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雨暴雪也阻挡不了的舍友毕业十年之约，深夜talk里仅一瓶热红酒就把彼此熬到眼神涣散[破涕为笑]
最能喝酒、最敢喝酒、最爱喝酒的时期应该就过去了，那段有朋友有兴致有激情酒后饭饱后还能在学校后街花坛走直线不用搀扶眼里装满星光点点的岁月也不在了～
这次的十年之约，我们宿舍的四个排除万难到齐三个，剩下一个在襄阳高铁站带着生病的娃滞留五个多小时，最终无奈带娃折返。
我的仗义室友们，想要隆重介绍一下最酷的琼琼，在学校做到了学生会主席。在十多年前我初次创业，她就敢把当时的助学贷款借给我。我开店没空做饭，请了勤工俭学的学生过来帮我做饭打扫家务。她为了帮我节省开支，隔三差五就撸着袖子上我那给我做饭。我的婚礼，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辗转远赴广东过来参加我的人生的重要时刻。五年前我们碰面她正经历婚姻最煎熬的时期，一番交谈她立马定了目标要考公，真的就成功上岸[嘻嘻]这一次相聚她已经破茧成蝶，从消耗自己的婚姻里面脱离出来，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和小鲜肉男友[笑cry]
还有因有兔牙我给取名的兔子，我们中最胆小的一个。当初被我养的萨摩耶给吓哭，但依旧逞强帮我去装修店铺。毕业十年，她继续考上了武大研究生，但没选择为职场之路，找到了靠谱的考公，现在活成幸福的小女人….
我们不再是我们，但我们依旧是我们[爱心][爱心][爱心]
最能喝酒、最敢喝酒、最爱喝酒的时期应该就过去了，那段有朋友有兴致有激情酒后饭饱后还能在学校后街花坛走直线不用搀扶眼里装满星光点点的岁月也不在了～
这次的十年之约，我们宿舍的四个排除万难到齐三个，剩下一个在襄阳高铁站带着生病的娃滞留五个多小时，最终无奈带娃折返。
我的仗义室友们，想要隆重介绍一下最酷的琼琼，在学校做到了学生会主席。在十多年前我初次创业，她就敢把当时的助学贷款借给我。我开店没空做饭，请了勤工俭学的学生过来帮我做饭打扫家务。她为了帮我节省开支，隔三差五就撸着袖子上我那给我做饭。我的婚礼，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辗转远赴广东过来参加我的人生的重要时刻。五年前我们碰面她正经历婚姻最煎熬的时期，一番交谈她立马定了目标要考公，真的就成功上岸[嘻嘻]这一次相聚她已经破茧成蝶，从消耗自己的婚姻里面脱离出来，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和小鲜肉男友[笑cry]
还有因有兔牙我给取名的兔子，我们中最胆小的一个。当初被我养的萨摩耶给吓哭，但依旧逞强帮我去装修店铺。毕业十年，她继续考上了武大研究生，但没选择为职场之路，找到了靠谱的考公，现在活成幸福的小女人….
