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初看《孙子兵法》有感
很早以前，自己对于《孙子兵法》的印象，以为这是一本如何巧妙打败敌人的兵书，最好是以少胜多而打败敌人的兵书。实际上，随着年龄增长，也大致看了书本身之后，才发现《孙子兵法》是一本讲述率军之将要“老老实实”打战的兵书，或者说“慎战”吧，作为三军之将，不要老想着讨巧，或者以少胜多来打败敌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些年，自己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选修了《孙子兵法》的课程，当时才在老师的讲解下，大致了解了一些书中内容，老师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孙子兵法》就是强调“把该打赢的战打赢”。进入职场期间，听到一位领导说过，《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个字——“油”。个人理解“油”，也就是要因地制宜，善于变化。
老师和领导的话，都有一定的道理。近日自己真正第一次逐字翻阅完《孙子兵法》后，也有一些心得，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重视战争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就是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需要特别重视，需要仔细观察，认真研究。
如何重视，开战之前，就需要估计和测算，己方获胜的概率有多大。书中用的是“庙算”，强调“夫未战而庙算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如何做战前谋划和预估，孙武提出了“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的比较。通过五个维度的比较，得出已方获胜的概率有多大，而后决定是否利用战争这个方式得到目的。
“道天地将法”，简单五个字，却指出一个观点——战争是交战双方一个综合的实力较量。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五个维度的比较。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发动战争，已经不是将帅级别能够决定，而是需要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人才能下的最后决心。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到，军事行动要与外交策略和行动相结合，这可以说也是孙武独特的一点。孙武著兵书，不仅视野全面，还暗含了一个观点——外交也要为军事战争的胜利服务。
正因为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如果需要战前比较，那就意味着，需要了解交战双方，甚至多方的“道天地将法”的信息。如何了解？孙武开始强调一个概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后进一步强调“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翻译成白话文是，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就没有危险；懂得天时、懂得地利，胜利就有完全的保障。
但是从哪里了解敌方的“道天地将法”的信息呢，除了要求三军统帅掌握天文地理知识之外，《孙子兵法》十三篇，孙武有一篇专门讲解，如何用间获取敌人情报。也就是说，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不论国家最高决策者，还是三军统帅，要学会利用间谍来获得敌方各种信息，为自己决策和作战服务。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是常识，世界各国都利用间谍来获取情报。但是如果要想到，这本书是孙武大致在春秋末至战国过渡期间撰写的，那个时候兵法大家能够提出不拜鬼神，不用巫术来获取发动战争的信心，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从战争实际进程看，孙武为什么强调要重视战争，一个现实原因是——打战很花钱，打不赢还很麻烦。
打战很花钱，书中第二篇——作战篇，直接点题，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辆，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膝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孙武认为战争要速胜，不可拖延太久。如果战争拖延太久，则不仅士兵士气受挫、战斗力下降，国库空虚，还会导致诸侯国乘机进攻我方。此时，恐怕就是再高明的人也无能为力。战争拖延益久，对己国的危害，在孙武当时的春秋末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周天子逐步式微，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已国如果因为一次战争耗费胜多，恐怕凶多吉少。
因为打战很花钱，所以孙武强调要“因粮于敌”，到了敌方战区就吃敌人的。一定时间内，一个地方的物质是一定的，我方用的多了，敌方就用的少了。孙武提出“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此外战场缴获的物质就奖励给士兵，俘虏也可以为我所用，这样就“胜敌而益强”。
因此，可以看到孙武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务必重视。战前需要多次谋划和估算，多算多胜，少算少胜。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需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充分比较，有把握就发动战争达到目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可获全胜。发动战争的危险也是必须看到的，日费千金，需要因粮于敌，利用战争缴获强大自己，战争贵在速胜，不在于持久，持久战会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
二 将帅之才
既然一国决策层经过充分比较和谋划，决定发动战争来达到目标。那么谁来领兵出征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选将！三军之将，才是率领十万大军出征的前方决策人，才是践行军事目标的直接责任人。
对于率军之将，孙武毫不避讳他的重要性——“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翻译成白话文是，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的司命，国家安危的主宰。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孙武已经说过，战争要是打不赢，或者拖入持久战，则兵力疲惫，国库空虚的情况下，诸侯国就会乘机进攻我方，那将是非常危险。
但是，优秀的将帅应该是怎么样的？
孙武认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也就是对于进不求功名，退不避刑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
以上是定性描述，而对于统帅三军的优秀统帅，孙武给出五个维度：智、信、仁、勇、严。何解？优秀的将帅，需要具备知识和才能、奖罚分明令行禁止、对下仁慈、作战勇敢，以及军纪严明的品质。
为什么将帅之才，需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品质？
个人理解，“智”者，三军之将，率领大军进攻他国，如果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和才能，他首先不能充分消化吸收战场信息，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其次，天文地理，也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客观因素，如果主帅不懂，也不懂得利用天时地利，那么后面利用天时地理排兵布阵就无从谈起；再者，三军之将，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和才能，如何娴熟的因地制宜、因敌而变的使用不同的兵法谋略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至于“信仁勇严”，更多是辅助将帅之才如何治理军队、加强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最终是服务于取胜敌人这个目标。军队要发挥出最大战斗力，除了平时治军严格，训练有素，还必须借助各种“势”，让自己的军队战斗力倍增。这些“势”个人理解，至少有三种势：一是天时之势，二是地利之势，三是士兵之势。
比如天时之势，我方军队利用风向，发动火攻敌人，可以借助风助大火，消灭更多的敌人；比如地利之势，占据有利地形，就可以较少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敌人；比如士兵之势，三军之将要通过赏罚分明、以及各种手段让士兵拼死作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士兵的士气一旦高涨，同样可以发挥出更好的杀敌效果。
