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但不突出”？为什么选他接班李显龙】掌舵新加坡20年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接班人黄循财“交棒”。
2024年5月15日，李显龙正式卸任，黄循财率新内阁在同一天宣誓就职。这意味着，“李显龙时代”落幕，新加坡自此进入“黄循财时间”。
与此同时，李显龙已接受黄循财邀请，卸任后留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这意味着，李显龙短期内并不会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会像李光耀、吴作栋一样，作为国务资政留在内阁中，给总理提供建议。
平稳、有序可以说是外界对新加坡此次权力交接的直观感受，整个过程主打一个“毫无意外”。
现年72岁的李显龙在辞呈中写道，他原本计划在年满70岁时交棒给接班人，但被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一时间表。2022年4月14日，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召开会议，一致推选黄循财先生为接班人。现在，两年过去了，他已为接手领导新加坡准备就绪。
黄循财“杰出但不突出”，为什么是他？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历经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任总理。
李显龙生于1952年，上世纪80年代起步入政坛，先后担任新加坡国防部第二部长、贸工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2004年8月，他从吴作栋手中接过新加坡总理一职，一干就是20年。
作为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长子，精英家庭、高智商、高学历一直是李显龙的标签。而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黄循财，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与李显龙迥然不同。
黄循财自小在组屋里长大，爸爸从事销售工作，妈妈是一位老师，从小并未接受精英教育，但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名校留学，学成归国后，进入新加坡公务员行列。
他反应敏捷、为人低调，是个会谈吉他、喜欢狗狗的性情中人。《经济学人》这样形容黄循财：“他也是那种你会想一起喝啤酒的男人（He is also the kind of bloke you could drink a beer with）。”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在其专栏写道，他早年与黄循财接触后，对后者留下了“杰出，但不突出”的印象。
“我可以感受他的友善，对部门的政策也很熟稔；不过，两个小时下来，老实说，黄循财并没有让人产生很深刻的印象。”
“他比较低调，懂得什么时候开口，也知道什么时候闭嘴；他不抢功劳争出头，而是专注做份内工作；他为人和悦，有时还有些腼腆，而不是盛气凌人。”
“或者，黄循财真正突出之处，就是他不像其他领袖那么与众不同，而是更加愿意做一个融入民间，深入人心的平凡领袖。”
“黄循财的亲和力和人情味让他更容易亲近民众，能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告诉观察者网，选择他体现出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忧患意识。
“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在近年来支持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像黄循财这样更接地气、更懂得人民诉求的人非常重要。另外，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至今，解决执政审美疲劳也是该党的一个重要挑战。”许利平说。
最终，黄循财成为了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不过，起初他并不是首选。
2018年，李显龙原本选定时任财政部长王瑞杰为第四代领导团队之首，但后者在2021年请辞。
王瑞杰在给李显龙的信中说：“我今年已经60岁了，由于危机（新冠疫情）会持续一段日子，危机过去时我已经60多岁，60多岁还是很旺盛的时期，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回头看三位前总理接棒的时候，我如果出任下一位总理，我准备接棒的跑道会太短。我们不仅需要一位能带领国家在后冠病时期重建国家的领袖，也需要能带领步入下个建国阶段的人。”
“每一次新加坡总理的权力交接，一般是按照20年左右的周期来选人。王瑞杰认为自己年纪偏大，也就给了黄循财一个机会。”许利平提到，王瑞杰担任过李光耀的私人秘书，黄循财担任过李显龙的私人秘书。
“从这两个总理人选可以看出，政治上的信任是新加坡选择接班人的重要条件。另外，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也非常重要。”他补充道。
从黄循财的遴选过程也能看出，他脱颖而出的背后是人民行动党高层的高度共识。
新加坡《联合报道》报道称，在选人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前主席许文远扮演了居中协调、征询所有人意见的角色。
许文远当时询问了17位内阁部长、前国会议长陈川仁，以及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共19人的意见，最终有15人推选了黄循财。
对此，许利平表示：“这种程序既体现出新加坡的特色，也说明被遴选出的接班人还是需要经过人民行动党高层精英的认同。”
黄循财会继续坚持“李显龙路线”，还是会走出的自己道路？
5月13日，黄循财宣布内阁改组。
根据新内阁名单，黄循财接任总理后会继续掌管财政部；65岁的颜金勇升任副总理后也会继续管理贸工部，并替代黄循财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与此同时负责总理府战略小组的工作，还会在总理缺席时担任代理总理职务；其他内阁部长的职务不变，63 岁的现任副总理王瑞杰将继续担任他的职务。
