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
渝北区法学会：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
渝北区作为主城北大门，是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江北国际机场、重庆火车北站两大交通枢纽，人员流动大，情况较复杂。渝北区法学会是如何做到既要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呢？“我们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拧紧责任链条，首先严防境内外疫情输入。”渝北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法学会组织全区349名会员加入机场和铁路疫情防控联动组，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与机场公安、海关会员，以守好“空中门户”为己任，落实闭环运作机制，动态梳理中高风险地区来渝、重点航班等人员预警提示，同时配合驻地工作组做好查证登记、测温消杀、分流隔离、服务便民等工作，用实际行动织密交通枢纽防控“铁网”。
同时，继续做好园区、厂区、商区、景区、校区等重点部位和公共场所防控。其中，渝北区委政法委等会员单位会同镇街继续组织力量，实施地毯式、拉网式排查。渝北区卫健委等会员单位，制定新冠病毒检测方案，组织15人专家组对三亚湾海鲜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等开展重点环境、重点食品和从业人员的病毒检测。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会员单位，加强对农副食品批发市场采样监测，保障农贸市场、餐饮场所、冻库超市等食品安全。渝北区公安分局等会员单位，对物流从业人员进行疫情相关知识培训，严格落实物资转运防疫措施。
据渝北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法学会还选派56名会员加入企业复工复产法律服务工作组，落实“指导员”制度，精准帮扶461家企业。渝北区法院等会员单位开启“云端执行”“移动执行”办案模式，有效执行案件78件，执行到位金额1100余万元。渝北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等会员单位相继出台《服务企业复工复产8条新措施》《疫情防控法律指引企业篇》等文件，为企业提供法治保障。
此外，为配合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安全，渝北区法学会选派96名会员参与校园周边秩序整治。渝北区卫健委等会员单位指导学校成立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落实防疫措施、强化防疫宣传。渝北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整治校园欺凌等涉校涉生违法犯罪行为；渝北区教委、区文旅委、区应急管理局等会员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全面整治校园门口摆摊设点、违规占道经营、堵塞交通等现象，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黔江区法学会：
“以法帮企”精准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黔江区唯一一家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双一级资质民营企业，因疫情影响，遇到了困难。为了帮助该企业度过难关，黔江区法学会多次走访问询和现场座谈，建立了政府、司法、企业多方联动的协调机制，最终为企业找到了脱危解困的新路子。目前，该企业面临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不仅是黔江区法学会“以法帮企”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助力黔江区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发展的一部分。今年以来，黔江区法学会找准职能定位，发挥专业优势，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内涵、目标定位、战略重点和战略路径，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巩固疫情防控，参与复工复产，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黔江区法学会以法助“战疫”，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参与制定《复工复产文明交通倡议书》《复课工作方案》等方案和措施，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献计出力。同时组织会员按就近原则下沉学校、商户和工地，向师生、经营者和务工人员解读相关法律法规，讲解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维护各群体的合法权益。会同黔江区司法局、区教委、团区委等会员单位，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开展线上“一对一”服务，免费为家长和学生进行复课心理疏导。
“我们还以法惠民，让法治与乡村振兴同步同行。”黔江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在农户和田间地头发放《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援助条例》等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常遇到的相邻权、农资购销、土地纠纷等法律问题，引导运用法律手段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化解纠纷；同时组织会员单位开展普法“五进”活动，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扶贫政策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定，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打通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每周到村（社区）持续开展座谈会或法治院坝会，及时解决群众最急需法律服务问题。
