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8世纪的西方世界，正值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追求科学和知识的风气，让艺术表现产生改变；在这波西潮冲击下，地处东方的大清帝国康熙皇帝（1662-1722）终于在19世纪末接见了来自法国，以“国王数学家”名义前来的五位传教士。皇帝与传教士实际互动、交流的结果，直接、间接影响了宫廷作坊的生产与创作，纵跨康雍乾三朝（1662-1795）的画珐琅工艺即是其中一项。
珐琅彩瓷系属画珐琅工艺下的一种，制作时是以瓷胎作为基底素材，再用各色珐琅料彩绘装饰纹样，经窑炉烘烤而成。因首创于康熙朝，成品多半以“御制”款为标记，呼应制作背景中皇帝主导推动的成份，展现作品蕴含的帝王审美意趣。整个展览从作品的风格特征着眼，透过“皇帝实验室的试作”和“御制风格”两个单元，一方面展示紫禁城景阳宫收纳的试作品；另一方面也将试作品与成品进行比较，思索康熙御制珐琅彩瓷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转变，以及其中值得留意的细节。
康熙皇帝喜爱西洋画珐琅器，进而着手研创本土新品。展出的这组文物足以响应这段发展历程，故可将之看成是草创阶段皇帝实验室的试作。
由于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宫旧物，每一件都拥有一个典藏号，透过民国初年的编码规则，得以回溯出民国十四年（1925）以前文物的贮存位置。因为试作品都共同拥有一个“律”字号，故可对照出它们原来收纳于紫禁城的景阳宫。从装饰釉彩与纹样来分类，可再分成两组，第一组胭脂红彩系列，也就是中国的优秀工匠追仿西洋金红彩，以本土技术在釉中加入“金”元素，新创完成的釉彩。另一组则在烧制完成的白瓷碗、盘上，试着以进口彩料装饰人物或花卉纹样。
这件碗共画有五枚团螭纹，对比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和广东生产的铜胎制品，大约可以铺陈出团螭纹自康熙朝出现后，逐渐蔚为流行至纵跨整个18世纪的状况。另外，碗外开光纹样之外，由相当尺寸的方格逐一堆栈完成锦地图案，在单面个别标记蓝彩“十”字下，不仅突出每一个立方体的造型，也同样让平面图案更加丰富有变化。
碗外开光画有四幅表情与姿态各不相同的西洋仕女肖像画，由于风格与技法均迥异于中土原来的样式，故可借鉴西方画珐琅工艺发展进程中，袖珍肖像画的出现及其于17世纪中叶以后的流行状况，辗转回应传教士马国贤书信（1716）提及他和郎世宁应皇帝要求试绘画珐琅的经过，进而见证康熙御制珐琅彩瓷草创阶段存在的西洋元素。
担任过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务的杨琳（？-1724），任内曾经三度（1716-1718）上奏康熙皇帝，除了转呈西洋珐琅料之外，字里行间一再强调民间高手跃跃欲试画珐琅器和积极研创红彩的经过。
这组试作品并没有一件写出康熙年制款，唯一带纪年的款识是“又辛丑年制”（1721）。其他以明朝款为记的作品，在与明朝标准款识比较后，因包含永乐、宣德、成化和弘治在内的各式款识均和标准款不同，故知为后仿明款的作品。加上部分作品的器形又有康熙朝的特色，因此可整将这批作品的烧制时间推早至康熙朝。
康熙皇帝主导推动的珐琅彩瓷，在宫廷工匠与地方好手，以及穿梭其间的西洋传教士共同推波协力下，终于在18世纪初烧制完成。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彩瓷，具有远胜西洋意味的新品，不仅明确地标示出“康熙御制”款识，也拥有比过往更加鲜艳明亮的色泽与装饰花纹。这个单元以“皇家标记”、”山花野菊”和“宫廷潮色”三个视角，邀请大家一起欣赏、了解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的风格特色。
15世纪开始，陶工逐渐以皇帝年号作为官窑瓷器的款识标记。尤其当书款成为定制后，大致可以从历朝作品中，归纳出以朝代为首，帝号居次，再以年制结尾的书写体例。如景德镇烧制的康熙朝瓷器以“大清康熙年制”为记，即使偶而简约，也是“康熙年制”。相对于此，在皇家作坊完成书款工序的珐琅彩瓷，却以“御制”为识，因“御”代表皇帝，故成为一个极具风格特色的皇家标记。
