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解码者黎灿德：健康码开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十来平米的会议室，男生安安静静地坐着，个子不高，戴眼镜，一身oversize风格的卫衣+羽绒服，面前一台笔记本电脑，斯斯文文，完全一幅大学生模样。
“1995年啊？你可真年轻。”黎灿德听到这样的评价，小小的眼睛眯眯一笑。
这个高考数学超过140分，学计算机的理科男，日常工作围绕着代码、需求、迭代打转。没想到，当这些冷冰冰的词汇遇上疫情，诞生了一个超级热词——健康码。
2020年2月9日，杭州余杭区率先在支付宝推出健康码，杭州、金华、丽水……时间以小时计，这一方式被快速推广。2月17日，浙江11个设区市健康码全面上线，这也意味着，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健康码”全覆盖省份。
从0到1，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和安全复工，这背后，是一群最早复工、投入到“战疫”的互联网人，其中就包括了像黎灿德这样的95后。初生牛犊，不负众望。
领导凌晨发来
“上午十点，到这里”
大年初四回到杭州，2月15日加入健康码产品需求团队，连轴转24小时不停歇，见过凌晨1、2、3、4、5点的杭州，历经16次涉及赋码规则修改的大迭代……这一年，健康码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治理在疫情防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群敲打键盘的年轻人，用看似没有温度的代码，为我们带来了有温度的生活。
黎灿德过完年从广西南宁老家回到杭州，离所在公司“每日互动”原本安排的节后开工日还有三天。提前回杭，是担心疫情变化无法按时返岗。
果然，公司复工一再推迟。好在是互联网公司，大家在家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那段时间，公司大多业务都围绕疫情展开。在黎灿德之前，已有不少同事加入到由政府牵头、抽调多家公司精干力量临时组建的“健康码”团队。产品需求、开发测试、热线客服……当普通人还在居家隔离时，这群人已忙到飞起。
2月15日，周六，难得的一个懒觉。早上10点多，黎灿德在出租房的床上醒来。微信里，对话框显示领导发来好几条信息。
“上午10点，到这里。”消息发自凌晨1点，附带了一个定位地址：杭州西溪路创投中心。
字越少，事越大，况且连发三遍。
已经迟到了，黎灿德硬着头皮抓紧洗漱，中午11点左右赶到了创投中心。
那是一间“临时作战室”，位于二楼，电梯停运，爬楼梯、测温、签到、核对信息、放行……经过层层关卡，他抵达“战场”。
大会议间里，放置了一排排临时工位；几间会议室里，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小组。那时的杭州，街道清冷，这里却忙碌异常。
黎灿德负责的内容是产品需求，20个人安排在了一间会议室。每天早上10点开始上班，与上一班同事对接；12点开始接收投诉复核组新反馈的需求；下午4点，需求收集完毕，进入开发；晚上12点前，开发结束，进入测试；第二天凌晨3点，新版上线；次日7点，投诉复核组新一天的需求又不断传来……时间在这里被不断压缩，休息是奢侈。饿了，扒拉几口盒饭；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
争分夺秒，是为了健康码尽快完善。
每天都要面对：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小小一个码，背后是复杂浩大的工程，涉及技术、产品、客服等多个领域。从0到1，大家都在摸索，一丝丝“稍欠考虑”，就意味着第二天成百上千个热线电话。
2月11日，在黎灿德进入团队之前，杭州健康码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几天，申请量每天成倍增长，12345电话被打爆。
为什么一家人轨迹一样，健康码颜色却不同？为什么高速上开了一圈，健康码就变色了？为什么……
各种反应系统bug、健康码颜色有误等问题的电话声此起彼伏。2月12日天没亮，每日互动公司6人临时小分队赶到12345热线现场，开始每天12小时的支援工作。
问题出现，不怕，难在需要快速解决。
就拿杭州健康码来说，开发时只考虑到有身份证的中国公民使用。为了避免使用者输入错误导致问题，还特地设置了18位数字控制。但在实际使用中，在杭的外国人也需要申请，但他们只有长短不一的护照号码。迭代的版本，就需要将用护照申领健康码的方式也考虑进去。
在每天数以万计的需求反馈中，有关产品功能的投诉，黎灿德和小组成员最为关注。因为每一个电话，可能都会为健康码带来一次功能提升。
健康码开通老人、儿童代办功能后，某天的下午4点，投诉复核小组接到一个特殊电话：有家长反映，自己为孩子代办健康码时无法操作。
难道是系统出现了问题？黎灿德和同事抓紧排查，发现家庭A孩子的身份证号，竟然被家庭B代办了，原因是两个家庭的孩子，身份证只相差一位，家庭B在代办时输错了号码。
对于家庭A来说，孩子的身份证号被别人用了，就无法正常代办；而家庭B发现输错号码后，也无法修改重领。一次手误，给两个家庭带来了麻烦，暴露出版本还需要完善。
“往往一个小问题，反映到每个使用者身上就是大问题。”黎灿德说，解决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核实排查，“有时候可能需要一整天。”
一次次细节调整
都是从用户体验出发
是健康码的开发者，也是普通的使用者。和健康码打交道后，黎灿德特别留意使用体验和感受。
2月15日进入产品需求小组，办公地点就在创投中心的临时作战室；4月13日，转到云栖小镇，健康码进入常态化运营；7月底，离开健康码团队，回归正常工作……短
短5个多月，黎灿德数了数，自己经历了16次涉及健康码赋码规则修改的大迭代。而根据用户使用反馈，健康码也在不断做一些细节微调。
初期，健康码强调“码”的颜色，二维码很大，显示时间的字体却很小。健康码要求是动态的，随着用户健康状况、所处区域变化等因素而变化，其实更需要强调实
时。在地铁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不少安检人员反映，字太小，看清日期时间太费劲，导致入口拥堵。
从图大字小，到显示时间的字体大，日期的字体小，再到日期和时间显示都做突出处理……光显示时间和日期的字体，前前后后就调整了4个版本。
到了后期，有用户打来热线电话，提出健康码显示人名，感觉暴露了隐私，团队又对姓名显示做了调整，可以由用户自己选择是否隐藏。
“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健康码不仅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便捷，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规则。”黎灿德说，毫无疑问，健康码的推广使用，对这次疫情的防控起到了促进作用。