古人言，欲治兵者，必先选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三军之将，是承担作战任务的指挥官，他的能力发挥，将从根本上决定前期庙算的预期结果能否实现。因此，作为战争策略的主要执行者，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孙武本人对于三军之将，要求和期待都非常高——“国家安危之主”、“国之宝也”，“智信仁勇严”就是最直接的描述。
这一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深有感触。同样的资源配置下，同样的项目，不同的项目经理，做出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军之将，正如优秀的经理人员，有其独特和重要的价值。
三 兵法之用
最高决策者决定发兵，又有优秀的三军之将，点兵十万征伐他国，是不是直接冲杀过去灭国，是最好的策略呢？
不！
孙武认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我方的绝对优势之下，对方畏惧战败的后果，被迫罢兵投降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直接死伤，而我方可取全胜。
对于作战，孙武认为有四种形式：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伐谋和伐交，属于政治战略范畴，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外交人员的纵横捭阖。
如果伐谋和伐交都达不到预期目标，那就只能诉诸伐兵和攻城了。这也就来到了，三军之将发挥作用的战场。
兵家之事，如何作为？孙武提出了非常多的军事思想，这里选取几个展开：
其一，“兵者，诡道也”
在第一篇计篇，孙武直接指出，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而卑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用兵之道，在于欺骗、在于调动敌人以利于我方行动、在于随机应变，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简简单单五个字，“兵者，诡道也”，真正实施起来，对于三军统帅要求相当高。
其二，“奇正相生”，虚实结合
所谓“奇正相生”，是指作战一般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的将帅，其作战方法就变化无穷。而出奇制胜，有一个要求就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虚实结合，一方面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也就是我们能够查明敌人情况而不让敌人查明我军情况，这样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而敌人就不得不分散兵力。另外一方面，我方要做到对敌人“避实击虚”，这样就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正如书中所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要做到战争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
其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孙武认为，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实际上这里面，体现的是“因敌制胜”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知名的军事思路，这里不再展开。
总览《孙子兵法》十三篇，个人理解，前面七篇更多从战略角度展开分析，从战争的重要性、主要原则、兵法总策略等方面展开；后面六篇更多从战术角度展开，也就是兵法具体如何运用。从第八篇到第十一篇，主要讲述基于不同地形，如何进军，如何排兵布阵，如何恰当的处理与君王的关系，如何最大化的发挥士兵的作战效能，第十二篇讲述如何利用天时开展火攻，第十三篇讲述如何用间做到了解敌方信息，并且封锁我方消息。
自己一口气读下来，令人震撼的不是兵法的具体阐述和应用，而是孙武本人的军事哲学和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动乱时代，诸侯纷争，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认知水平下，孙武本人能够基于个人智慧、军事实践等方面的积累写出了享誉中外的军事名作。这本书体现了非常强烈的朴素唯物辩证法，即作者不从鬼神、巫术等方面阐述如何用兵，而是扎扎实实的告诫决策之人、统军之将，要重视战争，从道天地将法等五个维度客观估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同时又重视三军之将的才能，战争一旦发动，就要千方百计获胜，速胜。兵法运用之妙，依靠将帅的才能，也需要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因敌制胜。
此外，军事哲学角度，孙武并没有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为了达到目标而诉诸武力的一个手段。即使这样，孙武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绝对的优势和充分的智慧。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三军将帅效命，还依赖外交政策的配合。
军事思想方面，这是古为今用最为直接的部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神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不仅至今仍为各国军事人员熟知和运用，也化用到商业、人生博弈等领域，成为人们决策的重要参考。
千古兵书，博大精深。期待自己下次看时，能有更多收获。
《孫子十家注（裸背毛边本）》（春秋)孫武 著 (清) 孫星衍 校刻 清嘉慶二年刻本影印 四部要籍選刊 浙江大学出版社 https://t.cn/A6otDBQf
很早以前，自己对于《孙子兵法》的印象，以为这是一本如何巧妙打败敌人的兵书，最好是以少胜多而打败敌人的兵书。实际上，随着年龄增长，也大致看了书本身之后，才发现《孙子兵法》是一本讲述率军之将要“老老实实”打战的兵书，或者说“慎战”吧，作为三军之将，不要老想着讨巧，或者以少胜多来打败敌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些年，自己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选修了《孙子兵法》的课程，当时才在老师的讲解下，大致了解了一些书中内容，老师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孙子兵法》就是强调“把该打赢的战打赢”。进入职场期间，听到一位领导说过，《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个字——“油”。个人理解“油”，也就是要因地制宜，善于变化。
老师和领导的话，都有一定的道理。近日自己真正第一次逐字翻阅完《孙子兵法》后，也有一些心得，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重视战争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就是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需要特别重视，需要仔细观察，认真研究。
如何重视，开战之前，就需要估计和测算，己方获胜的概率有多大。书中用的是“庙算”，强调“夫未战而庙算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如何做战前谋划和预估，孙武提出了“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的比较。通过五个维度的比较，得出已方获胜的概率有多大，而后决定是否利用战争这个方式得到目的。
“道天地将法”，简单五个字，却指出一个观点——战争是交战双方一个综合的实力较量。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五个维度的比较。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发动战争，已经不是将帅级别能够决定，而是需要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人才能下的最后决心。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到，军事行动要与外交策略和行动相结合，这可以说也是孙武独特的一点。孙武著兵书，不仅视野全面，还暗含了一个观点——外交也要为军事战争的胜利服务。
正因为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如果需要战前比较，那就意味着，需要了解交战双方，甚至多方的“道天地将法”的信息。如何了解？孙武开始强调一个概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后进一步强调“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翻译成白话文是，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就没有危险；懂得天时、懂得地利，胜利就有完全的保障。
