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之好的最终结局】
今天来看，由于秦始皇一统中华之功，很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
秦帝国+秦之法家，赢了。
但真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显然不，秦二世而亡，统一是统一了，但根本没有稳固，所以，从秦到汉朝，其实都是属于“中华文明首次完成大一统”的时间，毫无疑问：
真正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当然是大汉王朝，而秦，只是初次完成+开了个局。
那么，汉朝初期是以黄老为治国之道的，皆因当下“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言）。
所以，尽管刘邦本身是秦官，汉朝立国初的行政体制，也确实继承了大秦的郡县制，但是，在国家主义方面，汉是丝毫不敢碰“秦道”，即秦法也。
直至汉武帝刘彻时期，经锦帝的七国之乱，以及汉也确实从高祖到文锦二朝共三世，以黄老之学与民生息的宽民安民政策，使得大汉帝国的国力发展，来到王朝鼎盛的迹兆，民众百业兴旺，国正富安当时。
所以，到了要终结过于松散和无为的“黄老治国”的时候了，于是，众所周知的“独尊儒家”来了..........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的现代人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汉武帝与后世的有汉一朝，其实并不是只尊儒家，是杂糅了儒+法两家的（也包括了部分道家）。这种特点，后面的汉宣帝称之为“王霸之道”。
当然，“王霸之道”其实是“王道”+“霸道”的合称，源头是荀子，此是后话。
但具体到分工方面，在思想上，即文明层面，还是儒家占绝对地位。而秦，只是保留了“秦制”罢了，即保留了郡县制，和在行政上更重视规制律令，整个国家的管理，也更凸显制度精神罢了。
但在文明与精神思想的指导方面，显然，确实就是“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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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就可以回顾一下秦帝国的称霸之路。
当东周进入战国时代后，土地兼并带来的王权扩张，以分封与羁縻为主要特点的”周礼“制对富国强兵确实存在天然掣肘，因此，以严酷和完全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为特点的秦之法家，即商鞅变法，完全碾压了前者，所以，在战国七雄的这场的政治与军事较量中。
秦帝国与秦法，完胜。
然而，这只是战场上的胜利，请注意到这一点——只是战场上的胜利！
文明与精神方面，以及“历史的进步性”方面，其实秦帝国是完全的输家——正如前篇所分析，楚人为代表所建立的汉王朝，以其治下含秦国在内的所有前诸侯国之遗民。
他们选择的都是：告别暴秦，重拥“礼儒”——《周礼》+儒家也。
虽然，也保留了秦制，但上面已经说过了，只是在政治制度上，保留了更为集权且更有效地统治广袤国土的秦制罢了，但在文明与思想方面，是完全的继承了“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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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来回过头去看，战国初开，齐赵魏韩燕，自号”文明“，史称”东方五国“，而地处西域，且与戎狄杂处的秦国，则被东方五国斥之为”禽兽之国“。
楚国则处于这两种国类之居中，在春秋时，楚国是南蛮，后来随着其国越来越强盛，在”姬周诸蕃属“的眼中，地位上来了，所以，慢慢地”蛮夷“之声也较少了。
那么，不管是戎狄还是蛮夷，总之，东方五国的这种指责，有没有道理了？
今天的史学研究，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贬低，楚国我们且不说，就说秦国。
以暴秦之实，很显然，东方五国是更加文明的一边，尽管它们也有自己各式样的问题。
但人类为何是高级动物？不就是因为更加文明吗？
不完美的文明，它终究还是文明，而野蛮，则只能是野蛮。
所以说，在战国的四百多年较量中，秦国灭了东方五国，确实就是野蛮消灭了文明。
历史只是短暂的选择了野蛮，但并没有“最终选择”。
仅仅二世，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便轰然倒塌，后世接替者并完成真正统一大业的楚人与大汉王朝。