小区门卫特意调成晚班
就为及时给他开门
回望这一年，黎灿德说，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参与到了不平凡的事件中。
“是幸运吧。”顿了顿，他又改口，“如果反推的话，需要疫情来实现这样的幸运，那我宁可不要。”
因为疫情，黎灿德和每个普通人一样，留下了很多遗憾。
春节回家，没能好好和家人团聚；从小带他的奶奶去世，他没有回家送别。但这一年，他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刚加入健康码团队那段时间，黎灿德每天上班进出小区，但没有通行证，只能趁着门卫不注意，偷偷溜出去。
偷跑了两次被抓住了，门卫追着问他到底是什么重要工作，这种时期还要外出？黎灿德说自己在开发健康码，拿出手机，翻出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从门卫大叔得知真相那天起，黎灿德感受到了特殊待遇。
那段时间，他一件羽绒服穿了一个月，没有时间理的头发长到盖住眼睛。到了3月份，他有时候半夜就能回家，门卫远远认出他，不用开口，就给他开门放行，偶尔还要拉住他，问问他工作是否顺利，辛不辛苦。
直到后来，黎灿德才从另一个门卫大叔那里得知，这位知道他在开发健康码的门卫，特意把自己的班都调成了晚班，只为了黎灿德半夜回家时，能及时地给他开个门。
身边的同事，也带给他很多感动。
徐峥是每日互动健康码开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产品测试工作。从大年初二拿着家里唯一一张买菜用的通行证出门后，他就一直没有回家。直到2月14日凌晨4点，徐峥偷偷回家看老婆，可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又不忍叫醒。第二天一早，家人还没醒，徐峥又回去上班了。
疫情期间，每日互动公司先后投入人员300多名参与健康码的相关开发维护工作。
近日，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落实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和规则，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地区可信可用，切实方便人员出行和跨省流动，实现防疫健康码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这一年，黎灿德看到，每个人都为回归正常生活在努力，也感受到自己从事的这一行，能推动社会进步。
这个和代码、数据打交道的小伙子，不是想象中的理科男，他热爱生活，会策划单位毅行，不仅提前规划路线，还负责人员组织、活动拍照。
他对生活的热爱，也传递到了工作中。他希望数据能改善生活，也会思考该如何建立规则和制度约束。
“未来，每一个人都将被数字化，如何更好地开发使用这些数据，需要更好的规则和制度来保障。”黎灿德期待，数据的力量能够更多地被发掘。
记者手记
健康码的推出，其背后是对各部门数据的科学利用。作为数字治理的形态之一，“健康码”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促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比如浙江省政府采取的“一图一码一指数”的“精密智控”政府治理，对浙江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疫情加速了经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数字化进程。这一年，我们经历了线上办公、线上买菜、线上教学；我们体验了很多新鲜事物：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点取餐、直播卖货、人脸识别……
疫情使得在线模式不断创新，促进民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场景化、智能化、个性化成为生活方式转变的发展趋势。现实的需求，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技术、管理、文化、理念等广泛应用到疫情治理、贸易、金融、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生态多个方面，促使人们的生命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发生深刻地变革。
因此，通过类似“码、库、平台和指数”的建设，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将有助于打造协同高效的数智政府，解决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痛点、堵点，真正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丁原波
“1995年啊？你可真年轻。”黎灿德听到这样的评价，小小的眼睛眯眯一笑。
这个高考数学超过140分，学计算机的理科男，日常工作围绕着代码、需求、迭代打转。没想到，当这些冷冰冰的词汇遇上疫情，诞生了一个超级热词——健康码。
2020年2月9日，杭州余杭区率先在支付宝推出健康码，杭州、金华、丽水……时间以小时计，这一方式被快速推广。2月17日，浙江11个设区市健康码全面上线，这也意味着，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健康码”全覆盖省份。
从0到1，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和安全复工，这背后，是一群最早复工、投入到“战疫”的互联网人，其中就包括了像黎灿德这样的95后。初生牛犊，不负众望。
领导凌晨发来
“上午十点，到这里”
大年初四回到杭州，2月15日加入健康码产品需求团队，连轴转24小时不停歇，见过凌晨1、2、3、4、5点的杭州，历经16次涉及赋码规则修改的大迭代……这一年，健康码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治理在疫情防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群敲打键盘的年轻人，用看似没有温度的代码，为我们带来了有温度的生活。
黎灿德过完年从广西南宁老家回到杭州，离所在公司“每日互动”原本安排的节后开工日还有三天。提前回杭，是担心疫情变化无法按时返岗。
果然，公司复工一再推迟。好在是互联网公司，大家在家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那段时间，公司大多业务都围绕疫情展开。在黎灿德之前，已有不少同事加入到由政府牵头、抽调多家公司精干力量临时组建的“健康码”团队。产品需求、开发测试、热线客服……当普通人还在居家隔离时，这群人已忙到飞起。
