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自美归国，冯友兰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他的护照是“永久居留”的签证）
冯友兰回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他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来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去。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把自己收集的文物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们转送到别的博物馆。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许渊冲回忆说，冯友兰说话虽然口吃，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讲课办法。”
因为他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
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1966年7月，冯友兰家里来了许多“红卫兵”，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织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
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
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冯的妻子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
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
任的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冯对此特别歉疚。
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她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那时他在北大任教）的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
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
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载坤一直守在门外， 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会开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
她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
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她就放心了。
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
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冯友兰格外紧张，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内部学报上。不久，两家知名报刊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梁漱溟认为他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
不多久，冯友兰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梁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
冯友兰九十诞辰之际，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人，梁漱溟也在邀请之列。
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有谄媚之举，故不愿来参加寿宴。
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即梁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故不题上款。
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台湾学者周东野到内地访问，见到冯友兰。
冯问及故友，听说周负责钱穆著作的出版事务，希望周能给他带一本钱穆题词的 《晚学盲言》。
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
钱穆的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也没有送到冯手中。
十年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十年动荡”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
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 ‘西’层十分之一；
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 ‘西’层十分之九，‘ 中’层十分之一；
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Z#新星v计划##夏日读书企划#
冯友兰回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他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来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去。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把自己收集的文物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们转送到别的博物馆。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许渊冲回忆说，冯友兰说话虽然口吃，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讲课办法。”
因为他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
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1966年7月，冯友兰家里来了许多“红卫兵”，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织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
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
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冯的妻子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
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
任的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冯对此特别歉疚。
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她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那时他在北大任教）的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
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
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载坤一直守在门外， 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会开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
她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
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她就放心了。
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
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冯友兰格外紧张，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内部学报上。不久，两家知名报刊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梁漱溟认为他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
不多久，冯友兰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梁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
冯友兰九十诞辰之际，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人，梁漱溟也在邀请之列。