在文明方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华夏正道“——周礼，使中华重回礼仪之邦。
所以，汉才没有二世而亡，而是开创了真正的帝国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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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幽默的地方：
楚国作为春秋时代过来的最强霸主之一，在战国时代，各国激变之初，楚国其实也想过富国强兵的道路，其中以吴起变法为标志，但可惜的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楚国的国民性与文明思想，在春秋与战国之中，有着极为烂漫前卫的才情特点，但同时又有着优柔寡断且偏向保守的品质。
在战国之中，楚国虽然丧失了强国之路，但其与强秦的关系，却一直很好，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东方五国。
其中，以经过李悝变法而率先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魏国为例，当时实力非常强横，不仅击败过当时已经崛起的秦国，也同时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楚国与秦国便展开了非常紧密的合作，最终，两国也如愿地击败和超越了强魏。
此后，秦国成为战国最强国时，这个完全的军国主义体制国家，果断地把敌对的目光瞄向了跟它有数百年姻亲关系的“亲人国家”——楚国。
从此，楚国的灭亡就埋下了伏笔，曾经的”秦楚之好“也变成美好的回忆罢了。
前223年，当秦军大将王翦与蒙武率领黑压压一片的百万秦军进入寿春之时，被俘的楚王负刍，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当初，自己的祖上选择与野蛮结盟，有一丝想咒骂祖先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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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好的是，楚人有天命，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最后争气，不仅亲手灭了秦帝国，一雪耻辱，而且还顺应天运，建立起了真正的大一统。
他们果断的抛弃了他们曾经委身过的野蛮，选择了文明——罢黜百家，独尊儒礼。
这，就是文明的选择，当然地，它也是历史的进步——绝对不可能是退步！
所以，汉家王朝四百余年，且最后”独以强亡”，可以说至今为止，也是华夏文明的独一档，没有之一！
可见，楚人抛弃秦法，告别野蛮，重归文明，是完全正确的、英明的、历史的！
所以，还是那句：
不完美的文明，它终究还是文明。
而野蛮，它只能是野蛮。
告别野蛮，回归文明，才是华夏最正之道。
今天来看，由于秦始皇一统中华之功，很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
秦帝国+秦之法家，赢了。
但真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显然不，秦二世而亡，统一是统一了，但根本没有稳固，所以，从秦到汉朝，其实都是属于“中华文明首次完成大一统”的时间，毫无疑问：
真正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当然是大汉王朝，而秦，只是初次完成+开了个局。
那么，汉朝初期是以黄老为治国之道的，皆因当下“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言）。
所以，尽管刘邦本身是秦官，汉朝立国初的行政体制，也确实继承了大秦的郡县制，但是，在国家主义方面，汉是丝毫不敢碰“秦道”，即秦法也。
直至汉武帝刘彻时期，经锦帝的七国之乱，以及汉也确实从高祖到文锦二朝共三世，以黄老之学与民生息的宽民安民政策，使得大汉帝国的国力发展，来到王朝鼎盛的迹兆，民众百业兴旺，国正富安当时。
所以，到了要终结过于松散和无为的“黄老治国”的时候了，于是，众所周知的“独尊儒家”来了..........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的现代人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汉武帝与后世的有汉一朝，其实并不是只尊儒家，是杂糅了儒+法两家的（也包括了部分道家）。这种特点，后面的汉宣帝称之为“王霸之道”。