2月15日，周六，难得的一个懒觉。早上10点多，黎灿德在出租房的床上醒来。微信里，对话框显示领导发来好几条信息。
“上午10点，到这里。”消息发自凌晨1点，附带了一个定位地址：杭州西溪路创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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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间“临时作战室”，位于二楼，电梯停运，爬楼梯、测温、签到、核对信息、放行……经过层层关卡，他抵达“战场”。
大会议间里，放置了一排排临时工位；几间会议室里，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小组。那时的杭州，街道清冷，这里却忙碌异常。
黎灿德负责的内容是产品需求，20个人安排在了一间会议室。每天早上10点开始上班，与上一班同事对接；12点开始接收投诉复核组新反馈的需求；下午4点，需求收集完毕，进入开发；晚上12点前，开发结束，进入测试；第二天凌晨3点，新版上线；次日7点，投诉复核组新一天的需求又不断传来……时间在这里被不断压缩，休息是奢侈。饿了，扒拉几口盒饭；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
争分夺秒，是为了健康码尽快完善。
每天都要面对：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小小一个码，背后是复杂浩大的工程，涉及技术、产品、客服等多个领域。从0到1，大家都在摸索，一丝丝“稍欠考虑”，就意味着第二天成百上千个热线电话。
2月11日，在黎灿德进入团队之前，杭州健康码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几天，申请量每天成倍增长，12345电话被打爆。
为什么一家人轨迹一样，健康码颜色却不同？为什么高速上开了一圈，健康码就变色了？为什么……
各种反应系统bug、健康码颜色有误等问题的电话声此起彼伏。2月12日天没亮，每日互动公司6人临时小分队赶到12345热线现场，开始每天12小时的支援工作。
问题出现，不怕，难在需要快速解决。
就拿杭州健康码来说，开发时只考虑到有身份证的中国公民使用。为了避免使用者输入错误导致问题，还特地设置了18位数字控制。但在实际使用中，在杭的外国人也需要申请，但他们只有长短不一的护照号码。迭代的版本，就需要将用护照申领健康码的方式也考虑进去。
在每天数以万计的需求反馈中，有关产品功能的投诉，黎灿德和小组成员最为关注。因为每一个电话，可能都会为健康码带来一次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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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系统出现了问题？黎灿德和同事抓紧排查，发现家庭A孩子的身份证号，竟然被家庭B代办了，原因是两个家庭的孩子，身份证只相差一位，家庭B在代办时输错了号码。
对于家庭A来说，孩子的身份证号被别人用了，就无法正常代办；而家庭B发现输错号码后，也无法修改重领。一次手误，给两个家庭带来了麻烦，暴露出版本还需要完善。
“往往一个小问题，反映到每个使用者身上就是大问题。”黎灿德说，解决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核实排查，“有时候可能需要一整天。”
一次次细节调整
都是从用户体验出发
是健康码的开发者，也是普通的使用者。和健康码打交道后，黎灿德特别留意使用体验和感受。
2月15日进入产品需求小组，办公地点就在创投中心的临时作战室；4月13日，转到云栖小镇，健康码进入常态化运营；7月底，离开健康码团队，回归正常工作……短
短5个多月，黎灿德数了数，自己经历了16次涉及健康码赋码规则修改的大迭代。而根据用户使用反馈，健康码也在不断做一些细节微调。
初期，健康码强调“码”的颜色，二维码很大，显示时间的字体却很小。健康码要求是动态的，随着用户健康状况、所处区域变化等因素而变化，其实更需要强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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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期，有用户打来热线电话，提出健康码显示人名，感觉暴露了隐私，团队又对姓名显示做了调整，可以由用户自己选择是否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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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卫特意调成晚班
就为及时给他开门
回望这一年，黎灿德说，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参与到了不平凡的事件中。
“是幸运吧。”顿了顿，他又改口，“如果反推的话，需要疫情来实现这样的幸运，那我宁可不要。”
因为疫情，黎灿德和每个普通人一样，留下了很多遗憾。
春节回家，没能好好和家人团聚；从小带他的奶奶去世，他没有回家送别。但这一年，他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刚加入健康码团队那段时间，黎灿德每天上班进出小区，但没有通行证，只能趁着门卫不注意，偷偷溜出去。
偷跑了两次被抓住了，门卫追着问他到底是什么重要工作，这种时期还要外出？黎灿德说自己在开发健康码，拿出手机，翻出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从门卫大叔得知真相那天起，黎灿德感受到了特殊待遇。
那段时间，他一件羽绒服穿了一个月，没有时间理的头发长到盖住眼睛。到了3月份，他有时候半夜就能回家，门卫远远认出他，不用开口，就给他开门放行，偶尔还要拉住他，问问他工作是否顺利，辛不辛苦。
直到后来，黎灿德才从另一个门卫大叔那里得知，这位知道他在开发健康码的门卫，特意把自己的班都调成了晚班，只为了黎灿德半夜回家时，能及时地给他开个门。
身边的同事，也带给他很多感动。
徐峥是每日互动健康码开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产品测试工作。从大年初二拿着家里唯一一张买菜用的通行证出门后，他就一直没有回家。直到2月14日凌晨4点，徐峥偷偷回家看老婆，可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又不忍叫醒。第二天一早，家人还没醒，徐峥又回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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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落实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和规则，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地区可信可用，切实方便人员出行和跨省流动，实现防疫健康码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这一年，黎灿德看到，每个人都为回归正常生活在努力，也感受到自己从事的这一行，能推动社会进步。
