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
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纯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6、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还主要是二孩为主。
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7、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 年公布，5 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
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
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8、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介绍，过去20年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且降幅有扩大态势。
单个家庭人口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期，因为在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继续下降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同时，从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则从59.32%下降至36.72%。
张航空表示，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拥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从2010年的1.23亿户增加到2020年的1.74亿户，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超过四成。
张航空说，总的来看，家庭户的数量在增加，户的规模在下降，一代户和一人户的数量一个是在上升，一个是在增加，预计未来无论是老年人家庭户、独居老人户，还是空巢老夫妇家庭户，都会继续增加。
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保险消费影响几何？张航空认为，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家庭责任、风险与财富变化，80、90后有着更强的保障意识，提升了保险保障需求；再者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弱化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市场化保障机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后，老年人家庭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于养老、健康和护理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9、传统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交、情感、传承、养育与赡养（养老）等功能趋向于弱化，逐步向强个人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转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风险性与脆弱性在增加，比如：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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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纯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6、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还主要是二孩为主。
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7、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 年公布，5 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
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
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8、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介绍，过去20年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且降幅有扩大态势。
单个家庭人口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期，因为在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继续下降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同时，从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则从59.32%下降至36.72%。
张航空表示，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拥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从2010年的1.23亿户增加到2020年的1.74亿户，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超过四成。
张航空说，总的来看，家庭户的数量在增加，户的规模在下降，一代户和一人户的数量一个是在上升，一个是在增加，预计未来无论是老年人家庭户、独居老人户，还是空巢老夫妇家庭户，都会继续增加。
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保险消费影响几何？张航空认为，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家庭责任、风险与财富变化，80、90后有着更强的保障意识，提升了保险保障需求；再者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弱化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市场化保障机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后，老年人家庭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于养老、健康和护理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9、传统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交、情感、传承、养育与赡养（养老）等功能趋向于弱化，逐步向强个人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转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风险性与脆弱性在增加，比如：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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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时间#【让·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文 | 徐敏）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复杂、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后现代状态》闻名于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传记作家基夫·班福德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书，以利奥塔生活的时代为广阔背景，以动人而公允的笔触追溯了利奥塔一生：接受精英教育，前往阿尔及利亚展开教学活动，《后现代状态》所带来的国际声望，晚年对文学的关注等。
班福德抓住利奥塔思想中最重要的几个特质——歧异、漂移、迂回、断裂，通过讲述利奥塔的生平和学术纪事，展现了一个可以接近，进而尝试去理解的利奥塔画像。
出生于中产家庭，经历二战