此外，该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与调解，依托“星级调解室”，特别是针对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土地流转、劳动争议等问题进行免费咨询，对重点企业提供免费法治体检。配合会员单位在“3·15”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等节点，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增强群众法治意识，促进基层和谐。
梁平区法学会：
助力渝东北川东北平安法治建设联动
3月26日，重庆市梁平区、四川省开江县两地检察机关召开跨区域保护明月江协作机制首次联席会议，会签了《关于明月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共筑明月江上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屏障。这是梁平区法学会的会员单位在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与毗邻区县合作发展中的一个场景，同时也是梁平区法学会认真探究、主动对接、积极作为，助力渝东北与川东北平安法治建设的协调联动的其中一项举措。
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法学会注重上下联动，把平安法治建设纳入重点规划，要求会员单位和会员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主动建言献策。同时，注重基础调研，组织开展“跨区域协调联动加强平安建设”等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5篇。此外，还注重主动对接，指导梁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积极“走出去”，加强毗邻区县部门的沟通，目前已签订人民调解、生态保护、警务等11份合作协议。
据介绍，梁平区法学会结合区内309名会员和3000余名热心公益的干部群众的职业、经历和特长，设岗定责，组建队伍，突出合作意识，加强与接壤的四川达州区、大竹县和开江县的内畅外联。一方面共建重点领域法治人才库，吸纳230余名优秀政法干警、律师和党校研究员，组成法治人才库，联合开展法律实务研究、疑难涉法涉诉案件化解，共同推动平安法治建设重点领域、司法服务典型经验做法、社会治理等交流；另一方面共建边境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与周边法学会和司法局共同牵头，队伍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通过联合开展边界法治宣传、提供法律援助等活动，目前人数已达800余名。
“我们还充分发挥群团优势，协调会员单位搭建平台，组织会员开展各种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推动平安法治建设要素的内外联通，夯实跨区域平安稳定基层基础。”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是助力矛盾纠纷联调机制建设，在需要法律服务时，由梁平区法学会在“法治人才库”中推荐合适的法律工作者介入参与调解，及时化解边界矛盾纠纷或隐患。半年来，会员参与临界乡镇、村居两级调解矛盾纠纷12件，调解率100%。二是助力普法联动机制建设，组织法治人才库的会员编制普法案例17件，结合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活动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三是助力平安边界联防机制建设，联合梁平区民政局等会员单位，对群防群治工作队伍中的基层干部、志愿者、网格员、兼职巡逻队员进行轮训。
南川区法学会：
多举措助推“战疫”“战贫”齐头并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南川区法学会在组织会员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还科学有序抓脱贫，助推“战疫”“战贫”齐头进。
“要打通贫困地区增收困难堵点，首先要解决贫困群众‘闲在家里’问题。”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人社局组织会员从务工输出、开发岗位、线上招聘入手，掌握年龄结构、就业意愿和技能状况，分类施策，引导贫困群众从“闲在家里”到“活跃在厂里”，目前外出就业已达300余人。其次是解决农产品“滞在地头”问题，该区商务局等单位采取定向销、线上销、扩充销等方式，扩大扶贫产品销售市场。同时组织会员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在疫情期间“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群众的蔬菜等农产品。此外，还要解决产业发展“困在原地”问题。该区农委组织区扶贫办等单位的12名会员作为区级“指导员”，政法系统的100余名会员作为到户“服务员”，对贫困产业经营主体和贫困群众开展了“农技随访”行动。
该负责人说，南川区规范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由区司法局升级全区40个贫困村公共法律服务室，充实了贫困村居法律服务力量。南川区法学会组织会员把传染病防治、企业用工劳动纠纷等法律知识作为重要内容，为村居依法防控疫情提供法治保障，同时选派区公安局、区司法局会员到贫困村担任村居副书记或主任助理，参与预防和处置涉疫案件和各类执法问题，筑牢村居战“疫”法治防线。此外，还创新开展“五免一助”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选派优秀会员与居委会签订免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免费担任法律顾问、开展主题法治宣传等“五免”服务，并开展“一助”行动，结对帮扶贫困户。
“我们还通过无缝监督促管理规范、法律体检促项目健康、化解纠纷促社会稳定，着力提升贫困地区依法治理整体水平。”该负责人介绍，南川区民政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完善村规民约和自治规范20余个，推动落实“四务”公开，为社区管理、民生事务等决策提供法律意见320余条；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单位协助区扶贫办对扶贫开发项目立项申报、项目批复等环节进行审核，确保合法有效；区政法系统各单位、信访等会员单位加强对首席调解员、法律明白人、乡贤能人的实务培训，坚持矛盾纠纷月排查机制，实行律师参与信访接待，由在机关“坐堂问诊”变为下基层“寻医治病”。疫情至今，已调处纠纷百余件。（记者 杨雪）