我们不再是我们，但我们依旧是我们[爱心][爱心][爱心]
【 “学术小作坊”论文诞生记 】
学术固然崇高，“做学术”却往往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儿。《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可能属于特例：除了李钧鹏和周港几次为了数据来源、要不要手动查找缺失的数据、图表的取舍以及具体的表述发生小的争执，除了李钧鹏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因自觉苦不堪言而不负责任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两位作者觉得本文的写作大体上较为顺利，也相当令人愉悦。
李钧鹏于2019年夏天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国内任教，周港是他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热爱教学的李钧鹏经常自嘲与流水线般生产论文的“学术工厂”相比，他带学生的方式更像是“小作坊”中的传统师徒制：老师傅一对一地向小徒弟传授技艺。这篇论文正是这个“小作坊”的“手工成果”。在带研究生的前两年，李钧鹏会在初次见面时给学生开一个书单和研究选题列表，上面列出他感兴趣的几个领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并将几十个他自认为“好玩”的研究选题逐一讲解给学生，以此让学生尽快找到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后面几届学生可能多少有点妒忌，因为他如今已经很少这么做了。但他仍然喜欢请学生吃饭，而且会在饭桌上和散步的路上大谈他感兴趣的社会学。不仅如此，由于愚蠢地把所有学生当作宝且生性不会拒绝别人，李钧鹏不知不觉带了数量惊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眼看自己每天忙着改学生论文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研究，他开始尝试把自己想做的研究交给几位有潜力的研究生，以合写论文的方式手把手地把学生带出来，同时不让自己在科研考核时被末位淘汰。
这篇论文最初的灵感萌生在李钧鹏给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知识社会学课上，那是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李钧鹏至今记得周港有一天去他办公室，手舞足蹈地谈这周的课程阅读是多么的畅快淋漓。上过这门课的学生会发现，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文献，有许多都在课堂上讲授或推荐过。李钧鹏尤其喜欢谈波普尔和库恩对科学知识进步的不同观点，并提醒学生这种争论可以启发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思考。从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到社会运动研究，李钧鹏不厌其烦地举例子，论证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为什么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到了期末，周港按照要求需要写一篇研究计划。在比较不同的知识变迁理论后，他和李钧鹏讨论了多次，决定以中国社会学为个案，爬取期刊论文数据，以回答自己的疑惑：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究竟体现为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中所描绘的S形曲线，还是兰德尔·柯林斯在《哲学的社会学》里所描绘的扇形伸缩？是阿伯特在Chaos of Disciplines中所说的知识循环，还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知识革命？李钧鹏推荐周港读陆远的《传承与断裂》和张静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两本新鲜出炉的书让对中国社会学史一知半解的周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周港最初的构想还很粗糙，但李钧鹏发现了这项研究的潜力，决定将自己的身份从指导老师转换为合作者。李钧鹏在美国读书时学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其他量化方法，虽然这些年以理论和质性研究为主，但对于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不算太陌生，于是向周港推荐了相关的书籍和方法，并建议他先收集数据并看一下初步的结果。第一次爬取数据时，周港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进行数据清理，只想看看结果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时至今日，周港还能回想起2021年10月7日下午5点在李钧鹏的办公室，他捧着笔记本电脑向老师展示数据结果时的兴奋。李钧鹏立刻认为研究发现很有价值，并向周港推荐Stephen Cole主编的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和以及马奥尼的论文“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李钧鹏指出，知识的积累与遗忘应该是这篇论文的主题，而该文应该主攻理论框架和数据解读，避免写成简单的数据分析。
如果周港当时按照李钧鹏的规划保持阅读与写作状态，这篇文章至少可以提前半年完成（李钧鹏认为至少可以提前一年）。然而，他因为学业之外的原因在这之后陷入了低谷，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无心看书和写作，而李钧鹏也被各种俗事所困，没有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事实上，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疫情），从2020年初到2022年初，除了偶尔的灵光乍现，周港长期处于沉沦状态，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和胡思乱想。李钧鹏始终认为周港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人才，曾在2020年初鼓励周港去美国读博并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可惜，周港在短暂的意气风发后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