可见，黄循财对内阁的调整幅度很小。
联合早报称，新内阁其实是李显龙内阁的更新版。黄循财透露，这些人事安排是与李显龙商议后所做出的，这更多展现了施政的延续性和传承意味。真正的内阁改组，会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之后，届时才能通过人事布局，观察黄循财的施政理念。
“稳定和延续是黄循财的一个主要方向，当然在延续中他也要有创新和突破。”许利平认为，短期内黄循财面临的直接挑战就是2025年大选，赢得明年的选举是他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赢下选举之后，才能看到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李显龙担任总理20年来，带领人民行动党于2006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连续四次赢得新加坡大选，使得该党自1965年起执政至今，这也是李显龙给黄循财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之一。
2025年又是新加坡的大选年，这一次，压力来到黄循财和第四代领导团队这边。
“虽然2025年人民行动党大概率还是会获胜，但反对力量正在日益强大，也不能小觑，因此黄循财还是要非常认真地准备这场大选。”许利平分析道。
黄循财日前在接受本地媒体联访时表示，他深刻明白，“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一党独大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反对党一再表示只放眼拿下至少三分一的国会议席，但下届大选如果竞争更激烈，行动党得票率再降几个百分点，“两个或三个反对党一起取得超过50%得票率，组织联合政府，不是遥不可及的”。
“因此当我说我不会假设行动党一定会赢得下届大选，或者不会假设我会在选后自动当上总理，我是认真的。这是我们当前的政治现实。”
黄循财目前是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预计出任总理不久后会当上党魁。
过去三任总理任内，新加坡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建立出口驱动型经济，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
有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2万美元，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六。但舆论认为，随着新加坡经济日益成熟，不能再指望过去那样指数级的增长。
因此，许利平提到，除了明年的大选之外，人口老龄化、高物价等国内现实问题，也是黄循财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剧的氛围中，他需要带领新加坡寻找新的增长点。
新加坡的现实利益需要黄循财有熟练的“大国平衡”技巧
谈及外部环境，黄循财说，他很看好东盟这一区域多边组织的融合与团结可能带来的契机。
他认为，亚洲仍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许多跨国企业都会在亚洲有据点，也会把投资分散到不同国家。这样一来，东盟会更具吸引力，而作为其中一员的新加坡具有国际声望，企业可从新加坡服务整个广泛的亚洲区域。
新加坡素有东盟“大脑”之称，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加坡和印尼是东盟成员国中，对东盟长远发展和进步贡献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新加坡和印尼分别获得66％和41.5％受访者的肯定。
除此之外，黄循财强调，面对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新加坡不能陷入地缘政治浪潮，须坚持以国家利益出发，维持一贯和有原则的处事方法。
新加坡从李光耀开始到李显龙时代，一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这也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循财曾说，他在外交上既不“亲中”，也不“亲美”，而是“挺新加坡”。
日前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黄循财回应了中美关系、新美防务合作、台海局势对新加坡的影响等问题。他表示，如果“小院高墙”围起来的院子越来越大，不仅会对新加坡造成伤害，也会伤害美国和全世界。黄循财强调，新加坡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这是一个长期立场……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任何支持‘台独’的势力所利用。”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选边站队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加坡的平衡外交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进行选择。”许利平说，有些人认为新加坡在搞“骑墙战略”，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新加坡除了安全之外，在政治和经济上也依靠美国；而中新之间，除了强化经济合作之外，这些年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包括非传统安全、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
许利平强调，新加坡与中美之间的利益非常复杂，因此要求黄循财有熟练的“大国平衡”的技巧。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给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外交”带来严峻挑战。
2024年5月15日，李显龙正式卸任，黄循财率新内阁在同一天宣誓就职。这意味着，“李显龙时代”落幕，新加坡自此进入“黄循财时间”。
