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全职妈妈发工资吗# 我觉得应该的，这是对全职妈妈付出的肯定，但全职妈妈的绝望，职业与育儿矛盾的牺牲不能仅仅用这份工资衡量。
社会一边在宣传女性的牺牲和伟大，一边在合理化这些牺牲和伟大。作为一个母亲，你理应照顾孩子，放到当下的疫情环境，我们依然在鼓吹这些牺牲，护士们为了上疫区剃光头，流产后10天就上前线，怀孕9个月依然在一线……一边鼓吹着女性的牺牲，一边却又在采访中剪掉被提到的“生理期”。
无论如何，希望每位妈妈在选择回归家庭、照料孩子时，她是发自内心想这样做，并且家里人能看到并且认可她的贡献和价值；也希望妈妈选择去职场打拼时，能放下对家庭和孩子的愧疚，不盲目自责。
没人知道全职妈妈的苦，只有全职妈妈们。#v光新星#
社会一边在宣传女性的牺牲和伟大，一边在合理化这些牺牲和伟大。作为一个母亲，你理应照顾孩子，放到当下的疫情环境，我们依然在鼓吹这些牺牲，护士们为了上疫区剃光头，流产后10天就上前线，怀孕9个月依然在一线……一边鼓吹着女性的牺牲，一边却又在采访中剪掉被提到的“生理期”。
无论如何，希望每位妈妈在选择回归家庭、照料孩子时，她是发自内心想这样做，并且家里人能看到并且认可她的贡献和价值；也希望妈妈选择去职场打拼时，能放下对家庭和孩子的愧疚，不盲目自责。
没人知道全职妈妈的苦，只有全职妈妈们。#v光新星#
汉末著名的键盘侠－四岁让梨的孔融被传扬至今，可为何几乎没人说长大后的孔融？因为反差太大了，不好说。
“让梨”这件事太具有代表意义，加之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出身名门望族，因此受到了世人的尊敬，小小年纪便名动天下。
孔融1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悲痛过度之下，连站都站不起来。此事为时人所赞扬。孔融名气值上升。
16岁时，孔融做了件大事——他私自收留了得罪乱政宦官的张俭。
这件事本来跟他没关系，张俭是来投奔他哥孔褒的，但不巧的是孔褒不在。就在张俭准备走的时候，孔融跳出来大包大揽，将张俭藏了起来。
之后事情败露，上面的人都秘密地将此事压了下来，张俭得以逃脱。但藏人这件事总要有人出来顶缸。最终，诏书定了孔褒的罪，孔融脱身事外，名气值上升。
按说孔融将自己兄长都连累死了，理应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一些教训，但其实并没有。
被杨赐征召为司徒后，孔融玩了命的检举宦官亲族。当时宦官专权，没人敢动他们的人，孔融小小年纪做出此等行为，震惊朝野，名气值飙升。
何进升任大将军，孔融代表杨赐去向何进道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弄好了能大大拓展人员关系。可在孔融的神级操作下，好事被办成了坏事。
因为来的人很多，所以门口传递消息的人需要时间。但孔融可不这么想，已经名动天下的孔融心高气傲，在他眼里，这就是在怠慢他。
因此他劈手夺回请柬，直接走了。
按照一般剧情发展，孔融这个时候就应该被何进派人给劈了，但何进没有这么做。
在那个时候，文人名士的地位是很重的。而孔融已经名动天下，成为诸多文士的向往。就这样将孔融给杀了，何进必定会落下个不能容人的恶名。那以后何进再也别想得到任何一个文士的帮助了。
因此，被侮辱了的何进不仅没有杀孔融，反而升他为侍御史，以展示自己心胸阔大。
孔融名气值也因为这件事情再次飙升。
在这一串事件之后，孔融慢慢发现问题了——只要他去怼那些有权有势之人，那自己的名气就会如同坐火箭般飙升。
那个时候的文人玩的就是名声，名声就是文人的命。至此，有名气兜底的孔融说话便越发没有顾忌。
当董卓把持朝政之后，时任虎贲中郎将的孔融肯定是看不过眼的。
但跟其他看不惯董卓的人不一样。曹操看不惯董卓，但他选择在暗地运作，寻机刺杀。但这是孔融会选择的方式吗？明显不是嘛，孔融当然是会选择正面刚。
董卓是个武将，在吵架方面肯定说不过能够引经据典的孔融。加之孔融这个时候说的话也确实都是为国为民的话，董卓就算是能吵也不占理。
和之前的何进一样，董卓也知道不能就这样把孔融给砍了。
可董卓也不是个善茬，被骂了肯定是要报复回去的。你孔融不是会说吗，你不是满腹韬略吗？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去前线带兵，看看你带兵的能力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强。
在董卓的操作之下，孔融被送到北海去做北海太守了——这里是黄巾军最猖獗的地方。
在这里，孔融第一次发现，他只是个文人，平时他嘴上说的那些东西，在现实中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到达北海之后，他开始设立学校，普及教育，广泛的传播儒学，这一举动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也被人们称之为“孔北海”，名气值飙升。
但问题在于，这里需要的不是儒学，而是军队。在黄巾军的围攻之下，孔融毫无抵抗之力。如果不是刘备出手相救，孔融就在这儿交代了。
不过就算如此，孔融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六年之后，袁谭围攻北海。敌军已经破城，城内一片战火之声，可孔融仍然在那谈笑读书。直到城池完全沦陷的时候，孔融才丢下妻儿，独自跑了。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经此一役，孔融再次声名大噪。在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孔融又被征召回来担任少府。
而这一次被孔融针对的对象，从董卓变成了曹操。
对曹操，孔融是不遗余力的嘲讽。
曹操进攻邺城，骂；
曹丕娶了甄氏，骂；
曹操北伐乌桓，骂；
曹操上表禁酒，骂；
基于同样的原因，曹操虽然暴怒，但并没有发作，只是暗中找机会。而且曹操知道，孔融一定会把这个机会亲自送到自己手里。
