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千古事，胜负一枰棋。
感恨空兴叹，悲吟乃赋诗。
这是耶律楚材在《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开篇写下的诗句，作为金朝旧臣，他检讨了金覆亡之因，并记中都陷落为“肘腋独夫难，丘墟七庙隳”。
耶律楚材是北京人，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金朝待其家族不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官至尚书右丞，是金中期地位最高的契丹人。元灭金时，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耶律辨才、耶律善才忠于金，耶律善才在汴梁，“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为何耶律楚材却做出相反选择？
其实，从耶律楚材的姓中，可见端倪。
据学者和谈在《耶律楚材姓名辨正》中钩沉，耶律楚材名字颇多，除了常写成“耶律楚才”，还有吾图撒合里（兀图撒罕里、乌尔图萨哈勒），是成吉思汗对他的称呼，即蒙语“长髯人”，写在《元史》中。蒙古修史另用蒙文秘写，故用蒙文名。
耶律楚材自己署名则是移剌楚才，元朝时才称耶律楚材。但在出土的金朝墓志铭上，“耶律”常见，不见“移剌”。
移剌出自契丹语，亦作曳剌，是最低等的吏，称耶律为移剌，是金人强加的侮辱性称呼。耶律履乃两朝重臣，也只能自称移剌履。
金朝刚定都中都时，契丹人曾被重用，金海陵王先后任4名契丹人当宰执，可金中期起，皇帝不再信任契丹人，各种歧视随之而来，耶律楚材降元，不算意外。#为什么这波流感这么厉害##古风##历史#
辽国亡于自己人之手
金灭辽而兴，但没有契丹人的帮助，金人难成功。
首先，耶律余睹推动“灭辽”国策。
耶律余睹是辽将，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即天祚帝）的妹夫，属“国族之近者”，因妻姐在后宫斗争中失败，被赐死，“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车五千辆、畜产数万”降金以自保。此时完颜阿骨打尚无灭辽之志，耶律余睹劝道：“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
完颜阿骨打后来说：“自（耶律）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公开承认了耶律余睹的贡献。
后耶律余睹叛金，完颜阿骨打得到密报，却不肯严惩，表示：“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颇有念旧恩之意。
耶律余睹后联系在北京的旧部，再次叛金，事败后投奔鞑靼，被射杀。
其次，宋金“海上之盟”谈判中，契丹人贡献大。
通过“海上之盟”，宋金携手灭辽，契丹人耶律度剌任金使，居功至伟。时金人不通汉语，需文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翻译。金灭北宋时，也是派契丹人与宋朝谈判，即“女真言语不通，皆是契丹”。金人初期靠契丹文学汉语，所创女真大字即参考契丹文而来，直到金中期，“径以女直文字译汉文”成功，才“诏罢契丹字”，而最早完成翻译的，正是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
不是契丹人拱的火
辽金战争后期，辽国降将“贡献”大。
耶律坦劝降多部，为追剿辽帝耶律延禧扫清障碍；辽宗室耶律怀义“窃取辽主厩马来降”；耶律余睹任向导，追击耶律延禧，见辽军多，他献计说“此辽主麾盖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果然将辽军击溃；耶律延禧逃窜，又是降将耶律慎思透露“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降将们“共同努力”，耶律延禧终于被金人俘虏，不久病死。
宋朝大臣甚至认为，金军攻宋，也是契丹人拱的火，即：“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惹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
“证据”是，粘罕娶耶律延禧的元妃（诸妃之首，相当于一品官）萧氏，金兀术娶越国王妃耶律氏，完颜宗望娶耶律延禧的女儿金辇公主……《大金国志》称：“各因间可入，内外劝之南侵，阴报宋朝助兵攻辽之隙。”
此说无据。
一方面，金人的“娶”，是“平辽所得中原士女，艳装丽色，尽掠而北”，似乎给了名分，但“女真聚兴之初，未具六宫之典”，这些契丹女性只是金国贵族生儿育女的工具，金熙宗时才追封“贵妃”等名号。
