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的艺人特别是国外艺人开演唱会了，如果不会导致负债不会影响生活水平，都建议去，上学上班每天日子都差不多时间一眨眼就过了，一年到头记得的也就那些重要的事件，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些重要的事件。一个重要事件存进你的脑海以后，不仅事件本身会成为记忆里的财富，连带着那几天听的歌，吃的东西，见过的人都会变得值得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去新加坡看泰勒斯住的那个酒店的漂亮印度裔前台阿姨的样子，但是很多大学同班同学的脸我早就忘了。
【对话周国平：哲学不是知识，前人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③ 】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四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四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对话周国平：哲学不是知识，前人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③ 】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