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济世的范仲淹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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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家训的思想内核和影响
范仲淹的家训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点，既承袭了前代家训的精华，也折射出范仲淹本人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
从整体来看，范仲淹家训体系是建构在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的。范仲淹本人的伦理思想以儒家为主，兼有佛道文化的痕迹，具体体现为重义轻利、少私寡欲的价值取向和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这些伦理情怀成为其家训的顶层设计，规范着家训的整体倾向。家训中“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等内容很明显是儒学思想的外化。而他本人也一直践行仁义忠孝等理念，将儒学思想落到实处。当范仲淹决定拿出毕生积蓄建设义庄时，曾有子弟劝他在洛阳购买园林宅邸作为养老享福之所。范仲淹拒绝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体现了他并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更追求道义之乐的旷达性格。细究其家训内容，不难看出，他试图通过家训这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向族人传递儒学精华，强化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人伦关系，使儒家思想实现了在基层的传递。
这种借家训普及儒家思想的做法并不罕见，其传统可以上溯至南北朝时的《颜氏家训》。颜之推在开首第一篇提到自己写家训的原因：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仿，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所以复为此（家训）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
他说儒学经典非常重要，但当时那些“理重事复”的解经之学质量不高，不能用来教育子孙。而借助家训则可以把儒学精髓通谷地讲授给子孙，有助于他们“立身扬名”。这种想法不止颜之推一人有，大部分作《诫子书》《家诫》《家训》的士人都有。两宋时期，家训数量很丰富，司马光、贾昌朝、包拯、苏轼、叶梦得等人均有家训传世。这些家训虽然内容有别，但其核心都是儒家思想。这些家训将抽象的儒家理论普及成为普通百姓家庭伦理生活的指南，使其实现了民间化通俗化的转向，达到了社会教化的目的。换言之，借家训来传递儒家思想，已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文化自觉。
范仲淹的家训还是范仲淹本人优乐观的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的名言虽仅见于《岳阳楼记》，但其先忧后乐之志，则屡见于其平生诗文中：“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将众同乐与人共”，其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春”。基于这样的情怀他自觉担负起周济族人、振兴家族的道义書任，又博施济众、广行万善，将“善的起占”从家庭、家族内部拓展到家族外部，从“幼吾幼”“老吾老”扩展到“人之幼”“人之老”。以范氏义庄为例。一般来说，义庄福利只覆盖同族，但范氏义庄却惠及宗族之外。范仲淹制定的义庄章程中特意规定：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可以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这种大爱情怀、兼济理念都体现了他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
范仲淹的家训思想体系影响深远，既有齐家之效，又有济世之功，堪称典范。
范氏家训在增强族人凝聚力、促进家族的安康繁荣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希望子孙能在家训的规范指引下成长为行仁守义、忠孝两全、知礼崇信、遵纪守法的栋梁之材。范氏子孙世代坚守家训，维系了良好的家风。后世范氏家族不但人才辈出而且“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明·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在范氏子孙的世代经营下，范氏义庄也不断增扩，“义田”的规模最多时有近五千亩。从北宋到民国八百余年间，范氏家族绵延不绝，且“家风不坠”，堪称奇迹。
范氏家训还起到了较强的教化作用，具有济世功效。范仲淹建构以仁义忠孝、廉洁俭朴为特点的家训，营构了良好家风，又创立义庄救恤周济赈给族亲和邻里。这些举措不但促进了宗族的持久兴旺，也推动了宗族和乡村自治，淳化了民风，所以在当时就得到了北宋朝廷的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范文正公义学记》)。在他的示范下，各地官吏、士大夫纷纷效仿，以“家法”“义约”“规矩”为统治准则的义庄、义田、义学建设蔚然成风。如北宋时的官员吴奎、何执中等人就仿效范仲淹建立义庄，购买义田，赈济族人。南宋时期，此类义庄的数量更多。范仲淹制定的《义庄规矩》也不断为人仿行，如南宋中期的宰执楼钥就对其叹服不已，福建建阳刘氏家族仿照它制订了自家的义庄规矩。元、明、清时期，仿行者更是遍及江南。
范仲淹的家训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架构起了儒学理论走向实践的桥梁。他借此严家法、正家道，成就了范氏家族八百余年的持续兴旺，更有移风易俗的教化功效。在当下，范氏家训对于家风重构、社会和谐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潘晓玲系文学博士、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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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 《岳阳楼记》北宋文学家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崔颢李白与黄鹤楼的不解之缘
黄鹤楼的起源与演变

黄鹤楼，这座矗立于长江之滨的千年古楼，始于三国时期吴国的军事要塞。据史书记载，黄鹤楼最初的建设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瞭望和防守，称作“黄楼”。随着时间的流逝，黄鹤楼失去了军事价值，逐渐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至于的观赏楼。文人墨客的到来，为黄鹤楼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留下了丰富的诗篇和传说。
从三国到现代，黄鹤楼历经多次兴废重建，见证了武汉的历史变迁。公元223年，孙权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武昌的名称由来于此，筑城为守，建楼以嘹望。历经晋灭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的军事功能逐渐淡化，成为文人墨客登高望远、抒发豪情壮志的地方。

文化名楼与诗人的情怀

黄鹤楼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诗篇，让黄鹤楼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将黄鹤楼的美景与离别之情融为一体，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李白在此写下的诗篇，更是表达了对黄鹤楼的无限敬仰和对崔颢才华的感叹。
除了诗词，黄鹤楼还与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紧密相连。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黄鹤楼记》，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黄鹤楼的雄伟景观和文化价值，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和人文关怀，使黄鹤楼成为文人墨客偏爱的文化符号。

黄鹤楼的建筑艺术

黄鹤楼的建筑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楼高五层，飞檐翘角，如同黄鹤展翅欲飞，巍峨壮观。各层大小屋顶交错重叠，翘角飞举，形成了黄鹤楼特有的轮廓线。楼层内外的装饰更是精美，绘有仙鹤、云纹、花草、龙凤等图案，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
从外观上看，黄鹤楼犹如一座雄伟的城堡，矗立在蛇山之巅，俯瞰长江。内部装饰则充满了诗意和艺术性，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故事，通过壁画、雕刻和文物展示，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内涵传达给每一位游客。

黄鹤楼的传说与李白

黄鹤楼的神话传说增添了其神秘色彩。相传古时有一仙人骑黄鹤过此，留下黄鹤楼的传说，楼因此得名。另一个与黄鹤楼相关的典故是关于李白的。李白游览黄鹤楼时，被崔颢的题诗所震撼，感叹自己难以超越，因而有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名句，展现了黄鹤楼在文人墨客心中的地位。

黄鹤楼的现代旅游

黄鹤楼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与滕王阁、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现代黄鹤楼于1985年重建，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重建的黄鹤楼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格，还加入了现代的旅游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旅游体验，使得这座古老的楼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