当然，“王霸之道”其实是“王道”+“霸道”的合称，源头是荀子，此是后话。
但具体到分工方面，在思想上，即文明层面，还是儒家占绝对地位。而秦，只是保留了“秦制”罢了，即保留了郡县制，和在行政上更重视规制律令，整个国家的管理，也更凸显制度精神罢了。
但在文明与精神思想的指导方面，显然，确实就是“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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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就可以回顾一下秦帝国的称霸之路。
当东周进入战国时代后，土地兼并带来的王权扩张，以分封与羁縻为主要特点的”周礼“制对富国强兵确实存在天然掣肘，因此，以严酷和完全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为特点的秦之法家，即商鞅变法，完全碾压了前者，所以，在战国七雄的这场的政治与军事较量中。
秦帝国与秦法，完胜。
然而，这只是战场上的胜利，请注意到这一点——只是战场上的胜利！
文明与精神方面，以及“历史的进步性”方面，其实秦帝国是完全的输家——正如前篇所分析，楚人为代表所建立的汉王朝，以其治下含秦国在内的所有前诸侯国之遗民。
他们选择的都是：告别暴秦，重拥“礼儒”——《周礼》+儒家也。
虽然，也保留了秦制，但上面已经说过了，只是在政治制度上，保留了更为集权且更有效地统治广袤国土的秦制罢了，但在文明与思想方面，是完全的继承了“周礼”。
-------------------分界线
现在，又来回过头去看，战国初开，齐赵魏韩燕，自号”文明“，史称”东方五国“，而地处西域，且与戎狄杂处的秦国，则被东方五国斥之为”禽兽之国“。
楚国则处于这两种国类之居中，在春秋时，楚国是南蛮，后来随着其国越来越强盛，在”姬周诸蕃属“的眼中，地位上来了，所以，慢慢地”蛮夷“之声也较少了。
那么，不管是戎狄还是蛮夷，总之，东方五国的这种指责，有没有道理了？
今天的史学研究，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贬低，楚国我们且不说，就说秦国。
以暴秦之实，很显然，东方五国是更加文明的一边，尽管它们也有自己各式样的问题。
但人类为何是高级动物？不就是因为更加文明吗？
不完美的文明，它终究还是文明，而野蛮，则只能是野蛮。
所以说，在战国的四百多年较量中，秦国灭了东方五国，确实就是野蛮消灭了文明。
历史只是短暂的选择了野蛮，但并没有“最终选择”。
仅仅二世，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便轰然倒塌，后世接替者并完成真正统一大业的楚人与大汉王朝。
在文明方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华夏正道“——周礼，使中华重回礼仪之邦。
所以，汉才没有二世而亡，而是开创了真正的帝国盛世！
------------------分界线
历史幽默的地方：
楚国作为春秋时代过来的最强霸主之一，在战国时代，各国激变之初，楚国其实也想过富国强兵的道路，其中以吴起变法为标志，但可惜的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楚国的国民性与文明思想，在春秋与战国之中，有着极为烂漫前卫的才情特点，但同时又有着优柔寡断且偏向保守的品质。
在战国之中，楚国虽然丧失了强国之路，但其与强秦的关系，却一直很好，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东方五国。
其中，以经过李悝变法而率先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魏国为例，当时实力非常强横，不仅击败过当时已经崛起的秦国，也同时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楚国与秦国便展开了非常紧密的合作，最终，两国也如愿地击败和超越了强魏。
此后，秦国成为战国最强国时，这个完全的军国主义体制国家，果断地把敌对的目光瞄向了跟它有数百年姻亲关系的“亲人国家”——楚国。
从此，楚国的灭亡就埋下了伏笔，曾经的”秦楚之好“也变成美好的回忆罢了。
前223年，当秦军大将王翦与蒙武率领黑压压一片的百万秦军进入寿春之时，被俘的楚王负刍，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当初，自己的祖上选择与野蛮结盟，有一丝想咒骂祖先的感觉吗？
-----------------分界线
但，还好的是，楚人有天命，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最后争气，不仅亲手灭了秦帝国，一雪耻辱，而且还顺应天运，建立起了真正的大一统。
