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 | 秩序与制度：经济学的内问题与外问题】
作 者：于民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笔者注意到，近来有人问这一问题：“自发演化产生的制度一定是良好的制度吗？”
其实，这是一个把经济学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混为一体，从而把“秩序”与“制度”混同之后出现的伪问题。这个伪问题不是综合归谬（马有头，马是动物，所以动物有头），而是混合归谬（马有头，马是动物，所以马的头就是动物的头），观念根源是，一方面是基于传统逻辑a=a的个体本位立场，另一方面是把市场、社会以及国家当作实体看待，这两个方面无法在逻辑上实现无缝对接。
市场是个人或组织（企业）在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集，社会是无数个人在相互依存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集。市场有内外之别，市场之外有社会，社会包含市场。这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有交换，还有交往，并且交往包含着交换。交往可以是非功利性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不是交换，例如乐善好施的行为。国民与政府之间不是交换性的关系，不是国民为政府提供多少好处，政府才能为国民提供多少服务。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国民之间合作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国民进行对等交换。所以，政府与国民之间不存在市场秩序，而是社会制度，并且制度的作用是维护秩序。存在着没有成为制度的秩序，不存在没有秩序来源的制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分别，正如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别。人类学家关注的是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私人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没有成为制度的市场秩序。制度带来秩序，这是政治学家的思路，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主流；秩序产生制度，这是经济学家的思路，也是中国学术史最缺乏的部分。
经济学的“内”问题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秩序需不需要有外部条件的维护？亦即秩序能否保障秩序？经济学的“外”问题是，外部条件作为制度，能否约束、引导和规范市场秩序？
自发秩序无所谓“好坏”，而是是否稳定、有效的问题。各种色彩是不同的物体表面分子结构对光照做出折射所产生的现象，我们不能说“红色比绿色好/坏”。经济学所讨论的自发秩序，是指无数交易者在交易行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如愿买愿卖、讨价还价、先到者得（必须排队）、价高者得（不用排队）。某种秩序如果是可预知的从而是可遵从、可预期的，并且有利于交易活动的进行，那么这种秩序便是“好的”，能够维护这种秩序的外部条件也就是“好的”。例如，用法律手段强制性地禁止欺行霸市的行为发生。
秩序是自发形成的，制度则是规则的建构。制度是一系列规则的组合，是一个规则集，而规则来自规范，规范来自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怎样的，决定了行为人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关系决定了会形成怎样的秩序，所以秩序是一个关系集。因此，秩序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关系集与规则集的关系问题。
行为方式是怎样的，取决于个人能力是怎样的。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以自有资金雇佣他人进行生产，最早的资本家来自于手上有资金的商人及地主。近三十年来，新兴的科技公司大多以合伙制起家，成长起来后，再以股份制分享发展红利。这是因为，科技公司需要有很强的智力投入，没有谁能够独自满足这么大的投入。当科技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时，现有的国家制度成了最大的障碍。
现有的博弈论讨论的是两个参与者的二元博弈，这样的博弈论不能直接套用到经济学上。二元博弈论在二进制算法中可以得出“先手必胜”的结论，这是博弈论的自身反噬，先下手者获胜的结局在博弈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也就不必再博弈了。以二对二，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很二的。囚徒困境的根源不是博弈的两个人都是自利的，而是来自外部的规则诱导，在两个极端选项之间做出的折中选择，得到的不是最优的结果，恰恰是一个陷阱。
二人不成市场，最简市场是四个交易者，是四元博弈。两个供给者，两个需求者，并且交易内容是相同或相近的效用品。供给者A、B分别向需求者C、D提供效用品X，A与B在要价上有竞争，C与D在出价上也有竞争，由此形成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态。参与者愈多，这种状态就愈稳定，直至形成秩序。如果交易只是在两个人之间发生，没有第三方作为参照，那么卖方是否要价低了，买方是否出价高了，是无从做出衡量和判断的。
我预判你预判了我的预判：博弈论中的谢林点。美国经济学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做过一个调查问卷。学生们要到纽约和一个陌生人会面，他们要在问卷中给出自己选择的会面时间和地点。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中午十二点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等待。谢林的问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波士顿做的，这里的学生们很多都是搭乘火车前往纽约的。中午十二点也是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一天的中间点，也是上午和下午的分割线。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默契，两个陌生人才能够在陌生的地方约会。
市场自发秩序的作用/意义/价值也正是如此，我信任你信任我的信任。例如，排队作为秩序具有有效性的条件是，不仅每个人都遵从这个秩序，而且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会遵从这个秩序，只有这样，当有个别人插队时，不会有其他人有样学样。
市场规模与道德素质的关系：如果让你和一个陌生人分享白得的1万元，你有权决定分给对方多少，但如果对方反对你提出的分配方案，则两人谁都拿不到一分钱。双方不能商量，不能讨价还价，且只有一次机会。这种情况下，你会分给对方多少？或者你能接受对方分给你多少？一个人类学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选取了很多点进行实验，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人会接受不同的分配方案，分给陌生人的钱从2000多到5000多，均有分配成功的情形。总体来说，在生产中的合作行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人们越倾向于进行对半分配；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人们也越倾向于进行对半分配。
当合作成为一种必要时，平等才会成为一种价值需要。换言之，没有脱离合作、超越合作的平等，更不可能把平等作为一种规则去引导人们进行合作。在合作中会自发地产生平等的价值要求，而不是把平等当作预设的目标，为了平等进行合作。一旦平等成了合作的预定目标，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作了，因为合作是基于个体能力的差异互补，而不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意愿。合作源于个体能力有限的不得已，而不是源于外在规则约束的不得已。所以，合作是个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在要求，合作是一种秩序而不是一种制度。
制度是有着预设目标的秩序，秩序的形成则没有预设的目标。制度总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设定的，秩序则是在活动中非预期地自发形成的。所谓自发秩序，就是无数交易者在交易过程中形成了稳定恒常的状态，从而成为市场的一种性质。所以，秩序并不是市场本身固有的一种性质，并不是市场的一种“本质”。正如红色并不是物体本身固有的性质（“红性”），并不是物体的“红性”在光照下表现出来。
凡个体皆有性质→只有个体具有性质→有性质的东西必定是实体（实在的个体），这就是实体化的观念之谬的成因，社会、市场、国家都是关系集，却由于它们有着性质，而被当作实体看待了。岂不知，性质是个体间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市场秩序是无数交易者发生的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却被当作市场固有的性质。社会秩序是无数个人发生的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却被当作社会固有的性质。实体化的社会、市场，有其独立的性质，可以脱离个体间关系所形成的自发秩序，在其性质上做出制度安排，用制度去约束、引导个体行为。
排队作为一种秩序或者一种制度是不是“好的”，并不取决于排队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中，某种商品的销售要不要排队，取决于该商品的供求关系。在计划经济中，由于价格没有弹性，每一种紧缺商品都只能以排队的方式销售，排队也就成了一种“好的”秩序。如果排队被当作一种“好的”制度，那么官办商店就可以作出一个规定，每一种商品只有当购买者排队达到一定人数时，才能开始出售。
