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F深研】为什么美国就业数据中企业调查和家庭调查的差异持续拉大
1、美国就业数据有两个调查:企业调查(CES)向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当周有多少“在岗领薪雇员”,样本量大概14万家;家庭调查(CPS)向居民发放问卷,调查被访者在被调查当周是否有工作,以及其年龄、族裔、教育水平、工作全职/兼职等信息,样本量大约5-6万。我们常用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来自企业调查,而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等数据来自家庭调查。
2、由于企业调查样本量更大,标准误差更低,因此市场往往更多参考企业调查来判断就业市场现状。按理说,两个就业人数长期看差别应当不大,但实际上,二者无论在水平还是趋势上都存在较大差别。过去20年看,CPS就业人数平均比CES高出700万人,占到CES就业数据的5%(图1)。更重要的是,2022年以来,CES和CPS所统计的美国新增就业人数出现了显著分叉:CES显示美国就业火热——2021年末以来就业岗位增长800万个,而CPS则显示美国就业后劲不足——同期仅增长500万个,且2023年下半年以来陷入零增长(图2)。
3、CES和CPS的持续分叉不仅引起了就业数中失业率和新增非农就业的分叉(例如2月份的新增强就业和较差的失业率),也引发了市场对哪个数据更可信、美国就业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的讨论。在此,我们对两个数据口径进行拆分,并讨论其2022年以来分化的原因。
4、除了样本不同外,CES和CPS的最主要口径差异有三个
1)CPS统计的就业人数中包括农业,而CES不包括(所以叫非农)。这一差异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但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快速下降(目前大约200万农业人口),对CES和CPS就业人数差异的解释力也持续下降。
2)CPS统计的就业中包括大量自谋职业者(self-employed),如合同工(contractor)、自媒体等,而CPS由于询问对象是企业,因此不包括这部分人。目前美国有大约900万自谋职业者,是最主要的CES-CPS统计差异之一。
3)具有多个工作岗位的就业者在CES统计中可能会被多次统计,而CPS中只统计一次。目前美国有大概800万多工作者,同样是很重要的CES-CPS差别来源。
5、此外还有三类岗位主要在CPS统计中体现,而不在CES中体现,分别是:
1)不领薪水的家庭成员(比如在餐馆帮忙的亲戚)或者志愿者:他们没有薪水故不在工资名单(payroll)上,但确实是一份工作。目前美国大约有4万这类岗位。
2)领薪水的家务岗(比如保姆):他们虽然有薪水,但雇主不是企业。目前有大概80万这类岗位。
3)不带薪休假的员工(比如请了病假或罢工):因为没有薪水,所以不在payroll上。但CPS统计的就业包括那些“有工作但不在工作的人”,因此这些人属于CPS但不属于CES。目前这类岗位大概有200万。
6、根据上述口径差异,我们可以将CPS就业数据调整至“与CES就业口径一致”的CPS指标,具体做法是:
Adjusted CPS=CPS +多份工作者 - 农业就业人口-自雇佣人口- 不领薪水家庭雇员人数-带薪家务岗人数-不带薪休假人数
调整后的CPS数据与CES的对比在图3中显示,其与CES的差距从调整前的平均5%下降到平均0.1%左右(BLS在其官网也有这一调整结果)。如果对影响因素进行拆分(图4),当前CPS所统计的就业人数比CES多350万,其中农业就业(220万)、自雇佣(910万)、无薪休假(250万)推升了这一差值,而多工作岗位(830万)以及无法被口径所解释的因素(300万)降低了这一差值。
7、那么口径差异能否解释2022年以来CES和CPS的分叉呢?简单的答案是可以解释一部分。
2022年至2024年1月,CES比CPS高增了大概300万人,其中:
1)多岗位者数量增加可以解释90万(占30%),
2)自雇佣者减少了17万,农业就业减少了12万,无薪休假和无薪家庭雇员累计减少了10万,累计可以解释大概40万(占12%)
3)带薪家务岗增长了23万,累计解释-23万。
所以口径差异累计可以解释大概120万左右的CES-CPS gap,占目前总差别的40%。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2023年11月,口径因素仍然能够几乎完全解释CES-CPS差异(图5),但过去3个月CES-CPS的差别则无法用口径因素来解释。
8、能否进一步细究那些“无法被口径”解释的因素是啥?我们参考Abraham et al(2013)的文章(下简称AHSS2013),考虑另一类可能导致CPS和CES数据存在差异的因素:错误统计。
