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日，釋迦涅槃，僧俗燃燈，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商家售涅槃兜，大明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祓除不祥，導迎福祉。
●釋迦涅槃
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群生， 四十九載，乃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槃涅。涅槃譯雲滅度， 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魏書》）
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然後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言泥洹。譯曰：滅度。亦言：常樂我淨。（《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共撰述，教為十二部經。（《太平御覽》）
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太史扈多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盤也。（《夜航船》）
安坐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十五日子時。」（《五燈會元》）
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僧寶傳》）
●涅槃會
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麇至，猶其遺俗也。（《熙朝盛事》）
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游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柳林、楊府、雲洞，錢湖門外慶樂、小湖等園，嘉會門外包家山王保生、張太尉等園，玩賞奇花異木。最是包家山桃開渾如錦障，極為可愛。此日帥守、縣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賜酒食，勸以農桑，告諭勤劬，奉行虔恪。天慶觀遞年設老君誕會，燃萬盞華燈，供聖修齋，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來無數。崇新門外長明寺及諸教院僧尼，建佛涅勝會，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竟日不絕。（《夢梁錄》）
●涅槃兜
張手美家二月十五日涅槃兜。（《食譜》）
●燃燈
二月望，僧俗燃燈如中國上元節。（《宋史·高麗》）
●做佛事、祓不祥
初，世祖至無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眾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舁監壇漢關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彩樓以觀覽焉。事畢，送傘蓋，復置御座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謂之游皇城，歲以為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止之，不聽。
（《續資治通鑒》）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獲安國剎。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雲與眾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抬舁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抬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緌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彩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為常，謂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輟，尋復舉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元史》）
●釋迦涅槃
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群生， 四十九載，乃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槃涅。涅槃譯雲滅度， 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魏書》）
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然後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言泥洹。譯曰：滅度。亦言：常樂我淨。（《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共撰述，教為十二部經。（《太平御覽》）
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太史扈多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盤也。（《夜航船》）
安坐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十五日子時。」（《五燈會元》）
