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坤县丝路文化旅游观光会（自行车公路赛）入选2020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近日，“2020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评选揭晓，巴里坤县丝路文化旅游观光会（自行车公路赛）入选2020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这一好消息传来，众多巴里坤县骑行爱好者欢欣鼓舞、心潮澎湃。2011年以来，巴里坤县立足自身资源，不断探索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自行车公路赛作为巴里坤县丝路文化旅游观光会的精彩赛事之一，已经举办了9届，累计参与人数超过10多万人次。今年，还举办了以“爱新疆·游家乡”为主题的2020年“中国旅游日”环巴里坤湖自行车游系列活动，吸引众多自行车骑手参与其中。
【从纺织考古学家、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主讲的《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38集中，第一次开脑洞地了解到：China之前的原意并非“瓷器”，而是“大秦”或“中国丝绸”；而且印度生产的丝绸甚至比中国还多[挤眼]】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https://t.cn/A6qomxUZ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https://t.cn/A6qomxUZ
【相遇海丝路，相知东盟情！#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 落幕啦！】以戏会友，以艺传情，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让南宁的舞台美丽夺目。既有东盟风情的戏剧展现，又有梅花奖获得者的精彩演绎。12月14日晚，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在方特东盟神画千岛之歌落下帷幕。#南宁##广西# （相遇海丝路，相知东盟情！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落幕 https://t.cn/A6qc0V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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