1924年8月10日，利奥塔出生于一个富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稍显复杂。利奥塔的父亲是一家服装厂的销售代表，向法国各地的个人、公司和商店提供服务。虽然出身赤贫，但是利奥塔的父亲既懂拉丁语，也懂古希腊文，并把这些教给了子孙后代。利奥塔的母亲在与其父亲结婚前是一名战争寡妇，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中死亡，当时她已有身孕，这个孩子是利奥塔同母异父的姐姐。
利奥塔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接受的教育是传统法国式的。在晚年的讲座中，他曾提到他十一二岁时不确定的愿望，在不同职业之间摇摆不定：多米尼加僧侣、画家或历史学家。这三个幼稚的愿望被用来勾勒他作品中的三个关注点：法则、色彩与形式、事件。20世纪30年代，利奥塔一家从凡尔赛搬到了巴黎市中心，他也开始在布封中学读书。这一时期，利奥塔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短篇小说和散文，20岁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不过，他的文学抱负跟成为画家、历史学家的愿望一样，最终通过哲学得以重新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奥塔15岁。这次战争动摇了他的生活态度，他把这种生活态度描述为“诗意、内省和孤独的”。其实利奥塔有一段直接参加战争的经历——1944年夏天，他是解放巴黎期间的一名急救员。后来在德国统一之前几年的一个研讨会上他谈到了那段时间，他的演讲反映了德语和德国文学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诗意的、哲学的。“在我的一生中，德国人始终在我的床头柜上”，但也是“一个垂死的年轻士兵，1944年7月在巴黎，在去往圣安德雷艺术街救护站的担架上发出‘咕哝’的呻吟”。
利奥塔一生曾在中学任教10年，在高等教育机构供职20余年，也曾在美国的大学中任教。他的婚姻情况也值得一提，他24岁时与来自犹太家庭的女子安德蕾·梅结婚，因为安德蕾·梅不被利奥塔母亲所认可，所以这桩婚姻导致了他与家庭产生重大裂痕。
两人共同度过了50多年的夫妻生活。1984年，利奥塔与女学者德洛丽丝·罗戈津斯基产生恋情，并于1986年在两人均未离婚的状态下生下私生子。1991年，两人双双离婚后再结合。这桩婚姻导致利奥塔的人际和学术关系大大受损。7年之后，利奥塔因癌症去世。
具有开创性的“后现代主义”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利奥塔首提“后现代主义”一词，并以分析现代社会对人的影响而为后人所知。利奥塔对现代社会的分析非常具有穿透力，他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和批评。在人们通常所称的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利奥塔不仅比任何其他人更频繁使用“后现代”这个词，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明确突出“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并积极倡导“后现代”的思想趋向。他的核心观点集中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道》一书中。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道》是给利奥塔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给他带来了更高的国际名望；同时也是一份“知识报告”，且与他自己对教育机构的直接经验有关。这本书中最常被引用的句子是利奥塔将后现代描述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言“简化到极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要了解利奥塔这本书所阐述的哲学思想，首先应理解“元叙事”、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是一种为解放的观点所支配的思想方式，在利奥塔看来，解放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即达到一种普遍的自由王国。利奥塔把在这种解放观点支配下形成的所有理论都称为“元叙事”（也可称为“大叙事”）。可以这样认为，元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
利奥塔提出，大叙事应该让位于“小叙事”，或者说是更谦虚的、“地方化”的叙事，“小叙事”可以“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从而把大叙事抛弃”。他认为，多样性的理论观点要比宏大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好得多。后现代主义关心的主要是突变、非决定论、语义学悖论、精确控制的局限性和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冲突等等。与现代的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科学观不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是非连续的、突变性的和悖缪的。后现代科学在改变着知识这个词的原有意义，它产出的不是已知的东西，而是未知的东西。
利奥塔宣称，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专家。后者知道他所知道和他所不知道的；前者不是这样。”至今，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的观点仍存在很大影响力。
1991年，再婚后的利奥塔因将其教授的退休金和房产均给了前妻，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二任妻子德洛丽丝经常用“无畏”和“傲慢”来形容利奥塔的态度，他总是期待一切会好起来。而母亲的身份和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德洛丽丝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生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尔罗项目”。马尔罗是小说家、评论家，利奥塔致力于给他写一部传记。这个项目凝聚了利奥塔夫妇共同的努力：他们需要钱，而在法国传记文学要比哲学书籍卖得好。正是基于这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利奥塔的后期作品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德洛丽丝是文学专家，这一事实也激发了利奥塔对文学的兴趣，文学将在利奥塔的新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实这对利奥塔来说，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探索，但此后一直很明显存在于他的思想中，例如他关于艺术家的著作，包括《太平洋之墙》《战栗的叙事》等。然而，马尔罗项目为他的写作打开了新的大门，此前的写作都是零星的文章，现在发展成一本书的规模。他在访谈中说，“马尔罗的传记是我写就的一部小说。”
1996年，在去世前两年，意识到身患白血病的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利奥塔完成了最后一部宏大的作品《签名，马尔罗》。这本传记类作品让评论人士感到意外，《签名，马尔罗》的法语版宣传表明，在法国利奥塔的这项事业多么令人惊喜：“在《签名，马尔罗》之前，没有会想到‘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有一天会成为档案管理员，以及探索‘人的命运’的小说家。”巧的是，在利奥塔的书出版后不久，马尔罗就被移入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国家陵墓，也就是先贤祠。
利奥塔晚年对文学的思考与日俱增，部分是因为他晚期作品的形式和主题属于哲学和艺术的交织地带。此外也得益于他在北美的经历，他常常任教于法语系或比较文学系，在这里哲学与文学的问题通常交织在一起。
遗憾的是，利奥塔最终死于白血病。虽然去世之前几年他便深知自己的病情，但是对人生最后几年的阴影，回归文学的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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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复杂、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后现代状态》闻名于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传记作家基夫·班福德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书，以利奥塔生活的时代为广阔背景，以动人而公允的笔触追溯了利奥塔一生：接受精英教育，前往阿尔及利亚展开教学活动，《后现代状态》所带来的国际声望，晚年对文学的关注等。
班福德抓住利奥塔思想中最重要的几个特质——歧异、漂移、迂回、断裂，通过讲述利奥塔的生平和学术纪事，展现了一个可以接近，进而尝试去理解的利奥塔画像。