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僧寶傳》）
●涅槃會
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麇至，猶其遺俗也。（《熙朝盛事》）
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游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柳林、楊府、雲洞，錢湖門外慶樂、小湖等園，嘉會門外包家山王保生、張太尉等園，玩賞奇花異木。最是包家山桃開渾如錦障，極為可愛。此日帥守、縣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賜酒食，勸以農桑，告諭勤劬，奉行虔恪。天慶觀遞年設老君誕會，燃萬盞華燈，供聖修齋，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來無數。崇新門外長明寺及諸教院僧尼，建佛涅勝會，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竟日不絕。（《夢梁錄》）
●涅槃兜
張手美家二月十五日涅槃兜。（《食譜》）
●燃燈
二月望，僧俗燃燈如中國上元節。（《宋史·高麗》）
●做佛事、祓不祥
初，世祖至無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眾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舁監壇漢關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彩樓以觀覽焉。事畢，送傘蓋，復置御座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謂之游皇城，歲以為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止之，不聽。
（《續資治通鑒》）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獲安國剎。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雲與眾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抬舁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抬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緌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彩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為常，謂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輟，尋復舉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元史》）
#大明王朝1566[超话]#写了最喜欢的胡宗宪的台词*11，贴成册页取名《沧浪之水》，既是剧中以水之清浊比喻清流权臣之意，也是这组纸的颜色名[抱一抱]对剧里很多人物都喜欢，但最喜欢的还是小胡[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作为浙直总督，关爱两省子民，视百姓身家如自己身家；作为臣子，忧念君上，公忠体国；作为封疆大吏，抗击外侮，平息东南倭乱；作为上级，知人善任，驭下有方，提点属下；作为严嵩门生，礼敬恩师，宁随大树倾倒，也不反戈背叛。同时面对严世蕃不顾民生也要改稻为桑之意、郑何在任上敛财害民、百姓要活命、清流要借机倒严、皇上的逼问、君父要倒严必须先倒了自己这一步骤、阁老之谆谆教诲等几重情况与压力，最后他没有听恩师倭寇不能全剿之语，心如死灰不避炮矢，宁给自己选择了“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也要全歼倭寇。身处污浊官场，心似青天明月，懂圆融应变但不失原则，视家国利益重于一己之身。刘和平老师笔下的胡宗宪，是龙城飞将，是人间惊鸿客，是心有大爱的部堂[抱一抱]
小沧浪和小天青好配，敲开心[哇][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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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这点，他在1854年2月25日发布的《讨粤匪檄》中已经表达得十分透彻：#中宏凯创段旭初周末阅读#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其基本动机是为了捍卫“儒家文化”，而不是为了“保卫大清王朝”。这也是办团练之初他本能的想法，因为捍卫“儒家文化”最能号召地方乡绅，而“保卫大清王朝”是八旗、绿营这些朝廷正规军的事，团练兵其时根本不敢作此想，代大匠斫，只会自伤其手。
这个口号虽然在后来被政敌抓住把柄，给他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但当时格调无疑较高，充满了人文情怀，颇能凝聚人心。
比较之下，何桂清就没有曾氏这么远大的文化理想。他更接近一个帝国体制里职业化的官僚，没有自己的主张，一切以咸丰皇帝的定见是从，按照历朝历代多数官员走过的老路，希图通过体制谋求个人的升迁与利益，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属于比较典型常见的优秀“循吏”。
处身乱世，做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有“循吏”所没有的大风险。曾国藩本人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讨粤匪檄》里的那段话，等于在大清国的眼皮底下亮出“只卫道，不勤王”的旗帜，这些在日后不幸成为政敌暗地攻击他的政治把柄。