如果市场与社会一样大，市场=社会，国家、政府也包含在市场中，那么国家、政府也就有理由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国民待遇，与政府的服务对象进行对等交易，并且利用权力使自己成为制度的供给者。例如，法定货币便是政府提供的制度化的交易媒介。法定货币是制度的产物，并不意味着货币起源于规则。当某种效用品被越来越多的交易者作为交换媒介来使用时，这种效用品也就充当了货币，由此形成的是秩序，而不是规则，因为这种货币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指定的。
20世纪经济学界天赋表现最高的两个人，一个是凯恩斯，一个是哈耶克。凯恩斯取胜于量，在知识范围和交际范围上是无出其右的。哈耶克取胜于质，学生时代就提出了神经网络猜想，此后的学术生涯都是在这个猜想的基础上对自发秩序的论证。19世纪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0世纪有哈耶克的市场演化论，所以哈耶克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是高于凯恩斯的。我们现在知道，当一组神经元形成联接模式，承载了某个含义，例如视觉神经元形成了一个有关人脸的信息，该联接模式并不知道自己承载的是什么，只有当该联接模式激活了其他联接模式，它的含义才能被“意识到”。同样道理，两个人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经济意义，并不是由两个人的主观判断能够确定的（成交价就是一个人的要价与另一个人的出价正好相等，这是毫无疑义的同语反复），而是由市场上相同或相近的其他交易行为来确定。
在逻辑极限上，如果市场的自发秩序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扭曲，那么它的有效性就不必由外部制度来维持，这就是“无政资”的理想状态。只有由于市场内外总会有人做出弄虚作假、欺行霸市、权力介入、行政干预等行为，所以不得不引入外部力量如法律来预防和惩治。正如牛顿惯性定律不会因为物体不可能不受外力作用而不成立，市场自发秩序也不会因为不可能没有外部因素影响而失效，这才是奥派经济学的逻辑力量的体现。
强调主观性而不强调自发性，这是市场信念不坚定的表现。当人们疑虑自发演进的秩序能否产生“好的”制度时，岂不知，“好的”制度能否产生“好的”秩序也是可疑的。对自发秩序的疑虑，只是表明当今人们的市场信念仍然不够坚定，还没有完全从上个世纪的苏式计划经济迷信中走出来。人们的观念仍然处于跟随市场的状态，在跟着市场走的同时，总是忍不住要回头张望首鼠两端，总要担心自发秩序会把所有人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观念根源就是，以为交换行为仅仅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不是把交换理解为基于个人能力差异互补的互利。
“双轨制”是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市场秩序，“倒爷”是这种秩序的先行者。当官方以政策的形式推行这种秩序时，才形成为一种制度。“双轨制”是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特色秩序，“特色”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预设目标，而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依据自身的既有条件（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自发形成的。WTO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演进也可以终止），中国在融入这个规则体系之后，仍然可以保持“特色”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不是抛弃“特色”才能让规则发生作用。规则不是机器，不是引进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是否并规以及如何并规，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是由规则来决定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格局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消除，国企与民企的二元对立成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自发秩序中以渐进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不要指望引进制度以外科手术的方式一步到位地解决。
张维迎在《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一文中，对“双轨制”的作用及意义做出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双轨制改革的核心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一言以蔽之，以增量消除存量。不再限制民企的发展空间，随着民企的不断发展，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下降到哪一步，是否被完全取代，是由市场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主观价值判断能够决定的。所以，张维迎在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2019）后，结合研讨会上现场发言，对“双轨制”的四十年实践做出进一步理论阐发，写出《首创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从价格双轨制到双轨所有制》一文。“双轨所有制”的设想（尽管“双轨所有制”只出现在文题上而没有在文内具体论述），是对市场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对制度的信念。如朱海就所言,“好的”制度是在市场自发秩序的基础上“生成的”，制度的作用是保障市场秩序及其自发性，而不是由“好的”制度为市场注入秩序。
秩序变则规则变，规则变则制度变。
制度保障秩序，而不是制度提供秩序。
法律是自由的保姆，而不是自由的生母。
作 者：于民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笔者注意到，近来有人问这一问题：“自发演化产生的制度一定是良好的制度吗？”
其实，这是一个把经济学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混为一体，从而把“秩序”与“制度”混同之后出现的伪问题。这个伪问题不是综合归谬（马有头，马是动物，所以动物有头），而是混合归谬（马有头，马是动物，所以马的头就是动物的头），观念根源是，一方面是基于传统逻辑a=a的个体本位立场，另一方面是把市场、社会以及国家当作实体看待，这两个方面无法在逻辑上实现无缝对接。
市场是个人或组织（企业）在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集，社会是无数个人在相互依存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集。市场有内外之别，市场之外有社会，社会包含市场。这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有交换，还有交往，并且交往包含着交换。交往可以是非功利性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不是交换，例如乐善好施的行为。国民与政府之间不是交换性的关系，不是国民为政府提供多少好处，政府才能为国民提供多少服务。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国民之间合作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国民进行对等交换。所以，政府与国民之间不存在市场秩序，而是社会制度，并且制度的作用是维护秩序。存在着没有成为制度的秩序，不存在没有秩序来源的制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分别，正如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别。人类学家关注的是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私人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没有成为制度的市场秩序。制度带来秩序，这是政治学家的思路，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主流；秩序产生制度，这是经济学家的思路，也是中国学术史最缺乏的部分。
经济学的“内”问题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秩序需不需要有外部条件的维护？亦即秩序能否保障秩序？经济学的“外”问题是，外部条件作为制度，能否约束、引导和规范市场秩序？
自发秩序无所谓“好坏”，而是是否稳定、有效的问题。各种色彩是不同的物体表面分子结构对光照做出折射所产生的现象，我们不能说“红色比绿色好/坏”。经济学所讨论的自发秩序，是指无数交易者在交易行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如愿买愿卖、讨价还价、先到者得（必须排队）、价高者得（不用排队）。某种秩序如果是可预知的从而是可遵从、可预期的，并且有利于交易活动的进行，那么这种秩序便是“好的”，能够维护这种秩序的外部条件也就是“好的”。例如，用法律手段强制性地禁止欺行霸市的行为发生。
秩序是自发形成的，制度则是规则的建构。制度是一系列规则的组合，是一个规则集，而规则来自规范，规范来自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怎样的，决定了行为人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关系决定了会形成怎样的秩序，所以秩序是一个关系集。因此，秩序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关系集与规则集的关系问题。
