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与赵冬梅教授商榷：王安石有没有“封住批评者的口”？】
赵冬梅教授的大著《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谈到王安石与宋神宗如何极力打击异己，让我先原文照录：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四个例子，铿锵有力，足以说明王安石耍起权力来真够“蛮横任性”。第一个例，吕惠卿威胁李常，我同意赵教授的评价：真的是斯文扫地了。不过，这事究竟是吕惠卿自作主张，还是受王安石指使，亦尚未可知。其余三个例子，则都大有可议之处，郑獬被罢与富弼受处分两事，以后另撰文讨论，这里先跟赵老师商榷的是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一事。
熙宁变法期间，朝廷有没有设置逻卒、伺察谤议时政者？按南宋人的记述，有。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熙宁五年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罪之。此商鞅议令之罚，而安石亦为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熙宁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袭这一说法：“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言之凿凿。赵教授的例证即援引自《宋史》，言之有据。
《讲义》与《备要》的这一记载又来源于哪里呢？这个问题值得考据一下，因为经过溯源，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置京城逻卒”叙事的溯源，可先查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的体例决定了它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记录，对文人笔记的引用比较审慎，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李焘的个人立场倾向于保守派，他不可能会偏袒王安石。
那么李焘有没有记录下“置京城逻卒”之事？也有。《长编》卷二百二十九载：“是月（熙宁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皇城司卒，即是《讲义》《备要》《宋史》所记的逻卒。两者是同义的。但《长编》使用的动词是“命”，《讲义》《备要》《宋史》则用了“置”，赵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说法，说是“设置”。“命”与“置”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置”意味着逻卒是神宗朝创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实际上，宋初已有皇城司这一机构，也很早就配置了逻卒，其职责就是伺探情报。《长编》用“命”，无疑更为准确。这一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赵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长编》在记录“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一事时，还特别注明：“此据司马光日记，系（熙宁）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见此，更详考之。”李焘毕竟是史学大家，有着史家的审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马光，并提出应该“更详考之”，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不是原始资料，且缺乏旁证，所以只能“附见此”，尚不可全信。
查《温公日记》，果然熙宁五年正月条记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不过，这里司马光并未明言是王安石派置了皇城司逻卒。到了熙宁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诏求言，司马光上札子攻击新法，便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执政之臣”（即王安石）了：“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牓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法》中也引述过司马光的这份札子，并作了生动的翻译：“（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赵老师还将司马光的札子赞为“狮子吼”。但假如司马光指控不实，是不是就有点辜负赵老师的赞誉了呢？所以这里我们要探究一下司马光的这一指控是否可靠。先说我的结论：不可靠。因为熙宁五年，司马光已经远离京城，隐居于洛阳，京城之事显然是他道听途说的。而熙宁年间，为抹黑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士大夫捏造了许多谣言，朝野上下，流言满天飞。
其中的一个流言版本记录在林希的《野史》中：民间有人伪造了司马光的书信，诋毁王安石尤甚，神宗听说了，对左右说：“此决非光所为。”王安石却盛怒道：“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立即置狱穷究伪书信的来源，一查发现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杞所伪造。再查下去，又发现沈惟恭经常跟孙杞谈论时事，“语常涉乘舆”，伪书信也是沈惟恭指使孙杞所作。最后，沈惟恭被流放海岛，孙杞被弃市。王安石兴此大狱，意在“深禁民间私议己者”。次年，变法派的曾孝宽又提了一个建议：“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于是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
治宋史的学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极低，收集的多是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流言蜚语、不实传闻、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实跟王安石无关，沈惟恭是因为干请恩泽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门客孙棐（林希误记为孙杞）伪造司马光的奏稿，非议时政，诅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沈惟恭还将伪奏稿拿出来示人，结果被閤门使李评获悉，李评报告了神宗，沈惟恭、孙棐伪造奏稿、指斥乘舆之事这才败露（《长编》对此有明确记载）。而李评却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一个人。
林希《野史》称沈惟恭案发生后，曾孝宽“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因为事实是，曾孝宽报告王安石的事情无关民间怨语，而关乎军营隐秘：“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时为熙宁四年末或熙宁五年初。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王安石将此事提出来讨论。
枢密使文彦博趁机打击新法：“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事关煽动士兵造反，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受“深察”。
