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容我在文字中修篱种菊，在清寂中听云水禅音，在一个人的山河岁月中，赏细雨初歇的清新，感受桃花初开的欣喜。那里有潺潺的流水，有清丽的云水间，那袅袅炊烟是来自本心最初的诗歌，那素雅的花开是来自心灵的桃花源，能够让我远离尘世的喧嚣，在空寂里悠然倘佯，于雨露甘霖里，清洗尘埃，让缱绻的事，顷刻涤荡。这里是我休憩的驿站。人世间的百媚千红，都是写意的风景，在这片心灵的自留地里，我的灵魂得以休整，适时的休整，是为了再次上路不会迷茫，愿我生命的溢香，在寂然沉淀中更显醇厚。 https://t.cn/E2E5TIa
晨读：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容我在文字中修篱种菊，在清寂中听云水禅音，在一个人的山河岁月中，赏细雨初歇的清新，感受桃花初开的欣喜。
那里有潺潺的流水，有清丽的云水间，那袅袅炊烟是来自本心最初的诗歌，那素雅的花开是来自心灵的桃花源，能够让我远离尘世的喧嚣，在空寂里悠然倘佯，于雨露甘霖里，清洗尘埃，让缱绻的事，顷刻涤荡。这里是我休憩的驿站。
人世间的百媚千红，都是写意的风景，在这片心灵的自留地里，我的灵魂得以休整，适时的休整，是为了再次上路不会迷茫，愿我生命的溢香，在寂然沉淀中更显醇厚。
早上好[太阳][太阳][太阳]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容我在文字中修篱种菊，在清寂中听云水禅音，在一个人的山河岁月中，赏细雨初歇的清新，感受桃花初开的欣喜。
那里有潺潺的流水，有清丽的云水间，那袅袅炊烟是来自本心最初的诗歌，那素雅的花开是来自心灵的桃花源，能够让我远离尘世的喧嚣，在空寂里悠然倘佯，于雨露甘霖里，清洗尘埃，让缱绻的事，顷刻涤荡。这里是我休憩的驿站。
人世间的百媚千红，都是写意的风景，在这片心灵的自留地里，我的灵魂得以休整，适时的休整，是为了再次上路不会迷茫，愿我生命的溢香，在寂然沉淀中更显醇厚。
早上好[太阳][太阳][太阳]
172 新政之后上门女婿为什么变多了？
汉朝初年，政坛新锐贾谊检讨历史教训，给当代社会问题寻找根源，这一找就找到了公孙鞅的身上，说他丢弃了礼义和仁爱精神，一门心思富国强兵，结果改革刚刚两年，秦国的社会风气就败坏得不像样了。贾谊的原话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公孙鞅既然“废井田，开阡陌”，重新分配耕地，为什么要去做上门女婿呢？推测起来，也许是因为穷人家置办不起生产资料，需要借助女方家里的生产资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土地已经私有化，这意味着可以买卖，穷人分到耕地之后，因为种不起，就把地卖掉，入赘之后去种妻子家里的地。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大师董仲舒就是这么讲的，说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
土地兼并只可能是土地改革进行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的现象，公孙鞅当时恐怕还预见不到，但他至少应该考虑到了生产资料方面的问题，在睡虎地秦简里边可以看到《厩苑律》、《牛羊课》这样的法律规范，龙岗秦简还有一部《马牛羊》，看得出秦国对牲畜有着非常完善、细腻的管理措施，其中对于耕牛，就有官方饲养并供给民间使用的例子，只是不清楚要不要收取租金。
过去的牛，干活的少，献祭的多。结果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人类终于从神灵的嘴里夺走了牛，给它们套上犁，让它们顶着烈日，在农田里出力出汗。牛的地位从此跌落神坛，从神圣的祭品沦为了耕田的牲畜。
秦国的普通百姓也并不比牛有更大的发言权，公孙鞅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不分家没问题，只要赋税加倍就可以了。像刘邦那样的普通家庭，刘老汉加上4个儿子，一共5个成年男丁，如果生活在公孙鞅时代的话，最有可能分配到100亩耕地，赋税额度很可能要乘以5，而当每个成年儿子分家出去，自立门户，那么刘老汉自己还是拥有100亩耕地，只承担1份赋税，每个儿子各自分配到100亩耕地，各自承担1份赋税。在这样的经济利益面前，还会有多少人继续选择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呢？
