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24小时# 【大有来头!洛阳古墓博物馆推出新型文创印章】随着“盖章热”持续升温,洛阳古墓博物馆近日推出两套新型文创印章,游客在该博物馆购买配套印章明信片后,即可通过自助印章机“盖章打卡”。两套印章共有18枚,原型全部来自该博物馆馆藏的壁画、砖雕等文物,每一枚都堪称“大有来头”。洛报融媒记者带您认识其中几枚——
●天马图
这是出自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上的图案纹饰。洛阳古墓博物馆馆长周海涛介绍,马是洛阳空心砖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画像,样式很多,可分为写实型的骏马和艺术加工型的天马。骏马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马为描摹对象,体形健壮,比例准确;天马是以真马为原型,又加入乌孙马、大宛马的神奇传闻而创造出的神马,其造型壮硕浑实、飘逸俊秀,马身上通常有翼形、螺旋形、云形和星形的花纹。西汉时期,马画像尤其是天马画像,是祥瑞的象征。
●胡人牵驼图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的壁画,堪称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安国相王即李旦,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孺人,是唐代对皇室宗王之妾的称谓。据考证,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葬的年代是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
你看,壁画中牵驼人为高鼻梁、深眼窝的胡人,络腮胡须,面目清晰,骆驼被施以金黄色,四肢强劲,骆驼背上的丝卷,正是沿着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真实写照。周海涛介绍,胡人与骆驼的固定组合在唐代墓葬中十分常见,多以唐三彩出现,以墓室壁画的形式出现,这是洛阳发现的唯一一例,生动展现了杜甫诗中的“东来豪驼满旧都”“胡儿制骆驼”的具体形象。
●盆栽牡丹
以图案来传达信息与愿望,在文字出现以前已经开始。装饰在墓中的图案,寄寓着人们求吉驱凶、沟通人神的美好祈愿,具有安慰死者、祈福生者的双重目的。例如,这件出土于新安县墓葬中的盆栽牡丹砖雕。
牡丹由于花朵硕大、颜色鲜艳而被视为繁荣富贵的象征,洛阳是牡丹的早期栽培地之一。史料记载,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鼎盛时期,牡丹在皇家御园、士大夫园林甚至百姓庭院都随处可见,是人人喜爱的吉祥富贵的代表,其在洛阳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人们对牡丹的喜爱。
●婴戏图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洛阳史家屯金代墓葬。婴戏图是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具有吉祥寓意的绘画装饰题材,通常以童子手持牡丹、莲花或缠枝花卉等形式出现。
完整的砖雕原型是一幅花枝童子图,印章选取了其中一个画面。小娃娃们或在花丛中嬉戏,或攀附在花枝上,或手拿花枝,花枝的种类以牡丹、莲花居多。周海涛介绍,这是源于佛教中的化生图,化生是佛教中关于出生的一种玄奥的说法,就是在进入佛国世界前要从莲花中生出来。宋金时期人们用花枝童子图表达祈求人丁兴旺的寓意,寄托了人们对子孙满堂、家道兴盛的美好愿望。
●狮子衔牡丹
这枚印章的原型砖雕出自关林附近的北宋墓葬。在古墓葬装饰图案中,除了吉祥植物,还有不少祥禽瑞兽,如狮子。狮子在西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原,为百兽之王,也是佛教中的护法灵兽。在宋金墓葬中出现的狮子,多有辟邪驱恶之意,是用来“保卫”墓主人的,与牡丹搭配,则突出富贵平安之意。
●持骨朵门吏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宜阳县仁厚村北宋墓藏中的壁画。周海涛介绍,这幅壁画高1.35米、宽0.59米,绘于宜阳县韩城镇一座宋代壁画墓墓门的东侧。门吏头戴黑色直脚幞头(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身着圆领红色袍服,看上去栩栩如生。
骨朵本名胍肫(guā zhūn),被讹为骨朵,是一种用铁或硬木制成的古代兵器,类似长柄锤,一端为长柄,其前端安装上石质或金属的头,形状有圆形、长形、蒜头形、瓜形等多种,是一种复合器具。这种兵器凭借重力锤击敌人。因其技法能硬砸、硬架,故有“锤,棍将不可力敌”之说。这幅壁画是了解宋代门吏制度和研究兵器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段跃辉(图片由洛阳古墓博物馆提供)
●天马图
