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两句阿森纳。

被问到最近战绩出色，阿尔特塔自己在采访中给出的理由是冬歇期来得恰到好处，但这个理由肯定只是客套话。
战术层面的原因，是阿森纳在有意无意之间，做对了很多事情。

首先，左后卫上基维奥尔，这是当时津琴科受伤的被迫之举。
刚开始登场的时候，基维奥尔被要求内收、助攻，这都不是正着，仅就这两个职责，不用说和津琴科比，和富安健洋也比不过。
但是，随着基维奥尔上场时间逐渐增多，他在对抗和防守层面展现出了自己中卫出身、年轻力壮的特点。津琴科时代的防守漏洞，就这样堵上了。
这样一来，阿森纳的后卫线就开始趋向曼城化，可以将基维奥尔看作格瓦迪奥尔。

基维奥尔打出了自身特点，本-怀特试过几场内收，效果当然不好，而且影响其前插力度，萨卡在前边也受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把若日尼奥提进首发是正着。有了四个中卫在身后，若日尼奥的防守问题可以被掩盖，而若日尼奥可以用他的传球能力来创造线路，不必折腾球员多跑或者让基维奥尔、本-怀特做自己不会的内收工作。
而且，若日尼奥提上来还有一个好处，赖斯打在他的身侧，不仅可以进一步包住若日尼奥，还能在攻转守时利用赖斯现有的移动优势，后场落成4-2站位，这样一来，厄德高不回来护肋就不是大事了。
甚至萨卡和左边锋落得稍微慢一点，也没所谓，毕竟后场抗击打能力已经大幅提高。

基维奥尔、若日尼奥、赖斯这三个点排完了之后，中后场7个位置都已占满，阿尔特塔又不会放弃双边锋，那么留给哈弗茨的位置就只剩中锋了。
从哈弗茨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不适合单独放在阵型前面和对手中卫肉搏，但对阿森纳来说，现有的阵型和战术只能如此行事，而且这在攻守平衡层面，总好过哈弗茨打左中场。
而且在莫名之间，厄德高身前就有了肉盾，再加上赖斯的前插，厄德高的拿球环境极为优渥。
这场打波尔图，哈弗茨和厄德高之间的关系，这两次进攻就显得非常清晰了：

很显然，这几乎就是厄德高来到阿森纳之后，最舒服的一个阶段。
前有大个队友扛伤害，后有双后腰保驾护航，攻防两端的重活全都分包出去了，现在就看他的效率和带队能力了。
究竟是队友不堪重负还是球队一飞冲天，可以继续看下去。

#乌战场观察##伊斯坎德尔##升级##彗星# 乌克兰在最新找到的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残骸上发现了蹊跷——俄军正在对地导进行与UMPK一样的升级。

与原“伊斯坎德尔”（图1、2）在弹体尾部装备的9B899突防诱饵（图3~6）不同，乌克兰新发现的“伊斯坎德尔”改进型导弹（图7、8）尾部进行了修改，过去的诱饵舱变成了“彗星”抗干扰格洛纳斯全球定位导航模块（图9是用在UMPK上的“彗星”类似型号）。

由于卫星制导不需要像传统惯导系统那样需要预先花费那么多时间启动和校准，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俄军“伊斯坎德尔”近期响应速度和精度的提高。

俄军近期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成功击中了过去难以抓住的机动目标，如“海玛斯”和“爱国者”等。这可能反映出了乌军不堪重负后的动作迟钝变形，也可能反映了俄军杀伤链效率的提升——而武器响应速度变快、精度变高，也是杀伤链效率提升的重要环节。

俄军目前的空、地主战远程武器都在通过“彗星”抗干扰定位导航模块实现卫星制导化。这是俄乌战争截至目前，俄军装备在实战检验和推动下最大的技术升级——实战是一面照妖镜，让俄军战前忽悠领导开心的那些貌似威武的花拳绣腿现了形，也让之前因不怎么起眼也不太受待见的“彗星”成了俄军战斗力的中坚。

当然，俄军另一个经过实战检验也成为今天战场中坚力量的，是之前同样被普遍轻视的、来自中国的品牌机。

公元845年，唐武宗展开“灭佛运动”，拆毁4600多座寺院，勒令26.5万僧尼还俗，旁人问他原因，唐武宗说：“今日我不灭佛，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

在唐代中期的一段历史里，一个英年早逝的皇帝，唐武宗李炎，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永远改变了中国的宗教格局。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针对佛教的冲击，更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但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令人深思。

公元840年，随着李炎的登基，一国之主面临着大唐帝国日渐衰弱的严峻局势。唐朝，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如今却步履蹒跚，无法自拔。经济困顿、民不聊生的现状，成了李炎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佛教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精神寄托的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寺庙免税、僧侣无需服役，这一切让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库更加捉襟见肘。

而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所占据的土地越来越多，僧侣人数激增至百万之众，不仅仅是经济负担的问题，更是对皇权的一种潜在威胁。在这个背景下，唐武宗的决策，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会昌五年，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正式下达——五十万僧侣还俗，超过五千所大型寺院被拆毁。这不仅仅是对佛教的一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寺院中的金银财宝和大量木材被充公，既补充了国库，也为军备提供了物资。唐武宗的决定，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在一次次的宫廷会议上，大臣们的议论纷纷，但唐武宗的态度坚决，“今日我不灭佛，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他的话，仿佛一记重锤，敲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然而，在这场运动的背后，也隐藏着复杂的政治考量——通过打击佛教，削弱藩镇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佛教深入人心，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寺庙的毁坏，僧侣的还俗，给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精神寄托的丧失，让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唐武宗虽然达到了一时的目的，但也种下了后患。

唐武宗去世后，其子唐宣宗继位，稍微放宽了对佛教的禁令。佛教虽然未能复兴到鼎盛时期的辉煌状态，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已经永远改变。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对佛教的打击，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一次深刻影响。

会昌灭佛运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宗教与政治之间微妙的平衡。而唐武宗的决策，无论是出于个人信仰还是政治考量，都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每一次选择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节点，而会昌灭佛，正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