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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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严瑞

采访 | 严瑞黄皓宇张世亮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写《围城》，钱夫人杨绛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本世纪以来，北京成为太多人生命中的真实围城——很难想象，首都四通八达，竟少有人能做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在这个过大的国家首都城市里，顶尖资源凝聚出一座疯狂的金字塔，太多人愿意为此徒手赤脚往塔尖试探。有人为功名、有人为淘金，有人要给后代一个丰裕未来。一些人会成功，一些人由半山滚下、精疲力尽，从山顶到山底。

▲ 北京国贸，图源自网络

一座城市对人造成的围困是无形的，不是用墙或者通电铁丝网，而是所谓“更好的资源”和“更好的生活”。人们很难不被它吸引，并因之付出青春。然而，好坏总有限度，经济学讲边际效益递减，一旦某种要素被过度投入，产出增速趋缓，边际效益就要相应缩减——生活同样如是。

普通人生活要追求性价比。如今，寒窗苦读十余年后，太多北漂仍要付出一天中的十几个小时工作，和四户陌生人合租房间，每天通勤三小时、吃整年外卖、接听除夕夜工作电话……学历贬值、回报周期无限延长，价值感会没有底线地下降。

不断吃“苦中苦”，成为“人上人”的收益比就越缩水，可吃苦越久，沉没成本就又越大。于是，选择加入北漂行列，无异于一场人生的豪赌，赌自己有出头之日。人才带着热望趋之若鹜，人口在此巨潮中饱和，恶性竞争由此展开，四通八达的北京城因此太过拥挤。

其他城市“抢人”大战，上海也出台人才引进落户方案，可北京户口仍旧一纸难求。晚上六点，地铁口寒风中排队的人们，在摩肩接踵喘不过气时，会不会产生疑惑——何至于如此呢，北京？

▲ 北京2号线地铁朝阳门站进站口

逃离北京

它发生在梦醒时分，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宋河决心要转专业。他要“逃离北京”。

这个城市没有他想象中那样好——发展单中心、布局摊大饼，城中村与天价房比翼齐飞，本身是美食荒漠不说，外食成本还很高，人均一两百都不一定吃得到真正的美味。大多时候，他都是被困在食堂日复一日，偶尔出校，几乎像是放风。基本的吃穿住行幸福感低下，生活就很痛苦。

大学的学习氛围也与希望的大相径庭。知识被系统性地工具化，成为GPA大厦的砖块。在中传新闻系两年，绩点战的硝烟从大一第一门课开始就呛人。高校比高中多出一个吊诡的“pre”小组展示作业，他的同学们拼贴各路高深理论，恨不能在几分钟里讲出整个宇宙。

要挤破头为无意义行为买单，要降低生活要求——考证、刷分、竞赛，“奋斗！”——才能勉强跟上竞争白热化的大部队。向上看，新闻业在北京集聚的景象无比热闹，几乎能想象未来的自己：为一篇早被写滥的热点，熬夜到半夜三点，太阳升起又向下一个风口冲去。

离开这样的媒体环境吧。坚持到大二结束，宋河终于下定决心，转向就业区域性选择更为宽松的广告学。“在北京奋斗，你只能保持原状，出不了头的。”重新进入一个领域，和父母沟通同时也是跟自己博弈，这个过程固然痛苦，但对宋河来说，总比在北京承受非人压力要好。

同在北京某媒体实习的林家煜也准备离开了。

“其他城市对我们（留学生）政策都很好，甚至还给钱（让我们落户），北京什么都没有。”

从英国G5高校研究生毕业归国，林家煜的实习首选在北京。他有稳定的感情生活，明确的职业规划以及自信的专业实力，却在浏览北京落户政策时顿住了手指。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告诉他，只要把学习做到最好，一切都应该能顺水推舟。可北京却并不买账，这个地方最不缺的似乎就是精英，它不会主动选择你。

但知识毕竟是选择的资本，对林家煜或者宋河来说都是。他们手握985和国外名校学历，既然这个城市留不下，那不如另寻高就。

▲ 北京市2018至2020互联网高中端人才流入率仅排在20位

近年来北漂逃离北京的话题热度很高，数据也能作映证，它看起来不再是最热门的人才流入地了。但要注意的是，“留不下就走人”的逻辑看似正常，背后实则盘踞着扭曲的竞争机制，并呈示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危机——不是人才挑选城市，而是城市挑选人才。