曾国藩第一次尝到《讨粤匪檄》的苦头，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12月3日。之前，他率领湘勇攻下华中重镇武昌城，继而挥师东下，陆续收复兴国、大冶、蕲州、广济、田家镇，直迫江西九江。这一举改变了三年来太平军所过之省八旗、绿营兵一触即溃的局面。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攻占武昌城的捷报，喜形于色，回头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颁发圣旨，任命曾国藩出任代理湖北巡抚。
何桂清在京的依靠、军机大臣祁隽藻适时站出来，如此提醒青年皇帝：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意思很明白，曾国藩在湖南湘乡守孝期间，已不是朝廷命官，而是一介布衣，这样的人在乡下摇旗一喊，几万民兵便团结到他旗下，战场上屡立血功，这对朝廷来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潜台词很明确，曾国藩旗下的湘勇，是乡下知识分子加农民组合，跟洪秀全的太平军差不多是一个模式，都是大清国底层民众团结起来，组织大规模的武力杀戮，如果湘勇临时掉转枪口，对朝廷也是个巨大的威胁。
咸丰皇帝正在兴头上，听完猛然警醒，打了一个激灵。仅仅一个星期，他便收回对曾国藩的湖北巡抚任命，仍让他以空头的钦差大臣、从二品兵部侍郎身份，在地方担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明面上说，是曾国藩没有时间治理湖北省政事，事实上呢，是担心湘军日后坐大，成为“湘勇天国”。
其后六年里，咸丰皇帝一直以祁隽藻这次的提醒为纲领，对湘军集团采取“军事上利用、政治上靠边”的一拉一打策略。君臣之间这一矛盾冲突的极致，在咸丰七年（1857年）初，曾国藩以回籍守孝为由，跟朝廷要价，仍没能改变咸丰皇帝对湘军的既定利用策略，最终依然没有授予他任何地方实权。
湘军统帅既然被朝廷在政治上边缘化，属于何桂清集团的机会到来。
咸丰七年（1857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彭蕴章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6月，何桂清走马上任。
朝廷决定重用何桂清，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观念与朝廷当时的军事理念完全合拍。根据何桂清的方案，地方团练兵与绿营兵联手，辅助由八旗军所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最终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任务。这完全符合咸丰皇帝的本愿。毕竟，满、汉的血统藩篱始终存在。咸丰皇帝认为，中央政权必须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这是不能商量的原则问题。事实上，咸丰皇帝对湘勇的定位，一开始也是这么设定的，只是曾国藩本人不同意而已。朝廷“宠何冷曾”，自然而然。
有了何桂清来主持东南，咸丰皇帝开始考虑，对试图为汉官扩权的曾国藩卸磨杀驴。咸丰七年（1857年）9月25日，朝廷在圣旨中非但没有答应曾国藩在守孝期间上奏提出的给予地方实权的要求，反而勒令他在籍继续守孝，无限期休假。这意味着，朝廷将剿灭太平天国的希望，逐渐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集团与江南大营身上。
可惜，战争需要的是靠军事能力说话，而不是坐在朝堂上光凭发文件用人。非常时期，“政治正确”一定不能凌驾于“军事正确”之上，因为政治权力离开军事能力的支撑，便虚弱到不能自持。
事实很快证明了这条原则。何桂清、和春虽然在朝廷政策上精通逢迎、擅长权术，但军事上严重不争气，仅一年零四个月后，浙江全省军事告急。
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只好请曾国藩再度出山。
如前文所述，曾国藩有了前面的教训，不再讨价还价。他发现，湘军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反倒军事节节顺利，他生怕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等人联手，摘取了最后的胜利果实，让自己这个最早发起组建湘勇的统帅，变成站在门外看热闹的闲汉。他不再提任何要求，接到圣旨四天后就出发前往长沙，然后直接赶赴湖北、安徽前线接印任事。
重新以钦差大臣、帮办团练大臣身份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流动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既然身负督办浙江军务一职，便无可避免地与两江总督何桂清第一次面对面碰上。
两人围绕军事、政治，神仙打架，斗智斗法，在所难免了。
何桂清为人机灵，见事机警，他准确领会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意图，始终紧跟朝廷的政治路线，对湘军集团既利用，又排斥。所以，还在浙江巡抚任内，他便从不接济曾国藩军饷，但每月却准时接济江南大营六万两军饷银。
前段时间，朝廷为保全皖南，出台了一项新规，将皖南划归浙江省管辖。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从江南大营派出的开赴皖南作战的邓绍良部，其一万七千余人也得由浙江提供军饷。何桂清乐于接受，接济从来不打折扣。
两相比较，何桂清排斥湘军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
何桂清此时比较乐观的整体构想是：由浙江省官府出钱，江南大营出人，前方跟后勤紧密配合，联手打太平军。