但是从哪里了解敌方的“道天地将法”的信息呢，除了要求三军统帅掌握天文地理知识之外，《孙子兵法》十三篇，孙武有一篇专门讲解，如何用间获取敌人情报。也就是说，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不论国家最高决策者，还是三军统帅，要学会利用间谍来获得敌方各种信息，为自己决策和作战服务。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是常识，世界各国都利用间谍来获取情报。但是如果要想到，这本书是孙武大致在春秋末至战国过渡期间撰写的，那个时候兵法大家能够提出不拜鬼神，不用巫术来获取发动战争的信心，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从战争实际进程看，孙武为什么强调要重视战争，一个现实原因是——打战很花钱，打不赢还很麻烦。
打战很花钱，书中第二篇——作战篇，直接点题，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辆，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膝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孙武认为战争要速胜，不可拖延太久。如果战争拖延太久，则不仅士兵士气受挫、战斗力下降，国库空虚，还会导致诸侯国乘机进攻我方。此时，恐怕就是再高明的人也无能为力。战争拖延益久，对己国的危害，在孙武当时的春秋末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周天子逐步式微，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已国如果因为一次战争耗费胜多，恐怕凶多吉少。
因为打战很花钱，所以孙武强调要“因粮于敌”，到了敌方战区就吃敌人的。一定时间内，一个地方的物质是一定的，我方用的多了，敌方就用的少了。孙武提出“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此外战场缴获的物质就奖励给士兵，俘虏也可以为我所用，这样就“胜敌而益强”。
因此，可以看到孙武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务必重视。战前需要多次谋划和估算，多算多胜，少算少胜。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需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充分比较，有把握就发动战争达到目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可获全胜。发动战争的危险也是必须看到的，日费千金，需要因粮于敌，利用战争缴获强大自己，战争贵在速胜，不在于持久，持久战会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
二 将帅之才
既然一国决策层经过充分比较和谋划，决定发动战争来达到目标。那么谁来领兵出征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选将！三军之将，才是率领十万大军出征的前方决策人，才是践行军事目标的直接责任人。
对于率军之将，孙武毫不避讳他的重要性——“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翻译成白话文是，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的司命，国家安危的主宰。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孙武已经说过，战争要是打不赢，或者拖入持久战，则兵力疲惫，国库空虚的情况下，诸侯国就会乘机进攻我方，那将是非常危险。
但是，优秀的将帅应该是怎么样的？
孙武认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也就是对于进不求功名，退不避刑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
以上是定性描述，而对于统帅三军的优秀统帅，孙武给出五个维度：智、信、仁、勇、严。何解？优秀的将帅，需要具备知识和才能、奖罚分明令行禁止、对下仁慈、作战勇敢，以及军纪严明的品质。
为什么将帅之才，需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品质？
个人理解，“智”者，三军之将，率领大军进攻他国，如果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和才能，他首先不能充分消化吸收战场信息，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其次，天文地理，也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客观因素，如果主帅不懂，也不懂得利用天时地利，那么后面利用天时地理排兵布阵就无从谈起；再者，三军之将，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和才能，如何娴熟的因地制宜、因敌而变的使用不同的兵法谋略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至于“信仁勇严”，更多是辅助将帅之才如何治理军队、加强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最终是服务于取胜敌人这个目标。军队要发挥出最大战斗力，除了平时治军严格，训练有素，还必须借助各种“势”，让自己的军队战斗力倍增。这些“势”个人理解，至少有三种势：一是天时之势，二是地利之势，三是士兵之势。
比如天时之势，我方军队利用风向，发动火攻敌人，可以借助风助大火，消灭更多的敌人；比如地利之势，占据有利地形，就可以较少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敌人；比如士兵之势，三军之将要通过赏罚分明、以及各种手段让士兵拼死作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士兵的士气一旦高涨，同样可以发挥出更好的杀敌效果。
古人言，欲治兵者，必先选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三军之将，是承担作战任务的指挥官，他的能力发挥，将从根本上决定前期庙算的预期结果能否实现。因此，作为战争策略的主要执行者，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孙武本人对于三军之将，要求和期待都非常高——“国家安危之主”、“国之宝也”，“智信仁勇严”就是最直接的描述。
这一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深有感触。同样的资源配置下，同样的项目，不同的项目经理，做出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军之将，正如优秀的经理人员，有其独特和重要的价值。
三 兵法之用
最高决策者决定发兵，又有优秀的三军之将，点兵十万征伐他国，是不是直接冲杀过去灭国，是最好的策略呢？
不！
孙武认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我方的绝对优势之下，对方畏惧战败的后果，被迫罢兵投降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直接死伤，而我方可取全胜。
对于作战，孙武认为有四种形式：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伐谋和伐交，属于政治战略范畴，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外交人员的纵横捭阖。
如果伐谋和伐交都达不到预期目标，那就只能诉诸伐兵和攻城了。这也就来到了，三军之将发挥作用的战场。
兵家之事，如何作为？孙武提出了非常多的军事思想，这里选取几个展开：
其一，“兵者，诡道也”
在第一篇计篇，孙武直接指出，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而卑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用兵之道，在于欺骗、在于调动敌人以利于我方行动、在于随机应变，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简简单单五个字，“兵者，诡道也”，真正实施起来，对于三军统帅要求相当高。
其二，“奇正相生”，虚实结合
所谓“奇正相生”，是指作战一般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的将帅，其作战方法就变化无穷。而出奇制胜，有一个要求就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虚实结合，一方面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也就是我们能够查明敌人情况而不让敌人查明我军情况，这样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而敌人就不得不分散兵力。另外一方面，我方要做到对敌人“避实击虚”，这样就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正如书中所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要做到战争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