到了2021年10月，周港振作精神，向李钧鹏表示希望跟他读博。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条路未能走通。李钧鹏承诺将他推荐给更知名大学的更好的老师，但周港心灰意冷，打算放弃学术，去当一名中学老师。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李钧鹏为了劝周港不要自暴自弃，请他吃了不知多少顿饭。一次饭后的路上，李钧鹏说这篇文章只要写出来，就可以发在《社会学研究》上。周港觉得这不过是老师为了劝他“悬崖勒马”而随口一说，并未当真。
2022年5月中，初稿终于完成，随后进入了漫长的修改阶段。李钧鹏把合作写论文当成了带学生的机会，在谋篇布局、论证方式、遣词造句甚至征引格式方面手把手传授了大量“默会知识”。周港如今深觉这些知识唯有亲身实践后方能真正掌握。在李钧鹏一轮又一轮地大段重写和逐字逐句修改后，论文开始变得有模有样，周港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学术的神圣和乐趣。该年10月，李钧鹏将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一个月之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学的李钧鹏就这个主题进行学术报告，现场得到了周晓虹、陈家建、陆远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基于这些意见，李钧鹏联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请求撤回修改，并在12月初将论文重投。
这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其间，李钧鹏深感自己太过懒散，于是逼自己适当地“卷”起来，赶工了几篇论文，包括与周港合作的另一篇文章，周港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李钧鹏的办公室看书。每次李钧鹏去办公室，都会带周港去吃饭，有时食堂，有时餐馆，有时快餐（有几顿快餐是周港抢着付了钱）。周港很享受这种安安静静读书的生活。2023年9月，《社会学研究》编辑杨可给李钧鹏发来了审稿意见。审稿意见以正面肯定为主，同时提出了极为专业的建设性意见。两位作者看到后都觉得曙光就在眼前，并开始按照意见从三个方面入手修改论文：在解释方式上，引入了李钧鹏和许松影在《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中所讨论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分析框架；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上，将数据来源范围从1981—2021年扩展到1980—2022年，用Python重新分析数据；在文字表述上，逐字逐句修改和重写，如同在忒修斯之船上一块一块地用新木板替换旧木板。事实证明，听起来最不起眼的第三项工作却最为劳神费时。周港早睡早起，李钧鹏则常常改论文到凌晨三四点，二人的合作宛如接力赛跑。冲刺阶段的某一天，李钧鹏从中午开始就在办公室和周港一起修改论文。李钧鹏每改一句，就给坐在对面的周港念一遍，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写更好。完工时已是深夜一点半，李钧鹏不得不在寒风中骑一小时电动车回家。
11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出差的李钧鹏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朋友，突然收到了杨可发来的用稿通知。通知里表示，编辑部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外审意见也很积极，决定在作者修改后着手开始进行编发。收到通知后，李钧鹏立刻将这个消息告知周港。办公室里的周港想起这几年的沉浮和努力，眼泪夺眶而出。
李钧鹏和周港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何钧力，他在最后阶段深度参与到论文的修订，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推敲，远远超出了一般编辑的工作量。《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这篇论文的肯定让作者感恩于心。周晓虹教授听到李钧鹏分享这篇论文时就将他叫到一边耳提面命，告诉他论文的修改方向，甚至指出了论文中的史料错误。他的胸怀，他的善意，他对于后辈的提携，都激励着李钧鹏和周港成为更好的学者。
不出意外的话，周港将于今年去一所更知名大学跟一位更好的老师读博。李钧鹏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许在未来，周港还会记得那些跟老师一起改论文的夜晚。
——————————————
转自公号“ 社会学研究杂志”
作者 |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周港
https://t.cn/A6jkA2V9
学术固然崇高，“做学术”却往往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儿。《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可能属于特例：除了李钧鹏和周港几次为了数据来源、要不要手动查找缺失的数据、图表的取舍以及具体的表述发生小的争执，除了李钧鹏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因自觉苦不堪言而不负责任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两位作者觉得本文的写作大体上较为顺利，也相当令人愉悦。
