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访问中国，带来超级大礼包：东北振兴指日可待，美国又酸了
莫斯科时间5月1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据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此行不仅将见证两国政府间11份文件的签署，还涵盖了一系列商业协议和其他合作文件，预示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将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普京的向东看战略及其对“中俄大融合”政策的长期推动，即将在此次国事访问中，收获实质性的成果。
定于5月16日至17日进行的访华行程，是普京新任期的首次国事出访，其象征意义非同凡响，向世界传递出强烈的信号，中俄之间的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
面对这一动态，美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与醋意，从不怀好意的视角，将普京此行描绘为俄罗斯向中国求援的无奈之举，并揣测中国因担忧西方制裁，而可能对俄罗斯持保留态度。然而，这种论调显然低估了中俄合作的自主性和成熟度，同时也高估了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实际上，中俄合作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和战略需要，而非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诉求。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普京在访华前夕的人事调整，任命与中国有着深厚交往经验的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新任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不仅在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期间，多次与中国高层会面，而且在担任俄中投资委员会主席时，成功促进了两国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被视作俄罗斯内部最坚定的“亲华派”。他的任命无疑向外界释放出，俄罗斯加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意图，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互信基础。
美国智库的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面临的制裁压力和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在减小，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的一种负担，但这其实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焦虑和误解。中俄合作的基础是多维度的，不仅建立在能源与市场的互补优势之上，还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共同利益。
俄罗斯作为全球能源供应大国，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基地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经济互补关系，这是任何外部力量难以撼动的现实。
此外，中俄合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互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文等多个层面。两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方面持有相似立场，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都构成了中俄关系的坚实支柱。美国智库的“酸葡萄”心态，恰恰暴露了美国对于无法有效分化中俄合作的无奈。
俄罗斯能有效推动中国的东北振兴
从此次普京的访华行动，我们可以提炼出几点关键信息：
1.中俄合作是基于平等和互利原则，而非单边援助。俄罗斯寻求中国的支持，同时也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战略利益提供助力。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建设，或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 预计俄罗斯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此举将推动中俄贸易量激增，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爆发期，为两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3. 吉林省有望获得宝贵的出海口岸，不仅促进中俄朝三国的物流与人员往来，更将直接带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实现区域发展的新飞跃。
因此，普京访华不仅标志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纪元，也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一次深刻重塑。美国的焦虑反应，实则反映其霸权地位摇摇欲坠的现实。中俄合作的深化，不仅是对两国各自利益的追求，更是对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共同维护，展现了两个大国携手共进、应对全球挑战的决心和能力。
莫斯科时间5月1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据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此行不仅将见证两国政府间11份文件的签署，还涵盖了一系列商业协议和其他合作文件，预示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将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普京的向东看战略及其对“中俄大融合”政策的长期推动，即将在此次国事访问中，收获实质性的成果。
定于5月16日至17日进行的访华行程，是普京新任期的首次国事出访，其象征意义非同凡响，向世界传递出强烈的信号，中俄之间的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
面对这一动态，美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与醋意，从不怀好意的视角，将普京此行描绘为俄罗斯向中国求援的无奈之举，并揣测中国因担忧西方制裁，而可能对俄罗斯持保留态度。然而，这种论调显然低估了中俄合作的自主性和成熟度，同时也高估了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实际上，中俄合作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和战略需要，而非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诉求。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普京在访华前夕的人事调整，任命与中国有着深厚交往经验的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新任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不仅在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期间，多次与中国高层会面，而且在担任俄中投资委员会主席时，成功促进了两国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被视作俄罗斯内部最坚定的“亲华派”。他的任命无疑向外界释放出，俄罗斯加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意图，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互信基础。
美国智库的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面临的制裁压力和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在减小，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的一种负担，但这其实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焦虑和误解。中俄合作的基础是多维度的，不仅建立在能源与市场的互补优势之上，还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共同利益。
俄罗斯作为全球能源供应大国，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基地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经济互补关系，这是任何外部力量难以撼动的现实。
此外，中俄合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互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文等多个层面。两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方面持有相似立场，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都构成了中俄关系的坚实支柱。美国智库的“酸葡萄”心态，恰恰暴露了美国对于无法有效分化中俄合作的无奈。
俄罗斯能有效推动中国的东北振兴
从此次普京的访华行动，我们可以提炼出几点关键信息：
1.中俄合作是基于平等和互利原则，而非单边援助。俄罗斯寻求中国的支持，同时也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战略利益提供助力。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建设，或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 预计俄罗斯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此举将推动中俄贸易量激增，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爆发期，为两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3. 吉林省有望获得宝贵的出海口岸，不仅促进中俄朝三国的物流与人员往来，更将直接带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实现区域发展的新飞跃。
因此，普京访华不仅标志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纪元，也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一次深刻重塑。美国的焦虑反应，实则反映其霸权地位摇摇欲坠的现实。中俄合作的深化，不仅是对两国各自利益的追求，更是对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共同维护，展现了两个大国携手共进、应对全球挑战的决心和能力。
【#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日本前大臣感慨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
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