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211社会学研究生当外卖判官# 一星差评里太多恶意】每天打开外卖平台的人里，有12万人不点外卖，或者不仅仅是为了点外卖。他们要围绕顾客给出的一星差评，找出有不同意见的商家举证里的蛛丝马迹，用投票的方式做出判断。这些解决纠纷的评审员，多是年轻人，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判案中的乐子。比如有顾客备注要吃「白灼的剁椒鱼头」，「螺蛳粉味的桂林米粉」，商家没满足要求，反手就给一个差评。点珍珠奶茶的顾客，差评「商家给的珍珠都沉底了，没有搅匀」，商家回复，「这个珍珠我要怎么让它漂起来，是阿基米德可以浮在天上吗？」评审员们自称「判官」，欣赏癫客、癫商的迷惑行为之余，也想找到一个空间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商家们熟知这套玩法后，在差评申诉时开始了新的竞争，不断给出新的证据自证，只为获得判官们的支持。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独家|#211社会学研究生当外卖判官# 一星差评里太多恶意】每天打开外卖平台的人里，有12万人不点外卖，或者不仅仅是为了点外卖。他们要围绕顾客给出的一星差评，找出有不同意见的商家举证里的蛛丝马迹，用投票的方式做出判断。这些解决纠纷的评审员，多是年轻人，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判案中的乐子。比如有顾客备注要吃「白灼的剁椒鱼头」，「螺蛳粉味的桂林米粉」，商家没满足要求，反手就给一个差评。点珍珠奶茶的顾客，差评「商家给的珍珠都沉底了，没有搅匀」，商家回复，「这个珍珠我要怎么让它漂起来，是阿基米德可以浮在天上吗？」评审员们自称「判官」，欣赏癫客、癫商的迷惑行为之余，也想找到一个空间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商家们熟知这套玩法后，在差评申诉时开始了新的竞争，不断给出新的证据自证，只为获得判官们的支持。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胖哥论坛[超话]##闽大评# 【独家|#211社会学研究生当外卖判官# 一星差评里太多恶意】每天打开外卖平台的人里，有12万人不点外卖，或者不仅仅是为了点外卖。他们要围绕顾客给出的一星差评，找出有不同意见的商家举证里的蛛丝马迹，用投票的方式做出判断。这些解决纠纷的评审员，多是年轻人，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判案中的乐子。比如有顾客备注要吃「白灼的剁椒鱼头」，「螺蛳粉味的桂林米粉」，商家没满足要求，反手就给一个差评。点珍珠奶茶的顾客，差评「商家给的珍珠都沉底了，没有搅匀」，商家回复，「这个珍珠我要怎么让它漂起来，是阿基米德可以浮在天上吗？」评审员们自称「判官」，欣赏癫客、癫商的迷惑行为之余，也想找到一个空间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商家们熟知这套玩法后，在差评申诉时开始了新的竞争，不断给出新的证据自证，只为获得判官们的支持。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每个评审员每天有两条命，如果投票站在少数者阵营，系统会扣掉一条命，即使少数阵营判对了，在这套机制里，也会被扣掉一条命。在方雨看来，做评审员是一个逐渐变成柯南的过程。在一次民宿案件里，方雨仔细检查了证据，发现商家使用的是经典造假手段——民宿商家与顾客常在其他软件上完成沟通，但商家提供的对话框，绿色是顾客，白色是商家，发件人和收件人对调了。投票前，她在心里向其他评审员呼喊，“一定要发现这个细节呀。”但方雨还是丢掉了当天的命数，因为52%的评审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商家的虚假举证被通过。
开紫菜包饭店的五年时间里，钟芸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的差评，她多数时刻都搞不懂，“顾客是哪里不满意了呢？”有时差评就俩字，“啊这”。她追评，“饭哪里不合口味了嘛？”对方没了回音。一位想吃生煎包的食客，点餐之后给了一星差评，理由是，“包子挺好吃的，但是就要给个差评让商家感受感受，生意可不是好做的。”买了35束玫瑰的顾客，告白失败后给了商家一星差评，因为“这花和我一样是臭的”。
在“法庭”里，评审员常常看到商家把锅甩给骑手，“骑手送太久，餐变辣了”，“骑手送太久，冰块变多了”……方雨最怕遇到这样的题——骑手配送时长12分钟，订单完成时长79分钟，她总是投得很犹豫，想跟骑手对话，“到底是商家出餐慢了，还是骑手送慢了？饭凉了是骑手没放进包装袋里，还是取餐晚了？”在经济效益与人性化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现代社会，外卖骑手一直处在系统中弱势的一方。但在评审机制的运作中会发现，在商家提交的十分详细的取餐时间线中，的确有骑手花上一个小时，兜圈子去取餐，原因不明。
方雨起初对自己的定位是“绝对的中立”。但她在投票中逐渐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理想的中立者，“消费者和消费者其实是更容易共情的。”恶意差评遇到得多了，她原本觉得顾客有问题，但看到商家在追评里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她又会转变立场，选择了支持顾客，“商家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社会学研究生的杨琴，比方雨更早加入到这个系统里。她一直在思考，系统为什么不让判官们先讨论，再投票？她猜测，“系统可能认为，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才是相对公正的。但是我觉得就像陪审团一样，经历了讨论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更接近真相的。”杨琴的判案标准更严格。“只要商家给的证据不充分，看不出来真假，就一律视为假，票投给顾客。”在她看来，“法庭”的推出——评审员帮助平台给商家消除差评——本身就是偏向商家的，“所以只有评审员偏向消费者，才能更加公平，这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赋权。”（出于隐私保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s://t.cn/A6H2Y9ZQ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