逃离北京，没有那么简单。

刘鑫是沈阳人，2006年在北京入职北京某报做调查记者，正赶上2010年前后中国纸媒的巅峰节奏。那时他供职的媒体以及其竞争对手，随便哪一个放在外面，都有响当当的名号。也就是同时，北京房价开始水涨船高。

那会儿双井、潘家园一带才开发起来，CBD房价不过2万/平，比当时沈阳的2、3k/平贵出10倍，但比起现在动辄10万/平，似乎还是友好得多。可刘鑫从普通家庭出来，一方面不太能接受十倍于二线城市的房价，又有些骄傲，觉得“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以为这房价一定会有跌下去的时候。

然而，事实证明，北京的房价并无可能跌落，反沿着愈发离谱的方向发展而去。直到2015年，房价势头已飘高到望尘莫及、诸多行业好友也相继离开，刘鑫才发觉，也许，自己在北京的记者生涯，就要划上句号了。

他与编剧行业的妻子搬回沈阳，在1905文化创意园开了家小书店。妻子有写稿需求，家里太封闭、普通咖啡馆或饭店太嘈杂，静谧而半开放的书吧是不错的选择。但在沈阳，经营以读书为主题的书店并不赚钱，他们从北京移植而来，主打安静、无摄影、文艺小众的书店文化遭遇水土不服，每月亏掉5、6万是常有的事。

▲ 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图源自网络·

但刘鑫和妻子都放不下这点儿执念，对文化品位、精神需求的执念，是他们能从北京带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于是勉力支撑，他一边从京圈的老资源那里接手策划案和约稿需求，一边和妻子维系着书店。做到现在，几番进退之下倒也跻身城市精英的行列。可他的生活虽在空间上退回二线城市，美名其曰享受慢节奏，可时间上，总要跟着北京那边的甲方来。

人在沈阳坐，活儿从北京来。谈到北京，刘鑫说自己对它的感情实在很复杂。说是逃离了，但不可否认，这座城市的灵，还久久盘旋于这位“精神北京人”的头顶。笔者曾试图问他，前几年没在房价尚能负担的时候买入，是否后悔，但我们也知道，人生没有如果，一切选择都是木已成舟。

人才过于饱和、外溢，因此衍生出不少退居二线的一线工作者，还催生不少类似“猪八戒网”的互联网平台，提供全职业外包工作介绍服务。

▲ 猪八戒网，图源自网页截图

但这实际上并不能算是产业创新。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增加利益总量、开拓发展道路。而此类给一线资源与二线打工者“拉皮条”的商业逻辑，本质上靠的是资源垄断。北京的资源好像二线城市人才脖子上的项圈，牵着他们为之付出时间；人才们并非主动逃离北京，而是留不下、挤不进，不得已离开。不平等关系里，二线城市永远是被忽视的角色。

因此，有时不是人才们不想逃离，而是不得不选择留下。

留下的都是“PSD”

Poor Smart Desire

北京有太多其他地方没有的珍惜资源。

孙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学习工作、相亲结婚。一切都在北京或者说在西城那片地方展开，他和北京之间是零距离接触。求学，没有多么轰轰烈烈，就是考高中的时候差点失利，靠着最后仨月力挽狂澜。

▲ 在写字楼间穿行的年轻人，图源自网络

工作继承母亲国企单位的路径，走着走着，由身边人介绍相亲结婚。孩子的学区房“没费什么事儿”，因为家旁边就是学校，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人生平平淡淡，不那么值得被羡慕。也是，无论是否生在北京，每个人都要在时间洗礼下逐渐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之后，也就无论好与坏。

但孙方所拥有的这种不值得被羡慕的平淡，已经是太多北漂人的终极追求。北京作为首都，坐拥无法匹敌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源。这种无法匹敌并非夸大其辞，政治上，在以行政等级作区划标准的体系中，北京当属独一无二，政策资源无与伦比；文化上，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心，这里聚集了全国数量最多的重点大学，包括TOP1、2的清华北大。有这二者作基础，不谈自然资源禀赋和城市规划，就足以让北京在城市发展潜力中一骑绝尘。

珍惜资源珍惜在它的有限性，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下，有限资源当然会为高等级人才所争抢。但本文开头也提到过，经济上讲究边际效应递减，已经吃撑的人，面对再山珍海味的食馐也难提起兴趣。

这时，想要在已经饱和的北京城寻得一席之地，人才就得玩儿命。

“相比我们这个工作，996就还好吧，我们应该叫7x24。”