这个和代码、数据打交道的小伙子，不是想象中的理科男，他热爱生活，会策划单位毅行，不仅提前规划路线，还负责人员组织、活动拍照。
他对生活的热爱，也传递到了工作中。他希望数据能改善生活，也会思考该如何建立规则和制度约束。
“未来，每一个人都将被数字化，如何更好地开发使用这些数据，需要更好的规则和制度来保障。”黎灿德期待，数据的力量能够更多地被发掘。
记者手记
健康码的推出，其背后是对各部门数据的科学利用。作为数字治理的形态之一，“健康码”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促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比如浙江省政府采取的“一图一码一指数”的“精密智控”政府治理，对浙江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疫情加速了经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数字化进程。这一年，我们经历了线上办公、线上买菜、线上教学；我们体验了很多新鲜事物：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点取餐、直播卖货、人脸识别……
疫情使得在线模式不断创新，促进民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场景化、智能化、个性化成为生活方式转变的发展趋势。现实的需求，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技术、管理、文化、理念等广泛应用到疫情治理、贸易、金融、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生态多个方面，促使人们的生命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发生深刻地变革。
因此，通过类似“码、库、平台和指数”的建设，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将有助于打造协同高效的数智政府，解决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痛点、堵点，真正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丁原波
【速看！沈阳新增三例！轨迹来了！】#沈阳身边事# 2021年1月1日，我市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均为2020年12月23日境外输入病例尹某某的关联病例，现已转入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一、相关人员情况及行程轨迹
（一）史某某，女，58岁，现住址为沈阳市皇姑区溪水街文水社区，与12月29日报告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梁某某为母女关系，共同居住，为2020年12月29日报告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2020年12月21日10时陪母亲步行到谱康医院输液；12时30分回家未外出。
12月22日10时步行到锦水街健康之道养生馆做理疗，10时30分回家未外出。
12月23日8时50分步行到塔湾地区中国北方肉食城二楼购物，10时回家后未外出。
12月24日至25日居家未外出。
12月26日9时步行到碧流河街中国银行塔湾支行、明廉路红太阳大药房、明廉路生鲜超市和明廉山东馒头店，后步行回家；13时步行到锦水街五洲通大药房后回家；16时步行到明廉路洗衣店取口罩后回家未外出。
12月27日居家未外出。
12月28日集中隔离。
（二）张某，男，48岁，现住址为皇姑区明廉路亿海阳光二期，为谱康医院旁亿海阳光二期底商运杰便利店（佐客超市）的经营者，并居住在便利店。
2020年12月21日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2日10时骑共享单车到淮河街景山路和谐大院妹妹家；17时骑共享单车返回到便利店后未外出。
12月23日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4日9时50分骑电动车到明廉大厅附近丽纯奶站，10时40分骑电动车返回便利店后未外出。
12月25日10时驾车从北李官口上高速从灯塔出口下高速，随即返回，13时回到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6日11时20分骑电动车到明廉大厅附近丽纯奶站；11时50分到明廉路59-3甲小玉食品；12时30分到秀水街69-1号10门福智城酒水饮料批发部，后返回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7日至29日期间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30日13时40分自驾私家车前往铁西区维康医院就诊，后自行离开。
12月31日15时步行前往向工小学做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5时30分返回便利店；18时40分乘私家车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入院采集其生物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三）薛某，女，40岁，现住址为皇姑区淮河街世纪学府小区。
2020年12月21日10时乘私家车陪同丈夫前往谱康医院就诊，后乘私家车回家；17时从沈医二院地铁站乘坐地铁10号线至辽宁中医药大学站换乘2号线后到达师范大学站，后乘出租车到于洪区万科金域华府一期105门鼎汇丰重庆老火锅就餐；20时步行前往于洪区恒大雅苑北门亿龙泉洗浴中心后未外出。
12月22日7时从亿龙泉洗浴中心乘私家车前往于洪区西江北街造化小学对面春妮馅饼店；10时30分乘出租车前往于洪区马三家镇拉马台村，后在马三家子公交站乘坐329路公交车至向工街向山路站，14时步行到谱康医院；14时30分在向工街向山路站乘坐329路公交车至宁山路淮河街站，步行回家未外出。
12月23日18时从家骑单车前往皇姑区昆山西路55号门家大院铁锅炖（皇姑店）就餐；晚20时骑单车回家后未外出。
