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中国文化四句话的原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来自印度的，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由此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都是怕因果。
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静静的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余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本身就报，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定理，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袅雄，对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变的。
一一南杯瑾《易经杂说》
古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类警句，我们小时候都念过的，这便是因果观念。佛说：“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但是这因果观念，全是由佛教传来的吗？不是！中国固有的上古文化，也早已有了，《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因果观念的明显表示。由这种因果观念的推演，发展出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教育目标，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然而时代不同，现在这种良好的教育目标几乎已丧失殆尽，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迟早要出问题的。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或者挑葱卖蒜做小生意，开银行，办贸易公司，做大买卖，那都是职业不同，无论你做什么，人都要学做人。我常常跟一些从政的朋友讲，不要说做官难，把人做好了，做官自然容易。上台做官要做人，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做人别做绝了，做绝了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的教育，一向是为了达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观念相通，也和孝道思想同流。而佛教的许多理念，尤其菩萨道的提倡，无不是从此种因果观念和孝道思想立论，扩而充之，神而明之，而臻于淋漓尽致的地步。
佛教讲因果涵盖三生，每一个人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由此形成一条无穷尽的横线，和中国儒家因果所讲的祖先、父母、我、后代儿孙的竖线，又交叉成一十字架。其实，依据因果轮回，角色变易的道理来看，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同自己的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二条因果线往往是彼此重叠，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中国民间长久以来，充满了三生因果，七世夫妻，乃至世世互为兄弟，互为夫妻的传奇故事，所在都有。所谓一切皆由因果、因缘而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随人自取。“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怨不得人。
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常做好事，后代子孙一定好；如果你使坏，喜欢做缺德事，就算现在聪明能干、富贵荣华，将来后代子孙必然要糟。这是真的哦！我这辈子几十年来，因果报应的事情看多了，很多都是现世报。错事干下去，没几年光景便自食恶果，惨兮兮的，只是平常不好意思说明罢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受传统文化家庭教育有这句话：“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方寸地指的是良心，就是说为人必须心地善良，后代方能得福，你心地好，会给后代子孙好的影响，有好报。
一一南怀瑾《佛教的孝道思想》#佛法看世间#
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静静的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余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本身就报，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定理，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袅雄，对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变的。
一一南杯瑾《易经杂说》
古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类警句，我们小时候都念过的，这便是因果观念。佛说：“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但是这因果观念，全是由佛教传来的吗？不是！中国固有的上古文化，也早已有了，《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因果观念的明显表示。由这种因果观念的推演，发展出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教育目标，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然而时代不同，现在这种良好的教育目标几乎已丧失殆尽，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迟早要出问题的。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或者挑葱卖蒜做小生意，开银行，办贸易公司，做大买卖，那都是职业不同，无论你做什么，人都要学做人。我常常跟一些从政的朋友讲，不要说做官难，把人做好了，做官自然容易。上台做官要做人，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做人别做绝了，做绝了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的教育，一向是为了达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观念相通，也和孝道思想同流。而佛教的许多理念，尤其菩萨道的提倡，无不是从此种因果观念和孝道思想立论，扩而充之，神而明之，而臻于淋漓尽致的地步。
佛教讲因果涵盖三生，每一个人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由此形成一条无穷尽的横线，和中国儒家因果所讲的祖先、父母、我、后代儿孙的竖线，又交叉成一十字架。其实，依据因果轮回，角色变易的道理来看，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同自己的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二条因果线往往是彼此重叠，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中国民间长久以来，充满了三生因果，七世夫妻，乃至世世互为兄弟，互为夫妻的传奇故事，所在都有。所谓一切皆由因果、因缘而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随人自取。“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怨不得人。
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常做好事，后代子孙一定好；如果你使坏，喜欢做缺德事，就算现在聪明能干、富贵荣华，将来后代子孙必然要糟。这是真的哦！我这辈子几十年来，因果报应的事情看多了，很多都是现世报。错事干下去，没几年光景便自食恶果，惨兮兮的，只是平常不好意思说明罢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受传统文化家庭教育有这句话：“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方寸地指的是良心，就是说为人必须心地善良，后代方能得福，你心地好，会给后代子孙好的影响，有好报。
一一南怀瑾《佛教的孝道思想》#佛法看世间#
#传古维新# 《錢賓四先生全集（全54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精装 https://t.cn/A6Hq8RgF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1895-1990），字賓四，曾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總統府資政、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學術研究博大精深，嚴耕望評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為「現代四大史學家」。錢穆以其宏觀與睿智，為中國之經學、史學、思想等領域做出莫大貢獻。
史學家顧頡剛稱其「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文學家林語堂則言「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稱其為幾千年的文化精神孕育出的、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則說「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錢穆生前出版著作五十餘種，經門人故舊收集整理後，由聯經集其大成、印行出版。全書分為三大編，精裝54鉅冊，共1700萬字。內容從學術與思想史論、考據、手劄、演講、回憶錄、書信以至雜文，無所不包，實為認識及研究錢穆這一位賦予傳統文化思想新詮釋的大師最完整而可信的資料，更是中國傳統哲學傳承至現代的大成之作，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1895-1990），字賓四，曾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總統府資政、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學術研究博大精深，嚴耕望評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為「現代四大史學家」。錢穆以其宏觀與睿智，為中國之經學、史學、思想等領域做出莫大貢獻。
史學家顧頡剛稱其「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文學家林語堂則言「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稱其為幾千年的文化精神孕育出的、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則說「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錢穆生前出版著作五十餘種，經門人故舊收集整理後，由聯經集其大成、印行出版。全書分為三大編，精裝54鉅冊，共1700萬字。內容從學術與思想史論、考據、手劄、演講、回憶錄、書信以至雜文，無所不包，實為認識及研究錢穆這一位賦予傳統文化思想新詮釋的大師最完整而可信的資料，更是中國傳統哲學傳承至現代的大成之作，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
#淄博市图书馆[超话]#馆藏淄博地区方志推介（二）
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源远流长的地方志堪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它与国史、家谱一起，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承方式，地方志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独特地位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13.《淄川区志（1986-2002）》,一册，淄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淄川区志（1986-2002）》为1990年版《淄川区志》的续志，采用进口铜板纸四色印刷，装帧精美，共170万字，1000余幅图片。该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共设32篇130章499节，汇集了1986至2002年间淄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和重要信息，是客观了解淄川改革历程，准确理解把握地情特色，科学研判未来发展的权威性百科全书，具有较高的存史、咨政、教化和收藏价值。
馆藏地：地方文献阅览室K295.243/25：1986-2002淄博市图书馆官网-数字资源-自建资源-资源联建平台-地方文献（地方图书）
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源远流长的地方志堪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它与国史、家谱一起，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承方式，地方志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独特地位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13.《淄川区志（1986-2002）》,一册，淄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淄川区志（1986-2002）》为1990年版《淄川区志》的续志，采用进口铜板纸四色印刷，装帧精美，共170万字，1000余幅图片。该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共设32篇130章499节，汇集了1986至2002年间淄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和重要信息，是客观了解淄川改革历程，准确理解把握地情特色，科学研判未来发展的权威性百科全书，具有较高的存史、咨政、教化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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