另一方面，金人不信任契丹人，耶律余睹叛后，“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黠，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粘罕娶的萧氏也因此被杀，并无证据，完颜希夷解释说：“事当预防，某以爱兄之故，以擅杀之。”粘罕却“起谢”。
当时金军中契丹降卒比较多，北宋名臣李纲称：“金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
改姓不改墓志铭
金人对契丹降将疑心重。
为灭辽立下汗马功劳的耶律余睹初降金，完颜阿骨打便下令：“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后又下令：“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
北宋使节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余都姑（余睹）之降，金人以为西军大监军。久不 迁，常 鞅 鞅（闷 闷 不乐），……金人疑其与林牙（辽朝官名）暗合，遂质其妻子。”
金人还公开表达歧视。
契丹人只有两姓，一是耶律，一是萧。据《契丹国志·族姓原始》：“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之人通婚。”从贵族到平民，契丹人均同姓不婚，即“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
金人逼契丹人改姓，耶律改移剌，萧改石抹。
移剌与耶律同音，似只是译法不同，但夏宇旭指出，辽朝无姓移剌者。元朝陈旅的《安雅堂集·述律复旧氏序》载：“昔契丹之氏，耶律、述（律）者皆其国之贵族也，契丹与金世仇，及金灭辽遂改耶律为曳剌（移剌），述律为石抹。曳剌谓前马之卒也，石抹谓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也。”
学者和谈则引元朝姚燧在《承颜亭记》中说法：“金人恶‘耶律’为字有父嫌，讹为‘移喇’。”因为金熙宗的长子叫乌鲁，次子叫斡鲁，都音近耶律，似触父讳。移剌多出自金熙宗后（金世宗时大量出现），但解释不了为何改萧为石抹。
《金史》中记名为移剌贞、移剌辨才、移剌善才等，出土墓志铭中都写成耶律，可见契丹人私下不认可改姓。
突然成了金帝的眼中钉
出乎意料，昏君海陵王反而对契丹人最好。海陵王为摆脱女真亲贵干政，将都城迁至中都，并重用契丹人。
据学者王雷在《金代吏员研究》一书钩沉，金代制度三变：完颜阿骨打与完颜吴乞买时期，从部落内部联盟议事会变成勃极烈制度；金熙宗至海陵王中前期，从勃极烈制度改成三省六部制，“循辽、宋之旧”，只是三省并为一省；海陵王后期到金章宗时期，完善吏员制。
制度转型，需大量合格官员，契丹官员较趁手。
金熙宗时，3名契丹人当过宰执，海陵王时，增至4人，金世宗时，亦有2人。海陵王当政期间，3名契丹人曾任六部尚书，金世宗时增至4人。
契丹人对金朝外交的贡献最大，海陵王向南宋遣使24次，10次是契丹人。
然而，正隆五 年（1160年）至大定三年（1163年）的契丹叛乱，逆转了金帝的态度。这场叛乱席卷大半个金国，致海陵王伐南宋惨败，海陵王也被手下人杀死。
金世宗倾全国之力，才勉强镇压，他说：“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尚且如此恼怒，可见叛乱影响之大，金朝甚至一度想放弃黄河以南领土。大定二十年（1180年），契丹人再叛，此后叛乱不断，直至金宣宗为避蒙古大军锋芒，迁都城至汴梁时，皇家仪仗刚走到良乡，契丹乣（jiǔ）军叛乱，金军主帅素温竟被杀。
所以金朝中后期，仅1名契丹人当过宰执，2人当过六部尚书，加起来还不到海陵王时的一半。
契丹人为何屡叛
金初纳降，取传统部落的管理方式，封予猛安、谋克之职，即：“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猛安谋克的长官掌财权、兵权、司法权等，可世袭，几同割据。
随着时间推移，弊端暴露，《金史》称：“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海陵王时，汉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皆裁撤，只剩契丹人。
猛安谋克户只交牛头税，是普通农户的1/20或1/40，承担兵役。
为削契丹的猛安谋克，金朝双管齐下：一是将契丹户散到女真户中，后者两家监控一家；一是迁至中都等地，授良田，使他们安心生产，视机会裁撤。
两法未取得预期效果。
一是金人出尔反尔，令人寒心。为笼络降将，金初曾赐姓完颜，耶律慎思即享此荣誉，后海陵王下令，“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为感谢耶律元宜刺杀海陵王，趁机上台的金世宗赐姓完颜，可20多年后，他又下令收回，竟称：“赐姓一时之权宜。”
一是猛安谋克制不适合精耕农业，迁到中原后，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样，不事稼穑，将良田转租汉人农民，“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大量猛安谋克户破产。
