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下雨。在泳池待了
一整天出来，如果碰上湿淋淋的下雨天，我就会很烦躁，可是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在下雨，那天我很开心，讨厌了一辈子的事，怎么会在一瞬间就喜欢了呢，我想着可能就只有那天而已吧，但井不是，现在也不讨厌，以后也不会讨厌，不管是下雨，还是你。”
“小率，我非常喜欢你〞
一整天出来，如果碰上湿淋淋的下雨天，我就会很烦躁，可是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在下雨，那天我很开心，讨厌了一辈子的事，怎么会在一瞬间就喜欢了呢，我想着可能就只有那天而已吧，但井不是，现在也不讨厌，以后也不会讨厌，不管是下雨，还是你。”
“小率，我非常喜欢你〞
每一次答辩好像都恰逢下雨，于是只好踩着高跟鞋，蹚过一个个水坑，朝着遥远的东边行进。答辩完左想右想不对，又要懊恼地一路和朋友抱怨回来。脱掉鞋，脚后跟红红的，破皮总是难以避免。
这身全黑套装陪了我四年，答辩过几十场，有立项有结项有汇报有比赛有竞选有评比。我起初花几个整天写稿做课件，现在越来越快，成了熟练工。想想高中时明明对着两个人说话就会发怵，现在也颇有几分天不怕地不怕的厚脸皮了。
我总是很在意结果，因为觉得，我就是最厉害的啊，我就配得到最好的啊。这样的想法说来或许有点狂妄吧，不过每一次蹚水而过几公里的路上，我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回程则有些失落了。不过，西装和高跟鞋诶，多么像老练的大人！这么一想，我又得意起来，昂首阔步走着，不顾脚跟的疼痛。高跟鞋和水泥地碰撞，嗒嗒地唱了一路。
这身全黑套装陪了我四年，答辩过几十场，有立项有结项有汇报有比赛有竞选有评比。我起初花几个整天写稿做课件，现在越来越快，成了熟练工。想想高中时明明对着两个人说话就会发怵，现在也颇有几分天不怕地不怕的厚脸皮了。
我总是很在意结果，因为觉得，我就是最厉害的啊，我就配得到最好的啊。这样的想法说来或许有点狂妄吧，不过每一次蹚水而过几公里的路上，我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回程则有些失落了。不过，西装和高跟鞋诶，多么像老练的大人！这么一想，我又得意起来，昂首阔步走着，不顾脚跟的疼痛。高跟鞋和水泥地碰撞，嗒嗒地唱了一路。
【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张永振回答了8个问题】“中国顶级病毒学家被赶出实验室”、“病毒学家睡在实验室门口”……，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上海市公卫中心”）的纠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https://t.cn/A6Tk75vF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https://t.cn/A6Tk75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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