康熙朝的珐琅彩瓷，多半装饰花卉纹样，有些是可以辨识的具象花朵，也有极尽图案化的纹样。值得一提的是，一类穿插在具象花丛中，偶而也和粉色品种一起出现的蓝色菊花，虽然不是主题花纹，却是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经常可见的小标记。若将这个现象对照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题记蒋廷锡（1669-1732）《野菊》轴中，以“山花野菊喜清风，塞北烟光报岭枫”来歌诵出巡塞外认识的小菊花，而能捕捉到皇帝将旅途记忆转换成御制风格的有趣轶事。
康熙朝皇家作坊使用的珐琅料，多半来自西洋。一直等到雍正六年（1728）役匠等摸索出提炼办法后，国产与进口色料同时并用才成为日常。以此回溯宫廷技师最初接触的颜料与色彩，除了来自地方的桃红色料外，如展品所见般，举凡黄、绿、蓝、红、紫、黑，以及从中混融再生的各种彩料，无不是18世纪独步全球的宫廷潮色。
https://t.cn/A65AR0wp
珐琅彩瓷系属画珐琅工艺下的一种，制作时是以瓷胎作为基底素材，再用各色珐琅料彩绘装饰纹样，经窑炉烘烤而成。因首创于康熙朝，成品多半以“御制”款为标记，呼应制作背景中皇帝主导推动的成份，展现作品蕴含的帝王审美意趣。整个展览从作品的风格特征着眼，透过“皇帝实验室的试作”和“御制风格”两个单元，一方面展示紫禁城景阳宫收纳的试作品；另一方面也将试作品与成品进行比较，思索康熙御制珐琅彩瓷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转变，以及其中值得留意的细节。
康熙皇帝喜爱西洋画珐琅器，进而着手研创本土新品。展出的这组文物足以响应这段发展历程，故可将之看成是草创阶段皇帝实验室的试作。
由于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宫旧物，每一件都拥有一个典藏号，透过民国初年的编码规则，得以回溯出民国十四年（1925）以前文物的贮存位置。因为试作品都共同拥有一个“律”字号，故可对照出它们原来收纳于紫禁城的景阳宫。从装饰釉彩与纹样来分类，可再分成两组，第一组胭脂红彩系列，也就是中国的优秀工匠追仿西洋金红彩，以本土技术在釉中加入“金”元素，新创完成的釉彩。另一组则在烧制完成的白瓷碗、盘上，试着以进口彩料装饰人物或花卉纹样。
这件碗共画有五枚团螭纹，对比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和广东生产的铜胎制品，大约可以铺陈出团螭纹自康熙朝出现后，逐渐蔚为流行至纵跨整个18世纪的状况。另外，碗外开光纹样之外，由相当尺寸的方格逐一堆栈完成锦地图案，在单面个别标记蓝彩“十”字下，不仅突出每一个立方体的造型，也同样让平面图案更加丰富有变化。
碗外开光画有四幅表情与姿态各不相同的西洋仕女肖像画，由于风格与技法均迥异于中土原来的样式，故可借鉴西方画珐琅工艺发展进程中，袖珍肖像画的出现及其于17世纪中叶以后的流行状况，辗转回应传教士马国贤书信（1716）提及他和郎世宁应皇帝要求试绘画珐琅的经过，进而见证康熙御制珐琅彩瓷草创阶段存在的西洋元素。
担任过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务的杨琳（？-1724），任内曾经三度（1716-1718）上奏康熙皇帝，除了转呈西洋珐琅料之外，字里行间一再强调民间高手跃跃欲试画珐琅器和积极研创红彩的经过。
这组试作品并没有一件写出康熙年制款，唯一带纪年的款识是“又辛丑年制”（1721）。其他以明朝款为记的作品，在与明朝标准款识比较后，因包含永乐、宣德、成化和弘治在内的各式款识均和标准款不同，故知为后仿明款的作品。加上部分作品的器形又有康熙朝的特色，因此可整将这批作品的烧制时间推早至康熙朝。
康熙皇帝主导推动的珐琅彩瓷，在宫廷工匠与地方好手，以及穿梭其间的西洋传教士共同推波协力下，终于在18世纪初烧制完成。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彩瓷，具有远胜西洋意味的新品，不仅明确地标示出“康熙御制”款识，也拥有比过往更加鲜艳明亮的色泽与装饰花纹。这个单元以“皇家标记”、”山花野菊”和“宫廷潮色”三个视角，邀请大家一起欣赏、了解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的风格特色。