行为方式是怎样的，取决于个人能力是怎样的。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以自有资金雇佣他人进行生产，最早的资本家来自于手上有资金的商人及地主。近三十年来，新兴的科技公司大多以合伙制起家，成长起来后，再以股份制分享发展红利。这是因为，科技公司需要有很强的智力投入，没有谁能够独自满足这么大的投入。当科技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时，现有的国家制度成了最大的障碍。
现有的博弈论讨论的是两个参与者的二元博弈，这样的博弈论不能直接套用到经济学上。二元博弈论在二进制算法中可以得出“先手必胜”的结论，这是博弈论的自身反噬，先下手者获胜的结局在博弈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也就不必再博弈了。以二对二，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很二的。囚徒困境的根源不是博弈的两个人都是自利的，而是来自外部的规则诱导，在两个极端选项之间做出的折中选择，得到的不是最优的结果，恰恰是一个陷阱。
二人不成市场，最简市场是四个交易者，是四元博弈。两个供给者，两个需求者，并且交易内容是相同或相近的效用品。供给者A、B分别向需求者C、D提供效用品X，A与B在要价上有竞争，C与D在出价上也有竞争，由此形成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态。参与者愈多，这种状态就愈稳定，直至形成秩序。如果交易只是在两个人之间发生，没有第三方作为参照，那么卖方是否要价低了，买方是否出价高了，是无从做出衡量和判断的。
我预判你预判了我的预判：博弈论中的谢林点。美国经济学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做过一个调查问卷。学生们要到纽约和一个陌生人会面，他们要在问卷中给出自己选择的会面时间和地点。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中午十二点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等待。谢林的问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波士顿做的，这里的学生们很多都是搭乘火车前往纽约的。中午十二点也是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一天的中间点，也是上午和下午的分割线。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默契，两个陌生人才能够在陌生的地方约会。
市场自发秩序的作用/意义/价值也正是如此，我信任你信任我的信任。例如，排队作为秩序具有有效性的条件是，不仅每个人都遵从这个秩序，而且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会遵从这个秩序，只有这样，当有个别人插队时，不会有其他人有样学样。
市场规模与道德素质的关系：如果让你和一个陌生人分享白得的1万元，你有权决定分给对方多少，但如果对方反对你提出的分配方案，则两人谁都拿不到一分钱。双方不能商量，不能讨价还价，且只有一次机会。这种情况下，你会分给对方多少？或者你能接受对方分给你多少？一个人类学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选取了很多点进行实验，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人会接受不同的分配方案，分给陌生人的钱从2000多到5000多，均有分配成功的情形。总体来说，在生产中的合作行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人们越倾向于进行对半分配；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人们也越倾向于进行对半分配。
当合作成为一种必要时，平等才会成为一种价值需要。换言之，没有脱离合作、超越合作的平等，更不可能把平等作为一种规则去引导人们进行合作。在合作中会自发地产生平等的价值要求，而不是把平等当作预设的目标，为了平等进行合作。一旦平等成了合作的预定目标，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作了，因为合作是基于个体能力的差异互补，而不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意愿。合作源于个体能力有限的不得已，而不是源于外在规则约束的不得已。所以，合作是个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在要求，合作是一种秩序而不是一种制度。
制度是有着预设目标的秩序，秩序的形成则没有预设的目标。制度总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设定的，秩序则是在活动中非预期地自发形成的。所谓自发秩序，就是无数交易者在交易过程中形成了稳定恒常的状态，从而成为市场的一种性质。所以，秩序并不是市场本身固有的一种性质，并不是市场的一种“本质”。正如红色并不是物体本身固有的性质（“红性”），并不是物体的“红性”在光照下表现出来。
凡个体皆有性质→只有个体具有性质→有性质的东西必定是实体（实在的个体），这就是实体化的观念之谬的成因，社会、市场、国家都是关系集，却由于它们有着性质，而被当作实体看待了。岂不知，性质是个体间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市场秩序是无数交易者发生的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却被当作市场固有的性质。社会秩序是无数个人发生的关系所形成的稳定恒常的状态，却被当作社会固有的性质。实体化的社会、市场，有其独立的性质，可以脱离个体间关系所形成的自发秩序，在其性质上做出制度安排，用制度去约束、引导个体行为。
排队作为一种秩序或者一种制度是不是“好的”，并不取决于排队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中，某种商品的销售要不要排队，取决于该商品的供求关系。在计划经济中，由于价格没有弹性，每一种紧缺商品都只能以排队的方式销售，排队也就成了一种“好的”秩序。如果排队被当作一种“好的”制度，那么官办商店就可以作出一个规定，每一种商品只有当购买者排队达到一定人数时，才能开始出售。
如果市场与社会一样大，市场=社会，国家、政府也包含在市场中，那么国家、政府也就有理由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国民待遇，与政府的服务对象进行对等交易，并且利用权力使自己成为制度的供给者。例如，法定货币便是政府提供的制度化的交易媒介。法定货币是制度的产物，并不意味着货币起源于规则。当某种效用品被越来越多的交易者作为交换媒介来使用时，这种效用品也就充当了货币，由此形成的是秩序，而不是规则，因为这种货币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指定的。
20世纪经济学界天赋表现最高的两个人，一个是凯恩斯，一个是哈耶克。凯恩斯取胜于量，在知识范围和交际范围上是无出其右的。哈耶克取胜于质，学生时代就提出了神经网络猜想，此后的学术生涯都是在这个猜想的基础上对自发秩序的论证。19世纪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0世纪有哈耶克的市场演化论，所以哈耶克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是高于凯恩斯的。我们现在知道，当一组神经元形成联接模式，承载了某个含义，例如视觉神经元形成了一个有关人脸的信息，该联接模式并不知道自己承载的是什么，只有当该联接模式激活了其他联接模式，它的含义才能被“意识到”。同样道理，两个人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经济意义，并不是由两个人的主观判断能够确定的（成交价就是一个人的要价与另一个人的出价正好相等，这是毫无疑义的同语反复），而是由市场上相同或相近的其他交易行为来确定。
在逻辑极限上，如果市场的自发秩序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扭曲，那么它的有效性就不必由外部制度来维持，这就是“无政资”的理想状态。只有由于市场内外总会有人做出弄虚作假、欺行霸市、权力介入、行政干预等行为，所以不得不引入外部力量如法律来预防和惩治。正如牛顿惯性定律不会因为物体不可能不受外力作用而不成立，市场自发秩序也不会因为不可能没有外部因素影响而失效，这才是奥派经济学的逻辑力量的体现。
强调主观性而不强调自发性，这是市场信念不坚定的表现。当人们疑虑自发演进的秩序能否产生“好的”制度时，岂不知，“好的”制度能否产生“好的”秩序也是可疑的。对自发秩序的疑虑，只是表明当今人们的市场信念仍然不够坚定，还没有完全从上个世纪的苏式计划经济迷信中走出来。人们的观念仍然处于跟随市场的状态，在跟着市场走的同时，总是忍不住要回头张望首鼠两端，总要担心自发秩序会把所有人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观念根源就是，以为交换行为仅仅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不是把交换理解为基于个人能力差异互补的互利。
“双轨制”是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市场秩序，“倒爷”是这种秩序的先行者。当官方以政策的形式推行这种秩序时，才形成为一种制度。“双轨制”是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特色秩序，“特色”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预设目标，而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依据自身的既有条件（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自发形成的。WTO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演进也可以终止），中国在融入这个规则体系之后，仍然可以保持“特色”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不是抛弃“特色”才能让规则发生作用。规则不是机器，不是引进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是否并规以及如何并规，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是由规则来决定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格局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消除，国企与民企的二元对立成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自发秩序中以渐进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不要指望引进制度以外科手术的方式一步到位地解决。
