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国平：哲学不是知识，前人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③ 】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坚守实体书店的文化服务价值】新闻回放
数字化时代，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另外，有媒体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期待举办更多读书分享活动，阅读环境舒适是受访者认为线下书店最有吸引力的方面，其次是读书沙龙等文化活动多。
主持人语
对于众多传统行业，尤其是实体书店来说，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发展，既要有情怀、有定力，又要有直面市场变化的智慧和勇气。今天3名大学生看到数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并积极为实体书店的发展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实体书店唯有求新求变，在提供阅读服务、传递书香的同时努力满足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方能永立潮头，不断满足公众对美好阅读生活的向往。
青年说
数字化浪潮滚滚而来，阅读似乎变得更加简单，打开电子屏幕就可以实现。即使需要纸质图书，网上购买也更加便捷。一时间，关门、转行等，成为很多实体书店不得不面对的结局。要想冲破这一困局，必须重塑数字化时代实体书店的竞争力与价值。
实体书店的最大优势在于“实体”特性。门店租金、装修设计和人员费用等，增加了实体书店的经营成本和盈利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让实体书店潜藏着独特的价值与竞争力——线下沉浸式阅读氛围。这是数字阅读与线上书店所无法提供的，利用得当能为实体书店的持续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实体书店在店中售卖饮品、文创产品，抑或举办读书沙龙、打造网红拍照打卡地……这种“图书+X”的经营模式深挖消费者需求，在书店内创造了独特的“阅生活”，成了当下实体书店在数字化时代转型发展的新出路。
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需求逐渐走向个性化，“图书+X”的“X”可以是更具个性化的元素。例如，有的书店把由读者自由创作的明信片区作为“X”，将情感互动融入书店；有的书店把独特的镜面装修设计作为“X”，让书店呈现出个性化的阅读空间。不同的、个性化的“X”作为书店与多元生活的纽带，创造出书店阅读体验的多样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打造“阅生活”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忽视图书质量。盲目追求潮流的书店，往往会忽视书店独有的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泯然众人”，被市场和读者抛弃。毕竟知识传播、文化服务才是实体书店的核心价值。
作者：刘恬乐（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本科生）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07日第2版 版名：评论·时评
数字化时代，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另外，有媒体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期待举办更多读书分享活动，阅读环境舒适是受访者认为线下书店最有吸引力的方面，其次是读书沙龙等文化活动多。
主持人语
对于众多传统行业，尤其是实体书店来说，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发展，既要有情怀、有定力，又要有直面市场变化的智慧和勇气。今天3名大学生看到数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并积极为实体书店的发展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实体书店唯有求新求变，在提供阅读服务、传递书香的同时努力满足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方能永立潮头，不断满足公众对美好阅读生活的向往。
青年说
数字化浪潮滚滚而来，阅读似乎变得更加简单，打开电子屏幕就可以实现。即使需要纸质图书，网上购买也更加便捷。一时间，关门、转行等，成为很多实体书店不得不面对的结局。要想冲破这一困局，必须重塑数字化时代实体书店的竞争力与价值。
实体书店的最大优势在于“实体”特性。门店租金、装修设计和人员费用等，增加了实体书店的经营成本和盈利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让实体书店潜藏着独特的价值与竞争力——线下沉浸式阅读氛围。这是数字阅读与线上书店所无法提供的，利用得当能为实体书店的持续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实体书店在店中售卖饮品、文创产品，抑或举办读书沙龙、打造网红拍照打卡地……这种“图书+X”的经营模式深挖消费者需求，在书店内创造了独特的“阅生活”，成了当下实体书店在数字化时代转型发展的新出路。
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需求逐渐走向个性化，“图书+X”的“X”可以是更具个性化的元素。例如，有的书店把由读者自由创作的明信片区作为“X”，将情感互动融入书店；有的书店把独特的镜面装修设计作为“X”，让书店呈现出个性化的阅读空间。不同的、个性化的“X”作为书店与多元生活的纽带，创造出书店阅读体验的多样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打造“阅生活”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忽视图书质量。盲目追求潮流的书店，往往会忽视书店独有的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泯然众人”，被市场和读者抛弃。毕竟知识传播、文化服务才是实体书店的核心价值。
作者：刘恬乐（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本科生）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07日第2版 版名：评论·时评
【扎实落实校园欺凌“起底式”大排查】近日，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召开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会议要求深入实施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开展一次“起底式”大排查。学生欺凌防治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这次专项行动是建立学生欺凌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契机。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首先应该对国家法律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制定适合本区域的工作指南，构建本地区学生欺凌防治体系，将具体工作要求传达给各区县，并定期对区县工作进行检查监督。需要注意的是，不得将“发生学生欺凌”与学校工作的评价直接挂钩。现实中，一些校长将本校欺凌发生率认定为“0”进行上报，是因为担心欺凌事件的发生对学校工作“一票否决”。其实，一些地区欺凌事件发生后，校长被免职的原因是学校没有建立欺凌治理的制度、没有对师生进行过欺凌防治教育，以及校长法治观念薄弱等，并非所谓的“一票否决”。此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完善学生欺凌防治指标体系，明确列举出学校应当推进的工作条目，确保学校按照指标逐步落实。同时，应当提供专家资源，满足各区县培训“欺凌治理种子专家”的需求。