12月25日10时驾驶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后驾驶私家车回家未外出。
12月26日13时驾驶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取检测结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后驾驶私家车回家；15时自驾私家车至皇姑区怒江市场购物，后回家未外出。
12月31日19时出现发热症状，乘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入院采集其生物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二、温馨提示：现提醒在上述过程中与3人有过接触的市民，按传染病防治有关规定，需采取如下措施：
1.立即向所在社区或村委会登记备案，社区或村委会要第一时间向所在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并持续跟踪反馈情况，实行每日零报告制度；
2.要减少与他人接触，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14天内居家暂不要外出；
3.在此期间若出现发热、乏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时，请第一时间与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或佩戴口罩，前往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规范就诊，就医途中，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全程佩戴口罩。
沈阳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综合组
2021年1月2日
一、相关人员情况及行程轨迹
（一）史某某，女，58岁，现住址为沈阳市皇姑区溪水街文水社区，与12月29日报告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梁某某为母女关系，共同居住，为2020年12月29日报告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2020年12月21日10时陪母亲步行到谱康医院输液；12时30分回家未外出。
12月22日10时步行到锦水街健康之道养生馆做理疗，10时30分回家未外出。
12月23日8时50分步行到塔湾地区中国北方肉食城二楼购物，10时回家后未外出。
12月24日至25日居家未外出。
12月26日9时步行到碧流河街中国银行塔湾支行、明廉路红太阳大药房、明廉路生鲜超市和明廉山东馒头店，后步行回家；13时步行到锦水街五洲通大药房后回家；16时步行到明廉路洗衣店取口罩后回家未外出。
12月27日居家未外出。
12月28日集中隔离。
（二）张某，男，48岁，现住址为皇姑区明廉路亿海阳光二期，为谱康医院旁亿海阳光二期底商运杰便利店（佐客超市）的经营者，并居住在便利店。
2020年12月21日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2日10时骑共享单车到淮河街景山路和谐大院妹妹家；17时骑共享单车返回到便利店后未外出。
12月23日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4日9时50分骑电动车到明廉大厅附近丽纯奶站，10时40分骑电动车返回便利店后未外出。
12月25日10时驾车从北李官口上高速从灯塔出口下高速，随即返回，13时回到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6日11时20分骑电动车到明廉大厅附近丽纯奶站；11时50分到明廉路59-3甲小玉食品；12时30分到秀水街69-1号10门福智城酒水饮料批发部，后返回便利店未外出。
12月27日至29日期间在便利店未外出。
12月30日13时40分自驾私家车前往铁西区维康医院就诊，后自行离开。
12月31日15时步行前往向工小学做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5时30分返回便利店；18时40分乘私家车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入院采集其生物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三）薛某，女，40岁，现住址为皇姑区淮河街世纪学府小区。
2020年12月21日10时乘私家车陪同丈夫前往谱康医院就诊，后乘私家车回家；17时从沈医二院地铁站乘坐地铁10号线至辽宁中医药大学站换乘2号线后到达师范大学站，后乘出租车到于洪区万科金域华府一期105门鼎汇丰重庆老火锅就餐；20时步行前往于洪区恒大雅苑北门亿龙泉洗浴中心后未外出。
12月22日7时从亿龙泉洗浴中心乘私家车前往于洪区西江北街造化小学对面春妮馅饼店；10时30分乘出租车前往于洪区马三家镇拉马台村，后在马三家子公交站乘坐329路公交车至向工街向山路站，14时步行到谱康医院；14时30分在向工街向山路站乘坐329路公交车至宁山路淮河街站，步行回家未外出。
12月23日18时从家骑单车前往皇姑区昆山西路55号门家大院铁锅炖（皇姑店）就餐；晚20时骑单车回家后未外出。
12月25日10时驾驶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后驾驶私家车回家未外出。
12月26日13时驾驶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取检测结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后驾驶私家车回家；15时自驾私家车至皇姑区怒江市场购物，后回家未外出。
12月31日19时出现发热症状，乘私家车前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入院采集其生物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二、温馨提示：现提醒在上述过程中与3人有过接触的市民，按传染病防治有关规定，需采取如下措施：
1.立即向所在社区或村委会登记备案，社区或村委会要第一时间向所在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并持续跟踪反馈情况，实行每日零报告制度；
2.要减少与他人接触，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14天内居家暂不要外出；