他们果断的抛弃了他们曾经委身过的野蛮，选择了文明——罢黜百家，独尊儒礼。
这，就是文明的选择，当然地，它也是历史的进步——绝对不可能是退步！
所以，汉家王朝四百余年，且最后”独以强亡”，可以说至今为止，也是华夏文明的独一档，没有之一！
可见，楚人抛弃秦法，告别野蛮，重归文明，是完全正确的、英明的、历史的！
所以，还是那句：
不完美的文明，它终究还是文明。
而野蛮，它只能是野蛮。
告别野蛮，回归文明，才是华夏最正之道。
錄仲宣《登樓賦》後（轉引）
王粲的《登樓賦》曾蜚聲建安文壇，以故晉人陸雲說：“《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 (《與兄平原書》) 南朝梁代劉勰在談論「魏晉之賦首」(《文心雕龍·詮賦》) 時，也以王粲列為第一家。宋代朱熹則認為《登樓賦》 “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眾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楚辭後語》) ，到元代，更有鄭光祖以此為題材，編了一出雜劇《王粲登樓》。可見《登樓賦》雖是小賦之作，然其盛名，早已傳播文壇。
第一部分首二句述登樓之緣起是為了“銷憂”，次十句寫樓上所見景物，同時交代了樓的地點方位： 它在荊州漳、沮二水之側，靠近范雎之墳陶牧、楚昭王之墓昭丘。末二句點明作者之憂乃是出於對故土的思念。第二段先回顧作者經歷： 他適逢漢末戰亂，避難至荊州，已逾十二年。“情眷眷”句以下，宣泄因舊鄉壅隔而不能北歸的悲思，他涕淚交墜，悲情強烈。接著用孔子困於陳時曾嘆息“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冶長》) 以及春秋時楚人鍾儀被囚於晉國而操琴奏南音、越人莊舄在楚國任顯職而病中吟越聲的故實，進一步襯托作者對故土的強烈眷念。這裏鍾儀句和莊舄句，所詠事跡相反，而用意正同，乃所謂“反襯”的修辭手法。從這一“反襯”中又引出末二句來：窮達雖異，而懷土情同。這一段表現了更深的憂思，達到了“孰可任”的地步。第三段在內容上進一步發展。作者提出了他期待著“河清”之日的到來，希冀“王道”普施，天下清平，說如此則可以藉之馳騁才力，改變如徒懸的匏瓜和無人取飲的潔井那樣長期被棄置埋沒的處境。從憂憤情緒上說，本段也比前二段更加強烈。作者始登樓為了“銷憂”，至此循階而下時，不僅憂思未消，反而更淒愴憤慨起來，甚至夜半不寐，悵恨不已。總的來看，本篇的三個段落，也就是三個層次，它們是層層轉進的关系，以“銷憂”始，而以更加強烈的“氣交憤”結束。
怎樣理解賦中的這種強烈的思鄉懷土內容呢？它的思想實質是什麼呢？這應當結合作者的身世志尚作進一步考察的。王粲在十七歲時遭逢董卓作亂，不得已逃離長安到荊州避難。對於漢末軍閥肆惡、荼毒生靈情狀，他是親眼目睹了的，他在《七哀詩》中就曾記述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象。他在國家蒙難，自身又多年寄身他鄉的情況下，憶念桑梓，希冀治定，這是一種很樸素自然的感情。不過這還衹是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看，王粲出身名門，曾祖王龔、祖王暢，都曾位列三公，在漢末極重視門第的風氣中，他自少即出入洛陽、長安兩京，很得勢要者賞識。史載他初訪蔡邕，邕即“倒屣迎之”，而蔡邕“此王公孫也”的一句介紹，就使在場眾賓客肅然起敬。因此，王粲對功名一向懷有很強的信心。他雖然不得不到荊州避難，但是剛到時的政治熱情並未為之稍歇，還曾積極參與荊州牧劉表的一些政治活動，並讚頌劉表“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勛格皇穹，聲被四宇” (《荊州文學記官志》)等。在當時，並未見他流露出什麼厭倦懷歸心情。王粲在荊州的後期才有思鄉情緒的大迸發，這是同他的政治處境有很大关系的。原來劉表其人“外貌儒雅，心多疑忌” (《魏志·劉表傳》) ，對於王粲這樣的名門公子，一時尚能禮遇，但在根本上不可能重用他。劉表還頗以貌取人，而王粲又偏“貌寢”，儀表上略差些，就更為劉表所輕。於是隨著歲月流逝，王粲就愈感到自己受著冷落。這種境況，對於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以長期忍受的。所以，“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這話至少有一半是從政治上說的，意思是荊州的政治環境使他不能久留。他在賦中還說要“假高衢而騁力”，又說“懼匏瓜之徒懸”、“畏井渫之莫食” ，都表現了求取功名的內心願望。總之，在《登樓賦》的思鄉懷土內容中，很大程度上包含著作者因功名不遂而產生的懷才不遇成分。明白了這些，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當曹操挾戰勝之威，長驅佔領荊州後，王粲為什麼儘管身尚在荊州，他的“憂”、“悵”卻不翼而飛，他的情緒突然高漲了起來。