李钧鹏于2019年夏天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国内任教，周港是他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热爱教学的李钧鹏经常自嘲与流水线般生产论文的“学术工厂”相比，他带学生的方式更像是“小作坊”中的传统师徒制：老师傅一对一地向小徒弟传授技艺。这篇论文正是这个“小作坊”的“手工成果”。在带研究生的前两年，李钧鹏会在初次见面时给学生开一个书单和研究选题列表，上面列出他感兴趣的几个领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并将几十个他自认为“好玩”的研究选题逐一讲解给学生，以此让学生尽快找到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后面几届学生可能多少有点妒忌，因为他如今已经很少这么做了。但他仍然喜欢请学生吃饭，而且会在饭桌上和散步的路上大谈他感兴趣的社会学。不仅如此，由于愚蠢地把所有学生当作宝且生性不会拒绝别人，李钧鹏不知不觉带了数量惊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眼看自己每天忙着改学生论文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研究，他开始尝试把自己想做的研究交给几位有潜力的研究生，以合写论文的方式手把手地把学生带出来，同时不让自己在科研考核时被末位淘汰。
这篇论文最初的灵感萌生在李钧鹏给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知识社会学课上，那是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李钧鹏至今记得周港有一天去他办公室，手舞足蹈地谈这周的课程阅读是多么的畅快淋漓。上过这门课的学生会发现，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文献，有许多都在课堂上讲授或推荐过。李钧鹏尤其喜欢谈波普尔和库恩对科学知识进步的不同观点，并提醒学生这种争论可以启发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思考。从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到社会运动研究，李钧鹏不厌其烦地举例子，论证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为什么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到了期末，周港按照要求需要写一篇研究计划。在比较不同的知识变迁理论后，他和李钧鹏讨论了多次，决定以中国社会学为个案，爬取期刊论文数据，以回答自己的疑惑：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究竟体现为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中所描绘的S形曲线，还是兰德尔·柯林斯在《哲学的社会学》里所描绘的扇形伸缩？是阿伯特在Chaos of Disciplines中所说的知识循环，还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知识革命？李钧鹏推荐周港读陆远的《传承与断裂》和张静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两本新鲜出炉的书让对中国社会学史一知半解的周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周港最初的构想还很粗糙，但李钧鹏发现了这项研究的潜力，决定将自己的身份从指导老师转换为合作者。李钧鹏在美国读书时学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其他量化方法，虽然这些年以理论和质性研究为主，但对于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不算太陌生，于是向周港推荐了相关的书籍和方法，并建议他先收集数据并看一下初步的结果。第一次爬取数据时，周港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进行数据清理，只想看看结果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时至今日，周港还能回想起2021年10月7日下午5点在李钧鹏的办公室，他捧着笔记本电脑向老师展示数据结果时的兴奋。李钧鹏立刻认为研究发现很有价值，并向周港推荐Stephen Cole主编的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和以及马奥尼的论文“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李钧鹏指出，知识的积累与遗忘应该是这篇论文的主题，而该文应该主攻理论框架和数据解读，避免写成简单的数据分析。
如果周港当时按照李钧鹏的规划保持阅读与写作状态，这篇文章至少可以提前半年完成（李钧鹏认为至少可以提前一年）。然而，他因为学业之外的原因在这之后陷入了低谷，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无心看书和写作，而李钧鹏也被各种俗事所困，没有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事实上，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疫情），从2020年初到2022年初，除了偶尔的灵光乍现，周港长期处于沉沦状态，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和胡思乱想。李钧鹏始终认为周港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人才，曾在2020年初鼓励周港去美国读博并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可惜，周港在短暂的意气风发后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
到了2021年10月，周港振作精神，向李钧鹏表示希望跟他读博。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条路未能走通。李钧鹏承诺将他推荐给更知名大学的更好的老师，但周港心灰意冷，打算放弃学术，去当一名中学老师。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李钧鹏为了劝周港不要自暴自弃，请他吃了不知多少顿饭。一次饭后的路上，李钧鹏说这篇文章只要写出来，就可以发在《社会学研究》上。周港觉得这不过是老师为了劝他“悬崖勒马”而随口一说，并未当真。