9、具体而言,AHSS2013利用CPS和UI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那些就业市场中的边缘人群(例如临时工、低收入、青少年或老年人)即便在企业的领薪名单上,但也可能因为工作量和收入低下而在回答CPS问卷时填报“无工作”。而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则可能相反,他们虽然属于企业的合同工,但在填报CPS问卷时可能会选择就职于企业。
参考该文,我们将无法被口径因素所解释的CES-CPS差值对以下五个变量进行回归:
a) 因经济原因而兼职就业的人数、b) 65岁及以上就业人数、c)19-24岁就业人数、d)黑人就业人数以及 e)具有大学及同等以上学历的人数。
回归系数正负号符合AHSS2013的文章——除了大学及同等以上学历的符号为负以外(更容易被错误统计在CPS而非CES中),其他因素符号都为正(更容易被错误统计在CES而非CPS中)。该回归的残差也就是那些“既无法被口径也无法被错误统计”所解释的CES-CPS gap(图6)。
可见,错误统计(灰色柱状)可以解释2010-16年期间CES-CPS的显著负向差异,也能解释一部分2020年3月期间CES-CPS的正差异。但2024年2月,仍然有超过200万的CES-CPS gap无法被错误统计所解释。此外,错误统计也未能解释2023年末以来二者差距的再次拉大(图7)。
9、结论:口径差异和错误统计可以解释CES和CPS在某些历史阶段的差异,但不足以完全解释2023年末以来的分叉
1)2022年以来CES比CPS就业显著高增,背后一定程度来自二者口径差别。其中,多岗位就业能够解释二者30%的差异,自雇佣、农业就业等就业人数的下降能够解释12%的差异。但还有大概180万的差异无法被口径所解释。
2)历史上,对就业市场边缘劳动力的错误统计同样是导致CES和CPS就业人数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也无法解释近期二者的差别。
3)2022年年末同样出现过CES-CPS高增,且口径差异和错误统计都无法解释的现象,随后在2023年该高增消退,可能反映统计噪音等因素。如果未来CES-CPS的gap如果进一步放宽,可能需要综合两个数据来判断美国就业市场的强弱。
1、美国就业数据有两个调查:企业调查(CES)向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当周有多少“在岗领薪雇员”,样本量大概14万家;家庭调查(CPS)向居民发放问卷,调查被访者在被调查当周是否有工作,以及其年龄、族裔、教育水平、工作全职/兼职等信息,样本量大约5-6万。我们常用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来自企业调查,而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等数据来自家庭调查。
2、由于企业调查样本量更大,标准误差更低,因此市场往往更多参考企业调查来判断就业市场现状。按理说,两个就业人数长期看差别应当不大,但实际上,二者无论在水平还是趋势上都存在较大差别。过去20年看,CPS就业人数平均比CES高出700万人,占到CES就业数据的5%(图1)。更重要的是,2022年以来,CES和CPS所统计的美国新增就业人数出现了显著分叉:CES显示美国就业火热——2021年末以来就业岗位增长800万个,而CPS则显示美国就业后劲不足——同期仅增长500万个,且2023年下半年以来陷入零增长(图2)。
3、CES和CPS的持续分叉不仅引起了就业数中失业率和新增非农就业的分叉(例如2月份的新增强就业和较差的失业率),也引发了市场对哪个数据更可信、美国就业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的讨论。在此,我们对两个数据口径进行拆分,并讨论其2022年以来分化的原因。
4、除了样本不同外,CES和CPS的最主要口径差异有三个
1)CPS统计的就业人数中包括农业,而CES不包括(所以叫非农)。这一差异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但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快速下降(目前大约200万农业人口),对CES和CPS就业人数差异的解释力也持续下降。
2)CPS统计的就业中包括大量自谋职业者(self-employed),如合同工(contractor)、自媒体等,而CPS由于询问对象是企业,因此不包括这部分人。目前美国有大约900万自谋职业者,是最主要的CES-CPS统计差异之一。
3)具有多个工作岗位的就业者在CES统计中可能会被多次统计,而CPS中只统计一次。目前美国有大概800万多工作者,同样是很重要的CES-CPS差别来源。