神宗皇帝决定查出煽动造反的主谋姓名。枢密院提议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帅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请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最终神宗决定由皇城司派逻卒暗中刺探兵营动向，开封府则负责审讯。
数月后，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反映说：“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时任皇城使）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受贿枉法），故诸司不安。”
执政团队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外间传言，皇城司逻卒若十日探不到情报，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逻卒便四处搜罗细事、罗织罪名。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事但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强调只是让皇城司刺探军中煽动造反之事。
王安石说：“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可见王安石是明确反对让逻卒“伺察外事”、“闻细碎事”的，他不可能为堵住别人的嘴而指使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深禁民间私议己者”。
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赞成钳制人言——那是熙宁六年，枢密副使吴充给神宗提了一个议案：“朝廷开广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此至公之谊也。而比来士大夫辄以书启或家信投有位，其间排诋营救，增饰事情，嫌爱在心，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虽朝廷必加审核，至蒙原察，则被诬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诋者既难于反坐，营救者又阴以为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乞有司申严法禁，庶惩薄俗。”
吴充的意思是，为避免有人“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朝廷应该立法严禁士庶投书高官。神宗采纳了吴充之议，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立条制”。但王安石告诉神宗，没有必要设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这便是王安石对人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熙宁五年初，皇城司确实派出逻卒“探事”，但指挥皇城司的人当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枢密院长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逻卒的数目也不可能是“七千余人”，因为熙宁五年皇城司的整个编制也才三千多人 ，“七千余人”当为“七十余人”之讹；而且，这些逻卒的“探事”范围也有限制：“专探军中事”，以防有将士密谋不轨，并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细碎”。
可是，别有用心者却谣称是王安石为钳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云云。这类流言从京城传到洛阳，司马光听信了，不但记入日记，而且在奏疏中将锅直接扣到王安石头上。
由于反对派热衷于造谣传谣，司马光道听途说又信以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讹传讹，王安石便背上了钳制人言的大黑锅。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听信司马光一面之词，不作考证，认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就立即抓起来治罪。却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况且枢密院的长官还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文彦博，岂有可能听命于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又怎么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基于上面的考据与分析，我相信，王安石变法期间，东京尚不至于“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也不至于“进入危辱时代”。
原文出处：https://t.cn/A6OU9KDK
（原创 吴钩本人 我们都爱宋朝 ）
【与赵冬梅教授商榷：王安石有没有“封住批评者的口”？】
赵冬梅教授的大著《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谈到王安石与宋神宗如何极力打击异己，让我先原文照录：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四个例子，铿锵有力，足以说明王安石耍起权力来真够“蛮横任性”。第一个例，吕惠卿威胁李常，我同意赵教授的评价：真的是斯文扫地了。不过，这事究竟是吕惠卿自作主张，还是受王安石指使，亦尚未可知。其余三个例子，则都大有可议之处，郑獬被罢与富弼受处分两事，以后另撰文讨论，这里先跟赵老师商榷的是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一事。
熙宁变法期间，朝廷有没有设置逻卒、伺察谤议时政者？按南宋人的记述，有。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熙宁五年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罪之。此商鞅议令之罚，而安石亦为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熙宁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袭这一说法：“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言之凿凿。赵教授的例证即援引自《宋史》，言之有据。
《讲义》与《备要》的这一记载又来源于哪里呢？这个问题值得考据一下，因为经过溯源，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置京城逻卒”叙事的溯源，可先查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的体例决定了它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记录，对文人笔记的引用比较审慎，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李焘的个人立场倾向于保守派，他不可能会偏袒王安石。