其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孙武认为，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实际上这里面，体现的是“因敌制胜”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知名的军事思路，这里不再展开。
总览《孙子兵法》十三篇，个人理解，前面七篇更多从战略角度展开分析，从战争的重要性、主要原则、兵法总策略等方面展开；后面六篇更多从战术角度展开，也就是兵法具体如何运用。从第八篇到第十一篇，主要讲述基于不同地形，如何进军，如何排兵布阵，如何恰当的处理与君王的关系，如何最大化的发挥士兵的作战效能，第十二篇讲述如何利用天时开展火攻，第十三篇讲述如何用间做到了解敌方信息，并且封锁我方消息。
自己一口气读下来，令人震撼的不是兵法的具体阐述和应用，而是孙武本人的军事哲学和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动乱时代，诸侯纷争，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认知水平下，孙武本人能够基于个人智慧、军事实践等方面的积累写出了享誉中外的军事名作。这本书体现了非常强烈的朴素唯物辩证法，即作者不从鬼神、巫术等方面阐述如何用兵，而是扎扎实实的告诫决策之人、统军之将，要重视战争，从道天地将法等五个维度客观估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同时又重视三军之将的才能，战争一旦发动，就要千方百计获胜，速胜。兵法运用之妙，依靠将帅的才能，也需要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因敌制胜。
此外，军事哲学角度，孙武并没有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为了达到目标而诉诸武力的一个手段。即使这样，孙武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绝对的优势和充分的智慧。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三军将帅效命，还依赖外交政策的配合。
军事思想方面，这是古为今用最为直接的部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神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不仅至今仍为各国军事人员熟知和运用，也化用到商业、人生博弈等领域，成为人们决策的重要参考。
千古兵书，博大精深。期待自己下次看时，能有更多收获。
《孫子十家注（裸背毛边本）》（春秋)孫武 著 (清) 孫星衍 校刻 清嘉慶二年刻本影印 四部要籍選刊 浙江大学出版社 https://t.cn/A6otDBQf
读完《教员选集》的《实践论》了，分享一下心得体会。
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图1）这个事实指导着教员。
之后教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根据这个事实对文艺工作进行指导，
比如「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图2）
甚至我国现任的班长做出的「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属性」这个论断，究其根本，也是源于这个事实。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图3）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教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这是它的阶级性。
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恨国者，他们再怎么研究教员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可能超越教员，因为想要超越教员就只有「成为教员」这一条路可走。
注意，这里我说的「成为教员」并不是说“努力让自己的水平达到教员的程度”，而是“让自己的大方向（政治立场）变得和教员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读懂教员，才有机会「超越教员」。
但话说回来了，如果那些资本家、恨国者想要超越教员，他们就得让他们自己的大方向变得和教员一样，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人民，他们就不得不变成爱国者。
然而，那些资本家、恨国者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教员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人民，他们不可能变成爱国者，所以他们自然无法「超越教员」。
我的一个同学和我说过一句话：“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指消灭资产阶级的肉身，而是要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这句话的逻辑和我刚才说的“要想「超越教员」就只有「成为教员」（在政治立场这个大方向上和教员保持一致）”这句话大致上是一样的。
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
教员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图4）
教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义战（正义战争）」。（图5）
在《实践论》中，教员的态度并不是和前面自相矛盾。
教员是在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的同时，指出他们的这种运动是“基于「表面的感性认识」，没有「理性的认识」作为理论指导，所以没有成功”。
四、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图6）
教员指出「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哲学史上有所谓的“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
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同时，教员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教员说：「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这种反映（感性认识）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五、认识的能动作用。
教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能动的飞跃」
认识从实践产生，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教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SDL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都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图7）
到这里，认识的过程和深化算完成了吗？
教员的回答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
因为人们原定的理论和计划，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
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理论和计划是常有的，原定的理论和计划不合于实际的情况也是有的。
教员表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出现错误时善于改正，还要在“客观过程”（客观现实）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时，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转变，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图8）
教员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图9）
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图1）这个事实指导着教员。
之后教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根据这个事实对文艺工作进行指导，
比如「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图2）