這除了他看到了回歸故土的希望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剛據荊州，即辟他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滿足了他的功名心。曹操曾在漢水之濱舉行慶祝收取荊州的宴會，會上王粲發表了一篇祝辭，其中有幾句話可以視為他對自己在荊州前後狀況的說明，他說：“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俊傑也； (劉)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併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魏志》本傳) 可見王粲在荊州的不滿，主要由於未得劉表“所任”，一旦被曹操“置之列位”，他也就立即“望風”而“回心”了。王粲把“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說成是“三王之舉”，這也正好可以給《登樓賦》中“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二句作註腳，證明王粲所希冀“王道”亦即理想政治，是同他個人的功名心緊密聯係著的。
這篇賦在藝術上最可注意的是它的景物描寫。此賦每段都寫景，而且寫得極有特色。首先是寫得精練，在兩漢大賦中，對景物環境的描寫實在是過於鋪張揚厲了，東南西北，前後左右，細緻周詳，面面俱到。王粲完全捨棄了那種傳統，試看本篇第一段，從第三句以下十句為寫景，它們固然寫得“局面闊大” (清姚範語) ，而且形象清新，但並不專事鋪彩摛文，唯以描寫的必要為限。這裏有北而無南，取西而捨東，看似不夠全面對稱，實則十分精要，略無冗言贅語。更重要的是，賦中的寫景與作者感情的抒發之間，有巧妙的契合。如上所說，此賦的三個段落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有三個層次；而其中的景物描寫，也隨著作者思路的轉進和感情的發展，表現了不同的色調和風貌。如第一段的景物描寫，是承“四望”而來的，它們重在襯托作者心目中的“顯敞”和“信美”兩點，所以就寫“通浦”、“長洲”、“廣陸”、“沃流”、“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等等。第二段的景物描寫，是配合著“懷歸”、“懷土”之思的，所以就寫“平原遠”、“路逶迤”、“高岑”、“修迥”等。至於第三段，作者的情緒已發展到“心淒愴”、“意忉怛”的程度，所以景物描寫也一變而為“風蕭瑟”、“天慘慘”，白日西匿，鳥獸狂顧等。它們不僅具有陪襯意味，而且起著感發情緒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情與景的融合。王粲的這種緊密配合感情發展的、有層次的景物描寫，表現了很高超的技巧。這在整個建安文學中，也稱得上是傑出的一例。看來，對於史上“魏晉之賦首”之盛贊，王粲自是當之無愧的。
王粲的《登樓賦》曾蜚聲建安文壇，以故晉人陸雲說：“《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 (《與兄平原書》) 南朝梁代劉勰在談論「魏晉之賦首」(《文心雕龍·詮賦》) 時，也以王粲列為第一家。宋代朱熹則認為《登樓賦》 “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眾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楚辭後語》) ，到元代，更有鄭光祖以此為題材，編了一出雜劇《王粲登樓》。可見《登樓賦》雖是小賦之作，然其盛名，早已傳播文壇。
第一部分首二句述登樓之緣起是為了“銷憂”，次十句寫樓上所見景物，同時交代了樓的地點方位： 它在荊州漳、沮二水之側，靠近范雎之墳陶牧、楚昭王之墓昭丘。末二句點明作者之憂乃是出於對故土的思念。第二段先回顧作者經歷： 他適逢漢末戰亂，避難至荊州，已逾十二年。“情眷眷”句以下，宣泄因舊鄉壅隔而不能北歸的悲思，他涕淚交墜，悲情強烈。接著用孔子困於陳時曾嘆息“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冶長》) 以及春秋時楚人鍾儀被囚於晉國而操琴奏南音、越人莊舄在楚國任顯職而病中吟越聲的故實，進一步襯托作者對故土的強烈眷念。這裏鍾儀句和莊舄句，所詠事跡相反，而用意正同，乃所謂“反襯”的修辭手法。從這一“反襯”中又引出末二句來：窮達雖異，而懷土情同。這一段表現了更深的憂思，達到了“孰可任”的地步。第三段在內容上進一步發展。作者提出了他期待著“河清”之日的到來，希冀“王道”普施，天下清平，說如此則可以藉之馳騁才力，改變如徒懸的匏瓜和無人取飲的潔井那樣長期被棄置埋沒的處境。從憂憤情緒上說，本段也比前二段更加強烈。作者始登樓為了“銷憂”，至此循階而下時，不僅憂思未消，反而更淒愴憤慨起來，甚至夜半不寐，悵恨不已。總的來看，本篇的三個段落，也就是三個層次，它們是層層轉進的关系，以“銷憂”始，而以更加強烈的“氣交憤”結束。