在何桂清看来，两江行省绿营兵跟两江大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联手，多达三十余万兵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是可以兑现的事。得意之际，他不忘向自己的后台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写信炫耀：
其一，“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
其二，“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
何桂清虽然自我预估乐观过了头，但这两段话，并不完全是无根据的胡吹。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东南军事一时渐有起色，江南大营二十万人马，已经团团围住了天京。
但话易说，事情难办。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两江三省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何桂清既然要负责出钱，就需要筹集更多的钱、粮以充军饷。琢磨之下，他将生财的门路放宽，试图扩大两江总督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控制浙江，以筹集更多的钱粮。
对何桂清而言，控制浙江，至少有两大好处：
第一，一旦控制了浙江，同时也就控制了皖南，筹集钱粮地域更广；
第二，浙江西部的杭、嘉、湖地区是富庶之区，与江苏接壤，是重要饷源地。
应了“天下英雄，所见略同”的老话，几乎就在同时，曾国藩也瞄上了浙江。
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10月中旬，湘军便奋力攻占九江。到这年年底，差不多全部收复了太平军在江西、安徽所占领过的府、州、县。曾国藩、胡林翼认为，如果此时能够控制浙江，则可以把控皖南，既能防止太平军从皖南杀入江西，波及湖北、湖南两省，又能够部分解决让人头疼的军饷难题，一举两得。
围绕浙江财政的控制权，曾国藩与何桂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争夺的焦点，集中表现为保举浙江巡抚这一点上。
朝廷本着平衡曾国藩湘军集团、何桂清集团之间权力的原则，浙江巡抚一直从湘军集团中选取。两江总督距浙江近在咫尺，湖北巡抚则中间隔了江西，胡林翼插不进手，便可以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不至于让任何一方独大。
咸丰八年（1858年）9月，朝廷任命胡兴仁担任浙江巡抚。
胡兴仁字恕堂，湖南保靖人，早年曾为曾国藩办过后路粮台，算是准湘军集团的人物。
为排斥湘军势力在浙江的影响力，何桂清对胡兴仁出任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痛骂胡兴仁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人物，并指责说，因为他的到来，“浙江公事大变”。
由于何桂清不遗余力地拆台，胡兴仁干了不到一年，便匆促下台了。
咸丰九年（1859年），胡林翼赶紧举荐前湖北布政使罗遵殿，由他接任浙江巡抚，再次成功。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因为与胡林翼这层关系，也算得上是准湘军集团的人物。
两次保举浙江巡抚均被湘军集团争胜，何桂清有点儿小失望。他开始将权力重心放在自己下辖的江苏，重用自己一手培植的原杭州知府王有龄，试图让王有龄接替江苏巡抚赵德辙。但到咸丰九年（1859年）春，朝廷节外生枝，任命徐有壬出任江苏巡抚。
何桂清再次感到失望，不得已，又重新瞄上浙江。
机会说来就来。太平军在这段时间的凶猛攻势，无意中帮何桂清达成了这一愿望。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破江南大营而“围魏救赵”，进攻杭州。3月16日，李秀成攻占广德，亲率七千精锐杀进浙西。3月21日，攻占浙江安吉。3月28日，直趋武康。到4月1日，太平军开始进攻杭州。
3月26日，困守孤城的浙江巡抚罗遵殿向胡林翼、曾国藩发出紧急求援，同时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告急。和春派张玉良带领一万余名八旗兵驰援。两江总督何桂清得知后，紧急下令张玉良，到苏州后先听候江苏藩司王有龄的指示。
4月5日，张玉良到达苏州。王有龄遵从何桂清的密令，以“视察苏州城垣”为名，请张玉良暂时逗留两天，再安排张玉良先援湖州，最后再去救杭州。王有龄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打出一个时间差，借太平军之手清除罗遵殿。到4月9日，太平军首领谭绍光果然带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敢死队攻破杭州城，浙江巡抚罗遵殿兵败自杀。
何桂清抓紧时机，第三次保举人。
咸丰十年（1860年）5月22日，朝廷根据何桂清的保举，任命王有龄为浙江巡抚。
一番争夺下来，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开始站到下风。
雪上加霜的是，危情时刻，湘军集团内部骤然出现分裂危机。
咸丰十年（1860年）6月，朝廷刚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那会儿，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领会到何桂清的意图，继续采取分化湘军集团的策略。他率先向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抛出橄榄枝，保举实授李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朝廷“诏如所请”，将李元度交付浙江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