这是出自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上的图案纹饰。洛阳古墓博物馆馆长周海涛介绍,马是洛阳空心砖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画像,样式很多,可分为写实型的骏马和艺术加工型的天马。骏马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马为描摹对象,体形健壮,比例准确;天马是以真马为原型,又加入乌孙马、大宛马的神奇传闻而创造出的神马,其造型壮硕浑实、飘逸俊秀,马身上通常有翼形、螺旋形、云形和星形的花纹。西汉时期,马画像尤其是天马画像,是祥瑞的象征。
●胡人牵驼图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的壁画,堪称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安国相王即李旦,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孺人,是唐代对皇室宗王之妾的称谓。据考证,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葬的年代是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
你看,壁画中牵驼人为高鼻梁、深眼窝的胡人,络腮胡须,面目清晰,骆驼被施以金黄色,四肢强劲,骆驼背上的丝卷,正是沿着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真实写照。周海涛介绍,胡人与骆驼的固定组合在唐代墓葬中十分常见,多以唐三彩出现,以墓室壁画的形式出现,这是洛阳发现的唯一一例,生动展现了杜甫诗中的“东来豪驼满旧都”“胡儿制骆驼”的具体形象。
●盆栽牡丹
以图案来传达信息与愿望,在文字出现以前已经开始。装饰在墓中的图案,寄寓着人们求吉驱凶、沟通人神的美好祈愿,具有安慰死者、祈福生者的双重目的。例如,这件出土于新安县墓葬中的盆栽牡丹砖雕。
牡丹由于花朵硕大、颜色鲜艳而被视为繁荣富贵的象征,洛阳是牡丹的早期栽培地之一。史料记载,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鼎盛时期,牡丹在皇家御园、士大夫园林甚至百姓庭院都随处可见,是人人喜爱的吉祥富贵的代表,其在洛阳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人们对牡丹的喜爱。
●婴戏图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洛阳史家屯金代墓葬。婴戏图是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具有吉祥寓意的绘画装饰题材,通常以童子手持牡丹、莲花或缠枝花卉等形式出现。
完整的砖雕原型是一幅花枝童子图,印章选取了其中一个画面。小娃娃们或在花丛中嬉戏,或攀附在花枝上,或手拿花枝,花枝的种类以牡丹、莲花居多。周海涛介绍,这是源于佛教中的化生图,化生是佛教中关于出生的一种玄奥的说法,就是在进入佛国世界前要从莲花中生出来。宋金时期人们用花枝童子图表达祈求人丁兴旺的寓意,寄托了人们对子孙满堂、家道兴盛的美好愿望。
●狮子衔牡丹
这枚印章的原型砖雕出自关林附近的北宋墓葬。在古墓葬装饰图案中,除了吉祥植物,还有不少祥禽瑞兽,如狮子。狮子在西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原,为百兽之王,也是佛教中的护法灵兽。在宋金墓葬中出现的狮子,多有辟邪驱恶之意,是用来“保卫”墓主人的,与牡丹搭配,则突出富贵平安之意。
●持骨朵门吏
这枚印章的原型出自宜阳县仁厚村北宋墓藏中的壁画。周海涛介绍,这幅壁画高1.35米、宽0.59米,绘于宜阳县韩城镇一座宋代壁画墓墓门的东侧。门吏头戴黑色直脚幞头(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身着圆领红色袍服,看上去栩栩如生。
骨朵本名胍肫(guā zhūn),被讹为骨朵,是一种用铁或硬木制成的古代兵器,类似长柄锤,一端为长柄,其前端安装上石质或金属的头,形状有圆形、长形、蒜头形、瓜形等多种,是一种复合器具。这种兵器凭借重力锤击敌人。因其技法能硬砸、硬架,故有“锤,棍将不可力敌”之说。这幅壁画是了解宋代门吏制度和研究兵器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段跃辉(图片由洛阳古墓博物馆提供)
铭文
邓君墓志铭武进李兆洛撰道州何绍基书
邓之先以国氏其自鄱阳迁怀宁县白麟阪者,曰君瑞,至君十二世。君字石如,自号完白山人。名与睿庙讳下一字同,故以字行。祖上皆潜德不耀,而学行纯笃。考讳一枝,号木斋,博学多通,工四体书,善摹印。性傲兀,不谐于世,娄空晏如。
君少贫不能从学,逐邨童樵采或贩粥饼饵以给粥。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效木斋先生篆刻及隶古书,弱冠为童子师刻石印写篆隶诸市。梁闻山先生以书名颖凤间见而赏之,介诸江宁梅石居镠。镠为文穆公孙,多蓄古金石文字,尽发其藏,以资观摩。木斋先生殁,既葬。出游天台、雁荡、偏览黄山三十六峰,登匡庐绝顶。金修撰榜与张皋文先生见君书,大喜,留馆金家,转客于曹文敏公所,旋偕至京师,与刘文清公论书最契。游盘山、西山、明十三陵而返。毕弇山尚书,开府两湖,尤重君,留岁余,以其间泛洞庭、登衡岳、访《岣嵝碑》、望九疑,其归也。橐中装且千金,始买田二十余亩,筑室曰“铁砚山房”。以毕公尝制四铁砚铭以贻也。后复北游,登泰山、谒孔林,偏访齐鲁间金石遗迹。六十后不复远游,纵迹止大江南北而已。
