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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1 13:31:31
女孩子是个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4岁父母就离异了。男孩说很多事情她都看的明白。我不知道他说的明白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比较冷漠吧。就算男孩做了太多，她还是一样的“宠辱不惊，云淡风轻”。说起女孩子的大脾气，他说自己真的忍受了很多，切土豆切厚了女孩子都会朝他吼一句滚。他只是当她小，觉得她缺少爱，他只是想要呵护她，让这个小女孩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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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是个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4岁父母就离异了。男孩说很多事情她都看的明白。我不知道他说的明白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比较冷漠吧。就算男孩做了太多，她还是一样的“宠辱不惊，云淡风轻”。说起女孩子的大脾气，他说自己真的忍受了很多，切土豆切厚了女孩子都会朝他吼一句滚。他只是当她小，觉得她缺少爱，他只是想要呵护她，让这个小女孩成长起来。
#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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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
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纯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6、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还主要是二孩为主。
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7、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 年公布，5 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
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
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8、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介绍，过去20年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且降幅有扩大态势。
单个家庭人口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期，因为在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继续下降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同时，从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则从59.32%下降至36.72%。
张航空表示，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拥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从2010年的1.23亿户增加到2020年的1.74亿户，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超过四成。
张航空说，总的来看，家庭户的数量在增加，户的规模在下降，一代户和一人户的数量一个是在上升，一个是在增加，预计未来无论是老年人家庭户、独居老人户，还是空巢老夫妇家庭户，都会继续增加。
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保险消费影响几何？张航空认为，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家庭责任、风险与财富变化，80、90后有着更强的保障意识，提升了保险保障需求；再者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弱化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市场化保障机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后，老年人家庭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于养老、健康和护理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9、传统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交、情感、传承、养育与赡养（养老）等功能趋向于弱化，逐步向强个人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转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风险性与脆弱性在增加，比如：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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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纯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6、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还主要是二孩为主。
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7、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 年公布，5 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
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
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8、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介绍，过去20年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且降幅有扩大态势。
单个家庭人口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期，因为在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继续下降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同时，从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则从59.32%下降至36.72%。
张航空表示，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拥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从2010年的1.23亿户增加到2020年的1.74亿户，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超过四成。
张航空说，总的来看，家庭户的数量在增加，户的规模在下降，一代户和一人户的数量一个是在上升，一个是在增加，预计未来无论是老年人家庭户、独居老人户，还是空巢老夫妇家庭户，都会继续增加。
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保险消费影响几何？张航空认为，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家庭责任、风险与财富变化，80、90后有着更强的保障意识，提升了保险保障需求；再者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弱化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市场化保障机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后，老年人家庭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于养老、健康和护理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9、传统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交、情感、传承、养育与赡养（养老）等功能趋向于弱化，逐步向强个人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转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风险性与脆弱性在增加，比如：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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