李元度之所以意气用事，中途改换门庭，最为直接的原因是，曾国藩驻节祁门期间，派他守徽州城，约定满半个月。李元度不遵规定，只守三天就逃跑了，导致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大营被太平军重重包围，统帅差点儿丧命。李元度事后害怕担责，遭曾国藩弹劾之后，直接负气出走。这也是湖南人中常见的倔强牛脾气，一旦闹翻，便硬扛到底，你说东，他偏朝西，就是不听话，看你能将他怎样。
接到朝命后，李元度立即回湖南平江募兵八千人，取名“安越军”，意思是“安定古越地盘的军队”，这是他与曾国藩公开分裂的信号。
“苦心以护诸将”的胡林翼感到事态不妙，意识到湘军照此发展下去，内部有四分五裂的危险，弄不好会整体崩盘，让曾、左、胡前面十余年的辛苦经营白费力气。为了维系湘军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也为了争取李元度重回湘军，他搁下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弹劾，曲意向朝廷上奏李的功绩，让他恢复按察使衔，并赏加布政使衔，其委曲求全之心，令旁观者为之动容。
但李元度文人意气，常年醉心读书写作，军事、政治均较外行，牛脾气一旦犯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没有理解胡氏的一番苦心，对这些置之不理，照旧保持“安越军”的番号。
就在湘军集团内外交困，眼看着要被何桂清逐步挤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咸丰十年（1860年）6月24日，太平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摧毁了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是何桂清竭两江三省之财予以支援，在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的统领下辛勤经营起来的，人数达二十余万之众，朝廷倚为中流砥柱。
何桂清没有想到，他穷尽数省财力养活的这支军队，居然毫无战斗力可言。据接触过它的美国在华牧师这样描述：“不像军队，形同市集，吃喝玩乐，大烟娼赌俱全。”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其基本动机是为了捍卫“儒家文化”，而不是为了“保卫大清王朝”。这也是办团练之初他本能的想法，因为捍卫“儒家文化”最能号召地方乡绅，而“保卫大清王朝”是八旗、绿营这些朝廷正规军的事，团练兵其时根本不敢作此想，代大匠斫，只会自伤其手。
这个口号虽然在后来被政敌抓住把柄，给他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但当时格调无疑较高，充满了人文情怀，颇能凝聚人心。
比较之下，何桂清就没有曾氏这么远大的文化理想。他更接近一个帝国体制里职业化的官僚，没有自己的主张，一切以咸丰皇帝的定见是从，按照历朝历代多数官员走过的老路，希图通过体制谋求个人的升迁与利益，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属于比较典型常见的优秀“循吏”。
处身乱世，做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有“循吏”所没有的大风险。曾国藩本人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讨粤匪檄》里的那段话，等于在大清国的眼皮底下亮出“只卫道，不勤王”的旗帜，这些在日后不幸成为政敌暗地攻击他的政治把柄。
曾国藩第一次尝到《讨粤匪檄》的苦头，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12月3日。之前，他率领湘勇攻下华中重镇武昌城，继而挥师东下，陆续收复兴国、大冶、蕲州、广济、田家镇，直迫江西九江。这一举改变了三年来太平军所过之省八旗、绿营兵一触即溃的局面。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攻占武昌城的捷报，喜形于色，回头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颁发圣旨，任命曾国藩出任代理湖北巡抚。
何桂清在京的依靠、军机大臣祁隽藻适时站出来，如此提醒青年皇帝：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意思很明白，曾国藩在湖南湘乡守孝期间，已不是朝廷命官，而是一介布衣，这样的人在乡下摇旗一喊，几万民兵便团结到他旗下，战场上屡立血功，这对朝廷来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潜台词很明确，曾国藩旗下的湘勇，是乡下知识分子加农民组合，跟洪秀全的太平军差不多是一个模式，都是大清国底层民众团结起来，组织大规模的武力杀戮，如果湘勇临时掉转枪口，对朝廷也是个巨大的威胁。
咸丰皇帝正在兴头上，听完猛然警醒，打了一个激灵。仅仅一个星期，他便收回对曾国藩的湖北巡抚任命，仍让他以空头的钦差大臣、从二品兵部侍郎身份，在地方担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明面上说，是曾国藩没有时间治理湖北省政事，事实上呢，是担心湘军日后坐大，成为“湘勇天国”。
其后六年里，咸丰皇帝一直以祁隽藻这次的提醒为纲领，对湘军集团采取“军事上利用、政治上靠边”的一拉一打策略。君臣之间这一矛盾冲突的极致，在咸丰七年（1857年）初，曾国藩以回籍守孝为由，跟朝廷要价，仍没能改变咸丰皇帝对湘军的既定利用策略，最终依然没有授予他任何地方实权。
湘军统帅既然被朝廷在政治上边缘化，属于何桂清集团的机会到来。
咸丰七年（1857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彭蕴章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6月，何桂清走马上任。