“虽然我的工作比996要累，但是学习曲线更陡峭，没有大厂那么机械化。”

就读国内TOP2大学金融系、将于2021年毕业的李乾益说道。

他的第一份实习在2018年冬季，那时他大二，元旦的晚上在公司加班中度过。加班完毕，老板帮他叫一辆豪华商务轿车回学校，轿车驶离世贸天阶时，李乾益看着窗外，突然觉得留在北京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 北京世贸天阶，图源自网络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读国内最顶尖的学府，在业内头部的投资公司实习，他最大的感受是“学历贬值了”。他只是个普通清北的本科生，刨除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能带资进组的同学们，公司还有太多G5、藤校人才可供选择，每个人都从起点就开始顶尖化。

有钱、有才、颜值高的同僚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持自信、乐观奋斗，是非常困难的，李乾益也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窘境。所谓人才，就是对岗位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人，按学历与能力来讲，他本应是人才中的人才。但在这个人才过于饱和的系统中，自己只配做替代性极高的打工者——他必须与这种分裂感作斗争。

健身与工作，就是李乾益找到的斗争方式。在健身房流汗，学习健身知识以做到想增肌就增肌、想减脂就减脂，能给予他莫大的安全感，对身体的掌控是一种正能量。而相对身体，情绪方面他不太擅长社交，也无心学术，因此和忙于保研科研的大氛围并不融合。小镇做题家所背负的精神重压，在绩点争霸赛中令他窒息，他便想办法在实习工作中找到归属感。

“怎么说呢，这种压力不会一下子把你打倒，但也永远不会消失。有时候就突然给你来一下儿，你难受完了，还是要继续生活。”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大抵如是。

毕业清北，又有名企实习证明，去哪里得不到更自在的人生呢？干嘛在被贬值的环境里卧薪尝胆？也许会有很多人发此一问。

实际上，选择北京、“人往高处走”，并不是李乾益想要留在这里的全部因素。他是北方人，做投资行业，从本科实习阶段就建立起的人脉关系牢固地盘亘在北京，自己又不喜欢南方的气候，国际上留学形势不算乐观、最终还是要在国内就业……

人不仅会往高处走，还要往近处靠，想留在更熟悉和习惯的环境。纵观北方城市，能叫顶尖学府学子为之拼搏奋斗的城市，哪有能与北京媲美的呢？

小时候生活苦，出生在西北地区，文化教育资源落后，很多兴趣爱好受限制。抛开金融学不说，他的兴趣在戏剧、音乐剧，可是出身没得选择。留在北京，不仅是所谓的求成功、求富裕，或是什么虚荣心，而是对自己生活期待的满足，同时也给下一代更宽裕的选择空间。

这种思路不是李乾益独有的。为了更好的选择，接受7x24，甘愿过劳以等待自己在北京立足的那一天，这是每个茕茕孑立，于北京“漂泊”之人最宏大其实也最朴实的愿望。

赵梓楠也是早已接受这种付出和回报比的北漂一员了。她和李乾益来自同一个城市，从西北闭塞的小天地走出来，已在北京打拼七八年有余。不同于李乾益的学历光环，她从互联网大厂最红火的时候加入进去，经历过几波互联网行业嬗变浪潮，最终落脚在目前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可以算是个“老互联网人”了。

▲ 地铁里的“打工人”，图源自网络

在近十年的辗转中，她做过大厂也做过媒体，“其实每次跳槽都是因为公司给不了我想要的，或者我给不出它的需求，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从来没想过离开，因为互联网产业离开北京几乎没有发展的空间，甚至自己家乡那个城市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互联网产业。

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和她一样，不得不选择北京。

五六年前，所谓互联网大厂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996这类工作强度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加班费，据她回忆，当时，新浪周末加班费应该在平时工资的1.5—2倍，并且也没有现在如此硬性的打卡制度。

▲ 在互联网大厂办公的年轻人，图源自网络

但看看近日拼多多被曝出的员工猝死、自杀事件，现在的环境显然全无当时的弹性。赵梓楠不想被“卷”进这种人命机器里，和猎头谈判或公司面试的时候，都很强调不想要拼多多式的工作，虽然有朋友在那里，赚钱确实更多。

她认为自己还是很看重生活，想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但本次采访时间是在周六晚上六七点，采访完毕后，赵梓楠八点钟需要负责上线一个活动。我们不能判断这是否算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但起码她保留了自己的一些选择权。