2022年5月中，初稿终于完成，随后进入了漫长的修改阶段。李钧鹏把合作写论文当成了带学生的机会，在谋篇布局、论证方式、遣词造句甚至征引格式方面手把手传授了大量“默会知识”。周港如今深觉这些知识唯有亲身实践后方能真正掌握。在李钧鹏一轮又一轮地大段重写和逐字逐句修改后，论文开始变得有模有样，周港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学术的神圣和乐趣。该年10月，李钧鹏将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一个月之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学的李钧鹏就这个主题进行学术报告，现场得到了周晓虹、陈家建、陆远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基于这些意见，李钧鹏联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请求撤回修改，并在12月初将论文重投。
这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其间，李钧鹏深感自己太过懒散，于是逼自己适当地“卷”起来，赶工了几篇论文，包括与周港合作的另一篇文章，周港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李钧鹏的办公室看书。每次李钧鹏去办公室，都会带周港去吃饭，有时食堂，有时餐馆，有时快餐（有几顿快餐是周港抢着付了钱）。周港很享受这种安安静静读书的生活。2023年9月，《社会学研究》编辑杨可给李钧鹏发来了审稿意见。审稿意见以正面肯定为主，同时提出了极为专业的建设性意见。两位作者看到后都觉得曙光就在眼前，并开始按照意见从三个方面入手修改论文：在解释方式上，引入了李钧鹏和许松影在《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中所讨论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分析框架；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上，将数据来源范围从1981—2021年扩展到1980—2022年，用Python重新分析数据；在文字表述上，逐字逐句修改和重写，如同在忒修斯之船上一块一块地用新木板替换旧木板。事实证明，听起来最不起眼的第三项工作却最为劳神费时。周港早睡早起，李钧鹏则常常改论文到凌晨三四点，二人的合作宛如接力赛跑。冲刺阶段的某一天，李钧鹏从中午开始就在办公室和周港一起修改论文。李钧鹏每改一句，就给坐在对面的周港念一遍，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写更好。完工时已是深夜一点半，李钧鹏不得不在寒风中骑一小时电动车回家。
11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出差的李钧鹏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朋友，突然收到了杨可发来的用稿通知。通知里表示，编辑部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外审意见也很积极，决定在作者修改后着手开始进行编发。收到通知后，李钧鹏立刻将这个消息告知周港。办公室里的周港想起这几年的沉浮和努力，眼泪夺眶而出。
李钧鹏和周港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何钧力，他在最后阶段深度参与到论文的修订，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推敲，远远超出了一般编辑的工作量。《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这篇论文的肯定让作者感恩于心。周晓虹教授听到李钧鹏分享这篇论文时就将他叫到一边耳提面命，告诉他论文的修改方向，甚至指出了论文中的史料错误。他的胸怀，他的善意，他对于后辈的提携，都激励着李钧鹏和周港成为更好的学者。
不出意外的话，周港将于今年去一所更知名大学跟一位更好的老师读博。李钧鹏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许在未来，周港还会记得那些跟老师一起改论文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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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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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文的早年经历。
1976年5月10日，身为客家人的张颂文出生在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回龙镇塘村。11岁时父亲转业，全家住进了城里。初三那年母亲去世，张颂文从小就喜欢电影。不过17岁职高毕业后，却先后从事了印刷厂工人、饮料销售员、空调安装工、酒店服务员、饭店经理、导游等工作，曾是广东省最佳导游。
2000年，张颂文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高职班求学期间，他还担任了医院学生会主席一职。毕业时他因为在校期间的优秀表现被留校任教，成为表演研究所的一名表演老师。而他除了拍戏给学生上课外，他还做过导演场记统筹编剧剪辑。
1976年5月10日，身为客家人的张颂文出生在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回龙镇塘村。11岁时父亲转业，全家住进了城里。初三那年母亲去世，张颂文从小就喜欢电影。不过17岁职高毕业后，却先后从事了印刷厂工人、饮料销售员、空调安装工、酒店服务员、饭店经理、导游等工作，曾是广东省最佳导游。
2000年，张颂文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高职班求学期间，他还担任了医院学生会主席一职。毕业时他因为在校期间的优秀表现被留校任教，成为表演研究所的一名表演老师。而他除了拍戏给学生上课外，他还做过导演场记统筹编剧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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