朝廷决定重用何桂清，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观念与朝廷当时的军事理念完全合拍。根据何桂清的方案，地方团练兵与绿营兵联手，辅助由八旗军所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最终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任务。这完全符合咸丰皇帝的本愿。毕竟，满、汉的血统藩篱始终存在。咸丰皇帝认为，中央政权必须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这是不能商量的原则问题。事实上，咸丰皇帝对湘勇的定位，一开始也是这么设定的，只是曾国藩本人不同意而已。朝廷“宠何冷曾”，自然而然。
有了何桂清来主持东南，咸丰皇帝开始考虑，对试图为汉官扩权的曾国藩卸磨杀驴。咸丰七年（1857年）9月25日，朝廷在圣旨中非但没有答应曾国藩在守孝期间上奏提出的给予地方实权的要求，反而勒令他在籍继续守孝，无限期休假。这意味着，朝廷将剿灭太平天国的希望，逐渐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集团与江南大营身上。
可惜，战争需要的是靠军事能力说话，而不是坐在朝堂上光凭发文件用人。非常时期，“政治正确”一定不能凌驾于“军事正确”之上，因为政治权力离开军事能力的支撑，便虚弱到不能自持。
事实很快证明了这条原则。何桂清、和春虽然在朝廷政策上精通逢迎、擅长权术，但军事上严重不争气，仅一年零四个月后，浙江全省军事告急。
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只好请曾国藩再度出山。
如前文所述，曾国藩有了前面的教训，不再讨价还价。他发现，湘军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反倒军事节节顺利，他生怕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等人联手，摘取了最后的胜利果实，让自己这个最早发起组建湘勇的统帅，变成站在门外看热闹的闲汉。他不再提任何要求，接到圣旨四天后就出发前往长沙，然后直接赶赴湖北、安徽前线接印任事。
重新以钦差大臣、帮办团练大臣身份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流动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既然身负督办浙江军务一职，便无可避免地与两江总督何桂清第一次面对面碰上。
两人围绕军事、政治，神仙打架，斗智斗法，在所难免了。
何桂清为人机灵，见事机警，他准确领会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意图，始终紧跟朝廷的政治路线，对湘军集团既利用，又排斥。所以，还在浙江巡抚任内，他便从不接济曾国藩军饷，但每月却准时接济江南大营六万两军饷银。
前段时间，朝廷为保全皖南，出台了一项新规，将皖南划归浙江省管辖。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从江南大营派出的开赴皖南作战的邓绍良部，其一万七千余人也得由浙江提供军饷。何桂清乐于接受，接济从来不打折扣。
两相比较，何桂清排斥湘军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
何桂清此时比较乐观的整体构想是：由浙江省官府出钱，江南大营出人，前方跟后勤紧密配合，联手打太平军。
在何桂清看来，两江行省绿营兵跟两江大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联手，多达三十余万兵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是可以兑现的事。得意之际，他不忘向自己的后台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写信炫耀：
其一，“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
其二，“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
何桂清虽然自我预估乐观过了头，但这两段话，并不完全是无根据的胡吹。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东南军事一时渐有起色，江南大营二十万人马，已经团团围住了天京。
但话易说，事情难办。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两江三省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何桂清既然要负责出钱，就需要筹集更多的钱、粮以充军饷。琢磨之下，他将生财的门路放宽，试图扩大两江总督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控制浙江，以筹集更多的钱粮。
对何桂清而言，控制浙江，至少有两大好处：
第一，一旦控制了浙江，同时也就控制了皖南，筹集钱粮地域更广；
第二，浙江西部的杭、嘉、湖地区是富庶之区，与江苏接壤，是重要饷源地。
应了“天下英雄，所见略同”的老话，几乎就在同时，曾国藩也瞄上了浙江。
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10月中旬，湘军便奋力攻占九江。到这年年底，差不多全部收复了太平军在江西、安徽所占领过的府、州、县。曾国藩、胡林翼认为，如果此时能够控制浙江，则可以把控皖南，既能防止太平军从皖南杀入江西，波及湖北、湖南两省，又能够部分解决让人头疼的军饷难题，一举两得。
围绕浙江财政的控制权，曾国藩与何桂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争夺的焦点，集中表现为保举浙江巡抚这一点上。
朝廷本着平衡曾国藩湘军集团、何桂清集团之间权力的原则，浙江巡抚一直从湘军集团中选取。两江总督距浙江近在咫尺，湖北巡抚则中间隔了江西，胡林翼插不进手，便可以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不至于让任何一方独大。