最后，她笑了笑，说采访自己得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毕竟已经是老油条，996不996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你想留下，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是的，在艰苦的北漂生活里，能留下的都是这些有能力、敢吃苦、有必须选择北京之原因的人。李乾益戏称自己为PSD（poor，smart，desire）——贫穷、能干、渴望北京。在北京苦干拼搏的时候，自己也成为这个庞大城市里一张隐形的PSD格式图层，成千上万的PSD叠加在一起，价值贬值、看不到厚度，却奋力地争着向上游浮去。

永远的金字塔尖？

当边际成本碾过“打工人”的底线

北京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留下的地方。

近日各地出现零星式病例，大家在关注疫情状况的同时，也不无幽默地发现，北京顺义两位确诊病例的动线，不是上班出差考研，就是不停地兼职兼职，而沈阳呢，吃完烧烤去泡澡，成都病例，则换着花样儿地夜生活。

如此对比，北漂生活显得格外艰辛。但这并不是近几年，或者近十年来出现的情况，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立足、好留下的城市。

任平自1985年来京至今，已有36个年头了。那时候，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一个公司里哪有几个大学生？研究生像珍稀动物似的，太少见。所以那时有北京的大学跟他联系，口对口地招揽他们去工作，只要摆出自己“研究生”的头衔，面试几乎战无不胜。

▲ 老北京的筒子楼，图源自网络

但就是这样，任平也是1987年才结束单身公寓生涯，勉强分到筒子楼里一间11平的小屋子。那时，户口的制约性力量就已经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有北京户口，就能买煤气灶。没有户口是买不到煤气灶的，要是上黑市，价格实在高得离谱，只有跻身最顶尖层级的人才，才能顺利落户，买到一台做饭不会像柴火灶一样熏死人的煤气灶。

▲ 筒子楼内景，图源自网络

这个顶尖，要“尖”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像任平的太太，十几岁就获得国家杰出科技青年奖，到现在已获得评选院士资格。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信息公开表，截至2020年，我国全国共有院士811人——相比这811个名额，北京有多少间高校、多少毕业生，又有多少人口，他们如何能筹得自己的煤气灶呢？

北京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人才聚集性竞争，是一以贯之的，也许进京准入门槛的条件种类有变化，但门槛本身是只高不低。想留下，人人都是PSD，人人都得接受996。但这个门槛并不可能，或者说，至少也不应该没有止境地抬高下去。

影院第一排的人站起来，挡住了第二排，第二排于是站起来，挡住第三排；接着第一排的人踮起脚、第一排的人踩在椅子上、站上台子、爬上屏幕……某一刻，除了第一排几个疯子之外，没人再看得到电影了。

后面的所有人，面对已经看不到的屏幕，难道一起坐下听声音吗？

不会，有人会离开，就算没人能把趴在屏幕上的人拽下来，也会有人选择退出这场荒谬的放映。抑或后排的人也冲上去，爬上荧幕，爬上彼此的躯体，最终脆弱的放映屏摇摇欲坠，也许轰然倒塌。无论哪一种，都是不可取的发展模式。

我国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节奏，一直以来都不算同步。以房价为例，2001到2016年，房价收入比的走势几乎只有一线城市在涨。

▲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5》

而北京则更为不同，近十年来，它的平均房价收入比保持在22-23左右，几乎没有变化，一直高于普通二线城市3倍左右，并没有一般一线城市2008年开始的上升趋势，几乎可以说是“一出现就是高峰”。

与上海、广深、成渝的都市圈发展道路不同，北京在行政区划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先级，这也导致它在长久的文化积淀中本身就有着森严的等级思想。在最高层力推京津冀一体化和都市圈发展之前，一个“环北京贫困带”困扰了京津冀多年。

教育中心使得人才集聚，行政中心制导着行业风向，北京的核心资源几乎无可让渡，难以真正辐射周边。一旦踏足北京，与之勾连，那么此后的人脉资源、事业规划，就很难再与北京割裂。

北京围困的真正原因，也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它实在太过“一枝独秀”。

但是，过于严苛的落户政策和人才选拔机制，是在跟个体付出行为背后的心理防线博弈。一旦资源获取的难度彻底碾压人才所能付出努力的心理底线，留下的人便越来越少，留在里面的人也很快会支撑不住。那么，恶性竞争谎言式的氛围无以为继，类似互联网企业过度繁荣的泡沫被吹散，城市就很可能陷入人才空心化状态，从而丧失发展动力。

自2016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和增速已经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