与此同时，李显龙已接受黄循财邀请，卸任后留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这意味着，李显龙短期内并不会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会像李光耀、吴作栋一样，作为国务资政留在内阁中，给总理提供建议。
平稳、有序可以说是外界对新加坡此次权力交接的直观感受，整个过程主打一个“毫无意外”。
现年72岁的李显龙在辞呈中写道，他原本计划在年满70岁时交棒给接班人，但被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一时间表。2022年4月14日，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召开会议，一致推选黄循财先生为接班人。现在，两年过去了，他已为接手领导新加坡准备就绪。
黄循财“杰出但不突出”，为什么是他？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历经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任总理。
李显龙生于1952年，上世纪80年代起步入政坛，先后担任新加坡国防部第二部长、贸工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2004年8月，他从吴作栋手中接过新加坡总理一职，一干就是20年。
作为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长子，精英家庭、高智商、高学历一直是李显龙的标签。而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黄循财，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与李显龙迥然不同。
黄循财自小在组屋里长大，爸爸从事销售工作，妈妈是一位老师，从小并未接受精英教育，但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名校留学，学成归国后，进入新加坡公务员行列。
他反应敏捷、为人低调，是个会谈吉他、喜欢狗狗的性情中人。《经济学人》这样形容黄循财：“他也是那种你会想一起喝啤酒的男人（He is also the kind of bloke you could drink a beer with）。”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在其专栏写道，他早年与黄循财接触后，对后者留下了“杰出，但不突出”的印象。
“我可以感受他的友善，对部门的政策也很熟稔；不过，两个小时下来，老实说，黄循财并没有让人产生很深刻的印象。”
“他比较低调，懂得什么时候开口，也知道什么时候闭嘴；他不抢功劳争出头，而是专注做份内工作；他为人和悦，有时还有些腼腆，而不是盛气凌人。”
“或者，黄循财真正突出之处，就是他不像其他领袖那么与众不同，而是更加愿意做一个融入民间，深入人心的平凡领袖。”
“黄循财的亲和力和人情味让他更容易亲近民众，能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告诉观察者网，选择他体现出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忧患意识。
“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在近年来支持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像黄循财这样更接地气、更懂得人民诉求的人非常重要。另外，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至今，解决执政审美疲劳也是该党的一个重要挑战。”许利平说。
最终，黄循财成为了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不过，起初他并不是首选。
2018年，李显龙原本选定时任财政部长王瑞杰为第四代领导团队之首，但后者在2021年请辞。
王瑞杰在给李显龙的信中说：“我今年已经60岁了，由于危机（新冠疫情）会持续一段日子，危机过去时我已经60多岁，60多岁还是很旺盛的时期，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回头看三位前总理接棒的时候，我如果出任下一位总理，我准备接棒的跑道会太短。我们不仅需要一位能带领国家在后冠病时期重建国家的领袖，也需要能带领步入下个建国阶段的人。”
“每一次新加坡总理的权力交接，一般是按照20年左右的周期来选人。王瑞杰认为自己年纪偏大，也就给了黄循财一个机会。”许利平提到，王瑞杰担任过李光耀的私人秘书，黄循财担任过李显龙的私人秘书。
“从这两个总理人选可以看出，政治上的信任是新加坡选择接班人的重要条件。另外，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也非常重要。”他补充道。
从黄循财的遴选过程也能看出，他脱颖而出的背后是人民行动党高层的高度共识。
新加坡《联合报道》报道称，在选人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前主席许文远扮演了居中协调、征询所有人意见的角色。
许文远当时询问了17位内阁部长、前国会议长陈川仁，以及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共19人的意见，最终有15人推选了黄循财。
对此，许利平表示：“这种程序既体现出新加坡的特色，也说明被遴选出的接班人还是需要经过人民行动党高层精英的认同。”
黄循财会继续坚持“李显龙路线”，还是会走出的自己道路？
5月13日，黄循财宣布内阁改组。
根据新内阁名单，黄循财接任总理后会继续掌管财政部；65岁的颜金勇升任副总理后也会继续管理贸工部，并替代黄循财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与此同时负责总理府战略小组的工作，还会在总理缺席时担任代理总理职务；其他内阁部长的职务不变，63 岁的现任副总理王瑞杰将继续担任他的职务。
可见，黄循财对内阁的调整幅度很小。
联合早报称，新内阁其实是李显龙内阁的更新版。黄循财透露，这些人事安排是与李显龙商议后所做出的，这更多展现了施政的延续性和传承意味。真正的内阁改组，会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之后，届时才能通过人事布局，观察黄循财的施政理念。