咸丰八年（1858年）9月，朝廷任命胡兴仁担任浙江巡抚。
胡兴仁字恕堂，湖南保靖人，早年曾为曾国藩办过后路粮台，算是准湘军集团的人物。
为排斥湘军势力在浙江的影响力，何桂清对胡兴仁出任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痛骂胡兴仁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人物，并指责说，因为他的到来，“浙江公事大变”。
由于何桂清不遗余力地拆台，胡兴仁干了不到一年，便匆促下台了。
咸丰九年（1859年），胡林翼赶紧举荐前湖北布政使罗遵殿，由他接任浙江巡抚，再次成功。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因为与胡林翼这层关系，也算得上是准湘军集团的人物。
两次保举浙江巡抚均被湘军集团争胜，何桂清有点儿小失望。他开始将权力重心放在自己下辖的江苏，重用自己一手培植的原杭州知府王有龄，试图让王有龄接替江苏巡抚赵德辙。但到咸丰九年（1859年）春，朝廷节外生枝，任命徐有壬出任江苏巡抚。
何桂清再次感到失望，不得已，又重新瞄上浙江。
机会说来就来。太平军在这段时间的凶猛攻势，无意中帮何桂清达成了这一愿望。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破江南大营而“围魏救赵”，进攻杭州。3月16日，李秀成攻占广德，亲率七千精锐杀进浙西。3月21日，攻占浙江安吉。3月28日，直趋武康。到4月1日，太平军开始进攻杭州。
3月26日，困守孤城的浙江巡抚罗遵殿向胡林翼、曾国藩发出紧急求援，同时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告急。和春派张玉良带领一万余名八旗兵驰援。两江总督何桂清得知后，紧急下令张玉良，到苏州后先听候江苏藩司王有龄的指示。
4月5日，张玉良到达苏州。王有龄遵从何桂清的密令，以“视察苏州城垣”为名，请张玉良暂时逗留两天，再安排张玉良先援湖州，最后再去救杭州。王有龄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打出一个时间差，借太平军之手清除罗遵殿。到4月9日，太平军首领谭绍光果然带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敢死队攻破杭州城，浙江巡抚罗遵殿兵败自杀。
何桂清抓紧时机，第三次保举人。
咸丰十年（1860年）5月22日，朝廷根据何桂清的保举，任命王有龄为浙江巡抚。
一番争夺下来，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开始站到下风。
雪上加霜的是，危情时刻，湘军集团内部骤然出现分裂危机。
咸丰十年（1860年）6月，朝廷刚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那会儿，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领会到何桂清的意图，继续采取分化湘军集团的策略。他率先向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抛出橄榄枝，保举实授李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朝廷“诏如所请”，将李元度交付浙江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
李元度之所以意气用事，中途改换门庭，最为直接的原因是，曾国藩驻节祁门期间，派他守徽州城，约定满半个月。李元度不遵规定，只守三天就逃跑了，导致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大营被太平军重重包围，统帅差点儿丧命。李元度事后害怕担责，遭曾国藩弹劾之后，直接负气出走。这也是湖南人中常见的倔强牛脾气，一旦闹翻，便硬扛到底，你说东，他偏朝西，就是不听话，看你能将他怎样。
接到朝命后，李元度立即回湖南平江募兵八千人，取名“安越军”，意思是“安定古越地盘的军队”，这是他与曾国藩公开分裂的信号。
“苦心以护诸将”的胡林翼感到事态不妙，意识到湘军照此发展下去，内部有四分五裂的危险，弄不好会整体崩盘，让曾、左、胡前面十余年的辛苦经营白费力气。为了维系湘军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也为了争取李元度重回湘军，他搁下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弹劾，曲意向朝廷上奏李的功绩，让他恢复按察使衔，并赏加布政使衔，其委曲求全之心，令旁观者为之动容。
但李元度文人意气，常年醉心读书写作，军事、政治均较外行，牛脾气一旦犯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没有理解胡氏的一番苦心，对这些置之不理，照旧保持“安越军”的番号。
就在湘军集团内外交困，眼看着要被何桂清逐步挤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咸丰十年（1860年）6月24日，太平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摧毁了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是何桂清竭两江三省之财予以支援，在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的统领下辛勤经营起来的，人数达二十余万之众，朝廷倚为中流砥柱。
何桂清没有想到，他穷尽数省财力养活的这支军队，居然毫无战斗力可言。据接触过它的美国在华牧师这样描述：“不像军队，形同市集，吃喝玩乐，大烟娼赌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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