3.在此期间若出现发热、乏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时，请第一时间与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或佩戴口罩，前往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规范就诊，就医途中，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全程佩戴口罩。
沈阳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综合组
2021年1月2日
【遗产留给“外人”的老人：女儿已有8年不联系了】“当我在遗嘱公证中心办理好财产遗赠朋友的手续后，我感觉如释重负，我这近10年的心结终于了了。”当68岁的老中医方波奇向健康时报记者说出这一句话时，原本非常平静的他，突然情绪异常激动，泣不成声。
“我有一个女儿，但是已经将近8年不联系了，2013年除夕夜的下午，是我和我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从那之后到现在，她再也没有联系我。”方波奇无奈的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那个新年开始，他便有了将财产给别人的想法。
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首批司法解释。其中规定，不尽孝者少分或不分遗产。
[话筒]与女儿8年不联系，将财产留给救过命的朋友
一件白色的衬衫，外边穿一件黑色的马甲，搭配一件西服和领带，是68岁的老中医方波奇最喜欢的穿搭。通常他还会带上一幅墨镜，这是他几十年以来的坚持。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体面而讲究的老人，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朋友，而非自己的亲生女儿。
方波奇今年68岁，现在是上海某医院的一名老中医。近日，他走进了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救过自己的一位朋友。
方波奇告诉记者，“我的肾一直不好，2018年的一天早上8点，我刚刚走进我的诊室，就觉得情况特别不好，浑身颤抖、头晕，心脏当时也跳的非常快，那会儿我以为我就要不行了，但因为之前有病人挂了我的号，我不能让他们白等，所以我坚持把当天的病人看完，直到下午2点。”
“当时我的工作伙伴一直在劝我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抢救，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坚持到最后，并且我当时潜意识认为我要‘完了’，还让她给我照了最后的工作照，作为自己的遗像。”方波奇回忆到，看诊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被我这位朋友送到我们医院抢救，并且还得以转院去更大的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因为当时时间就是我的命，她当机立断给我找了医生，联系病房就地抢救治疗。她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工作伙伴。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忠诚、善良、淳朴、厚道，是位稀世罕见的重情义、讲道德的人。”
“我有一个女儿，2013年除夕夜的下午，是我和我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从那之后到现在，她再也没有联系我。”方波奇无奈的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那个新年开始，他便有了将财产给别人的想法。
八年，女儿从未回来看她，即便是生病了，也盼不回来女儿。他表示，“虽然我前些年有些矛盾，但是由于我需要晚间救急，我的医疗呼救座机电话从来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原来的家庭电话号码，想联系我的渠道是通的，但是8年我没有等到一个联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星斗月移，我的想法与日俱增，我就一直想，以后谁对我好，谁为我养老送，我就将财产赠予谁。” 方波奇说。
“从现在我们接待的情况来看，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把财产给到亲属之外的人，也就是说遗赠给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主任崔文姬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目前全国登记保管遗嘱的数量达17.5万份，仅北京一个城市就达到了10.7万人。在这10.7万人中，有3564份属于这一情况，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财产是给到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话筒]把房产遗赠两大机构，只给女儿基本生活保证
“我认为在我百年之后，我的财产应该留给有意义的机构或组织，而对于我的女儿，我最想给她的是一些基本的保证和一个善良的榜样。”来自北京市某高中的地理老师童倩（化名）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今年刚刚50多岁的她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财产遗赠给她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两个机构。
童倩是北京市某高中的地理老师。近日，她走近中华遗嘱库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了遗赠公证，而她要遗赠的对象是她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另一个是成立于2012年、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礼书院”。
“我认为这两个机构所进行的事情都非常有意义，而他们的发展也确实需要资金，所以我想在我百年之后，把我仅有的一些房产资源遗赠给他们。”童倩说，对于她而言，从小到大得到了很多爱和帮助，所以在她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奉献自己的爱，这样社会才能良性循环。
20多年前，童倩成为了自然之友的会员，因为自己本身是地理老师的缘故，童倩一直对环境教育充满着好奇和热情。“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5年前，林则徐的这句名言，让童倩第一次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2017年前后，一个老人在去世之后，将自己的全部房产捐赠给了“自然之友”，进一步推动了童倩心里的这个想法。