猛安谋克户本半兵半农，后期堕落，不擅弓马，在蒙古大军压力下，猛安谋克户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想活下去，只有叛乱。
金朝进入了“自我诅咒”的怪圈，为防契丹人叛乱，管理动作太多太猛，反而倒逼其叛乱，这一负反馈循环不断加码，直至系统崩解。
“老师”难忍“学生”欺
在文化上，契丹人是女真人的老师。在金中都，契丹文化色彩浓重。
据学者夏宇旭钩沉，女真人本不戴帽，“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在契丹人影响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
女真人与契丹人都有拜天礼，金人仪轨仿自契丹，即“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且加入契丹的“瑟瑟仪”，即“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金章宗时，主持端午节拜天礼，“射柳，上三发三中”，金世宗也“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
契丹礼是单腿下跪，双手作揖三次，男女相同。女真人照抄，“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着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
契丹人善诗歌、经学、计算、天文等，女真人亦模仿。金朝视苏东坡为文学正脉，也来自契丹人的偏好。耶律楚材即喜苏东坡，原配夫人逝后，继娶“东坡先生四世孙”的女儿，晚年耶律楚材得苏东坡曾用铁杖，兴奋地赋诗：“他年携此林泉去，静倚松轩诵大全。”
契丹人文化更精致，有功于金朝，却遭改姓之耻，难怪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本想当忠臣，被困金中都时，“绝粒六十日”，出于儒家观念，他回答：“既为之臣，敢仇君耶？”但他最终背金仕元，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感恨空兴叹，悲吟乃赋诗。
这是耶律楚材在《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开篇写下的诗句，作为金朝旧臣，他检讨了金覆亡之因，并记中都陷落为“肘腋独夫难，丘墟七庙隳”。
耶律楚材是北京人，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金朝待其家族不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官至尚书右丞，是金中期地位最高的契丹人。元灭金时，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耶律辨才、耶律善才忠于金，耶律善才在汴梁，“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为何耶律楚材却做出相反选择？
其实，从耶律楚材的姓中，可见端倪。
据学者和谈在《耶律楚材姓名辨正》中钩沉，耶律楚材名字颇多，除了常写成“耶律楚才”，还有吾图撒合里（兀图撒罕里、乌尔图萨哈勒），是成吉思汗对他的称呼，即蒙语“长髯人”，写在《元史》中。蒙古修史另用蒙文秘写，故用蒙文名。
耶律楚材自己署名则是移剌楚才，元朝时才称耶律楚材。但在出土的金朝墓志铭上，“耶律”常见，不见“移剌”。
移剌出自契丹语，亦作曳剌，是最低等的吏，称耶律为移剌，是金人强加的侮辱性称呼。耶律履乃两朝重臣，也只能自称移剌履。
金朝刚定都中都时，契丹人曾被重用，金海陵王先后任4名契丹人当宰执，可金中期起，皇帝不再信任契丹人，各种歧视随之而来，耶律楚材降元，不算意外。#为什么这波流感这么厉害##古风##历史#
辽国亡于自己人之手
金灭辽而兴，但没有契丹人的帮助，金人难成功。
首先，耶律余睹推动“灭辽”国策。
耶律余睹是辽将，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即天祚帝）的妹夫，属“国族之近者”，因妻姐在后宫斗争中失败，被赐死，“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车五千辆、畜产数万”降金以自保。此时完颜阿骨打尚无灭辽之志，耶律余睹劝道：“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
完颜阿骨打后来说：“自（耶律）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公开承认了耶律余睹的贡献。
后耶律余睹叛金，完颜阿骨打得到密报，却不肯严惩，表示：“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颇有念旧恩之意。