张维迎在《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一文中，对“双轨制”的作用及意义做出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双轨制改革的核心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一言以蔽之，以增量消除存量。不再限制民企的发展空间，随着民企的不断发展，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下降到哪一步，是否被完全取代，是由市场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主观价值判断能够决定的。所以，张维迎在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2019）后，结合研讨会上现场发言，对“双轨制”的四十年实践做出进一步理论阐发，写出《首创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从价格双轨制到双轨所有制》一文。“双轨所有制”的设想（尽管“双轨所有制”只出现在文题上而没有在文内具体论述），是对市场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对制度的信念。如朱海就所言,“好的”制度是在市场自发秩序的基础上“生成的”，制度的作用是保障市场秩序及其自发性，而不是由“好的”制度为市场注入秩序。
秩序变则规则变，规则变则制度变。
制度保障秩序，而不是制度提供秩序。
法律是自由的保姆，而不是自由的生母。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难在哪儿？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生产使用，一些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正逐步显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新污染物治理”。以环境激素、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典型新污染物治理为先锋，推动我国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将环境管理进一步推向科学化、精准化、系统化，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了解新污染物的危害和来源
新污染物的概念有两个层次：一是“污染物”，是指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中存在的、危害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的物质；二是“新”，体现在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两个方面，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因此，新污染物可定义为：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目前已在环境中明确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但因其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所有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
从国内外科学界、管理界的观点来看，近些年新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新生态问题和新污染问题两类，新生态问题包括生境破碎化、永久冻土泥炭地缩减等。新污染问题包括新污染物、氮污染、臭氧污染等。新污染物又包括环境激素、抗生素等新化学物质和微塑料等细颗粒物。
那么，新污染物有什么危害？来源和分布如何？
新污染物虽然在环境中浓度较低，但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同时具有较强的生物持久性、明显的生物富集性、难以监测等特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危害。微塑料等细颗粒物作为可以吸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载体，其危害性更为复杂。
新污染物来源广泛，种类繁多，涵盖生活消费、工业生产等领域，如药品、个人护理用品、卫生保健等。我国大部分环境激素、抗生素和新型POPs生产和使用量均位于世界前列。
新污染物在我国海洋和淡水水体、土壤和地下水、室内外空气、沉积物中广泛分布，一些水源地、饮用水中也有发现。在蔬菜、鱼类等生物介质和人体血液、尿液等人体介质中也被大量检出。如，珠江流域三条支流中的双酚基丙烷含量与美国所有河流中其含量总和相当，我国室内灰尘中邻苯二甲酸酯平均浓度及河流中抗生素平均浓度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在城市自来水调查中，大部分城市的自来水均含有PFOS和PFOA等全氟化合物，深圳和广州自来水中全氟化合物浓度大于10ng·L-1，长期饮用风险较高。
我国新污染物管理现状、难点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包括新污染物在内的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制定了与新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的一系列法规、规划、标准、政策，从生产、运输、销售、使用、进出口等环节对风险防范做出规定。建立了新物质登记制度、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农药管理制度、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环境管控制度。构建了国家斯德哥尔摩公约协调机制、危险化学品管理协调机制。
因新污染物本身具有的特性，在其治理方面，与常规污染物相比，国内外面临诸多共性的挑战。新污染物不易降解、易生物累积富集，其危害、转化、迁移机理研究难度大。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涉及行业广泛、产业链长，但单位产品使用量小，在环境中含量低、分布分散，其生产使用和环境污染底数不易摸清。可以远距离迁移，其管理需要大尺度区域协同防控。部分是人类新合成的物质，具有优良的产品特性，其替代品和替代技术不易研发。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化学物质管理起步较晚，仍处在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化学物质风险管理”理念体现不足。从源头管控开始的全生命周期理念、按物质和区域分级优先管理理念、风险预防和监控的化学物质管理理念缺位，企业主体、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理念有待加强。
二是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化学品管理单行上位法。关于化学品和新污染物的条例规章实施缺少法律依据，目前已经在司法部立项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与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关系尚需理顺。配套办法和规章不足，尤其是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抓手的环境质量管理和化学物质管理衔接不够，现有的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污染物名录主要以常规污染物为主。
三是化学物质管理基本制度不够完善。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监管部门在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的监管执法等方面存在职责交叉或空缺，管理对象和范围不明。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报告、数据收集和数据监督，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损害评估与赔偿，公众知情和参与监督等方面存在制度欠缺。
四是科研技术支撑相对薄弱。我国关于新污染物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相对滞后，排放来源、污染途径、作用机理不清，生物毒性、环境特性等基础研究薄弱，替代、减排、治理技术研究不足，监测方法手段研发相对落后。关于新污染物的研究与国际前沿差距大，国际谈判和国内工业行业发展较为被动，易被国外牵鼻子、卡脖子。在环境监管方面缺少包括新污染物在内的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和规范，风险管控技术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支持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危害和暴露数据库等基础数据匮乏，缺少跨部门管控执法技术指导文件。
