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那年·今日#
1957年5月15日 ，干部开始下基层参加劳动。
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下放政策。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是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大概50元左右，如果以当时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7年5月15日 ，干部开始下基层参加劳动。
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下放政策。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是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大概50元左右，如果以当时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晚安，海豚阿德# 这是一本关于土，关于爱，关于自由的书。
日本人上条辽太郎（昵称六）在一次高崖坠落的意外之后，决心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来到大理，成为农人。从一个背包，一个人，到几年之后，一卡车家当，三个孩子，一家子。
他坚持自然农法，在他看来，种子落在土里，就如同人行走在世间，像农民一样，接受 着自然的丰饶与艰难。他除了会种地，还会做音乐，味噌，酿酒，按摩，修葺房子，等等。就像他自己说的，百姓，应该是会做一百件事情的人。
他来到大理，也由此结识了作家苏娅。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苏娅跟他一同种稻、灌溉、除草、收稻、酿酒、做味噌，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劳作，并感同身受地写下六他们一家平凡、美好、自足的生活。
苏娅和六一样发自内心地钟爱阳光和风土，没有人能比她写六在大理的故事写得更好了，她捕捉了六的行为和思想，才有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她文字很富有美感，也很有音乐感。六是一名寻路者，土地最终成为他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在同样的意义上，写作之于记者出身的苏娅，也是如此。
本书分为“六”和“六说”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苏娅用简练的文字营造了景象与意味的缓慢生成，读来令人身临其境。而第二部分，六用质朴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他在土地之中的领悟，透人心扉。
日本人上条辽太郎（昵称六）在一次高崖坠落的意外之后，决心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来到大理，成为农人。从一个背包，一个人，到几年之后，一卡车家当，三个孩子，一家子。
他坚持自然农法，在他看来，种子落在土里，就如同人行走在世间，像农民一样，接受 着自然的丰饶与艰难。他除了会种地，还会做音乐，味噌，酿酒，按摩，修葺房子，等等。就像他自己说的，百姓，应该是会做一百件事情的人。
他来到大理，也由此结识了作家苏娅。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苏娅跟他一同种稻、灌溉、除草、收稻、酿酒、做味噌，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劳作，并感同身受地写下六他们一家平凡、美好、自足的生活。
苏娅和六一样发自内心地钟爱阳光和风土，没有人能比她写六在大理的故事写得更好了，她捕捉了六的行为和思想，才有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她文字很富有美感，也很有音乐感。六是一名寻路者，土地最终成为他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在同样的意义上，写作之于记者出身的苏娅，也是如此。
本书分为“六”和“六说”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苏娅用简练的文字营造了景象与意味的缓慢生成，读来令人身临其境。而第二部分，六用质朴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他在土地之中的领悟，透人心扉。
#商务印书馆新书早知道# 《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
论语言与文学如何影响和塑造社会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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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引入“公共领域”概念，以被称为现代印地语文学“黄金时代”的1920年至1940年为背景，探讨了“剧变时刻的文学文化全貌”。本书拓宽了语言一文学的传统研究视野，全面呈现了在与文学、历史、社会及政治的互动中形成的广阔的印地语公共领域。书中富于创见性的视角、观点及材料为深入认识和思考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发展，并以此理解印度民族主义和殖民时期印度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想象提供了可贵的思路和方法。
——郭 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古代印度斯坦是一片形散而神不散的邦国林立的土地。本书立体地描绘了印度民族主义知识精英是如何把隐形的“不散的神”显然锻造为对抗殖民话语的团结纽带，并为印度的独立构建了一套属于自我的语言、文学和政治思想体系。
——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
编辑推荐：
语言和文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人类精神文明飞速前进的时代，1920—1940年的印度印证了这一事实。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始发展规范准则、机构以及一种语言，以表达对“统一”“进步”“共同文化遗产”等新概念的需求。供争辩和辩论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规范准则得到发展，由此，人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进入共同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不仅容纳了，更是超越了人的社会存在。20年代，文学和政治角色、公共空间与制度、出版市场以及文学和政治读者都在数量上均实现了增长，从而带来了质的飞跃。新主体发出不容忽视的批判性声音，而且还时常形成真正的“反公众”。印地语文学媒介的开放性和视野成就了大胆的实验，促使产生了新的文学类型，缔造了独立作家。与此同时，19世纪的努力所形成的潜在公众似乎终于真正地现身。规范性趋势与批判性声音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语言和文学是呈现这种张力的显著标志。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而且很多人是第一次承担公共角色，这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上半叶以标准印地语为基础形成的北印度地区性公共领域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学、性别、历史以及政治话语的角度分析印地语区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而探索语言和文学勾勒与书写一个新的民族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现代印度的政治、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实践、新视角、大胆批评，以及重新讨论一切的意愿，助推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印地语受教育群体的品味。1920年至1940年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作译者简介：