甚至我国现任的班长做出的「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属性」这个论断，究其根本，也是源于这个事实。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图3）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教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这是它的阶级性。
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恨国者，他们再怎么研究教员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可能超越教员，因为想要超越教员就只有「成为教员」这一条路可走。
注意，这里我说的「成为教员」并不是说“努力让自己的水平达到教员的程度”，而是“让自己的大方向（政治立场）变得和教员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读懂教员，才有机会「超越教员」。
但话说回来了，如果那些资本家、恨国者想要超越教员，他们就得让他们自己的大方向变得和教员一样，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人民，他们就不得不变成爱国者。
然而，那些资本家、恨国者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教员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人民，他们不可能变成爱国者，所以他们自然无法「超越教员」。
我的一个同学和我说过一句话：“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指消灭资产阶级的肉身，而是要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这句话的逻辑和我刚才说的“要想「超越教员」就只有「成为教员」（在政治立场这个大方向上和教员保持一致）”这句话大致上是一样的。
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
教员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图4）
教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义战（正义战争）」。（图5）
在《实践论》中，教员的态度并不是和前面自相矛盾。
教员是在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的同时，指出他们的这种运动是“基于「表面的感性认识」，没有「理性的认识」作为理论指导，所以没有成功”。
四、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图6）
教员指出「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哲学史上有所谓的“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
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同时，教员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教员说：「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这种反映（感性认识）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五、认识的能动作用。
教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能动的飞跃」
认识从实践产生，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教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SDL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都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图7）
到这里，认识的过程和深化算完成了吗？
教员的回答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
因为人们原定的理论和计划，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
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理论和计划是常有的，原定的理论和计划不合于实际的情况也是有的。
教员表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出现错误时善于改正，还要在“客观过程”（客观现实）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时，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转变，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图8）
教员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图9）
【 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该被打碎了（2）】
04 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 一定要将他的诗歌和当时的死亡人数挂钩
今天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又是经过了苏联的转手。所以我们一说到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很多外来的文学史的概念都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是二手货，经过了转手。比如浪漫主义也经过了苏联的转手。高尔基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把浪漫主义解读成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进步的、倾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我们说起浪漫主义诗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首先是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而不会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因为这些诗人被高尔基归入了消极浪漫主义阵营。
在中国，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说起李白是“浪漫主义”，就强调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这一面——这表明了他对于唐朝权贵的反抗。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忘了李白还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时候皇上召他入宫，他非常高兴。——只是强调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够的。同样，只强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看古代文学，就应该不囿于既有观念，进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的此时此刻。
那么要谈论杜甫的此时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乱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乱之前的754年，正逢开元盛世，中国人口达到5300万或者还多一些。安史之乱大概有七年时间（755-762年），等到那时朝廷重新开始统计人口，发现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不是简简单单说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能对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现实主义的位置？所以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杜甫的诗歌和当时死亡的人数挂钩。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至德元年，756年）唐军四万人哗啦就没了。广德二年，764年，他写过一首诗叫《释闷》：“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烽火照着夜晚，死尸狼藉，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见到的情况。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写过《三绝句》，其中第二首很有名：“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难进入蜀地，只有一个人出了骆谷，全死掉了。这人遇到杜甫，回想起逃难经历，“自说二女啮臂时”，啮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这是生离死别，就要“啮臂而别”。想起这些惨痛的经历，讲述人面向着秦地的云彩，号啕大哭。这些东西杜甫全都碰上了，这构成了他强烈的现实感。