五是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能力不足。尚无明确的跨部门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相关部委职责不明。缺乏生态环境部门内部横向和纵向管理机制。缺乏财政资金支持，没有建立较为稳定的专职专家技术团队。缺少部门内和跨部门的监督执法技术培训，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基本没有新污染物管理能力。
我国新污染物管理思路和建议
长期来看，新污染物治理应有效纳入以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以风险评估为起点，将风险管理理念贯穿生态环境管理，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管理科学化、精准化、系统化。“十四五”期间，针对国内外研究热点与国际公约和框架的管控关注重点，以典型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等为突破口，围绕法规制度、调查评估、标准制定、基础研究、修复示范、能力建设等环节，夯实管控基础，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健全法规制度。推动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立法。推动制定典型新污染物生产、使用相关重点行业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相关产品标准。研究建立化学物质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制度框架、环境风险评估和经济社会影响评估制度、损害赔偿制度、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信息报告、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优控物质管理制度和新化学物质环境准入制度。
制定行动计划。制定有毒有害物质（含新污染物）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目标，修订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完善化学物质调查监测制度，确定工作任务，提出管控执法手段。
开展调查评估。开展重点区域典型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生产使用状况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建立数据库和环境风险地图。
加强基础研究。加快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等新污染物的监测预警方法、毒性机理、减排、替代、治理，及潜在高关注物质前沿探索等研究。
开展修复示范。2022年底前禁止销售使用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开展重点区域EDCs、抗生素、微塑料污染治理修复示范。
推动能力建设。制定全国开展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的人才、监测、执法、科研能力建设方案，开展基层生态环境部门管理执法人员技术培训，加强新污染物基础科研国际合作。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生产使用，一些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正逐步显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新污染物治理”。以环境激素、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典型新污染物治理为先锋，推动我国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将环境管理进一步推向科学化、精准化、系统化，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了解新污染物的危害和来源
新污染物的概念有两个层次：一是“污染物”，是指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中存在的、危害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的物质；二是“新”，体现在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两个方面，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因此，新污染物可定义为：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目前已在环境中明确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但因其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所有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
从国内外科学界、管理界的观点来看，近些年新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新生态问题和新污染问题两类，新生态问题包括生境破碎化、永久冻土泥炭地缩减等。新污染问题包括新污染物、氮污染、臭氧污染等。新污染物又包括环境激素、抗生素等新化学物质和微塑料等细颗粒物。
那么，新污染物有什么危害？来源和分布如何？
新污染物虽然在环境中浓度较低，但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同时具有较强的生物持久性、明显的生物富集性、难以监测等特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危害。微塑料等细颗粒物作为可以吸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载体，其危害性更为复杂。
新污染物来源广泛，种类繁多，涵盖生活消费、工业生产等领域，如药品、个人护理用品、卫生保健等。我国大部分环境激素、抗生素和新型POPs生产和使用量均位于世界前列。
新污染物在我国海洋和淡水水体、土壤和地下水、室内外空气、沉积物中广泛分布，一些水源地、饮用水中也有发现。在蔬菜、鱼类等生物介质和人体血液、尿液等人体介质中也被大量检出。如，珠江流域三条支流中的双酚基丙烷含量与美国所有河流中其含量总和相当，我国室内灰尘中邻苯二甲酸酯平均浓度及河流中抗生素平均浓度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在城市自来水调查中，大部分城市的自来水均含有PFOS和PFOA等全氟化合物，深圳和广州自来水中全氟化合物浓度大于10ng·L-1，长期饮用风险较高。
我国新污染物管理现状、难点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包括新污染物在内的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制定了与新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的一系列法规、规划、标准、政策，从生产、运输、销售、使用、进出口等环节对风险防范做出规定。建立了新物质登记制度、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农药管理制度、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环境管控制度。构建了国家斯德哥尔摩公约协调机制、危险化学品管理协调机制。
因新污染物本身具有的特性，在其治理方面，与常规污染物相比，国内外面临诸多共性的挑战。新污染物不易降解、易生物累积富集，其危害、转化、迁移机理研究难度大。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涉及行业广泛、产业链长，但单位产品使用量小，在环境中含量低、分布分散，其生产使用和环境污染底数不易摸清。可以远距离迁移，其管理需要大尺度区域协同防控。部分是人类新合成的物质，具有优良的产品特性，其替代品和替代技术不易研发。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化学物质管理起步较晚，仍处在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化学物质风险管理”理念体现不足。从源头管控开始的全生命周期理念、按物质和区域分级优先管理理念、风险预防和监控的化学物质管理理念缺位，企业主体、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理念有待加强。
二是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化学品管理单行上位法。关于化学品和新污染物的条例规章实施缺少法律依据，目前已经在司法部立项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与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关系尚需理顺。配套办法和规章不足，尤其是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抓手的环境质量管理和化学物质管理衔接不够，现有的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污染物名录主要以常规污染物为主。
三是化学物质管理基本制度不够完善。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监管部门在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的监管执法等方面存在职责交叉或空缺，管理对象和范围不明。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报告、数据收集和数据监督，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损害评估与赔偿，公众知情和参与监督等方面存在制度欠缺。