5、此外还有三类岗位主要在CPS统计中体现,而不在CES中体现,分别是:
1)不领薪水的家庭成员(比如在餐馆帮忙的亲戚)或者志愿者:他们没有薪水故不在工资名单(payroll)上,但确实是一份工作。目前美国大约有4万这类岗位。
2)领薪水的家务岗(比如保姆):他们虽然有薪水,但雇主不是企业。目前有大概80万这类岗位。
3)不带薪休假的员工(比如请了病假或罢工):因为没有薪水,所以不在payroll上。但CPS统计的就业包括那些“有工作但不在工作的人”,因此这些人属于CPS但不属于CES。目前这类岗位大概有200万。
6、根据上述口径差异,我们可以将CPS就业数据调整至“与CES就业口径一致”的CPS指标,具体做法是:
Adjusted CPS=CPS +多份工作者 - 农业就业人口-自雇佣人口- 不领薪水家庭雇员人数-带薪家务岗人数-不带薪休假人数
调整后的CPS数据与CES的对比在图3中显示,其与CES的差距从调整前的平均5%下降到平均0.1%左右(BLS在其官网也有这一调整结果)。如果对影响因素进行拆分(图4),当前CPS所统计的就业人数比CES多350万,其中农业就业(220万)、自雇佣(910万)、无薪休假(250万)推升了这一差值,而多工作岗位(830万)以及无法被口径所解释的因素(300万)降低了这一差值。
7、那么口径差异能否解释2022年以来CES和CPS的分叉呢?简单的答案是可以解释一部分。
2022年至2024年1月,CES比CPS高增了大概300万人,其中:
1)多岗位者数量增加可以解释90万(占30%),
2)自雇佣者减少了17万,农业就业减少了12万,无薪休假和无薪家庭雇员累计减少了10万,累计可以解释大概40万(占12%)
3)带薪家务岗增长了23万,累计解释-23万。
所以口径差异累计可以解释大概120万左右的CES-CPS gap,占目前总差别的40%。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2023年11月,口径因素仍然能够几乎完全解释CES-CPS差异(图5),但过去3个月CES-CPS的差别则无法用口径因素来解释。
8、能否进一步细究那些“无法被口径”解释的因素是啥?我们参考Abraham et al(2013)的文章(下简称AHSS2013),考虑另一类可能导致CPS和CES数据存在差异的因素:错误统计。
9、具体而言,AHSS2013利用CPS和UI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那些就业市场中的边缘人群(例如临时工、低收入、青少年或老年人)即便在企业的领薪名单上,但也可能因为工作量和收入低下而在回答CPS问卷时填报“无工作”。而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则可能相反,他们虽然属于企业的合同工,但在填报CPS问卷时可能会选择就职于企业。
参考该文,我们将无法被口径因素所解释的CES-CPS差值对以下五个变量进行回归:
a) 因经济原因而兼职就业的人数、b) 65岁及以上就业人数、c)19-24岁就业人数、d)黑人就业人数以及 e)具有大学及同等以上学历的人数。
回归系数正负号符合AHSS2013的文章——除了大学及同等以上学历的符号为负以外(更容易被错误统计在CPS而非CES中),其他因素符号都为正(更容易被错误统计在CES而非CPS中)。该回归的残差也就是那些“既无法被口径也无法被错误统计”所解释的CES-CPS gap(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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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论:口径差异和错误统计可以解释CES和CPS在某些历史阶段的差异,但不足以完全解释2023年末以来的分叉
1)2022年以来CES比CPS就业显著高增,背后一定程度来自二者口径差别。其中,多岗位就业能够解释二者30%的差异,自雇佣、农业就业等就业人数的下降能够解释12%的差异。但还有大概180万的差异无法被口径所解释。
2)历史上,对就业市场边缘劳动力的错误统计同样是导致CES和CPS就业人数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也无法解释近期二者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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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提升学历的方法来了
对于初高中就步入社会的人来讲,有很大
一部分人是因为学历太低碰过壁的,所以
心中一直想提升学历。
那么今天米宝就给大家整理了初高中学历
升大专的办法!