怎樣理解賦中的這種強烈的思鄉懷土內容呢？它的思想實質是什麼呢？這應當結合作者的身世志尚作進一步考察的。王粲在十七歲時遭逢董卓作亂，不得已逃離長安到荊州避難。對於漢末軍閥肆惡、荼毒生靈情狀，他是親眼目睹了的，他在《七哀詩》中就曾記述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象。他在國家蒙難，自身又多年寄身他鄉的情況下，憶念桑梓，希冀治定，這是一種很樸素自然的感情。不過這還衹是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看，王粲出身名門，曾祖王龔、祖王暢，都曾位列三公，在漢末極重視門第的風氣中，他自少即出入洛陽、長安兩京，很得勢要者賞識。史載他初訪蔡邕，邕即“倒屣迎之”，而蔡邕“此王公孫也”的一句介紹，就使在場眾賓客肅然起敬。因此，王粲對功名一向懷有很強的信心。他雖然不得不到荊州避難，但是剛到時的政治熱情並未為之稍歇，還曾積極參與荊州牧劉表的一些政治活動，並讚頌劉表“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勛格皇穹，聲被四宇” (《荊州文學記官志》)等。在當時，並未見他流露出什麼厭倦懷歸心情。王粲在荊州的後期才有思鄉情緒的大迸發，這是同他的政治處境有很大关系的。原來劉表其人“外貌儒雅，心多疑忌” (《魏志·劉表傳》) ，對於王粲這樣的名門公子，一時尚能禮遇，但在根本上不可能重用他。劉表還頗以貌取人，而王粲又偏“貌寢”，儀表上略差些，就更為劉表所輕。於是隨著歲月流逝，王粲就愈感到自己受著冷落。這種境況，對於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以長期忍受的。所以，“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這話至少有一半是從政治上說的，意思是荊州的政治環境使他不能久留。他在賦中還說要“假高衢而騁力”，又說“懼匏瓜之徒懸”、“畏井渫之莫食” ，都表現了求取功名的內心願望。總之，在《登樓賦》的思鄉懷土內容中，很大程度上包含著作者因功名不遂而產生的懷才不遇成分。明白了這些，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當曹操挾戰勝之威，長驅佔領荊州後，王粲為什麼儘管身尚在荊州，他的“憂”、“悵”卻不翼而飛，他的情緒突然高漲了起來。這除了他看到了回歸故土的希望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剛據荊州，即辟他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滿足了他的功名心。曹操曾在漢水之濱舉行慶祝收取荊州的宴會，會上王粲發表了一篇祝辭，其中有幾句話可以視為他對自己在荊州前後狀況的說明，他說：“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俊傑也； (劉)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併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魏志》本傳) 可見王粲在荊州的不滿，主要由於未得劉表“所任”，一旦被曹操“置之列位”，他也就立即“望風”而“回心”了。王粲把“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說成是“三王之舉”，這也正好可以給《登樓賦》中“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二句作註腳，證明王粲所希冀“王道”亦即理想政治，是同他個人的功名心緊密聯係著的。
這篇賦在藝術上最可注意的是它的景物描寫。此賦每段都寫景，而且寫得極有特色。首先是寫得精練，在兩漢大賦中，對景物環境的描寫實在是過於鋪張揚厲了，東南西北，前後左右，細緻周詳，面面俱到。王粲完全捨棄了那種傳統，試看本篇第一段，從第三句以下十句為寫景，它們固然寫得“局面闊大” (清姚範語) ，而且形象清新，但並不專事鋪彩摛文，唯以描寫的必要為限。這裏有北而無南，取西而捨東，看似不夠全面對稱，實則十分精要，略無冗言贅語。更重要的是，賦中的寫景與作者感情的抒發之間，有巧妙的契合。如上所說，此賦的三個段落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有三個層次；而其中的景物描寫，也隨著作者思路的轉進和感情的發展，表現了不同的色調和風貌。