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有谄媚之举，故不愿来参加寿宴。
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即梁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故不题上款。
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台湾学者周东野到内地访问，见到冯友兰。
冯问及故友，听说周负责钱穆著作的出版事务，希望周能给他带一本钱穆题词的 《晚学盲言》。
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
钱穆的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也没有送到冯手中。
十年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十年动荡”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
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 ‘西’层十分之一；
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 ‘西’层十分之九，‘ 中’层十分之一；
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Z#新星v计划##夏日读书企划#
#一条plog告别八月##暗号[音乐]# “想吹风，想自由”
OPPENHEIMER
最喜欢的一句话：
“Now, it is your turn,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achievement. And one day, when they have punished you enough, they’ll serve you salmon and potato salad, make speeches, give you a medal, pat you on the back, tell you all is forgiven.”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AI-Talk“He transformed from a celerated scientist into a politically sacrificed figure subject to humiliation.”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时庆幸自己的渺小与平凡，不必遭受内心的折磨与灵魂的拷问。
观影过程中还想到了高英的课文Hiroshma-the “Liveliest” City of Japan
OPPENHEIMER
最喜欢的一句话：
“Now, it is your turn,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achievement. And one day, when they have punished you enough, they’ll serve you salmon and potato salad, make speeches, give you a medal, pat you on the back, tell you all is forgiven.”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AI-Talk“He transformed from a celerated scientist into a politically sacrificed figure subject to humiliation.”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时庆幸自己的渺小与平凡，不必遭受内心的折磨与灵魂的拷问。
观影过程中还想到了高英的课文Hiroshma-the “Liveliest” City of Japan
看完了奥本海默，记得看完星际穿越的时候花了很多年都走不出来，现在回想还有无力的余韵感。诺兰的这部新作 不出意外地继而给我以精神上的冲击，灵魂上的洗礼。
时隔六七年再次看到戴涵涵和马特达蒙，涵涵变化不多 只是没想到这次演了个反派，马特达蒙则是饰演了一个“伯乐”的形象，二人本是同事，却各自立场不同。
故事有三条时间线，其中色彩对比两段。尤其国会听证采取了全程黑白画面，给我印象很深，一直到看到最后我才看懂一点。虽然很多解读没有提到这种色彩对比的强烈，也可能我的见解比较肤浅，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正义是彩色，而卑鄙是黑色的。两个人分别对应的聚变和裂变也刚好能够对上。奥本海默在听证会被扒了个“精光”（使用了赤裸的形象展示这种羞辱）。而斯特劳斯最后遭到一位“小人物”的反对 失去了入选内阁的机会 这也正是他轻看的小事 对他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很有意思的是 这里的“小人物”正是肯尼迪）
贯穿全片的波粒二象性的隐喻我觉得特别恰到好处。不论是电影的开头经常穿插了一些光影与粒子线条，还是奥本海默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光是由粒子还是波组成的？” 在量子力学中 这两者都有。将这个理论用在电影里的作用是什么？看到一位答主总结的很好：目的告知观众电影里的人物、事物也具有不定性，不能用单纯的“二元论”去判断。就如，奥本海默。在电影开头，他就被定义为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是他带来了这个时代的光。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你却越来越无法定义奥本海默。
“你无法以好、坏，简单地定义这样的一个人，如同，光具有两种特性，而不能被轻易定义。”
（这里 我不多赘述奥本海默的“充满矛盾”的生平经历）
还很喜欢诺兰导演惯用的蒙太奇方式，欢呼声，鼓掌声，核爆声，哭喊声，场景与声音的混合，展示了奥本此时复杂至几近崩溃的心理。
最后继续引用我很喜欢的这位答主的总结：
在《奥本海默》里，的确在谈论着正义、力量的代价，但，也是一场作者自省与剖析。
当你具有强大力量，或是创造力时，它应该如何运用，才能即能达到力量的巅峰，又不被利用、不被去伤害无辜的人。
天才，也不见得能做到。
从我思想匮乏的角度 第一遍看完走出电影院 思绪停留在奥本海默最后的一句“I believe we did” 下意识想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现在想来，这样的观点也只是停留在奥本他自己关于名节的看法上。“Now I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the world.”奥本是纯粹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
所以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都的确会死的。
时隔六七年再次看到戴涵涵和马特达蒙，涵涵变化不多 只是没想到这次演了个反派，马特达蒙则是饰演了一个“伯乐”的形象，二人本是同事，却各自立场不同。
故事有三条时间线，其中色彩对比两段。尤其国会听证采取了全程黑白画面，给我印象很深，一直到看到最后我才看懂一点。虽然很多解读没有提到这种色彩对比的强烈，也可能我的见解比较肤浅，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正义是彩色，而卑鄙是黑色的。两个人分别对应的聚变和裂变也刚好能够对上。奥本海默在听证会被扒了个“精光”（使用了赤裸的形象展示这种羞辱）。而斯特劳斯最后遭到一位“小人物”的反对 失去了入选内阁的机会 这也正是他轻看的小事 对他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很有意思的是 这里的“小人物”正是肯尼迪）
贯穿全片的波粒二象性的隐喻我觉得特别恰到好处。不论是电影的开头经常穿插了一些光影与粒子线条，还是奥本海默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光是由粒子还是波组成的？” 在量子力学中 这两者都有。将这个理论用在电影里的作用是什么？看到一位答主总结的很好：目的告知观众电影里的人物、事物也具有不定性，不能用单纯的“二元论”去判断。就如，奥本海默。在电影开头，他就被定义为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是他带来了这个时代的光。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你却越来越无法定义奥本海默。
“你无法以好、坏，简单地定义这样的一个人，如同，光具有两种特性，而不能被轻易定义。”
（这里 我不多赘述奥本海默的“充满矛盾”的生平经历）
还很喜欢诺兰导演惯用的蒙太奇方式，欢呼声，鼓掌声，核爆声，哭喊声，场景与声音的混合，展示了奥本此时复杂至几近崩溃的心理。
最后继续引用我很喜欢的这位答主的总结：
在《奥本海默》里，的确在谈论着正义、力量的代价，但，也是一场作者自省与剖析。
当你具有强大力量，或是创造力时，它应该如何运用，才能即能达到力量的巅峰，又不被利用、不被去伤害无辜的人。
天才，也不见得能做到。
从我思想匮乏的角度 第一遍看完走出电影院 思绪停留在奥本海默最后的一句“I believe we did” 下意识想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现在想来，这样的观点也只是停留在奥本他自己关于名节的看法上。“Now I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the world.”奥本是纯粹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
所以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都的确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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