果不其然，在一次酒醉之后，孔融开始大放厥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也就是说，父亲对儿子没有亲情，他生儿子的本意，是为了发泄情欲；母亲生儿子，就像从瓶子里倒东西出来，东西出来后，两者就没什么关系了。
简单来说，孔融寥寥数语，否定了亲情，否定了孝道。
身为孔子的20世孙，当世儒家道德楷模，孔融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违反礼制的话来，不是自寻死路吗？
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将孔融处死，孔融时年五十六岁。 https://t.cn/A6qxYzPJ
“让梨”这件事太具有代表意义，加之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出身名门望族，因此受到了世人的尊敬，小小年纪便名动天下。
孔融1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悲痛过度之下，连站都站不起来。此事为时人所赞扬。孔融名气值上升。
16岁时，孔融做了件大事——他私自收留了得罪乱政宦官的张俭。
这件事本来跟他没关系，张俭是来投奔他哥孔褒的，但不巧的是孔褒不在。就在张俭准备走的时候，孔融跳出来大包大揽，将张俭藏了起来。
之后事情败露，上面的人都秘密地将此事压了下来，张俭得以逃脱。但藏人这件事总要有人出来顶缸。最终，诏书定了孔褒的罪，孔融脱身事外，名气值上升。
按说孔融将自己兄长都连累死了，理应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一些教训，但其实并没有。
被杨赐征召为司徒后，孔融玩了命的检举宦官亲族。当时宦官专权，没人敢动他们的人，孔融小小年纪做出此等行为，震惊朝野，名气值飙升。
何进升任大将军，孔融代表杨赐去向何进道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弄好了能大大拓展人员关系。可在孔融的神级操作下，好事被办成了坏事。
因为来的人很多，所以门口传递消息的人需要时间。但孔融可不这么想，已经名动天下的孔融心高气傲，在他眼里，这就是在怠慢他。
因此他劈手夺回请柬，直接走了。
按照一般剧情发展，孔融这个时候就应该被何进派人给劈了，但何进没有这么做。
在那个时候，文人名士的地位是很重的。而孔融已经名动天下，成为诸多文士的向往。就这样将孔融给杀了，何进必定会落下个不能容人的恶名。那以后何进再也别想得到任何一个文士的帮助了。
因此，被侮辱了的何进不仅没有杀孔融，反而升他为侍御史，以展示自己心胸阔大。
孔融名气值也因为这件事情再次飙升。
在这一串事件之后，孔融慢慢发现问题了——只要他去怼那些有权有势之人，那自己的名气就会如同坐火箭般飙升。
那个时候的文人玩的就是名声，名声就是文人的命。至此，有名气兜底的孔融说话便越发没有顾忌。
当董卓把持朝政之后，时任虎贲中郎将的孔融肯定是看不过眼的。
但跟其他看不惯董卓的人不一样。曹操看不惯董卓，但他选择在暗地运作，寻机刺杀。但这是孔融会选择的方式吗？明显不是嘛，孔融当然是会选择正面刚。
董卓是个武将，在吵架方面肯定说不过能够引经据典的孔融。加之孔融这个时候说的话也确实都是为国为民的话，董卓就算是能吵也不占理。
和之前的何进一样，董卓也知道不能就这样把孔融给砍了。
可董卓也不是个善茬，被骂了肯定是要报复回去的。你孔融不是会说吗，你不是满腹韬略吗？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去前线带兵，看看你带兵的能力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强。
在董卓的操作之下，孔融被送到北海去做北海太守了——这里是黄巾军最猖獗的地方。
在这里，孔融第一次发现，他只是个文人，平时他嘴上说的那些东西，在现实中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到达北海之后，他开始设立学校，普及教育，广泛的传播儒学，这一举动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也被人们称之为“孔北海”，名气值飙升。
但问题在于，这里需要的不是儒学，而是军队。在黄巾军的围攻之下，孔融毫无抵抗之力。如果不是刘备出手相救，孔融就在这儿交代了。
不过就算如此，孔融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六年之后，袁谭围攻北海。敌军已经破城，城内一片战火之声，可孔融仍然在那谈笑读书。直到城池完全沦陷的时候，孔融才丢下妻儿，独自跑了。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经此一役，孔融再次声名大噪。在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孔融又被征召回来担任少府。
而这一次被孔融针对的对象，从董卓变成了曹操。
对曹操，孔融是不遗余力的嘲讽。
曹操进攻邺城，骂；
曹丕娶了甄氏，骂；
曹操北伐乌桓，骂；
曹操上表禁酒，骂；
基于同样的原因，曹操虽然暴怒，但并没有发作，只是暗中找机会。而且曹操知道，孔融一定会把这个机会亲自送到自己手里。
果不其然，在一次酒醉之后，孔融开始大放厥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也就是说，父亲对儿子没有亲情，他生儿子的本意，是为了发泄情欲；母亲生儿子，就像从瓶子里倒东西出来，东西出来后，两者就没什么关系了。
简单来说，孔融寥寥数语，否定了亲情，否定了孝道。
身为孔子的20世孙，当世儒家道德楷模，孔融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违反礼制的话来，不是自寻死路吗？
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将孔融处死，孔融时年五十六岁。 https://t.cn/A6qxYzPJ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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