15世纪开始，陶工逐渐以皇帝年号作为官窑瓷器的款识标记。尤其当书款成为定制后，大致可以从历朝作品中，归纳出以朝代为首，帝号居次，再以年制结尾的书写体例。如景德镇烧制的康熙朝瓷器以“大清康熙年制”为记，即使偶而简约，也是“康熙年制”。相对于此，在皇家作坊完成书款工序的珐琅彩瓷，却以“御制”为识，因“御”代表皇帝，故成为一个极具风格特色的皇家标记。
康熙朝的珐琅彩瓷，多半装饰花卉纹样，有些是可以辨识的具象花朵，也有极尽图案化的纹样。值得一提的是，一类穿插在具象花丛中，偶而也和粉色品种一起出现的蓝色菊花，虽然不是主题花纹，却是康熙御制珐琅彩瓷经常可见的小标记。若将这个现象对照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题记蒋廷锡（1669-1732）《野菊》轴中，以“山花野菊喜清风，塞北烟光报岭枫”来歌诵出巡塞外认识的小菊花，而能捕捉到皇帝将旅途记忆转换成御制风格的有趣轶事。
康熙朝皇家作坊使用的珐琅料，多半来自西洋。一直等到雍正六年（1728）役匠等摸索出提炼办法后，国产与进口色料同时并用才成为日常。以此回溯宫廷技师最初接触的颜料与色彩，除了来自地方的桃红色料外，如展品所见般，举凡黄、绿、蓝、红、紫、黑，以及从中混融再生的各种彩料，无不是18世纪独步全球的宫廷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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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一、忙是人生的滋养剂
一个人如果怕做事，偷懒，如何会有成就？人之会起烦恼心、不安，都是因为不懂得用功、时间太多所致，所以忙是人生的滋养剂。
忙，是多数人的生活形态，只是每个人所忙的事情不一样。有的人为国家忙，有的人为社会忙，有的为家庭忙，有的人为自己忙。忙，是整个人类所不能少的生活。人要不忙，除非他让金钱去替自己忙；再要不忙，两手一摊，双脚一伸，跟死神打交道，就不会忙了。
“忙”，也有不同的层次：
1、气定神闲的忙。
同样是忙，有的人忙得一团纷乱，忙得很辛苦；有智慧的人，按部就班，忙得气定神闲。所谓“人忙心不忙”，有的人懂得交办，有的人懂得授权，有的人懂得分工，有的人懂得指挥。很多复杂的事物，经过能干的人化繁就简、提纲挈领，虽然事情多，但一点也不觉得忙。因此，懂得忙中偷闲的人，就是再忙也有安闲的时刻，不至于忙得讨厌生活、讨厌忙，他反而喜爱忙，从忙的当中只觉得人生很充实。这样的忙，人生会活得很有意义。
2、心浮气躁的忙。
有的人不会忙，做事没有条理，不分轻重，不分先后，乱忙一气，忙得自己心浮气躁。我们看苍蝇、蚊子投窗想要寻找出路，它猛撞玻璃，不知道旁边有空隙可以钻出。我们再看成群的蚂蚁忙着奔来跑去，但它们有分工、有讯号、有指挥，忙得有条理。有的人跟瞎撞的蚊蝇一样，口口声声说忙，只是乱忙。人要懂得分轻重缓急去做事，举重若轻，才不至于忙得心浮气躁。
3、开开心心的忙。
忙是生活的意义，忙是生命的动力，忙的人生是骄傲的人生。你看，工商大亨哪个不忙？官员领导们有谁说他不忙？忙带来生活的充实，带来生命的意义，带来事业的成就，带来财富的增加。人要忙，而且要忙得欢喜，忙得快乐。假如一个人不肯忙，表示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光彩了。忙是有用，不忙就没有用；没有用的人生，谁会在乎他的存在呢？所以，人要开开心心地忙，为充实生活而忙。
4、不甘不愿的忙。
有的人忙得心不甘情不愿，那是最苦的人生。忙得不甘愿的人，必然是他没有从忙中得到快乐，没有体会到身心寄托的地方就是忙——不忙做什么呢？当然，有人会说：“为谁作嫁为谁忙？”因为他不懂人生为什么要忙，当然不甘愿帮人家的忙。其实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干的活，你帮人家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不愿意忙的人应转化观念：一切为人忙的事，对自己都有益，例如可以升官，可以升级，可以得奖，甚至可以放慰劳假。假如你能想到一切的忙与自己的未来都有关系有帮助，懂得忙就是营养、忙就是力量、忙就是成就，你可能反而会问：“人生为什么不要忙呢？”
二、贫富贵贱