“我父母今年80多岁了，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支持。”童倩告诉记者，我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我跟她沟通的时候，她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也给她买了些保险，给了她一些基本的保障，但我认为对于女儿，够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给她很多，我认为给女儿留下精神的东西比物质的东西要更加有用。”
童倩表示，“我认为我就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很本分的事情。虽然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物质。”
[话筒]中华遗嘱库中心：“财产留给外人”越来越普遍，应尊重个人意愿
“我2018年接待了一个来自北京市的70多岁的奶奶，她当时过来找到我们就是想等她百年之后，把她的全部财产给小她几岁的邻居，这个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崔文姬回忆到，这位老人是一位大学老师，十多年前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到国外读书，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两个女儿对她的关心就越来越少，反而是她的邻居几十年来一直在照顾她，和她作伴。
崔文姬告诉记者，“这个老人当时的观点就是，钱应该是要给到自己认为正确的人，做一个感恩的回馈。”
今年，11月中旬，据上海市金山司法局消息，一位年过8旬的上海老人，突然决定他将自己的全部遗产留给了楼下水果摊店主，经过多方了解，老先生是一名退休工人，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家里的其他亲戚也不常来往，反而是楼下水果摊店主一家对其照顾有加，所以老人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自己的全部遗产赠予他们。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2018年，老人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并不多见，所以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崔文姬说，“现在这一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于遗嘱的看法更加开放了，不像以前一样很忌讳谈论生死，法律意识也普遍提高，想通过遗嘱这样一个法律文件，提前来把善后事进行一个安排；另一方面，现在大家在分配财产的时候，更加理性，这份财产不一定是非得自己的家人，也可以给到对自己很重要的一些亲属或者朋友。”
“完成这一心愿，我周身轻松，如卸千钧重负。”方波奇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当今是独生子女社会，不乏一些啃老族，我要鞭挞这种人和现象，我这辈子尊老爱幼，先人后己，春蚕到死丝方尽，一生无怨无悔。做人的最高原则，是做给良心看的。
童倩也说，“财产还是留给有意义的人和事情，这样社会才能良性循环。”（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我有一个女儿，但是已经将近8年不联系了，2013年除夕夜的下午，是我和我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从那之后到现在，她再也没有联系我。”方波奇无奈的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那个新年开始，他便有了将财产给别人的想法。
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首批司法解释。其中规定，不尽孝者少分或不分遗产。
[话筒]与女儿8年不联系，将财产留给救过命的朋友
一件白色的衬衫，外边穿一件黑色的马甲，搭配一件西服和领带，是68岁的老中医方波奇最喜欢的穿搭。通常他还会带上一幅墨镜，这是他几十年以来的坚持。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体面而讲究的老人，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朋友，而非自己的亲生女儿。
方波奇今年68岁，现在是上海某医院的一名老中医。近日，他走进了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救过自己的一位朋友。
方波奇告诉记者，“我的肾一直不好，2018年的一天早上8点，我刚刚走进我的诊室，就觉得情况特别不好，浑身颤抖、头晕，心脏当时也跳的非常快，那会儿我以为我就要不行了，但因为之前有病人挂了我的号，我不能让他们白等，所以我坚持把当天的病人看完，直到下午2点。”
“当时我的工作伙伴一直在劝我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抢救，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坚持到最后，并且我当时潜意识认为我要‘完了’，还让她给我照了最后的工作照，作为自己的遗像。”方波奇回忆到，看诊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被我这位朋友送到我们医院抢救，并且还得以转院去更大的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因为当时时间就是我的命，她当机立断给我找了医生，联系病房就地抢救治疗。她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工作伙伴。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忠诚、善良、淳朴、厚道，是位稀世罕见的重情义、讲道德的人。”
“我有一个女儿，2013年除夕夜的下午，是我和我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从那之后到现在，她再也没有联系我。”方波奇无奈的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从那个新年开始，他便有了将财产给别人的想法。