出生于中产家庭，经历二战
1924年8月10日，利奥塔出生于一个富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稍显复杂。利奥塔的父亲是一家服装厂的销售代表，向法国各地的个人、公司和商店提供服务。虽然出身赤贫，但是利奥塔的父亲既懂拉丁语，也懂古希腊文，并把这些教给了子孙后代。利奥塔的母亲在与其父亲结婚前是一名战争寡妇，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中死亡，当时她已有身孕，这个孩子是利奥塔同母异父的姐姐。
利奥塔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接受的教育是传统法国式的。在晚年的讲座中，他曾提到他十一二岁时不确定的愿望，在不同职业之间摇摆不定：多米尼加僧侣、画家或历史学家。这三个幼稚的愿望被用来勾勒他作品中的三个关注点：法则、色彩与形式、事件。20世纪30年代，利奥塔一家从凡尔赛搬到了巴黎市中心，他也开始在布封中学读书。这一时期，利奥塔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短篇小说和散文，20岁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不过，他的文学抱负跟成为画家、历史学家的愿望一样，最终通过哲学得以重新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奥塔15岁。这次战争动摇了他的生活态度，他把这种生活态度描述为“诗意、内省和孤独的”。其实利奥塔有一段直接参加战争的经历——1944年夏天，他是解放巴黎期间的一名急救员。后来在德国统一之前几年的一个研讨会上他谈到了那段时间，他的演讲反映了德语和德国文学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诗意的、哲学的。“在我的一生中，德国人始终在我的床头柜上”，但也是“一个垂死的年轻士兵，1944年7月在巴黎，在去往圣安德雷艺术街救护站的担架上发出‘咕哝’的呻吟”。
利奥塔一生曾在中学任教10年，在高等教育机构供职20余年，也曾在美国的大学中任教。他的婚姻情况也值得一提，他24岁时与来自犹太家庭的女子安德蕾·梅结婚，因为安德蕾·梅不被利奥塔母亲所认可，所以这桩婚姻导致了他与家庭产生重大裂痕。
两人共同度过了50多年的夫妻生活。1984年，利奥塔与女学者德洛丽丝·罗戈津斯基产生恋情，并于1986年在两人均未离婚的状态下生下私生子。1991年，两人双双离婚后再结合。这桩婚姻导致利奥塔的人际和学术关系大大受损。7年之后，利奥塔因癌症去世。
具有开创性的“后现代主义”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利奥塔首提“后现代主义”一词，并以分析现代社会对人的影响而为后人所知。利奥塔对现代社会的分析非常具有穿透力，他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和批评。在人们通常所称的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利奥塔不仅比任何其他人更频繁使用“后现代”这个词，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明确突出“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并积极倡导“后现代”的思想趋向。他的核心观点集中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道》一书中。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道》是给利奥塔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给他带来了更高的国际名望；同时也是一份“知识报告”，且与他自己对教育机构的直接经验有关。这本书中最常被引用的句子是利奥塔将后现代描述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言“简化到极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要了解利奥塔这本书所阐述的哲学思想，首先应理解“元叙事”、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是一种为解放的观点所支配的思想方式，在利奥塔看来，解放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即达到一种普遍的自由王国。利奥塔把在这种解放观点支配下形成的所有理论都称为“元叙事”（也可称为“大叙事”）。可以这样认为，元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
利奥塔提出，大叙事应该让位于“小叙事”，或者说是更谦虚的、“地方化”的叙事，“小叙事”可以“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从而把大叙事抛弃”。他认为，多样性的理论观点要比宏大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好得多。后现代主义关心的主要是突变、非决定论、语义学悖论、精确控制的局限性和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冲突等等。与现代的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科学观不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是非连续的、突变性的和悖缪的。后现代科学在改变着知识这个词的原有意义，它产出的不是已知的东西，而是未知的东西。
利奥塔宣称，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专家。后者知道他所知道和他所不知道的；前者不是这样。”至今，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的观点仍存在很大影响力。
1991年，再婚后的利奥塔因将其教授的退休金和房产均给了前妻，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二任妻子德洛丽丝经常用“无畏”和“傲慢”来形容利奥塔的态度，他总是期待一切会好起来。而母亲的身份和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德洛丽丝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生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尔罗项目”。马尔罗是小说家、评论家，利奥塔致力于给他写一部传记。这个项目凝聚了利奥塔夫妇共同的努力：他们需要钱，而在法国传记文学要比哲学书籍卖得好。正是基于这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利奥塔的后期作品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德洛丽丝是文学专家，这一事实也激发了利奥塔对文学的兴趣，文学将在利奥塔的新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实这对利奥塔来说，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探索，但此后一直很明显存在于他的思想中，例如他关于艺术家的著作，包括《太平洋之墙》《战栗的叙事》等。然而，马尔罗项目为他的写作打开了新的大门，此前的写作都是零星的文章，现在发展成一本书的规模。他在访谈中说，“马尔罗的传记是我写就的一部小说。”
1996年，在去世前两年，意识到身患白血病的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利奥塔完成了最后一部宏大的作品《签名，马尔罗》。这本传记类作品让评论人士感到意外，《签名，马尔罗》的法语版宣传表明，在法国利奥塔的这项事业多么令人惊喜：“在《签名，马尔罗》之前，没有会想到‘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有一天会成为档案管理员，以及探索‘人的命运’的小说家。”巧的是，在利奥塔的书出版后不久，马尔罗就被移入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国家陵墓，也就是先贤祠。
利奥塔晚年对文学的思考与日俱增，部分是因为他晚期作品的形式和主题属于哲学和艺术的交织地带。此外也得益于他在北美的经历，他常常任教于法语系或比较文学系，在这里哲学与文学的问题通常交织在一起。
遗憾的是，利奥塔最终死于白血病。虽然去世之前几年他便深知自己的病情，但是对人生最后几年的阴影，回归文学的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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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仪观澜（25）——有凤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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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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