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置顶
目前咒浓度90%【暂时不追更动/漫】
咒：伏黑惠过激单推，偏惠右主五伏（对其他cp属于可接受不主动嗑），雷5u，5u解莫挨
【惠惠就是右位，不服憋死】
追星，偶尔会转发相关内容（目前不混圈，比美帝解有素质）
本命邓伦[给你小心心]
目前有在玩剑3，会有进巨、全职、古剑3等相关，注意避雷，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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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新的置顶～！
我是梅，梅迦米，一般路过主左人，偶尔吃主右。
目前在假面骑士（平成都有涉及）和女神异闻录（3-5都有，都可以！），咒（转发吃粮没灵感写饭）JO（同咒）
其实你给点饭我可能就冒出头了。
平时产粮只会产固定几对，逆家和对家可能会吃但是不会产和过分刷。（士海，主all，夏五之类的（
在玩fgo，动森，方舟，FF14（因为电脑不太好所以很久没上了）其实也是基本上什么都玩一点。
2021请多指教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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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西夏元时期四臂观音图像的兴起与“六字真言”的流布（下）
由此可见，作为理论体系，藏传佛教对文殊菩萨更为重视，但在13至14世纪由于河西丝路净土宗的蔓延以致藏地重新关注以四臂观音为代表的观音信仰，原本观音-大日如来/释迦摩尼-金刚手体系，转换为观音-文殊-金刚手系统，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使得观音占据了三尊主尊的位置，文殊置于右尊，但却属于佛部，观音属于莲花部，为三尊主尊，左侧是金刚部金刚手。因为承继了吐蕃时期胎藏界三尊和后弘时期释迦三尊的传承，并以中央观音与汉地西方三圣吻合，三怙主被认为是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图像组合。早期例证较少，多立像三尊，13世纪以后多为坐像组合，演变为文殊-四臂观音-金刚萨埵的三怙主固定式样。
图1 在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年代约为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大件金铜佛中，可见释迦摩尼触地印下正对的便是四臂观音，四臂观音一侧为文殊，另一侧暂无法辨认，但推测为金刚持，可见四臂观音地位的提升。
四臂观音如何与六道轮回图进行联系。
从汉地杭州附近的遗迹来看，西方三圣与往生净土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地藏与轮回图也经常发生关系。
而10世纪的敦煌五代绢画，又说明晚唐已出现了观音与地藏的组合。
榆林窟19窟前室的一边甬道绘有轮回图，另一边则为目连地狱救母，明显与地藏菩萨相关。
图2 此外，西藏札达夏石窟的不空羂索观音与六道轮回图、南宋大足宝顶山的六道轮回图以及夏鲁寺措钦大殿转经道内墙东壁北侧的四臂观音与轮回图也都充分体现了四臂观音与六道轮回图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蒙元从西夏等地吸收了原本在丝路河西流行的观音与四臂观音信仰，西藏僧人在与上层的交往中体察到了蒙元统治者对四臂观音及六字真言的尊崇，也在夏鲁寺的建设中以极大的热情突出了以四臂观音为信仰中心的图像体系。
关于四臂观音、六字真言与转经筒玛尼轮之间的关系，谢继胜教授又介绍到，宋元之际大悲千手千眼观音与地藏的关系建立了观音与地狱类变相的关联（如观音与轮回图），13世纪以后，四臂观音与轮回图勾连（如夏鲁寺），此时改属四臂观音的六字真言进入轮回图，有了新的解释，汉地佛教中转轮藏与观音三大士的联系也标记着六字真言进入了转轮藏系统（如智化寺），14世纪以后转轮藏引入藏区，17世纪以后逐渐小型化，原本属于华严密教的元素也逐渐析离，四臂观音的六字真言成为了转经筒的主要意涵，进而称为玛尼轮（mani ’khor lo）。借助法器的普及，四臂观音与代表四臂观音的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的象征，转经轮也成为了反映藏区不同阶层（特别是社会基层）宗教信仰的主要表征。
十四世纪以后，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就成为了一个固定搭配。
莫高窟的造像碑更直接地体现了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之间的关系。图2
图3
但也存在一些例外，即使在宣德六年的版画中，还有将六字真言与大悲观音而非四臂观音相配的现象存在。但十四世纪以后，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固定搭配，六字真言已然成为四臂观音的心咒。
谢继胜教授又讨论了六字真言传播的路径与时间。
藏文文献对“六字真言”的最早记载可见北京版《丹珠尔》经疏部ngo卷最后一部分对呼唤词的讨论之中，在《声明八品之六》的《说声明类别品》，作者不明，年代与见于公元九世纪吐蕃赞普赤热巴金时印藏译师于温姜多宫编纂的《声明两卷》相当。然而，西藏真正大面积地使用六字真言则晚至十四世纪以后。