大历元年秋，766年，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这首诗里说到：“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大历元年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从杜甫的诗里可以感觉到一个最醒目的话题，就是战乱流徙中死了多少人。与唐朝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直面了这些东西，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为了大诗人。——当然他成为大诗人也是因为他“晚节渐于诗律细”——而这一点又是他迎着战乱，在逃亡、饥饿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遇到那么多的艰辛、别离、饥饿（《彭衙行》“痴女饥咬我”）、死亡，可以说他被激发成一位如此独到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把现实主义讨论到杜甫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这个点上，讨论到杜甫本人的现实感这个点上，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切身感觉到杜甫诗歌的力量，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就不会起鸡皮疙瘩。
杜甫有很多诗句写到动物。如果不囿于“比兴”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他写到：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北征》，肃宗至德二年，757年）
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石龛》，乾元二年，759年赴同谷纪行）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年）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
（《天边行》，广德元年，763年）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
（《发阆中》， 广德元年，763年）
看来杜甫对于险境，对于野兽这些东西有着特别的敏感。我相信有的时候是他见到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心里见到了。这让我联想到但丁《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一片幽暗的森林。”之后但丁写到，他遇到豹子、狮子和母狼。这里但丁当然有其象征含义。而杜甫在他写到野兽的时候，难道仅仅是描写吗？我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在唐代就已经摸索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但丁，以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才有的象征主义的写法。
杜甫不光是写动物。他有一首诗叫做《佳人》，山谷里遇到一个被抛弃的妇女，我觉得那完全是象征主义的写法。他还有一首诗叫《瘦马行》，写的是他看见一匹瘦马。虽然写的是马，但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和那个时代。如果拿这首诗与俄国当代诗人布罗茨基的《黑马》做一个比较，一定很有意思。《佳人》和《瘦马行》过去一直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我建议把它们的文学意义再放大些。
05 杜甫的时空感是此时、此刻、此地， 又极其广阔，无边无际
在《唐诗的读法》里我特别强调回到唐诗的现场，切身感受唐代诗人的写作观念。杜甫的诗歌处理的是他的此时此刻和此地。但他所有的此时此刻，又跟百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后勾连在一起，他喜欢以“百年”作为时间跨度（“百年多病独登台”）。而他的此地此景，又常跟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勾连在一起。所以说，杜甫的时空感是非常复杂的。
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三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时间，一种是个人时间，一种是历史时间。此时此刻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时间，与四季轮回的自然时间，每个诗人都有。但杜甫的历史时间感，在其他诗人身上是很少见的。我们发现杜甫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字，“万”。比如 “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字（词）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西方语言1万就是ten thousand（10千）。即使是一个数词，也能说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看问题的单位是万，人家看问题的单位可能是千。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杜甫的时空感，是以苍茫的“万”字为基本单位的：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洗兵行》）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选一》）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登楼》）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咏怀古迹五首. 其三》）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愁》）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蚕谷行》）
这是我从杜甫的诗里找出来的跟“万”字有关的诗句。我们于此可以感觉到杜甫的时空感。又是此时、此刻、此地，又是极其广阔，无边无际。也就是有限和无限的交融，此时此刻和古往今来，和天下万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只强调杜甫的此时此刻、他的现实感，还不足以讨论杜甫，必须是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杜甫为什么是集大成者？为什么高于别的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里充满了辩证法，阴和阳的辩证法、古往和今来的辩证法、此地和万里之外的辩证法，还有言志和载道的辩证法。等等。
讨论杜甫的平仄，讨论杜甫的用韵，讨论杜甫的语词、用典、对仗、拗体、雄浑、巧妙、省俭、铺排，那只是欣赏型的阅读。这种阅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不满足于这样来读古诗。我希望我们读诗的时候，能回到那个时代，能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欣赏”杜甫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在“体验”一位伟大的诗人。
06 杜甫的艺术趣味偏瘦
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艺术趣味究竟如何？这从他跟视觉艺术的关系就能感受出来。
我在书里用了一个拓片作为插图，是《严公九日南山诗》，有人说这是杜甫唯一存世字迹，在四川的一个石窟里发现的，上面写着“乾元二年杜甫书”。但究竟这是不是杜甫的文字书写我不敢打包票。启功先生判断这是宋人的仿造。如果是宋人的仿造，那仿造者有所本吗？那个碑的形制——中间有一个窟窿——应该是古制。类似的形制在汉代较常见，例如东汉《袁安碑》。
《严公九日南山诗》的字形偏瘦，我猜应该接近于杜甫的书写风格。杜甫曾经称赞过薛稷的书法，而薛稷《信行禅师碑》是偏瘦的初唐书风。再看为杜甫所赞慕的李邕的书法，也是偏瘦。见其《云麾将军碑》。杜甫晚年（大历元年，766年）为其外甥李潮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有趣的问题来了：他喜欢颜真卿的字吗？颜真卿审讯过杜甫，在杜甫因疏救房琯而得罪了肃宗皇帝以后。
杜甫的艺术趣味看来偏瘦。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值30岁的杜甫写有一首诗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从年轻时代就对瘦马感兴趣。他后来写《瘦马行》，看来“诗”出有因，他对瘦马很有感觉。