那么李焘有没有记录下“置京城逻卒”之事？也有。《长编》卷二百二十九载：“是月（熙宁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皇城司卒，即是《讲义》《备要》《宋史》所记的逻卒。两者是同义的。但《长编》使用的动词是“命”，《讲义》《备要》《宋史》则用了“置”，赵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说法，说是“设置”。“命”与“置”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置”意味着逻卒是神宗朝创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实际上，宋初已有皇城司这一机构，也很早就配置了逻卒，其职责就是伺探情报。《长编》用“命”，无疑更为准确。这一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赵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长编》在记录“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一事时，还特别注明：“此据司马光日记，系（熙宁）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见此，更详考之。”李焘毕竟是史学大家，有着史家的审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马光，并提出应该“更详考之”，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不是原始资料，且缺乏旁证，所以只能“附见此”，尚不可全信。
查《温公日记》，果然熙宁五年正月条记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不过，这里司马光并未明言是王安石派置了皇城司逻卒。到了熙宁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诏求言，司马光上札子攻击新法，便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执政之臣”（即王安石）了：“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牓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法》中也引述过司马光的这份札子，并作了生动的翻译：“（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赵老师还将司马光的札子赞为“狮子吼”。但假如司马光指控不实，是不是就有点辜负赵老师的赞誉了呢？所以这里我们要探究一下司马光的这一指控是否可靠。先说我的结论：不可靠。因为熙宁五年，司马光已经远离京城，隐居于洛阳，京城之事显然是他道听途说的。而熙宁年间，为抹黑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士大夫捏造了许多谣言，朝野上下，流言满天飞。
其中的一个流言版本记录在林希的《野史》中：民间有人伪造了司马光的书信，诋毁王安石尤甚，神宗听说了，对左右说：“此决非光所为。”王安石却盛怒道：“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立即置狱穷究伪书信的来源，一查发现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杞所伪造。再查下去，又发现沈惟恭经常跟孙杞谈论时事，“语常涉乘舆”，伪书信也是沈惟恭指使孙杞所作。最后，沈惟恭被流放海岛，孙杞被弃市。王安石兴此大狱，意在“深禁民间私议己者”。次年，变法派的曾孝宽又提了一个建议：“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于是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
治宋史的学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极低，收集的多是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流言蜚语、不实传闻、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实跟王安石无关，沈惟恭是因为干请恩泽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门客孙棐（林希误记为孙杞）伪造司马光的奏稿，非议时政，诅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沈惟恭还将伪奏稿拿出来示人，结果被閤门使李评获悉，李评报告了神宗，沈惟恭、孙棐伪造奏稿、指斥乘舆之事这才败露（《长编》对此有明确记载）。而李评却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一个人。
林希《野史》称沈惟恭案发生后，曾孝宽“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因为事实是，曾孝宽报告王安石的事情无关民间怨语，而关乎军营隐秘：“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时为熙宁四年末或熙宁五年初。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王安石将此事提出来讨论。
枢密使文彦博趁机打击新法：“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事关煽动士兵造反，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受“深察”。
神宗皇帝决定查出煽动造反的主谋姓名。枢密院提议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帅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请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最终神宗决定由皇城司派逻卒暗中刺探兵营动向，开封府则负责审讯。
数月后，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反映说：“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时任皇城使）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受贿枉法），故诸司不安。”
执政团队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外间传言，皇城司逻卒若十日探不到情报，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逻卒便四处搜罗细事、罗织罪名。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事但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强调只是让皇城司刺探军中煽动造反之事。
王安石说：“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可见王安石是明确反对让逻卒“伺察外事”、“闻细碎事”的，他不可能为堵住别人的嘴而指使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深禁民间私议己者”。
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赞成钳制人言——那是熙宁六年，枢密副使吴充给神宗提了一个议案：“朝廷开广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此至公之谊也。而比来士大夫辄以书启或家信投有位，其间排诋营救，增饰事情，嫌爱在心，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虽朝廷必加审核，至蒙原察，则被诬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诋者既难于反坐，营救者又阴以为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乞有司申严法禁，庶惩薄俗。”