四是科研技术支撑相对薄弱。我国关于新污染物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相对滞后，排放来源、污染途径、作用机理不清，生物毒性、环境特性等基础研究薄弱，替代、减排、治理技术研究不足，监测方法手段研发相对落后。关于新污染物的研究与国际前沿差距大，国际谈判和国内工业行业发展较为被动，易被国外牵鼻子、卡脖子。在环境监管方面缺少包括新污染物在内的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和规范，风险管控技术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支持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危害和暴露数据库等基础数据匮乏，缺少跨部门管控执法技术指导文件。
五是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能力不足。尚无明确的跨部门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相关部委职责不明。缺乏生态环境部门内部横向和纵向管理机制。缺乏财政资金支持，没有建立较为稳定的专职专家技术团队。缺少部门内和跨部门的监督执法技术培训，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基本没有新污染物管理能力。
我国新污染物管理思路和建议
长期来看，新污染物治理应有效纳入以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以风险评估为起点，将风险管理理念贯穿生态环境管理，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管理科学化、精准化、系统化。“十四五”期间，针对国内外研究热点与国际公约和框架的管控关注重点，以典型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等为突破口，围绕法规制度、调查评估、标准制定、基础研究、修复示范、能力建设等环节，夯实管控基础，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健全法规制度。推动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立法。推动制定典型新污染物生产、使用相关重点行业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相关产品标准。研究建立化学物质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制度框架、环境风险评估和经济社会影响评估制度、损害赔偿制度、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信息报告、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优控物质管理制度和新化学物质环境准入制度。
制定行动计划。制定有毒有害物质（含新污染物）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目标，修订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完善化学物质调查监测制度，确定工作任务，提出管控执法手段。
开展调查评估。开展重点区域典型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生产使用状况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建立数据库和环境风险地图。
加强基础研究。加快EDCs、抗生素、全氟化合物等新污染物的监测预警方法、毒性机理、减排、替代、治理，及潜在高关注物质前沿探索等研究。
开展修复示范。2022年底前禁止销售使用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开展重点区域EDCs、抗生素、微塑料污染治理修复示范。
推动能力建设。制定全国开展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的人才、监测、执法、科研能力建设方案，开展基层生态环境部门管理执法人员技术培训，加强新污染物基础科研国际合作。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晒文旅·晒优品·促消费｜到“红星照耀”之地来一场“西行漫记”】
同心县历史悠久，西汉时，该县始有行政建制，置三水县。1874年，清朝设立平远县。1914年易名镇戎县，1928年改称豫旺县。1936年，西征红军成立豫海县。1938年改为同心县至今。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同心县就已享誉世界！
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中，作者埃德加·斯诺向全世界生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
图书封面上，一名红军战士昂首挺立，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摄影者埃德加·斯诺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
这幅封面照片拍摄于1936年8月的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红星照耀中国》将近三分之一篇幅记述着发生在同心县的红色故事。
“抗战之声”的经典影像，让当年的豫旺堡走进了全世界的视线，也成为今天的同心县最耀眼的一张推介名片，吸引着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
在如今的全域旅游布局中，同心县主打“红、古、绿”三大旅游品牌——
红色将星云集、古城烽火雄浑、绿意山川秀美。
各类旅游资源神奇糅合，同心犹如一盆旅游微缩盆景，游客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游走于自然与人文之间……
目不暇接间，人们惊奇发现：地处西北旱塬的同心县，旅游资源却并不贫瘠，甚至称得上富饶，颠覆了每一个人的想象。
朋友们，到“红星照耀”之地，来一场“西行漫记”吧！
红色将星云集
年过六旬的退休干部杨文元，是研究同心县红色历史的老专家。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34年，杨文元先后采访10多位老红军，主编出版《总被历史眷顾的地方》《西征丰碑》等多本专著，“红军西征在同心”这段红色历史已然融入他的血液中。
2010年12月，在前往埃德加·斯诺的家乡：美国密苏里州，探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同心留下的红色印记。
当目光与一张古堡照片相遇时，杨文元瞬间激动起来：“那不是预旺镇的杨家堡子吗？”
这座建于民国初年的杨家堡子，是当年西征红军后勤部所在地，埃德加·斯诺曾向红军发表演讲，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在调阅原始手稿和照片过程中，杨文元不时被惊喜到：异国他乡居然保留着如此丰富的家乡图文资料，让他体验着时空穿梭的神奇。
于是，杨文元不时摁下手中相机快门，却被基金会工作人员提示禁止拍照，他忍不住“抗议”道：“这些照片拍得可是我的家乡呀！”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杨文元始终洋溢着深深的自豪感——
作为西征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及红军三军“会聚”的地方，同心县红色底蕴丰厚，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开国元勋的足迹。十大元帅中的五位、十大将军中的五位……共计二百多位高级将领荟萃于此。
近年来，在同心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于2006年10月建成，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纪念园。
如今，游客们来到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广场，可以和惟妙惟肖的“抗战之声”雕塑合影。走进展厅，里面陈列着大量革命文物，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爱民如天”锦幛均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辅以丰富的文献、图片以及影像资料，生动展示着红军西征在同心、自治政府成立、国际友人在同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聚的光辉革命事迹。
走出纪念馆，倘若对这段红色历史仍不“解渴”，还想建立更进一步的感性认识，那么一座座被岁月侵蚀得满目沧桑的堡子便不可错过——作为当年大户的居住地，曾被红军开辟为后勤部、办公地，成为革命中枢。
走进杨家堡子、北堡子、吊堡子，徜徉于堡子的四方天地，审视着墙面上的斑驳标语；攀登上堡子的厚重墙头，迎着猎猎秋风俯瞰四周……身临其境，你能感受到同心县历史的沧桑厚重，更能触碰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颗初心。
古城烽火雄浑
在同心县预旺镇，有一座钟鼓楼矗立在镇中心，人来人往中更显古朴庄重。
据《同心县志》记载，以钟鼓楼为中心，分布着一座始建于元代的豫旺古城。明清之际，条条大道交汇豫旺古城，这里北达银川、灵武，南抵平凉、固原，东接环县、庆阳，西连海原、同心，是一处位置显要的交通枢纽。
相传，豫旺古城选址于此，并非人愿，而属天意——
元代豫王阿剌忒那失里原本要在中指山下筑城，规划城池周长五里三分，并在奠基台插绿旗标识中心。
奠基当晚，一场瑞雪。次日天亮后，绿旗不见，施工失去目标。
豫王得知后亲自察看，发现奠基台附近有狐狸踪迹，追踪五里后发现雪中绿旗，以旗为中心是被狐狸踩出的一个正方形图案。
豫王不由暗暗称奇，他命随行工匠上前测量正方形图案方圆，也为五里三分，与规划建设城池大小相当。
豫王更为称奇，认为这是天意所属，要将城池建在这里。
想罢，虔诚的豫王选择在此修建“豫王城”，清顺治年间被改名为“豫旺堡”，取“集市繁华买卖兴旺”之意。
1936年6月16日，中央红军攻占豫旺堡，并将西征红军指挥部设在这里，钟鼓楼成为红军哨兵的瞭望塔。
在豫旺堡的城隍庙前，彭德怀在此留下了唯一一张留世骑马照。
就这样，当古城遗迹与红色文化相遇，碰撞出更多的旅游火花。
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同心县遗留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25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