直接与学校打交道的一般是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责任科室应该熟悉有关校园欺凌治理的国家、省级文件精神，并做好如下工作：第一，指导学校落实学生欺凌防治指标体系并且定期进行检查，对落实该项工作不力的学校进行警示。该指标体系应详细列举如开展普查、进行师生教育、建立制度流程、设立举报电话等内容。第二，有意识地培养本区县的“欺凌治理种子专家”。“种子专家”一般可由每个学校负责该项工作的教师或校领导担任。要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第三，对学校欺凌防治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指导。
学校校长必须重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学校应成立本校的“欺凌治理委员会”，同时设立常设性工作机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由本校的德育安全副校长、德育安全主任、心理教师等组成，是实际负责本校欺凌防治工作的机构。校长应定期听取“三人小组”的工作汇报总结，包括建立完善的欺凌防治制度、定期开展本校的欺凌调查、对本校教师开展培训、公开本校欺凌举报方式、完善欺凌事件处置与跟踪流程等。如果在推进欺凌防治工作中发现困难，“三人小组”应及时向校长或者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求助，以确保本校工作顺利推进。
班级管理是欺凌防治的主要阵地，因为欺凌者、受害人、旁观者都生活在班级之中。班主任每学期要定期对本班进行欺凌调查，如果发现欺凌苗头或线索，必须及时跟进。如果事件复杂，应及时汇报学校处理。班主任应当每学期在班级进行1—2次主题班会活动，向学生表明国家、社会、学校对于欺凌的“零容忍态度”并提供应对欺凌的方法，同时公布本校欺凌举报方式。班主任开展主题班会后，及时进行调查最容易发现欺凌线索。如果发生欺凌事件，班主任要积极配合处置工作。如果是严重欺凌事件，教师还应该履行“强制报告”职责。
学生群体不仅仅是被教育的对象，也应参与到欺凌防治中来。一些学校推进“反凌小卫士”实践项目，取得了不错的实效。具体来说，可在每个班级设置2名“小卫士”，培养他们成为宣传欺凌防治知识的“宣传员”、与老师保持信息交流的“信息员”、调解同学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此外，家长也应该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沟通，社工组织应多帮助家庭与学校进行欺凌防治工作。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将欺凌防治工作落实到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07日第2版 版名：评论·时评
作者：任海涛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首先应该对国家法律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制定适合本区域的工作指南，构建本地区学生欺凌防治体系，将具体工作要求传达给各区县，并定期对区县工作进行检查监督。需要注意的是，不得将“发生学生欺凌”与学校工作的评价直接挂钩。现实中，一些校长将本校欺凌发生率认定为“0”进行上报，是因为担心欺凌事件的发生对学校工作“一票否决”。其实，一些地区欺凌事件发生后，校长被免职的原因是学校没有建立欺凌治理的制度、没有对师生进行过欺凌防治教育，以及校长法治观念薄弱等，并非所谓的“一票否决”。此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完善学生欺凌防治指标体系，明确列举出学校应当推进的工作条目，确保学校按照指标逐步落实。同时，应当提供专家资源，满足各区县培训“欺凌治理种子专家”的需求。
直接与学校打交道的一般是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责任科室应该熟悉有关校园欺凌治理的国家、省级文件精神，并做好如下工作：第一，指导学校落实学生欺凌防治指标体系并且定期进行检查，对落实该项工作不力的学校进行警示。该指标体系应详细列举如开展普查、进行师生教育、建立制度流程、设立举报电话等内容。第二，有意识地培养本区县的“欺凌治理种子专家”。“种子专家”一般可由每个学校负责该项工作的教师或校领导担任。要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第三，对学校欺凌防治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指导。
学校校长必须重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学校应成立本校的“欺凌治理委员会”，同时设立常设性工作机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由本校的德育安全副校长、德育安全主任、心理教师等组成，是实际负责本校欺凌防治工作的机构。校长应定期听取“三人小组”的工作汇报总结，包括建立完善的欺凌防治制度、定期开展本校的欺凌调查、对本校教师开展培训、公开本校欺凌举报方式、完善欺凌事件处置与跟踪流程等。如果在推进欺凌防治工作中发现困难，“三人小组”应及时向校长或者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求助，以确保本校工作顺利推进。
班级管理是欺凌防治的主要阵地，因为欺凌者、受害人、旁观者都生活在班级之中。班主任每学期要定期对本班进行欺凌调查，如果发现欺凌苗头或线索，必须及时跟进。如果事件复杂，应及时汇报学校处理。班主任应当每学期在班级进行1—2次主题班会活动，向学生表明国家、社会、学校对于欺凌的“零容忍态度”并提供应对欺凌的方法，同时公布本校欺凌举报方式。班主任开展主题班会后，及时进行调查最容易发现欺凌线索。如果发生欺凌事件，班主任要积极配合处置工作。如果是严重欺凌事件，教师还应该履行“强制报告”职责。
学生群体不仅仅是被教育的对象，也应参与到欺凌防治中来。一些学校推进“反凌小卫士”实践项目，取得了不错的实效。具体来说，可在每个班级设置2名“小卫士”，培养他们成为宣传欺凌防治知识的“宣传员”、与老师保持信息交流的“信息员”、调解同学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此外，家长也应该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沟通，社工组织应多帮助家庭与学校进行欺凌防治工作。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将欺凌防治工作落实到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07日第2版 版名：评论·时评
作者：任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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