弗朗切斯卡·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南亚文学荣休教授，世界著名南亚语言文化学者。主要从事北印度多语文学史、书籍史、世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迄今已出版《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2002）、《德里以东：多语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2023）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专著，编著有《爱在南亚：一部文化史》（2006）、《帖木儿离去后：15世纪北印度的文化与流通》（2014）等。担任印度“穆尔蒂经典系列”丛书分区主编、《世界文学学刊》主编、“剑桥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主编、欧洲研究理事会重大课题“多语地方与重要地理：探索世界文学新路径”首席专家。
任筱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印地语专业教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要从事印度印地语文学翻译与研究。已出版译著《被抵押的罗库：加西纳特·辛格作品选》（2022），发表《印地语进步主义小说中的种姓批判——文学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印度化》等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致 谢 1
拼写说明 5
前 言 7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学领域 27
1.1 语言问题 28
1.2 印地语文学领域的多样性 43
1.3 文学竞技场：期刊、出版业和诗会 70
1.4 印地语教育和文学 114
第二章 语言、文学与公众关注 155
2.1 民族主义话语中的语言：母语—国家通用语—国语 156
2.2 流变的文学观 176
2.3 公众关注与文学评价：奖项、流行程度与文学批评 193
第三章 对历史的使用 215
3.1 涉足历史 215
3.2 作为镜子的历史 253
3.3 塑造社会 274
3.4 小 结 292
第四章 女性与印地语公共领域 297
4.1 教育与行动领域 297
4.2 拓展关切：印地语女性期刊 317
4.3 感受的权利 334
4.4 女性形象 351
第五章 印地语政治领域 373
5.1 合宪领域和违宪领域 375
5.2 作为主体的农民 389
5.3 印地语政治家 410
5.4 关乎权威的问题 429
后 记 455
附 录 459
部分参考文献 515
索 引 535
译后记 549
论语言与文学如何影响和塑造社会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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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引入“公共领域”概念，以被称为现代印地语文学“黄金时代”的1920年至1940年为背景，探讨了“剧变时刻的文学文化全貌”。本书拓宽了语言一文学的传统研究视野，全面呈现了在与文学、历史、社会及政治的互动中形成的广阔的印地语公共领域。书中富于创见性的视角、观点及材料为深入认识和思考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发展，并以此理解印度民族主义和殖民时期印度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想象提供了可贵的思路和方法。
——郭 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古代印度斯坦是一片形散而神不散的邦国林立的土地。本书立体地描绘了印度民族主义知识精英是如何把隐形的“不散的神”显然锻造为对抗殖民话语的团结纽带，并为印度的独立构建了一套属于自我的语言、文学和政治思想体系。
——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
编辑推荐：
语言和文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人类精神文明飞速前进的时代，1920—1940年的印度印证了这一事实。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始发展规范准则、机构以及一种语言，以表达对“统一”“进步”“共同文化遗产”等新概念的需求。供争辩和辩论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规范准则得到发展，由此，人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进入共同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不仅容纳了，更是超越了人的社会存在。20年代，文学和政治角色、公共空间与制度、出版市场以及文学和政治读者都在数量上均实现了增长，从而带来了质的飞跃。新主体发出不容忽视的批判性声音，而且还时常形成真正的“反公众”。印地语文学媒介的开放性和视野成就了大胆的实验，促使产生了新的文学类型，缔造了独立作家。与此同时，19世纪的努力所形成的潜在公众似乎终于真正地现身。规范性趋势与批判性声音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语言和文学是呈现这种张力的显著标志。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而且很多人是第一次承担公共角色，这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上半叶以标准印地语为基础形成的北印度地区性公共领域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学、性别、历史以及政治话语的角度分析印地语区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而探索语言和文学勾勒与书写一个新的民族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现代印度的政治、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实践、新视角、大胆批评，以及重新讨论一切的意愿，助推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印地语受教育群体的品味。1920年至1940年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作译者简介：
弗朗切斯卡·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南亚文学荣休教授，世界著名南亚语言文化学者。主要从事北印度多语文学史、书籍史、世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迄今已出版《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2002）、《德里以东：多语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2023）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专著，编著有《爱在南亚：一部文化史》（2006）、《帖木儿离去后：15世纪北印度的文化与流通》（2014）等。担任印度“穆尔蒂经典系列”丛书分区主编、《世界文学学刊》主编、“剑桥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主编、欧洲研究理事会重大课题“多语地方与重要地理：探索世界文学新路径”首席专家。
任筱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印地语专业教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要从事印度印地语文学翻译与研究。已出版译著《被抵押的罗库：加西纳特·辛格作品选》（2022），发表《印地语进步主义小说中的种姓批判——文学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印度化》等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致 谢 1
拼写说明 5
前 言 7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学领域 27
1.1 语言问题 28
1.2 印地语文学领域的多样性 43
1.3 文学竞技场：期刊、出版业和诗会 70
1.4 印地语教育和文学 114
第二章 语言、文学与公众关注 155
2.1 民族主义话语中的语言：母语—国家通用语—国语 156
2.2 流变的文学观 176
2.3 公众关注与文学评价：奖项、流行程度与文学批评 193
第三章 对历史的使用 215
3.1 涉足历史 215
3.2 作为镜子的历史 253
3.3 塑造社会 274
3.4 小 结 292
第四章 女性与印地语公共领域 297
4.1 教育与行动领域 297
4.2 拓展关切：印地语女性期刊 317
4.3 感受的权利 334
4.4 女性形象 351
第五章 印地语政治领域 373
5.1 合宪领域和违宪领域 375
5.2 作为主体的农民 389
5.3 印地语政治家 410
5.4 关乎权威的问题 429
后 记 455
附 录 459
部分参考文献 515
索 引 535
译后记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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