下马关尚保存有15公里城墙，同心县境54座烽火台、关堡，构成完整长城防御体系，古城烽火雄浑。
韦州古城坐落着36座明代王陵，被称作“宁夏明代博物馆”所在地。
韦州康济寺塔
……
面对厚重的历史文化、边塞文化、红色文化，同心县近年来不断挖掘古文明中的文化内涵、历史沉淀、美丽传说、族群迁徙等资源要素，打造出高品质文化旅游品牌。
绿意山川秀美
从同心县城乘车出发，沿着曲折的山路向海原方向进发，大约半个小时就能来到大山深处的黄谷川：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谷。
山谷深处，绿意盎然，游人如织。然而在10年前，这里却是人气“凋零”——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居民搬迁的只剩下十几户，“空谷足音”成为这里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同心县致力于将黄谷川打造为西部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建成摩托车赛道、真人CS项目，凸显运动特色；引黄河水上山，栽植树木22万棵，种植小杂粮5000多亩，养殖家禽15000只，让昔日的荒山谷成为西北的“好江南”。
“这是桃花湾！”“这是杏花湾！”……乘车环游黄谷川，投资人杨鸿宇指点道。通过植树造林，他将这座赭红色山谷打造成一个美丽的花果山
瞅准黄谷川的“原生态”优势，同心县还大力培植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将移民迁出村落改造为影视拍摄基地。1920年海原大地震，加上百年雨水冲刷，还为这里“天设地造”出一幅天然宁夏轮廓图，在被列进游览路线后，颇受游客青睐。
在山下一处养殖点，珍珠鸡、五黑一绿鸡等家禽悠闲啄食着山草，享受着被人类放养的乐趣。
“这里的溜达鸡，靠山吃山，是真正的生态鸡。”饲养员张汉权说，一只成年珍珠鸡能卖到128元一只，“老母鸡都卖完了，是孕妇滋补的最好补品。”
在这处养殖点，还出产一种绿壳鸡蛋，虽然个头比普通鸡蛋小得多，但价格却要贵得多，“一只鸡蛋能卖两块钱！”张汉权介绍说，这是五黑一绿鸡下的，蛋黄呈金黄色，煮熟能吃出小时候妈妈煮的那种味道。
在黄谷川，还种了数千亩小杂粮、土豆等各类农作物，施羊粪、浇黄河水，绿色纯天然，打“黄谷川”地理标志，向外来游客售卖，虽价高却广受欢迎。
吃、住、行、游、购、玩。目前，黄谷川又在顺势打造民宿项目，计划在山体开凿15间窑洞，进一步打通小镇产业链条。休闲农庄则延伸出：产、闲、教、文、奢、情。
黄谷川健康运动小镇
“窑洞外面土里土气，是为了不破坏大山里的原生态风貌，里面是民俗化装修，绝不次于宾馆标准。”杨鸿宇说，城里人住惯了城里的高楼大厦，不少人想感受一下山村里的古朴民宿。
在同心县，从荒山变青山，进而成为“金山”，这样的生态经济奇迹还有很多。
近年来，同心县不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借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契机，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天台山、莲花山逐渐染绿后，逐步打造为文化生态园及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光顾。与此同时，同心县在大力发展枸杞、葡萄等富民产业的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农业观光旅游项目，譬如润德、菊花台枸杞庄园和罗山东麓葡萄酒庄园，实现多重经济效益。
在这片西北旱塬上，同心“人定胜天”，借助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把千年荒山染绿，并顺势发展起绿色生态游，催生旅游新热点。
这是游人之幸，亦是旱塬之福。
最美最浓是红色
最美最浓是红色。同心最美的底色，一定是流淌在同心历史血脉中的红色。
历史成就了同心的红色基因。听说过《红星照耀中国》吗？翻开这本不朽名著，我们会发现，当年那些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有近1/3的篇幅记录在同心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消失不见，但那些蕴藏在红色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却能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体验当年的艰辛和不易，感悟革命的理想与情怀。
“抗战之声”小号手雕塑
故事是文化最好的载体，也是最鲜活的载体。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一个好故事胜过一打大道理，因为好故事更能打动人、感染人。尤其是那些生动厚重的红色故事，深藏着历史前进的“密码”，也蕴含着发展进步的“基因”。只有讲好这样的故事，通过深入的挖掘和原汁原味的呈现，去打开那个离我们并不算遥远的年代，才能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好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旅游更多内在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能给地区经济发展增添一抹耀眼的活力。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但，讲好红色故事最忌照本宣科的复制、单调枯燥的讲述、一成不变的形式，也达不到走心动人、成风化人的作用。要想一争先机，唯有不断创新，在挖掘、再造、体验上下足功夫。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同心打造红色文化游的成果，未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到那里走一走，在身临其境中享受故事的精彩纷呈、触碰历史的沧桑厚重，也感悟不变的初心使命。（严霜剑）
红色经典线路
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园-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办公旧址（王团北堡子）-吊堡子（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遗址）-豫旺古镇（红军西征纪念碑和“抗战之声”小号手遗址）-杨家堡子红军后勤部遗址-韩家堡子
历史文化线路
同心县博物馆-同心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韦州古城（康济寺塔）-下马关古城、下马关明长城
生态休闲观光线路
西线：河西镇润德枸杞产业园-黄谷川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同心县圣峰玫瑰休闲观光园
东线：罗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天台山生态文化园-折腰沟生态文化民俗村-莲花山青苗水会
（本版图文均由同心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供）
同心县历史悠久，西汉时，该县始有行政建制，置三水县。1874年，清朝设立平远县。1914年易名镇戎县，1928年改称豫旺县。1936年，西征红军成立豫海县。1938年改为同心县至今。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同心县就已享誉世界！
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中，作者埃德加·斯诺向全世界生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
图书封面上，一名红军战士昂首挺立，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摄影者埃德加·斯诺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
这幅封面照片拍摄于1936年8月的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红星照耀中国》将近三分之一篇幅记述着发生在同心县的红色故事。
“抗战之声”的经典影像，让当年的豫旺堡走进了全世界的视线，也成为今天的同心县最耀眼的一张推介名片，吸引着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
在如今的全域旅游布局中，同心县主打“红、古、绿”三大旅游品牌——
红色将星云集、古城烽火雄浑、绿意山川秀美。
各类旅游资源神奇糅合，同心犹如一盆旅游微缩盆景，游客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游走于自然与人文之间……
目不暇接间，人们惊奇发现：地处西北旱塬的同心县，旅游资源却并不贫瘠，甚至称得上富饶，颠覆了每一个人的想象。
朋友们，到“红星照耀”之地，来一场“西行漫记”吧！
红色将星云集
年过六旬的退休干部杨文元，是研究同心县红色历史的老专家。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34年，杨文元先后采访10多位老红军，主编出版《总被历史眷顾的地方》《西征丰碑》等多本专著，“红军西征在同心”这段红色历史已然融入他的血液中。
2010年12月，在前往埃德加·斯诺的家乡：美国密苏里州，探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同心留下的红色印记。
当目光与一张古堡照片相遇时，杨文元瞬间激动起来：“那不是预旺镇的杨家堡子吗？”
这座建于民国初年的杨家堡子，是当年西征红军后勤部所在地，埃德加·斯诺曾向红军发表演讲，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在调阅原始手稿和照片过程中，杨文元不时被惊喜到：异国他乡居然保留着如此丰富的家乡图文资料，让他体验着时空穿梭的神奇。
于是，杨文元不时摁下手中相机快门，却被基金会工作人员提示禁止拍照，他忍不住“抗议”道：“这些照片拍得可是我的家乡呀！”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杨文元始终洋溢着深深的自豪感——