《史记》记载，刘邦在秦朝做基层干部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到自留地去找妻子，妻子吕雉正带着一儿一女在田里耕作。（《史记·高祖本纪》）显然这是一个小家庭的生活模式：丈夫进入了公职系统，领着政府的薪水，家里也就缺少壮劳力，只能靠老婆孩子来打理农田。至于那位依然年富力强的刘老汉，还有那个精于打理产业的二哥，这时候应该正在各自的农田里忙活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家庭男女老少协作劳动的感人场面。“亲兄弟，明算账”这种作风，正是从公孙鞅的改革事业里诞生并且延续下来的。小家庭既然各有各的小算盘，亲情自然变得凉薄。
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转变，只要看看所谓“凤凰男”、“扶弟魔”这两个流行语，它们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矛盾——到底应该大家庭优先还是小家庭优先，两口子没法达成一致。如果请儒家来评理，肯定会说：“凤凰男和扶弟魔才是人间正道，应该大力表彰才对，怎么反而受到嘲讽呢？呜呼，真是世风不古，人心日下啊！”
贾谊发出的正是这样的哀叹。在他看来，秦国当时富裕家庭明明可以多承担一些赋税换来家庭和睦，但利字当头，男孩子只要一到成年就急着分家。而贫困家庭明明可以父子兄弟们抱团取暖，相濡以沫，但父亲容不得家里有成年的儿子，非要他们分家出去不可，这些成年男丁负担不起必要的生产资料，就只能扔掉尊严，去做上门女婿。
贾谊眼里社会风气的败坏，正是公孙鞅想要达成的效果。
战国时代，各个强国都在向着集权化发展，谁的集权程度越高，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就越强。而在国家机构这个大型组织体系之外，中小型的组织体系越多，集权程度就越低。看先秦历史，虽然不像中世纪的西方存在独立的教权，但家族组织是可以大到和国家组织分庭抗礼的，所以孟子有一句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意思是说，搞好政治很容易，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了。
在宗法时代，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搞好政治，但是集权时代，大家族是首先需要打击的对象。孟子的思路还停留在宗法时代，不要说大家族，就算只是中小规模的家族聚居，也会成为集权的阻碍。在人的自然心态上，最切身的小群体才是最优先被认同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观念，经常是家族认同和乡土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如果有谁对政策不满，一大家人联合起来就有能力和地方官府唱对台戏。所以，国家想要提高集权程度的话，既要破坏家族纽带，也要破坏乡土纽带。这种反人性的事情当然很难，但公孙鞅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不是靠政策强制，而是用了一种更加贴合人性的经济策略，诱使秦国人民自动解除家族纽带。
#资治通鉴熊逸版#
汉朝初年，政坛新锐贾谊检讨历史教训，给当代社会问题寻找根源，这一找就找到了公孙鞅的身上，说他丢弃了礼义和仁爱精神，一门心思富国强兵，结果改革刚刚两年，秦国的社会风气就败坏得不像样了。贾谊的原话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公孙鞅既然“废井田，开阡陌”，重新分配耕地，为什么要去做上门女婿呢？推测起来，也许是因为穷人家置办不起生产资料，需要借助女方家里的生产资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土地已经私有化，这意味着可以买卖，穷人分到耕地之后，因为种不起，就把地卖掉，入赘之后去种妻子家里的地。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大师董仲舒就是这么讲的，说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
土地兼并只可能是土地改革进行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的现象，公孙鞅当时恐怕还预见不到，但他至少应该考虑到了生产资料方面的问题，在睡虎地秦简里边可以看到《厩苑律》、《牛羊课》这样的法律规范，龙岗秦简还有一部《马牛羊》，看得出秦国对牲畜有着非常完善、细腻的管理措施，其中对于耕牛，就有官方饲养并供给民间使用的例子，只是不清楚要不要收取租金。