耶律余睹后联系在北京的旧部，再次叛金，事败后投奔鞑靼，被射杀。
其次，宋金“海上之盟”谈判中，契丹人贡献大。
通过“海上之盟”，宋金携手灭辽，契丹人耶律度剌任金使，居功至伟。时金人不通汉语，需文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翻译。金灭北宋时，也是派契丹人与宋朝谈判，即“女真言语不通，皆是契丹”。金人初期靠契丹文学汉语，所创女真大字即参考契丹文而来，直到金中期，“径以女直文字译汉文”成功，才“诏罢契丹字”，而最早完成翻译的，正是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
不是契丹人拱的火
辽金战争后期，辽国降将“贡献”大。
耶律坦劝降多部，为追剿辽帝耶律延禧扫清障碍；辽宗室耶律怀义“窃取辽主厩马来降”；耶律余睹任向导，追击耶律延禧，见辽军多，他献计说“此辽主麾盖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果然将辽军击溃；耶律延禧逃窜，又是降将耶律慎思透露“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降将们“共同努力”，耶律延禧终于被金人俘虏，不久病死。
宋朝大臣甚至认为，金军攻宋，也是契丹人拱的火，即：“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惹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
“证据”是，粘罕娶耶律延禧的元妃（诸妃之首，相当于一品官）萧氏，金兀术娶越国王妃耶律氏，完颜宗望娶耶律延禧的女儿金辇公主……《大金国志》称：“各因间可入，内外劝之南侵，阴报宋朝助兵攻辽之隙。”
此说无据。
一方面，金人的“娶”，是“平辽所得中原士女，艳装丽色，尽掠而北”，似乎给了名分，但“女真聚兴之初，未具六宫之典”，这些契丹女性只是金国贵族生儿育女的工具，金熙宗时才追封“贵妃”等名号。
另一方面，金人不信任契丹人，耶律余睹叛后，“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黠，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粘罕娶的萧氏也因此被杀，并无证据，完颜希夷解释说：“事当预防，某以爱兄之故，以擅杀之。”粘罕却“起谢”。
当时金军中契丹降卒比较多，北宋名臣李纲称：“金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
改姓不改墓志铭
金人对契丹降将疑心重。
为灭辽立下汗马功劳的耶律余睹初降金，完颜阿骨打便下令：“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后又下令：“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
北宋使节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余都姑（余睹）之降，金人以为西军大监军。久不 迁，常 鞅 鞅（闷 闷 不乐），……金人疑其与林牙（辽朝官名）暗合，遂质其妻子。”
金人还公开表达歧视。
契丹人只有两姓，一是耶律，一是萧。据《契丹国志·族姓原始》：“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之人通婚。”从贵族到平民，契丹人均同姓不婚，即“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
金人逼契丹人改姓，耶律改移剌，萧改石抹。
移剌与耶律同音，似只是译法不同，但夏宇旭指出，辽朝无姓移剌者。元朝陈旅的《安雅堂集·述律复旧氏序》载：“昔契丹之氏，耶律、述（律）者皆其国之贵族也，契丹与金世仇，及金灭辽遂改耶律为曳剌（移剌），述律为石抹。曳剌谓前马之卒也，石抹谓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也。”
学者和谈则引元朝姚燧在《承颜亭记》中说法：“金人恶‘耶律’为字有父嫌，讹为‘移喇’。”因为金熙宗的长子叫乌鲁，次子叫斡鲁，都音近耶律，似触父讳。移剌多出自金熙宗后（金世宗时大量出现），但解释不了为何改萧为石抹。
《金史》中记名为移剌贞、移剌辨才、移剌善才等，出土墓志铭中都写成耶律，可见契丹人私下不认可改姓。
突然成了金帝的眼中钉
出乎意料，昏君海陵王反而对契丹人最好。海陵王为摆脱女真亲贵干政，将都城迁至中都，并重用契丹人。
据学者王雷在《金代吏员研究》一书钩沉，金代制度三变：完颜阿骨打与完颜吴乞买时期，从部落内部联盟议事会变成勃极烈制度；金熙宗至海陵王中前期，从勃极烈制度改成三省六部制，“循辽、宋之旧”，只是三省并为一省；海陵王后期到金章宗时期，完善吏员制。
制度转型，需大量合格官员，契丹官员较趁手。