作为西征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及红军三军“会聚”的地方，同心县红色底蕴丰厚，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开国元勋的足迹。十大元帅中的五位、十大将军中的五位……共计二百多位高级将领荟萃于此。
近年来，在同心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于2006年10月建成，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纪念园。
如今，游客们来到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广场，可以和惟妙惟肖的“抗战之声”雕塑合影。走进展厅，里面陈列着大量革命文物，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爱民如天”锦幛均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辅以丰富的文献、图片以及影像资料，生动展示着红军西征在同心、自治政府成立、国际友人在同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聚的光辉革命事迹。
走出纪念馆，倘若对这段红色历史仍不“解渴”，还想建立更进一步的感性认识，那么一座座被岁月侵蚀得满目沧桑的堡子便不可错过——作为当年大户的居住地，曾被红军开辟为后勤部、办公地，成为革命中枢。
走进杨家堡子、北堡子、吊堡子，徜徉于堡子的四方天地，审视着墙面上的斑驳标语；攀登上堡子的厚重墙头，迎着猎猎秋风俯瞰四周……身临其境，你能感受到同心县历史的沧桑厚重，更能触碰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颗初心。
古城烽火雄浑
在同心县预旺镇，有一座钟鼓楼矗立在镇中心，人来人往中更显古朴庄重。
据《同心县志》记载，以钟鼓楼为中心，分布着一座始建于元代的豫旺古城。明清之际，条条大道交汇豫旺古城，这里北达银川、灵武，南抵平凉、固原，东接环县、庆阳，西连海原、同心，是一处位置显要的交通枢纽。
相传，豫旺古城选址于此，并非人愿，而属天意——
元代豫王阿剌忒那失里原本要在中指山下筑城，规划城池周长五里三分，并在奠基台插绿旗标识中心。
奠基当晚，一场瑞雪。次日天亮后，绿旗不见，施工失去目标。
豫王得知后亲自察看，发现奠基台附近有狐狸踪迹，追踪五里后发现雪中绿旗，以旗为中心是被狐狸踩出的一个正方形图案。
豫王不由暗暗称奇，他命随行工匠上前测量正方形图案方圆，也为五里三分，与规划建设城池大小相当。
豫王更为称奇，认为这是天意所属，要将城池建在这里。
想罢，虔诚的豫王选择在此修建“豫王城”，清顺治年间被改名为“豫旺堡”，取“集市繁华买卖兴旺”之意。
1936年6月16日，中央红军攻占豫旺堡，并将西征红军指挥部设在这里，钟鼓楼成为红军哨兵的瞭望塔。
在豫旺堡的城隍庙前，彭德怀在此留下了唯一一张留世骑马照。
就这样，当古城遗迹与红色文化相遇，碰撞出更多的旅游火花。
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同心县遗留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25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
下马关尚保存有15公里城墙，同心县境54座烽火台、关堡，构成完整长城防御体系，古城烽火雄浑。
韦州古城坐落着36座明代王陵，被称作“宁夏明代博物馆”所在地。
韦州康济寺塔
……
面对厚重的历史文化、边塞文化、红色文化，同心县近年来不断挖掘古文明中的文化内涵、历史沉淀、美丽传说、族群迁徙等资源要素，打造出高品质文化旅游品牌。
绿意山川秀美
从同心县城乘车出发，沿着曲折的山路向海原方向进发，大约半个小时就能来到大山深处的黄谷川：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谷。
山谷深处，绿意盎然，游人如织。然而在10年前，这里却是人气“凋零”——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居民搬迁的只剩下十几户，“空谷足音”成为这里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同心县致力于将黄谷川打造为西部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建成摩托车赛道、真人CS项目，凸显运动特色；引黄河水上山，栽植树木22万棵，种植小杂粮5000多亩，养殖家禽15000只，让昔日的荒山谷成为西北的“好江南”。
“这是桃花湾！”“这是杏花湾！”……乘车环游黄谷川，投资人杨鸿宇指点道。通过植树造林，他将这座赭红色山谷打造成一个美丽的花果山
瞅准黄谷川的“原生态”优势，同心县还大力培植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将移民迁出村落改造为影视拍摄基地。1920年海原大地震，加上百年雨水冲刷，还为这里“天设地造”出一幅天然宁夏轮廓图，在被列进游览路线后，颇受游客青睐。
在山下一处养殖点，珍珠鸡、五黑一绿鸡等家禽悠闲啄食着山草，享受着被人类放养的乐趣。
“这里的溜达鸡，靠山吃山，是真正的生态鸡。”饲养员张汉权说，一只成年珍珠鸡能卖到128元一只，“老母鸡都卖完了，是孕妇滋补的最好补品。”
在这处养殖点，还出产一种绿壳鸡蛋，虽然个头比普通鸡蛋小得多，但价格却要贵得多，“一只鸡蛋能卖两块钱！”张汉权介绍说，这是五黑一绿鸡下的，蛋黄呈金黄色，煮熟能吃出小时候妈妈煮的那种味道。
在黄谷川，还种了数千亩小杂粮、土豆等各类农作物，施羊粪、浇黄河水，绿色纯天然，打“黄谷川”地理标志，向外来游客售卖，虽价高却广受欢迎。
吃、住、行、游、购、玩。目前，黄谷川又在顺势打造民宿项目，计划在山体开凿15间窑洞，进一步打通小镇产业链条。休闲农庄则延伸出：产、闲、教、文、奢、情。
黄谷川健康运动小镇
“窑洞外面土里土气，是为了不破坏大山里的原生态风貌，里面是民俗化装修，绝不次于宾馆标准。”杨鸿宇说，城里人住惯了城里的高楼大厦，不少人想感受一下山村里的古朴民宿。
在同心县，从荒山变青山，进而成为“金山”，这样的生态经济奇迹还有很多。
近年来，同心县不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借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契机，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天台山、莲花山逐渐染绿后，逐步打造为文化生态园及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光顾。与此同时，同心县在大力发展枸杞、葡萄等富民产业的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农业观光旅游项目，譬如润德、菊花台枸杞庄园和罗山东麓葡萄酒庄园，实现多重经济效益。
在这片西北旱塬上，同心“人定胜天”，借助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把千年荒山染绿，并顺势发展起绿色生态游，催生旅游新热点。
这是游人之幸，亦是旱塬之福。
最美最浓是红色
最美最浓是红色。同心最美的底色，一定是流淌在同心历史血脉中的红色。
历史成就了同心的红色基因。听说过《红星照耀中国》吗？翻开这本不朽名著，我们会发现，当年那些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有近1/3的篇幅记录在同心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消失不见，但那些蕴藏在红色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却能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体验当年的艰辛和不易，感悟革命的理想与情怀。
“抗战之声”小号手雕塑
故事是文化最好的载体，也是最鲜活的载体。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一个好故事胜过一打大道理，因为好故事更能打动人、感染人。尤其是那些生动厚重的红色故事，深藏着历史前进的“密码”，也蕴含着发展进步的“基因”。只有讲好这样的故事，通过深入的挖掘和原汁原味的呈现，去打开那个离我们并不算遥远的年代，才能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好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旅游更多内在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能给地区经济发展增添一抹耀眼的活力。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但，讲好红色故事最忌照本宣科的复制、单调枯燥的讲述、一成不变的形式，也达不到走心动人、成风化人的作用。要想一争先机，唯有不断创新，在挖掘、再造、体验上下足功夫。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同心打造红色文化游的成果，未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到那里走一走，在身临其境中享受故事的精彩纷呈、触碰历史的沧桑厚重，也感悟不变的初心使命。（严霜剑）
红色经典线路
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园-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办公旧址（王团北堡子）-吊堡子（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遗址）-豫旺古镇（红军西征纪念碑和“抗战之声”小号手遗址）-杨家堡子红军后勤部遗址-韩家堡子
历史文化线路
同心县博物馆-同心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韦州古城（康济寺塔）-下马关古城、下马关明长城
生态休闲观光线路
西线：河西镇润德枸杞产业园-黄谷川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同心县圣峰玫瑰休闲观光园
东线：罗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天台山生态文化园-折腰沟生态文化民俗村-莲花山青苗水会
（本版图文均由同心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供）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