“稳定和延续是黄循财的一个主要方向，当然在延续中他也要有创新和突破。”许利平认为，短期内黄循财面临的直接挑战就是2025年大选，赢得明年的选举是他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赢下选举之后，才能看到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李显龙担任总理20年来，带领人民行动党于2006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连续四次赢得新加坡大选，使得该党自1965年起执政至今，这也是李显龙给黄循财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之一。
2025年又是新加坡的大选年，这一次，压力来到黄循财和第四代领导团队这边。
“虽然2025年人民行动党大概率还是会获胜，但反对力量正在日益强大，也不能小觑，因此黄循财还是要非常认真地准备这场大选。”许利平分析道。
黄循财日前在接受本地媒体联访时表示，他深刻明白，“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一党独大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反对党一再表示只放眼拿下至少三分一的国会议席，但下届大选如果竞争更激烈，行动党得票率再降几个百分点，“两个或三个反对党一起取得超过50%得票率，组织联合政府，不是遥不可及的”。
“因此当我说我不会假设行动党一定会赢得下届大选，或者不会假设我会在选后自动当上总理，我是认真的。这是我们当前的政治现实。”
黄循财目前是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预计出任总理不久后会当上党魁。
过去三任总理任内，新加坡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建立出口驱动型经济，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
有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2万美元，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六。但舆论认为，随着新加坡经济日益成熟，不能再指望过去那样指数级的增长。
因此，许利平提到，除了明年的大选之外，人口老龄化、高物价等国内现实问题，也是黄循财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剧的氛围中，他需要带领新加坡寻找新的增长点。
新加坡的现实利益需要黄循财有熟练的“大国平衡”技巧
谈及外部环境，黄循财说，他很看好东盟这一区域多边组织的融合与团结可能带来的契机。
他认为，亚洲仍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许多跨国企业都会在亚洲有据点，也会把投资分散到不同国家。这样一来，东盟会更具吸引力，而作为其中一员的新加坡具有国际声望，企业可从新加坡服务整个广泛的亚洲区域。
新加坡素有东盟“大脑”之称，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加坡和印尼是东盟成员国中，对东盟长远发展和进步贡献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新加坡和印尼分别获得66％和41.5％受访者的肯定。
除此之外，黄循财强调，面对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新加坡不能陷入地缘政治浪潮，须坚持以国家利益出发，维持一贯和有原则的处事方法。
新加坡从李光耀开始到李显龙时代，一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这也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循财曾说，他在外交上既不“亲中”，也不“亲美”，而是“挺新加坡”。
日前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黄循财回应了中美关系、新美防务合作、台海局势对新加坡的影响等问题。他表示，如果“小院高墙”围起来的院子越来越大，不仅会对新加坡造成伤害，也会伤害美国和全世界。黄循财强调，新加坡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这是一个长期立场……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任何支持‘台独’的势力所利用。”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选边站队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加坡的平衡外交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进行选择。”许利平说，有些人认为新加坡在搞“骑墙战略”，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新加坡除了安全之外，在政治和经济上也依靠美国；而中新之间，除了强化经济合作之外，这些年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包括非传统安全、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
许利平强调，新加坡与中美之间的利益非常复杂，因此要求黄循财有熟练的“大国平衡”的技巧。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给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外交”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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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日本前大臣感慨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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