图4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梵汉合壁六字真言在飞来峰第33龛，没有具体年代，但所用汉字为西夏时期的字体，约在十三世纪后半叶。
图5 莫高窟464窟的梵文六字真言之上为禅定印的无量寿佛，没有与四臂观音相连，说明六字真言在最初流传的时候并未与四臂观音形成固定搭配。
莫高窟95窟的六字真言也未与四臂观音相对，对应的时清代修缮补塑的六臂观音。
此外，在江苏镇江韶关的过街塔（1311年），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福清县弥勒岩、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和潮州开元寺至正六年铜云版也都发现了梵字的六字真言。它们与潮州规制完整的八思巴帝师殿等江南地区西夏元系统的佛教遗迹可能是元代宗教新思潮沿海东传的重要节点。来自河西诸族的僧官团体频繁往来于江南与大都之间，继而将先前流行于辖区的梵字真言及相关造像引入京畿之地。作为多民族国体的蒙元朝廷，对不同族群使用的文字的敏感与规划及重视是六字真言于此时超出其宗教意蕴而迅速图腾化的重要推手。
元代对多民族文字的排列应用还可见于当时的纸币与居庸关云台券洞内的文字石刻。
谢继胜教授又介绍了北京八达岭一线的六字真言和六字真言的厘定与传扬。
元代前期，在宗教体系尚未完备之前，也是在蒙元朝廷多民族怀柔政策指导下，西夏旧僧官得到了重用，主要任职于东南沿海一线，甚至形成了独特的河西僧官小团体。随着这些僧官往来于江南与大都之间，将六字真言的相关信仰传入大都朝廷。
因此，北京八达岭的六字真言主要发现于弹琴峡等水关通道上。顾炎武游记记载：“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窽其下以通车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窽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笔。”（《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这实际上是汉地刻制梵藏文字六字真言的起始。
关于这段记载，可在居庸关附近找到大量与之印证的实物材料。而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也将这一造像模式推广至全国各地。图5
谢继胜教授又介绍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六字真言。
飞来峰六字真言时代与建造者都很明确，在十三世纪由杨琏真迦所造，与西夏关系密切，且江南一袋的六字真言都只有梵文，没有藏文。而随后在北京又有一批西夏的旧官吏在居庸关、八达岭一代刻了大量的六字真言，并有多民族文字共同构成，之后才向全国其他地方传播，甚至早于河西地区。
甘肃永昌圣容寺所刻的六字真言就同时有八思巴字、梵字与西夏字。此外，还有出自柏兹克里特的曼荼罗状六字真言、嘉峪关红柳沟的石刻六字真言、青海门源岗龙沟六字真言、陕西榆林市府谷县石窑沟石窟六字真言以及河南浚县大柸山天宁寺大佛楼北的六字真言。
西藏拉孜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言碑也由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字以及蒲甘文组成。
此外，还有元代莫高窟464窟的六字真言与《楞严经》偈语，谢继胜教授据其上的文字排列分析了蒙古人的信仰层次。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出，其中蒙文的顺序可能有误。图7
谢继胜教授又以风马图案分析了四臂观音在藏族基层信仰中的地位。图8
风马图案可能是最能代表西藏民间信仰的一张图，反映了藏人信仰的不同阶段。最上面的六字真言即代表四臂观音，与金刚手和文殊菩萨共同组成三怙主，此外还有度母与莲花生，都代表了西藏的佛教信仰。而中间的马和四角的虎狮鹰龙则象征五行，风马图案本身又象征人的运气。可见以六字真言为代表的四臂观音在西藏民间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图9 西夏元时期的六字真言基本只在河西走廊、北京一带与东南沿海分布，而西藏本土的六字真言只发现了平措林寺一例，年代大约在十四世纪前后，其中年代最早的六字真言图案反而在杭州一带。
总而言之，元代滥觞于卫藏夏鲁寺的四臂观音图像，随着元代朝廷与萨迦派及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丝路河西原本盛传的观音与四臂观音信仰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新兴的多民族王朝以智慧慈悲之心进行意识形态相互沟通、交流的符号。自14世纪以后，六字真言专指或等同于四臂观音，但脱离了与之相连的四臂观音图像，以密咒真言形式成为藏传佛教的象征，并藉助转轮藏演变而来的转经筒流布至藏传佛教传播的广大地区。探索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的演变史可以勾画11至14世纪前后藏、汉、回鹘、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轨迹，并印证了元明以来多民族文化的趋同特征。