这边总结了自考、成考、电大三种途径
如果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宝子,就只能选择
自考。如果有高中毕业证,建议选择成
考,因为成考的难度会相对低一些~
#提升学历#上班族提升学历#上班族学
历提升#自考#成人高考#成考#电大
大专#成考[超话]##大自考和小自考##成考[超话]##自考[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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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是因为学历太低碰过壁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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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五年不升副教授就转后勤安保岗】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自尊心强,读了博士进入大学做老师那些知识分子尤甚,他们视荣誉如生命,把体面自尊看的特别重,所以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者就专门抓住大学老师们的薄弱之处来“刺痛”型管理。
比如,最近某双非师范大学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规定博士进入大学工作5年内如果不能晋升副教授,就会安排转岗到后勤或安保等服务岗位工作。也就是如果你无法在5年内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拿到一定的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发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论文,那么就给你转到不需要博士学历的后勤和保安服务岗位去工作。这个政策肯定让你这个博士毕业的人颜面尽失,以此威胁你,让你不要命的工作去努力争取晋升副教授,进而让学校在短期内提升名次和影响力。
其他的高校规定也大同小异,基本是冲着大学老师们的软肋来制定规章制度,逼着老师们短期内抓紧拿课题项目经费,拼命发论文,提升学校的排名。
国内高校现在的浮躁非常严重,肯定会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对国家的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利弊各半,长远角度来说肯定是需要改正的,不能这样的短视,毕竟科学研究需要时间积淀,需要安心的工作环境。
无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伴随着国家的进步,肯定会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年轻学子们还是应该尽早考研读博,趁年轻提升个人的学历,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高校规定博士五年未升副教授转岗后勤##考博[超话]##考研[超话]##读研#
硕士必读,考博趁早!!!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自尊心强,读了博士进入大学做老师那些知识分子尤甚,他们视荣誉如生命,把体面自尊看的特别重,所以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者就专门抓住大学老师们的薄弱之处来“刺痛”型管理。
比如,最近某双非师范大学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规定博士进入大学工作5年内如果不能晋升副教授,就会安排转岗到后勤或安保等服务岗位工作。也就是如果你无法在5年内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拿到一定的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发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论文,那么就给你转到不需要博士学历的后勤和保安服务岗位去工作。这个政策肯定让你这个博士毕业的人颜面尽失,以此威胁你,让你不要命的工作去努力争取晋升副教授,进而让学校在短期内提升名次和影响力。
其他的高校规定也大同小异,基本是冲着大学老师们的软肋来制定规章制度,逼着老师们短期内抓紧拿课题项目经费,拼命发论文,提升学校的排名。
国内高校现在的浮躁非常严重,肯定会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对国家的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利弊各半,长远角度来说肯定是需要改正的,不能这样的短视,毕竟科学研究需要时间积淀,需要安心的工作环境。
无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伴随着国家的进步,肯定会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年轻学子们还是应该尽早考研读博,趁年轻提升个人的学历,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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