如第一段的景物描寫，是承“四望”而來的，它們重在襯托作者心目中的“顯敞”和“信美”兩點，所以就寫“通浦”、“長洲”、“廣陸”、“沃流”、“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等等。第二段的景物描寫，是配合著“懷歸”、“懷土”之思的，所以就寫“平原遠”、“路逶迤”、“高岑”、“修迥”等。至於第三段，作者的情緒已發展到“心淒愴”、“意忉怛”的程度，所以景物描寫也一變而為“風蕭瑟”、“天慘慘”，白日西匿，鳥獸狂顧等。它們不僅具有陪襯意味，而且起著感發情緒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情與景的融合。王粲的這種緊密配合感情發展的、有層次的景物描寫，表現了很高超的技巧。這在整個建安文學中，也稱得上是傑出的一例。看來，對於史上“魏晉之賦首”之盛贊，王粲自是當之無愧的。
【唐姓姓氏】——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文化原创#姓氏文化##洪洞大槐树##寻根大槐树#〖姓源〗其姓源主要有二：
①源自祁姓、姬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姓氏考略》《世本》记载，相传帝尧是帝喾高辛氏的次子，是黄帝轩辕氏的玄孙，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尧王最初被封于陶即今河北唐县一带。后迁于唐，即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所以被称为陶唐氏，被诸侯拥立为天子时，开始以唐为国号，故又称唐尧，再迁至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南。传说唐尧是圣明天子，被后世儒家奉为明君的楷模。据说他做了一百年天子，后来禅位给舜。他死后舜封他的儿子丹朱为唐侯。到了夏朝，丹朱的后裔刘累迁到鲁县，仍以唐为封地。商朝时改称豕韦氏，周朝又复为唐。后来周成王灭掉了唐国，将其土地分给他的弟弟虞叔，封唐虞叔为晋侯。另封刘累的后人为唐杜国，为唐杜氏，其封地在今山西乡宁县。当初成王灭唐时，唐国国君的子孙的流散到各诸侯国，他们就以原来的国名唐作姓，是为祁氏唐姓；唐叔虞的部分子孙也以国为氏，称唐姓。是为姬氏山西唐姓。春秋时在随州唐城县也有姬姓唐国，鲁定公五年，楚国灭掉了唐国，唐国国王的子孙以原来的国名唐作为姓。以上几支唐姓都是源自黄帝轩辕氏，为同根异枝。
②源自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时期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三国时期甘肃的羌族中也有唐姓。#临汾·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地点]#
①源自祁姓、姬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姓氏考略》《世本》记载，相传帝尧是帝喾高辛氏的次子，是黄帝轩辕氏的玄孙，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尧王最初被封于陶即今河北唐县一带。后迁于唐，即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所以被称为陶唐氏，被诸侯拥立为天子时，开始以唐为国号，故又称唐尧，再迁至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南。传说唐尧是圣明天子，被后世儒家奉为明君的楷模。据说他做了一百年天子，后来禅位给舜。他死后舜封他的儿子丹朱为唐侯。到了夏朝，丹朱的后裔刘累迁到鲁县，仍以唐为封地。商朝时改称豕韦氏，周朝又复为唐。后来周成王灭掉了唐国，将其土地分给他的弟弟虞叔，封唐虞叔为晋侯。另封刘累的后人为唐杜国，为唐杜氏，其封地在今山西乡宁县。当初成王灭唐时，唐国国君的子孙的流散到各诸侯国，他们就以原来的国名唐作姓，是为祁氏唐姓；唐叔虞的部分子孙也以国为氏，称唐姓。是为姬氏山西唐姓。春秋时在随州唐城县也有姬姓唐国，鲁定公五年，楚国灭掉了唐国，唐国国王的子孙以原来的国名唐作为姓。以上几支唐姓都是源自黄帝轩辕氏，为同根异枝。
②源自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时期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三国时期甘肃的羌族中也有唐姓。#临汾·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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