金熙宗时，3名契丹人当过宰执，海陵王时，增至4人，金世宗时，亦有2人。海陵王当政期间，3名契丹人曾任六部尚书，金世宗时增至4人。
契丹人对金朝外交的贡献最大，海陵王向南宋遣使24次，10次是契丹人。
然而，正隆五 年（1160年）至大定三年（1163年）的契丹叛乱，逆转了金帝的态度。这场叛乱席卷大半个金国，致海陵王伐南宋惨败，海陵王也被手下人杀死。
金世宗倾全国之力，才勉强镇压，他说：“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尚且如此恼怒，可见叛乱影响之大，金朝甚至一度想放弃黄河以南领土。大定二十年（1180年），契丹人再叛，此后叛乱不断，直至金宣宗为避蒙古大军锋芒，迁都城至汴梁时，皇家仪仗刚走到良乡，契丹乣（jiǔ）军叛乱，金军主帅素温竟被杀。
所以金朝中后期，仅1名契丹人当过宰执，2人当过六部尚书，加起来还不到海陵王时的一半。
契丹人为何屡叛
金初纳降，取传统部落的管理方式，封予猛安、谋克之职，即：“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猛安谋克的长官掌财权、兵权、司法权等，可世袭，几同割据。
随着时间推移，弊端暴露，《金史》称：“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海陵王时，汉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皆裁撤，只剩契丹人。
猛安谋克户只交牛头税，是普通农户的1/20或1/40，承担兵役。
为削契丹的猛安谋克，金朝双管齐下：一是将契丹户散到女真户中，后者两家监控一家；一是迁至中都等地，授良田，使他们安心生产，视机会裁撤。
两法未取得预期效果。
一是金人出尔反尔，令人寒心。为笼络降将，金初曾赐姓完颜，耶律慎思即享此荣誉，后海陵王下令，“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为感谢耶律元宜刺杀海陵王，趁机上台的金世宗赐姓完颜，可20多年后，他又下令收回，竟称：“赐姓一时之权宜。”
一是猛安谋克制不适合精耕农业，迁到中原后，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样，不事稼穑，将良田转租汉人农民，“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大量猛安谋克户破产。
猛安谋克户本半兵半农，后期堕落，不擅弓马，在蒙古大军压力下，猛安谋克户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想活下去，只有叛乱。
金朝进入了“自我诅咒”的怪圈，为防契丹人叛乱，管理动作太多太猛，反而倒逼其叛乱，这一负反馈循环不断加码，直至系统崩解。
“老师”难忍“学生”欺
在文化上，契丹人是女真人的老师。在金中都，契丹文化色彩浓重。
据学者夏宇旭钩沉，女真人本不戴帽，“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在契丹人影响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
女真人与契丹人都有拜天礼，金人仪轨仿自契丹，即“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且加入契丹的“瑟瑟仪”，即“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金章宗时，主持端午节拜天礼，“射柳，上三发三中”，金世宗也“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
契丹礼是单腿下跪，双手作揖三次，男女相同。女真人照抄，“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着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
契丹人善诗歌、经学、计算、天文等，女真人亦模仿。金朝视苏东坡为文学正脉，也来自契丹人的偏好。耶律楚材即喜苏东坡，原配夫人逝后，继娶“东坡先生四世孙”的女儿，晚年耶律楚材得苏东坡曾用铁杖，兴奋地赋诗：“他年携此林泉去，静倚松轩诵大全。”
契丹人文化更精致，有功于金朝，却遭改姓之耻，难怪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本想当忠臣，被困金中都时，“绝粒六十日”，出于儒家观念，他回答：“既为之臣，敢仇君耶？”但他最终背金仕元，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韩非子·难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韩非子·难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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