由此可见，作为理论体系，藏传佛教对文殊菩萨更为重视，但在13至14世纪由于河西丝路净土宗的蔓延以致藏地重新关注以四臂观音为代表的观音信仰，原本观音-大日如来/释迦摩尼-金刚手体系，转换为观音-文殊-金刚手系统，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使得观音占据了三尊主尊的位置，文殊置于右尊，但却属于佛部，观音属于莲花部，为三尊主尊，左侧是金刚部金刚手。因为承继了吐蕃时期胎藏界三尊和后弘时期释迦三尊的传承，并以中央观音与汉地西方三圣吻合，三怙主被认为是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图像组合。早期例证较少，多立像三尊，13世纪以后多为坐像组合，演变为文殊-四臂观音-金刚萨埵的三怙主固定式样。
图1 在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年代约为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大件金铜佛中，可见释迦摩尼触地印下正对的便是四臂观音，四臂观音一侧为文殊，另一侧暂无法辨认，但推测为金刚持，可见四臂观音地位的提升。
四臂观音如何与六道轮回图进行联系。
从汉地杭州附近的遗迹来看，西方三圣与往生净土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地藏与轮回图也经常发生关系。
而10世纪的敦煌五代绢画，又说明晚唐已出现了观音与地藏的组合。
榆林窟19窟前室的一边甬道绘有轮回图，另一边则为目连地狱救母，明显与地藏菩萨相关。
图2 此外，西藏札达夏石窟的不空羂索观音与六道轮回图、南宋大足宝顶山的六道轮回图以及夏鲁寺措钦大殿转经道内墙东壁北侧的四臂观音与轮回图也都充分体现了四臂观音与六道轮回图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蒙元从西夏等地吸收了原本在丝路河西流行的观音与四臂观音信仰，西藏僧人在与上层的交往中体察到了蒙元统治者对四臂观音及六字真言的尊崇，也在夏鲁寺的建设中以极大的热情突出了以四臂观音为信仰中心的图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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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以后，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就成为了一个固定搭配。
莫高窟的造像碑更直接地体现了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之间的关系。图2
图3
但也存在一些例外，即使在宣德六年的版画中，还有将六字真言与大悲观音而非四臂观音相配的现象存在。但十四世纪以后，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固定搭配，六字真言已然成为四臂观音的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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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文献对“六字真言”的最早记载可见北京版《丹珠尔》经疏部ngo卷最后一部分对呼唤词的讨论之中，在《声明八品之六》的《说声明类别品》，作者不明，年代与见于公元九世纪吐蕃赞普赤热巴金时印藏译师于温姜多宫编纂的《声明两卷》相当。然而，西藏真正大面积地使用六字真言则晚至十四世纪以后。
图4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梵汉合壁六字真言在飞来峰第33龛，没有具体年代，但所用汉字为西夏时期的字体，约在十三世纪后半叶。
图5 莫高窟464窟的梵文六字真言之上为禅定印的无量寿佛，没有与四臂观音相连，说明六字真言在最初流传的时候并未与四臂观音形成固定搭配。
莫高窟95窟的六字真言也未与四臂观音相对，对应的时清代修缮补塑的六臂观音。
此外，在江苏镇江韶关的过街塔（1311年），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福清县弥勒岩、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和潮州开元寺至正六年铜云版也都发现了梵字的六字真言。它们与潮州规制完整的八思巴帝师殿等江南地区西夏元系统的佛教遗迹可能是元代宗教新思潮沿海东传的重要节点。来自河西诸族的僧官团体频繁往来于江南与大都之间，继而将先前流行于辖区的梵字真言及相关造像引入京畿之地。作为多民族国体的蒙元朝廷，对不同族群使用的文字的敏感与规划及重视是六字真言于此时超出其宗教意蕴而迅速图腾化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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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继胜教授又介绍了北京八达岭一线的六字真言和六字真言的厘定与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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