杜甫在寓居成都时曾经给三国高贵乡公曹髦的后代，也就是曹操的后代、画家曹霸写过一首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说：“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韩干（韩幹）是唐代画马高手，早年从曹霸学过画。他的画迹或者画迹摹本现在还能看到。从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干照夜白》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韩干牧马图》看，韩干的马画得的确肥壮，马屁股浑圆。这是杜甫不喜欢的。他认为这样的马没画出骨头。
07 他是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
现在，我们慢慢建立起杜甫的形象了。从他“天地一沙鸥”的精神状态，到他衰朽的外貌，从他目睹生灵涂炭的现实感，到他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时空观，以及他偏瘦的美学趣味，我们大概知道杜甫这个不到60岁的“老头”长什么样子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悲苦的形象。当然，杜甫也有他稍微高兴的时候。他也写过有意思的诗，像《缚鸡行》《驱竖子摘苍耳》，都写得比较烂漫。
美国当代有一位大诗人叫雷克斯罗斯，他翻译过中国很多诗，也翻译过李清照的诗。他对杜甫有一个看法我觉得特别好，我用它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谈话。
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说：“我的诗歌毫无疑问的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非常崇高的评价，这样崇高的诗人值得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向他靠近。在靠近的努力当中，当代通行的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就被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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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n/A6WmVd0Z
选自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讲座《西川主讲杜甫诗歌：杜甫的形象》
04 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 一定要将他的诗歌和当时的死亡人数挂钩
今天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又是经过了苏联的转手。所以我们一说到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很多外来的文学史的概念都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是二手货，经过了转手。比如浪漫主义也经过了苏联的转手。高尔基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把浪漫主义解读成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进步的、倾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我们说起浪漫主义诗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首先是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而不会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因为这些诗人被高尔基归入了消极浪漫主义阵营。
在中国，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说起李白是“浪漫主义”，就强调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这一面——这表明了他对于唐朝权贵的反抗。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忘了李白还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时候皇上召他入宫，他非常高兴。——只是强调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够的。同样，只强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看古代文学，就应该不囿于既有观念，进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的此时此刻。
那么要谈论杜甫的此时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乱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乱之前的754年，正逢开元盛世，中国人口达到5300万或者还多一些。安史之乱大概有七年时间（755-762年），等到那时朝廷重新开始统计人口，发现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不是简简单单说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能对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现实主义的位置？所以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杜甫的诗歌和当时死亡的人数挂钩。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至德元年，756年）唐军四万人哗啦就没了。广德二年，764年，他写过一首诗叫《释闷》：“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烽火照着夜晚，死尸狼藉，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见到的情况。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写过《三绝句》，其中第二首很有名：“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难进入蜀地，只有一个人出了骆谷，全死掉了。这人遇到杜甫，回想起逃难经历，“自说二女啮臂时”，啮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这是生离死别，就要“啮臂而别”。想起这些惨痛的经历，讲述人面向着秦地的云彩，号啕大哭。这些东西杜甫全都碰上了，这构成了他强烈的现实感。
大历元年秋，766年，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这首诗里说到：“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大历元年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从杜甫的诗里可以感觉到一个最醒目的话题，就是战乱流徙中死了多少人。与唐朝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直面了这些东西，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为了大诗人。——当然他成为大诗人也是因为他“晚节渐于诗律细”——而这一点又是他迎着战乱，在逃亡、饥饿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遇到那么多的艰辛、别离、饥饿（《彭衙行》“痴女饥咬我”）、死亡，可以说他被激发成一位如此独到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把现实主义讨论到杜甫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这个点上，讨论到杜甫本人的现实感这个点上，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切身感觉到杜甫诗歌的力量，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就不会起鸡皮疙瘩。
杜甫有很多诗句写到动物。如果不囿于“比兴”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他写到：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北征》，肃宗至德二年，757年）
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石龛》，乾元二年，759年赴同谷纪行）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年）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
（《天边行》，广德元年，763年）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