君修干,美髯魁伟,异恒人。与人论道所持,侃侃,丝毫不叚借,布衣棕笠,客公卿间,然无所也。偶有馀资,以周三族之贫者。弟瓙儒弱已析炊矣,婚嫁事仍身任之。弟殁,教其二子如子。嘉庆十年十月卒,年六十有三。原配潘氏,无出。继室盐城沈氏,生子传密、女三人。沈孺人于归后,君无岁不出游,家中劳苦繁辱及同堂子女嫁娶事,皆孺人任之。以辛酉春,亦先君卒。君悲不自胜。壬戌春,得妾程氏,抚育子女,而君仍出游,盖埍馆前一月始归也。咸丰二年十二月,传密始葬君于梅冲李庄高祖墓左,二配亦合窆焉。距君之卒四十有八矣。君书真气弥满,楷则具备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符古初。传密从余游,日久,故得叙而铭之,曰:
望之峋峋,即之肫肫。综之纭纭,理之彬彬。一以为古,异一为今。醇岂独其书,是惟其人有云轮囷来覆斯窀。
嘉庆初元,君客丹徒袁郎中家,爱其鹤,郎中举以为赠。载归铁砚山房驯扰特甚,闻君声欬则徘徊循侍。时或飞入青冥,不知所之,旋必自归。若相依为命也。庚申冬,雌鹤毙,沈孺人得疾以次年正月逝,君旋出游,独鹤于集贤关僧院,郡守樊君强携去,君致书数千言,太守以鹤见还。寄鹤书手草后为太守女夫陈芝楣中丞所藏。乙丑夏,鹤在僧院与蛇斗,不胜死,君方在泾县书孔庙礼器碑,未竟得疾归,遂以冬初不起,呜呼!异矣!所历名山,攀援幽险,饥则草木实之,夜间投寓必磨墨盈盌,踪笔作径尺大字,以消胸中郁勃之气。余生晚,未及见君,与传密善,属书申耆丈所撰志铭,并录遗事见示,因附记于后。时同治乙丑仲秋月,何绍基谨记。 https://t.cn/RVJk9aF
邓君墓志铭武进李兆洛撰道州何绍基书
邓之先以国氏其自鄱阳迁怀宁县白麟阪者,曰君瑞,至君十二世。君字石如,自号完白山人。名与睿庙讳下一字同,故以字行。祖上皆潜德不耀,而学行纯笃。考讳一枝,号木斋,博学多通,工四体书,善摹印。性傲兀,不谐于世,娄空晏如。
君少贫不能从学,逐邨童樵采或贩粥饼饵以给粥。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效木斋先生篆刻及隶古书,弱冠为童子师刻石印写篆隶诸市。梁闻山先生以书名颖凤间见而赏之,介诸江宁梅石居镠。镠为文穆公孙,多蓄古金石文字,尽发其藏,以资观摩。木斋先生殁,既葬。出游天台、雁荡、偏览黄山三十六峰,登匡庐绝顶。金修撰榜与张皋文先生见君书,大喜,留馆金家,转客于曹文敏公所,旋偕至京师,与刘文清公论书最契。游盘山、西山、明十三陵而返。毕弇山尚书,开府两湖,尤重君,留岁余,以其间泛洞庭、登衡岳、访《岣嵝碑》、望九疑,其归也。橐中装且千金,始买田二十余亩,筑室曰“铁砚山房”。以毕公尝制四铁砚铭以贻也。后复北游,登泰山、谒孔林,偏访齐鲁间金石遗迹。六十后不复远游,纵迹止大江南北而已。
君修干,美髯魁伟,异恒人。与人论道所持,侃侃,丝毫不叚借,布衣棕笠,客公卿间,然无所也。偶有馀资,以周三族之贫者。弟瓙儒弱已析炊矣,婚嫁事仍身任之。弟殁,教其二子如子。嘉庆十年十月卒,年六十有三。原配潘氏,无出。继室盐城沈氏,生子传密、女三人。沈孺人于归后,君无岁不出游,家中劳苦繁辱及同堂子女嫁娶事,皆孺人任之。以辛酉春,亦先君卒。君悲不自胜。壬戌春,得妾程氏,抚育子女,而君仍出游,盖埍馆前一月始归也。咸丰二年十二月,传密始葬君于梅冲李庄高祖墓左,二配亦合窆焉。距君之卒四十有八矣。君书真气弥满,楷则具备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符古初。传密从余游,日久,故得叙而铭之,曰:
望之峋峋,即之肫肫。综之纭纭,理之彬彬。一以为古,异一为今。醇岂独其书,是惟其人有云轮囷来覆斯窀。
嘉庆初元,君客丹徒袁郎中家,爱其鹤,郎中举以为赠。载归铁砚山房驯扰特甚,闻君声欬则徘徊循侍。时或飞入青冥,不知所之,旋必自归。若相依为命也。庚申冬,雌鹤毙,沈孺人得疾以次年正月逝,君旋出游,独鹤于集贤关僧院,郡守樊君强携去,君致书数千言,太守以鹤见还。寄鹤书手草后为太守女夫陈芝楣中丞所藏。乙丑夏,鹤在僧院与蛇斗,不胜死,君方在泾县书孔庙礼器碑,未竟得疾归,遂以冬初不起,呜呼!异矣!所历名山,攀援幽险,饥则草木实之,夜间投寓必磨墨盈盌,踪笔作径尺大字,以消胸中郁勃之气。余生晚,未及见君,与传密善,属书申耆丈所撰志铭,并录遗事见示,因附记于后。时同治乙丑仲秋月,何绍基谨记。 https://t.cn/RVJk9aF
#文物有话说# 【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 之为何要绘这幅图?