渝北区法学会：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
渝北区作为主城北大门，是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江北国际机场、重庆火车北站两大交通枢纽，人员流动大，情况较复杂。渝北区法学会是如何做到既要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呢？“我们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拧紧责任链条，首先严防境内外疫情输入。”渝北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法学会组织全区349名会员加入机场和铁路疫情防控联动组，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与机场公安、海关会员，以守好“空中门户”为己任，落实闭环运作机制，动态梳理中高风险地区来渝、重点航班等人员预警提示，同时配合驻地工作组做好查证登记、测温消杀、分流隔离、服务便民等工作，用实际行动织密交通枢纽防控“铁网”。
同时，继续做好园区、厂区、商区、景区、校区等重点部位和公共场所防控。其中，渝北区委政法委等会员单位会同镇街继续组织力量，实施地毯式、拉网式排查。渝北区卫健委等会员单位，制定新冠病毒检测方案，组织15人专家组对三亚湾海鲜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等开展重点环境、重点食品和从业人员的病毒检测。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会员单位，加强对农副食品批发市场采样监测，保障农贸市场、餐饮场所、冻库超市等食品安全。渝北区公安分局等会员单位，对物流从业人员进行疫情相关知识培训，严格落实物资转运防疫措施。
据渝北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法学会还选派56名会员加入企业复工复产法律服务工作组，落实“指导员”制度，精准帮扶461家企业。渝北区法院等会员单位开启“云端执行”“移动执行”办案模式，有效执行案件78件，执行到位金额1100余万元。渝北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等会员单位相继出台《服务企业复工复产8条新措施》《疫情防控法律指引企业篇》等文件，为企业提供法治保障。
此外，为配合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安全，渝北区法学会选派96名会员参与校园周边秩序整治。渝北区卫健委等会员单位指导学校成立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落实防疫措施、强化防疫宣传。渝北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整治校园欺凌等涉校涉生违法犯罪行为；渝北区教委、区文旅委、区应急管理局等会员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全面整治校园门口摆摊设点、违规占道经营、堵塞交通等现象，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黔江区法学会：
“以法帮企”精准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黔江区唯一一家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双一级资质民营企业，因疫情影响，遇到了困难。为了帮助该企业度过难关，黔江区法学会多次走访问询和现场座谈，建立了政府、司法、企业多方联动的协调机制，最终为企业找到了脱危解困的新路子。目前，该企业面临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不仅是黔江区法学会“以法帮企”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助力黔江区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发展的一部分。今年以来，黔江区法学会找准职能定位，发挥专业优势，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内涵、目标定位、战略重点和战略路径，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巩固疫情防控，参与复工复产，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黔江区法学会以法助“战疫”，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参与制定《复工复产文明交通倡议书》《复课工作方案》等方案和措施，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献计出力。同时组织会员按就近原则下沉学校、商户和工地，向师生、经营者和务工人员解读相关法律法规，讲解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维护各群体的合法权益。会同黔江区司法局、区教委、团区委等会员单位，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开展线上“一对一”服务，免费为家长和学生进行复课心理疏导。
“我们还以法惠民，让法治与乡村振兴同步同行。”黔江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在农户和田间地头发放《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援助条例》等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常遇到的相邻权、农资购销、土地纠纷等法律问题，引导运用法律手段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化解纠纷；同时组织会员单位开展普法“五进”活动，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扶贫政策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定，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打通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每周到村（社区）持续开展座谈会或法治院坝会，及时解决群众最急需法律服务问题。