过去的牛，干活的少，献祭的多。结果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人类终于从神灵的嘴里夺走了牛，给它们套上犁，让它们顶着烈日，在农田里出力出汗。牛的地位从此跌落神坛，从神圣的祭品沦为了耕田的牲畜。
秦国的普通百姓也并不比牛有更大的发言权，公孙鞅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不分家没问题，只要赋税加倍就可以了。像刘邦那样的普通家庭，刘老汉加上4个儿子，一共5个成年男丁，如果生活在公孙鞅时代的话，最有可能分配到100亩耕地，赋税额度很可能要乘以5，而当每个成年儿子分家出去，自立门户，那么刘老汉自己还是拥有100亩耕地，只承担1份赋税，每个儿子各自分配到100亩耕地，各自承担1份赋税。在这样的经济利益面前，还会有多少人继续选择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呢？
《史记》记载，刘邦在秦朝做基层干部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到自留地去找妻子，妻子吕雉正带着一儿一女在田里耕作。（《史记·高祖本纪》）显然这是一个小家庭的生活模式：丈夫进入了公职系统，领着政府的薪水，家里也就缺少壮劳力，只能靠老婆孩子来打理农田。至于那位依然年富力强的刘老汉，还有那个精于打理产业的二哥，这时候应该正在各自的农田里忙活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家庭男女老少协作劳动的感人场面。“亲兄弟，明算账”这种作风，正是从公孙鞅的改革事业里诞生并且延续下来的。小家庭既然各有各的小算盘，亲情自然变得凉薄。
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转变，只要看看所谓“凤凰男”、“扶弟魔”这两个流行语，它们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矛盾——到底应该大家庭优先还是小家庭优先，两口子没法达成一致。如果请儒家来评理，肯定会说：“凤凰男和扶弟魔才是人间正道，应该大力表彰才对，怎么反而受到嘲讽呢？呜呼，真是世风不古，人心日下啊！”
贾谊发出的正是这样的哀叹。在他看来，秦国当时富裕家庭明明可以多承担一些赋税换来家庭和睦，但利字当头，男孩子只要一到成年就急着分家。而贫困家庭明明可以父子兄弟们抱团取暖，相濡以沫，但父亲容不得家里有成年的儿子，非要他们分家出去不可，这些成年男丁负担不起必要的生产资料，就只能扔掉尊严，去做上门女婿。
贾谊眼里社会风气的败坏，正是公孙鞅想要达成的效果。
战国时代，各个强国都在向着集权化发展，谁的集权程度越高，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就越强。而在国家机构这个大型组织体系之外，中小型的组织体系越多，集权程度就越低。看先秦历史，虽然不像中世纪的西方存在独立的教权，但家族组织是可以大到和国家组织分庭抗礼的，所以孟子有一句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意思是说，搞好政治很容易，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了。
在宗法时代，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搞好政治，但是集权时代，大家族是首先需要打击的对象。孟子的思路还停留在宗法时代，不要说大家族，就算只是中小规模的家族聚居，也会成为集权的阻碍。在人的自然心态上，最切身的小群体才是最优先被认同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观念，经常是家族认同和乡土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如果有谁对政策不满，一大家人联合起来就有能力和地方官府唱对台戏。所以，国家想要提高集权程度的话，既要破坏家族纽带，也要破坏乡土纽带。这种反人性的事情当然很难，但公孙鞅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不是靠政策强制，而是用了一种更加贴合人性的经济策略，诱使秦国人民自动解除家族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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