吴充的意思是，为避免有人“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朝廷应该立法严禁士庶投书高官。神宗采纳了吴充之议，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立条制”。但王安石告诉神宗，没有必要设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这便是王安石对人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熙宁五年初，皇城司确实派出逻卒“探事”，但指挥皇城司的人当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枢密院长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逻卒的数目也不可能是“七千余人”，因为熙宁五年皇城司的整个编制也才三千多人 ，“七千余人”当为“七十余人”之讹；而且，这些逻卒的“探事”范围也有限制：“专探军中事”，以防有将士密谋不轨，并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细碎”。
可是，别有用心者却谣称是王安石为钳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云云。这类流言从京城传到洛阳，司马光听信了，不但记入日记，而且在奏疏中将锅直接扣到王安石头上。
由于反对派热衷于造谣传谣，司马光道听途说又信以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讹传讹，王安石便背上了钳制人言的大黑锅。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听信司马光一面之词，不作考证，认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就立即抓起来治罪。却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况且枢密院的长官还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文彦博，岂有可能听命于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又怎么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基于上面的考据与分析，我相信，王安石变法期间，东京尚不至于“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也不至于“进入危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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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律记好这些，每一个自律的你，都是自我的“雕刻家”❗
❤️名人名言❤️
如果你在小事没办法约束自己，你在大的事情也很可能不约束自己。 ——华伦·巴菲特
真正的自由是在所有时候都能控制自己。——蒙田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萧伯纳
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北宋·王安石
一个人一旦明白事理，首先就要做到诚实而有节制。——法国·德拉克罗瓦
哪怕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高尔基
能约束自己的人，最有威信。——塞涅卡
好书名著
知道了自律和克制的好，是最终能够让内心归于从容的唯一航标。——库索《纵身入深海》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曾国藩《诫子书》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戏作》
人能克己身无患，事不欺心睡自安。——马致远《岳阳楼》
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体现自身的戒律。——《顾城哲思录》
媒体金句
我们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人民日报
人不怕路远，只怕不动，按照原定的计划一步步走，定能走到终点。——人民日报
自由和自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内在要求自律，自律是自由的前提，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由。——光明日报
坚持自律，有难度，需要毅力，少不了和不良念头斗争。——光明日报
每一个自律的你，都是自我的“雕刻家”，为了更好的自己，努力“凿掉”身上的坏毛病。——新华社
“自律”的道路无人作伴，孤单，漫长。但总有人在坚持、在蜕变中，一次次收获成长。——新华社
一个人要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管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做到了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新华社
❤️名人名言❤️
如果你在小事没办法约束自己，你在大的事情也很可能不约束自己。 ——华伦·巴菲特
真正的自由是在所有时候都能控制自己。——蒙田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萧伯纳
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北宋·王安石
一个人一旦明白事理，首先就要做到诚实而有节制。——法国·德拉克罗瓦
哪怕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高尔基
能约束自己的人，最有威信。——塞涅卡
好书名著
知道了自律和克制的好，是最终能够让内心归于从容的唯一航标。——库索《纵身入深海》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曾国藩《诫子书》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戏作》
人能克己身无患，事不欺心睡自安。——马致远《岳阳楼》
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体现自身的戒律。——《顾城哲思录》
媒体金句
我们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人民日报
人不怕路远，只怕不动，按照原定的计划一步步走，定能走到终点。——人民日报
自由和自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内在要求自律，自律是自由的前提，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由。——光明日报
坚持自律，有难度，需要毅力，少不了和不良念头斗争。——光明日报
每一个自律的你，都是自我的“雕刻家”，为了更好的自己，努力“凿掉”身上的坏毛病。——新华社
“自律”的道路无人作伴，孤单，漫长。但总有人在坚持、在蜕变中，一次次收获成长。——新华社
一个人要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管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做到了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新华社
【南京王安石故居半山园在何处】半山园，是北宋王安石故居。王安石生在江西，少年时全家随父亲赴任金陵（今南京），在金陵度过青少年时光，又来此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年，并终老于此。北宋熙宁九年，力主改革的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被罢免宰相回到金陵，担任“判江宁府”的官衔。第二年六月辞官，在城东白塘附近为自己建造了这所居室。因这里距城市中心7里，距钟山主峰也是7里，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此园现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附近，今海军指挥学院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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