八年，女儿从未回来看她，即便是生病了，也盼不回来女儿。他表示，“虽然我前些年有些矛盾，但是由于我需要晚间救急，我的医疗呼救座机电话从来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原来的家庭电话号码，想联系我的渠道是通的，但是8年我没有等到一个联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星斗月移，我的想法与日俱增，我就一直想，以后谁对我好，谁为我养老送，我就将财产赠予谁。” 方波奇说。
“从现在我们接待的情况来看，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把财产给到亲属之外的人，也就是说遗赠给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主任崔文姬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目前全国登记保管遗嘱的数量达17.5万份，仅北京一个城市就达到了10.7万人。在这10.7万人中，有3564份属于这一情况，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财产是给到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话筒]把房产遗赠两大机构，只给女儿基本生活保证
“我认为在我百年之后，我的财产应该留给有意义的机构或组织，而对于我的女儿，我最想给她的是一些基本的保证和一个善良的榜样。”来自北京市某高中的地理老师童倩（化名）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今年刚刚50多岁的她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财产遗赠给她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两个机构。
童倩是北京市某高中的地理老师。近日，她走近中华遗嘱库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了遗赠公证，而她要遗赠的对象是她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另一个是成立于2012年、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礼书院”。
“我认为这两个机构所进行的事情都非常有意义，而他们的发展也确实需要资金，所以我想在我百年之后，把我仅有的一些房产资源遗赠给他们。”童倩说，对于她而言，从小到大得到了很多爱和帮助，所以在她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奉献自己的爱，这样社会才能良性循环。
20多年前，童倩成为了自然之友的会员，因为自己本身是地理老师的缘故，童倩一直对环境教育充满着好奇和热情。“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5年前，林则徐的这句名言，让童倩第一次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2017年前后，一个老人在去世之后，将自己的全部房产捐赠给了“自然之友”，进一步推动了童倩心里的这个想法。
“我父母今年80多岁了，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支持。”童倩告诉记者，我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我跟她沟通的时候，她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也给她买了些保险，给了她一些基本的保障，但我认为对于女儿，够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给她很多，我认为给女儿留下精神的东西比物质的东西要更加有用。”
童倩表示，“我认为我就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很本分的事情。虽然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物质。”
[话筒]中华遗嘱库中心：“财产留给外人”越来越普遍，应尊重个人意愿
“我2018年接待了一个来自北京市的70多岁的奶奶，她当时过来找到我们就是想等她百年之后，把她的全部财产给小她几岁的邻居，这个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崔文姬回忆到，这位老人是一位大学老师，十多年前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到国外读书，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两个女儿对她的关心就越来越少，反而是她的邻居几十年来一直在照顾她，和她作伴。
崔文姬告诉记者，“这个老人当时的观点就是，钱应该是要给到自己认为正确的人，做一个感恩的回馈。”
今年，11月中旬，据上海市金山司法局消息，一位年过8旬的上海老人，突然决定他将自己的全部遗产留给了楼下水果摊店主，经过多方了解，老先生是一名退休工人，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家里的其他亲戚也不常来往，反而是楼下水果摊店主一家对其照顾有加，所以老人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自己的全部遗产赠予他们。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2018年，老人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并不多见，所以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崔文姬说，“现在这一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于遗嘱的看法更加开放了，不像以前一样很忌讳谈论生死，法律意识也普遍提高，想通过遗嘱这样一个法律文件，提前来把善后事进行一个安排；另一方面，现在大家在分配财产的时候，更加理性，这份财产不一定是非得自己的家人，也可以给到对自己很重要的一些亲属或者朋友。”
“完成这一心愿，我周身轻松，如卸千钧重负。”方波奇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当今是独生子女社会，不乏一些啃老族，我要鞭挞这种人和现象，我这辈子尊老爱幼，先人后己，春蚕到死丝方尽，一生无怨无悔。做人的最高原则，是做给良心看的。
童倩也说，“财产还是留给有意义的人和事情，这样社会才能良性循环。”（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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