西藏,从元代开始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明朝在西藏设官授职,广封法王。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派遣官员入藏,设置驻藏大臣,有正职和副职二人,从此成为定制,这是清朝在管理西藏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创举。尤其是乾隆年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明确规定了驻藏大臣的职责和权力,督办藏内事务,集西藏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从而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直接管理,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作者安成曾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年)任驻藏帮办大臣,职位在驻藏大臣之下。他奉命驻藏时,清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人在边境日渐骄横,紧锣密鼓地策划着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藏事日见危急。而此时的大清帝国刚遭遇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京城遭劫,慈禧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国事糜烂。安成以七十高龄入藏,对藏区山川形势、疆界毗连和风土人情等均不熟悉,国势的衰微与外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使这位行政官员深感危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图中,有安成的跋语,其中写道:“恐一旦有事,贻误地方,关系非浅,五内焦急,日夜不遑” ,于是“到处咨访,考核方舆,勉绘一图”。跋中附有安成所写诗二首:“一纸新图入手中,山川差与旧游同。流观藉惕冰渊志,敢诩班生万里功。”“中夏岂真鱼肉弱,列邦尽肆虎狼雄。时艰共缟非难事,只此肫诚贯始终。”
为了巩固藏区防务,防患于未然,安成通过亲身勘察和多方详细查询,将心中河山绘于图中,其中所饱含的忧患和倾注的心血我们又何尝不能体会。然而一幅地图终究无法改变任何局势,就在安成卸任离开西藏不久,1903年底英国人悍然发动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无力派兵抗衡,尽管西藏各族人民殊死抵抗,但拉萨最终还是失守了。
西藏,从元代开始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明朝在西藏设官授职,广封法王。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派遣官员入藏,设置驻藏大臣,有正职和副职二人,从此成为定制,这是清朝在管理西藏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创举。尤其是乾隆年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明确规定了驻藏大臣的职责和权力,督办藏内事务,集西藏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从而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直接管理,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作者安成曾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年)任驻藏帮办大臣,职位在驻藏大臣之下。他奉命驻藏时,清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人在边境日渐骄横,紧锣密鼓地策划着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藏事日见危急。而此时的大清帝国刚遭遇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京城遭劫,慈禧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国事糜烂。安成以七十高龄入藏,对藏区山川形势、疆界毗连和风土人情等均不熟悉,国势的衰微与外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使这位行政官员深感危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图中,有安成的跋语,其中写道:“恐一旦有事,贻误地方,关系非浅,五内焦急,日夜不遑” ,于是“到处咨访,考核方舆,勉绘一图”。跋中附有安成所写诗二首:“一纸新图入手中,山川差与旧游同。流观藉惕冰渊志,敢诩班生万里功。”“中夏岂真鱼肉弱,列邦尽肆虎狼雄。时艰共缟非难事,只此肫诚贯始终。”
为了巩固藏区防务,防患于未然,安成通过亲身勘察和多方详细查询,将心中河山绘于图中,其中所饱含的忧患和倾注的心血我们又何尝不能体会。然而一幅地图终究无法改变任何局势,就在安成卸任离开西藏不久,1903年底英国人悍然发动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无力派兵抗衡,尽管西藏各族人民殊死抵抗,但拉萨最终还是失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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