此外，该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与调解，依托“星级调解室”，特别是针对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土地流转、劳动争议等问题进行免费咨询，对重点企业提供免费法治体检。配合会员单位在“3·15”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等节点，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增强群众法治意识，促进基层和谐。
梁平区法学会：
助力渝东北川东北平安法治建设联动
3月26日，重庆市梁平区、四川省开江县两地检察机关召开跨区域保护明月江协作机制首次联席会议，会签了《关于明月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共筑明月江上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屏障。这是梁平区法学会的会员单位在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与毗邻区县合作发展中的一个场景，同时也是梁平区法学会认真探究、主动对接、积极作为，助力渝东北与川东北平安法治建设的协调联动的其中一项举措。
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法学会注重上下联动，把平安法治建设纳入重点规划，要求会员单位和会员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主动建言献策。同时，注重基础调研，组织开展“跨区域协调联动加强平安建设”等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5篇。此外，还注重主动对接，指导梁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积极“走出去”，加强毗邻区县部门的沟通，目前已签订人民调解、生态保护、警务等11份合作协议。
据介绍，梁平区法学会结合区内309名会员和3000余名热心公益的干部群众的职业、经历和特长，设岗定责，组建队伍，突出合作意识，加强与接壤的四川达州区、大竹县和开江县的内畅外联。一方面共建重点领域法治人才库，吸纳230余名优秀政法干警、律师和党校研究员，组成法治人才库，联合开展法律实务研究、疑难涉法涉诉案件化解，共同推动平安法治建设重点领域、司法服务典型经验做法、社会治理等交流；另一方面共建边境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与周边法学会和司法局共同牵头，队伍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通过联合开展边界法治宣传、提供法律援助等活动，目前人数已达800余名。
“我们还充分发挥群团优势，协调会员单位搭建平台，组织会员开展各种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推动平安法治建设要素的内外联通，夯实跨区域平安稳定基层基础。”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是助力矛盾纠纷联调机制建设，在需要法律服务时，由梁平区法学会在“法治人才库”中推荐合适的法律工作者介入参与调解，及时化解边界矛盾纠纷或隐患。半年来，会员参与临界乡镇、村居两级调解矛盾纠纷12件，调解率100%。二是助力普法联动机制建设，组织法治人才库的会员编制普法案例17件，结合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活动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三是助力平安边界联防机制建设，联合梁平区民政局等会员单位，对群防群治工作队伍中的基层干部、志愿者、网格员、兼职巡逻队员进行轮训。
南川区法学会：
多举措助推“战疫”“战贫”齐头并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南川区法学会在组织会员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还科学有序抓脱贫，助推“战疫”“战贫”齐头进。
“要打通贫困地区增收困难堵点，首先要解决贫困群众‘闲在家里’问题。”梁平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人社局组织会员从务工输出、开发岗位、线上招聘入手，掌握年龄结构、就业意愿和技能状况，分类施策，引导贫困群众从“闲在家里”到“活跃在厂里”，目前外出就业已达300余人。其次是解决农产品“滞在地头”问题，该区商务局等单位采取定向销、线上销、扩充销等方式，扩大扶贫产品销售市场。同时组织会员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在疫情期间“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群众的蔬菜等农产品。此外，还要解决产业发展“困在原地”问题。该区农委组织区扶贫办等单位的12名会员作为区级“指导员”，政法系统的100余名会员作为到户“服务员”，对贫困产业经营主体和贫困群众开展了“农技随访”行动。
该负责人说，南川区规范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由区司法局升级全区40个贫困村公共法律服务室，充实了贫困村居法律服务力量。南川区法学会组织会员把传染病防治、企业用工劳动纠纷等法律知识作为重要内容，为村居依法防控疫情提供法治保障，同时选派区公安局、区司法局会员到贫困村担任村居副书记或主任助理，参与预防和处置涉疫案件和各类执法问题，筑牢村居战“疫”法治防线。此外，还创新开展“五免一助”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选派优秀会员与居委会签订免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免费担任法律顾问、开展主题法治宣传等“五免”服务，并开展“一助”行动，结对帮扶贫困户。
“我们还通过无缝监督促管理规范、法律体检促项目健康、化解纠纷促社会稳定，着力提升贫困地区依法治理整体水平。”该负责人介绍，南川区民政局、区司法局等会员单位完善村规民约和自治规范20余个，推动落实“四务”公开，为社区管理、民生事务等决策提供法律意见320余条；区法学会组织会员单位协助区扶贫办对扶贫开发项目立项申报、项目批复等环节进行审核，确保合法有效；区政法系统各单位、信访等会员单位加强对首席调解员、法律明白人、乡贤能人的实务培训，坚持矛盾纠纷月排查机制，实行律师参与信访接待，由在机关“坐堂问诊”变为下基层“寻医治病”。疫情至今，已调处纠纷百余件。（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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