我们活在人间，必须有一些资粮。世间有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意思是日常生活要有起码的条件。可惜人们错把追求物质当作了人生的目的，发展出计较与比较之后的贫富差别，比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宁吃少年苦，不受老来贫”、“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难倒英雄汉”，这些都是来自民间深刻的感叹。贫与富自有其因果来由，以下四点说明：
1、富足来自知足。
知足第一富，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一个人拥有再多，如果内心不知满足，那种精神上的贫穷更加可怜!所以，人的富足并不是看在金钱数字上的多少，而是看一个人知足与否。
2、尊贵来自谦卑。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由于水性谦下，总是往低处流，所以世间万物都受到流水默默的哺育。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冰川所蕴育的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长江、黄河、湄公河等七大河流，供给了印、中、尼、泰等数十亿人民的水源。山顶上冰雪的高贵，恰是来自谦下的流水。有德的君子，他的尊贵，正是他的谦下利民而不自以为崇高。
3、贫穷来自吝啬。
什么是真正的穷人？欲望无穷是一种心的贫穷。人的心田不是用来生长欲望的，而是用来生长菩提慧命以圆满人生。其实，任何人出生，这宇宙间的财富都有他的一份，所谓“一枝草，一点露”。而要取得财富，必须先把手掌放开。如果你始终紧握着手里的旧物，又如何能取得新的资源呢？想要圆满人生，首先要有“同体共生”的认识，能“喜舍”才是真正的富有。
4、卑贱来自傲慢。
傲慢就是自大，就是以己之长辱他之短。佛经云：“若骄慢生，则长养一切杂染之法。心不谦下，由此则生死轮转，受无穷苦。”凡夫不知宿命，故常骄慢，因为骄慢，所以不畏造恶受果报、不愿悔过，也不精进于修行万善。
所以，人之富是知满足，人之贵是能谦下，人之贫是不知舍，人之卑贱是因为骄慢自大。
三、夫妻之道有三等
感情的交流，以公理正义为原则；语言的沟通，以体谅包容为雅量；人我的相处，以不违情理为自然；金钱的运用，以量入量出为正常。
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夫妇之道有三等，你是哪一个等的呢？有以下六点参考：
上等的丈夫会想到太太忙于工作，还要忙于家务，必定辛苦，下班回到家里，他会体恤太太的辛劳，协助太太操持家事。
中等的丈夫，不会帮忙做家事，回到家里，虽然喝茶看报纸，但至少嘴巴还会赞美太太，感谢太太的付出。如此，太太再怎么辛苦，也能甘之如饴。
下等的丈夫，回到家里，就是一副自己最辛苦、自以为对家庭付出最多的姿态。要么嫌太太菜煮得不好，要么嫌太太不会打扮，看不顺眼，东嫌西嫌，气势凌人。
上等的太太，治家整洁，贤惠有礼。俗语说：“家有良妻，如国有良相。”一位贤良妻子能开源节流，将家打理得妥当，维护环境整洁，态度温敬柔软，周到体贴，行仪慈孝和顺，让先生无后顾之忧。
中等的太太，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莎士比亚说：“一个好妻子，除了处理家务外，还兼有慈母、良伴、恋人三种身份。”所以，治家能力差一点的太太，至少要能多说好话，要常常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与付出。
下等的太太，不但不善于治家，丈夫辛苦一天回到家时她还会喋喋不休，要么嫌弃他的职业赚钱太少，要么埋怨住得不好、穿得不暖，如此只会让丈夫觉得家如监狱。
很多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不能谅解对方的辛劳，不能体会对方的付出。所以，夫妇之道从互相欣赏、互相体谅开始，遇到困难险阻时能互助斩荆、共离困境，婚姻才能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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