（《发阆中》， 广德元年，763年）
看来杜甫对于险境，对于野兽这些东西有着特别的敏感。我相信有的时候是他见到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心里见到了。这让我联想到但丁《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一片幽暗的森林。”之后但丁写到，他遇到豹子、狮子和母狼。这里但丁当然有其象征含义。而杜甫在他写到野兽的时候，难道仅仅是描写吗？我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在唐代就已经摸索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但丁，以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才有的象征主义的写法。
杜甫不光是写动物。他有一首诗叫做《佳人》，山谷里遇到一个被抛弃的妇女，我觉得那完全是象征主义的写法。他还有一首诗叫《瘦马行》，写的是他看见一匹瘦马。虽然写的是马，但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和那个时代。如果拿这首诗与俄国当代诗人布罗茨基的《黑马》做一个比较，一定很有意思。《佳人》和《瘦马行》过去一直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我建议把它们的文学意义再放大些。
05 杜甫的时空感是此时、此刻、此地， 又极其广阔，无边无际
在《唐诗的读法》里我特别强调回到唐诗的现场，切身感受唐代诗人的写作观念。杜甫的诗歌处理的是他的此时此刻和此地。但他所有的此时此刻，又跟百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后勾连在一起，他喜欢以“百年”作为时间跨度（“百年多病独登台”）。而他的此地此景，又常跟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勾连在一起。所以说，杜甫的时空感是非常复杂的。
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三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时间，一种是个人时间，一种是历史时间。此时此刻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时间，与四季轮回的自然时间，每个诗人都有。但杜甫的历史时间感，在其他诗人身上是很少见的。我们发现杜甫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字，“万”。比如 “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字（词）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西方语言1万就是ten thousand（10千）。即使是一个数词，也能说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看问题的单位是万，人家看问题的单位可能是千。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杜甫的时空感，是以苍茫的“万”字为基本单位的：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洗兵行》）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选一》）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登楼》）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咏怀古迹五首. 其三》）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愁》）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蚕谷行》）
这是我从杜甫的诗里找出来的跟“万”字有关的诗句。我们于此可以感觉到杜甫的时空感。又是此时、此刻、此地，又是极其广阔，无边无际。也就是有限和无限的交融，此时此刻和古往今来，和天下万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只强调杜甫的此时此刻、他的现实感，还不足以讨论杜甫，必须是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杜甫为什么是集大成者？为什么高于别的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里充满了辩证法，阴和阳的辩证法、古往和今来的辩证法、此地和万里之外的辩证法，还有言志和载道的辩证法。等等。
讨论杜甫的平仄，讨论杜甫的用韵，讨论杜甫的语词、用典、对仗、拗体、雄浑、巧妙、省俭、铺排，那只是欣赏型的阅读。这种阅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不满足于这样来读古诗。我希望我们读诗的时候，能回到那个时代，能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欣赏”杜甫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在“体验”一位伟大的诗人。
06 杜甫的艺术趣味偏瘦
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艺术趣味究竟如何？这从他跟视觉艺术的关系就能感受出来。
我在书里用了一个拓片作为插图，是《严公九日南山诗》，有人说这是杜甫唯一存世字迹，在四川的一个石窟里发现的，上面写着“乾元二年杜甫书”。但究竟这是不是杜甫的文字书写我不敢打包票。启功先生判断这是宋人的仿造。如果是宋人的仿造，那仿造者有所本吗？那个碑的形制——中间有一个窟窿——应该是古制。类似的形制在汉代较常见，例如东汉《袁安碑》。
《严公九日南山诗》的字形偏瘦，我猜应该接近于杜甫的书写风格。杜甫曾经称赞过薛稷的书法，而薛稷《信行禅师碑》是偏瘦的初唐书风。再看为杜甫所赞慕的李邕的书法，也是偏瘦。见其《云麾将军碑》。杜甫晚年（大历元年，766年）为其外甥李潮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有趣的问题来了：他喜欢颜真卿的字吗？颜真卿审讯过杜甫，在杜甫因疏救房琯而得罪了肃宗皇帝以后。
杜甫的艺术趣味看来偏瘦。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值30岁的杜甫写有一首诗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从年轻时代就对瘦马感兴趣。他后来写《瘦马行》，看来“诗”出有因，他对瘦马很有感觉。
杜甫在寓居成都时曾经给三国高贵乡公曹髦的后代，也就是曹操的后代、画家曹霸写过一首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说：“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韩干（韩幹）是唐代画马高手，早年从曹霸学过画。他的画迹或者画迹摹本现在还能看到。从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干照夜白》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韩干牧马图》看，韩干的马画得的确肥壮，马屁股浑圆。这是杜甫不喜欢的。他认为这样的马没画出骨头。
07 他是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
现在，我们慢慢建立起杜甫的形象了。从他“天地一沙鸥”的精神状态，到他衰朽的外貌，从他目睹生灵涂炭的现实感，到他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时空观，以及他偏瘦的美学趣味，我们大概知道杜甫这个不到60岁的“老头”长什么样子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悲苦的形象。当然，杜甫也有他稍微高兴的时候。他也写过有意思的诗，像《缚鸡行》《驱竖子摘苍耳》，都写得比较烂漫。
美国当代有一位大诗人叫雷克斯罗斯，他翻译过中国很多诗，也翻译过李清照的诗。他对杜甫有一个看法我觉得特别好，我用它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谈话。
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说：“我的诗歌毫无疑问的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非常崇高的评价，这样崇高的诗人值得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向他靠近。在靠近的努力当中，当代通行的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就被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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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讲座《西川主讲杜甫诗歌：杜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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