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解释鸿沟》，觉得第一集更像是先导片的性质，所以哲学的部分先不谈，就“花多少时间完成毕业论文”记录一点小的感受（追悼一下自己的硕士论文吧hhhh）
有个场景是陈嘉映老师和硕博学生讨论选题，一个女生提到自己要做一个批判胡塞尔的题目，过去一年已经看过哪些文献、做过哪些准备，接下来会再花一年做出什么什么。陈老师说，想法是挺好的，但是你一年能做多大的事呢，你的论文只有导师看，对于其他人而言，有那么多好书，为什么要来看你的论文呢，你倒不如花半年时间完成一篇可以通过的论文，然后用余下的时间去爬爬山、谈谈恋爱、多读读书。
想起自己的硕士论文，倒吸一口冷气，但好像有机会，终于要解开这个心结。
外院的硕士时间很短，只有两年。
第一个学期正常上课，然而接着遇到了疫情，第二个学期改为网课，最重要的课都是在线上听完的。
第二个学期定了选题，在开题的时候发现资料太少，甚至需要找一些法语德语文献，转两道翻译再啃，困难重重，最后放弃了。
第三个学期返校后再跟导师商量好做一个新选题的时候，整个节奏就蛮紧张了，但开题的过程还算是顺利，那时候已经到了研二的秋季学期，转眼研究生生涯的第3/4章。
当时，在一所部属院校里，大家把“国考”称做“第二次高考”，目之所及的同学几乎都在准备外交部的遴选、国考、公务员选调。稀里糊涂跟着大队走，笔试、面试，占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等到外交部面试结束，已经三月底。临毕业也就三个月，其他学生已经完成开始修改论文，而我的初稿还是开题的底稿。导师来问论文进展的时候，都会顺带鼓励我一句，你能做好的。她对我的放心，在我的拖延与抗拒之下，变形成：花在论文主体上的时间，好像都不到一个月，其中大部分还是熬了几个大夜出来的。她从来都没说过什么不好的，就说，写的挺好，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那里可以再补充一点。拼拼凑凑，缝缝补补，居然最后还报送了优秀论文的答辩，稀里糊涂去了，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太多。但导师说，没关系的，最后答辩通过就好了。最后也通过了。
于是，并非出于本心地，用最高的效率完成了学生生涯的最后一项作业（“效率”听起来都像是贬义词了），一直有点儿耿耿于怀，到此刻开解了，而且发现，原来这样做就是没什么不对。更何况，既然一开始就没有坚定走学术道路，最后的重心转移本就顺理成章。写论文是对学术能力和心性的双重训练，有的人可以继续打怪升级，有的人转头选择迈入社会，也算一种自然规律吧。所以，如果有这时间，读点经典，读点前沿，读点现实社会，读点有的没的都比这强~
#随便读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读好#
最后摘录两段陈嘉映老师20年前的“硕士论文观”：
硕士毕业需要交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不得不然。但是，一、这些文章，参加答辩的教师读一读，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准，也就行了，何必要求发表，浪费日见枯秃的树木资源？研究生发文章，十九要给刊物交上版面费，这早已经是公开的非秘密。这不仅滋生腐败，而且大大降低了所谓学术刊物的品质。二、文章各式各样，不必都要求原创。我一直想，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与其每人写一篇答辩过后就永远没人再读的“原创”论文（除非他后来也碰巧成了马克思或胡塞尔，后人会把他的小学作文也翻拣出来细细研究），不如代之以一篇翻译，再带一份注释，这样就能考察学生的外语、中文、理解力、是否认真、二手资料是否熟悉，还能考察教师指导是否得法。何况，在专家教师指导下作为毕业成绩完成的翻译，多半比市面上成系列推出的译本可靠，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几十年下来，就能积累相当一批比较可信的译本，供后来者使用，不至于白白浪费纸张、油墨以及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辛苦。
可惜，有一个奉行了很多年的规矩，说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这又是一个好例，自上而下的规范应该让位给学术界自生的规范。在学界干活的人知道翻译一本学术著作，同行一定认为你已经开始做学问了。你写过几本书，那可就不一定，也许你不过是读了一两本外文书，跳过其中不大容易弄懂的章节，把勉强弄懂的弄成了中文。我不相信学术价值能由商业市场裁判，不过，市场评判多半还是优于从教育文化当局的指标来评判，出版社知道一本学术译著能卖多少，大多数咱们“原创”的学术著作能卖多少。[ 陈嘉映，期盼自生的学术规范，载于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一辑，2005年 ]
有个场景是陈嘉映老师和硕博学生讨论选题，一个女生提到自己要做一个批判胡塞尔的题目，过去一年已经看过哪些文献、做过哪些准备，接下来会再花一年做出什么什么。陈老师说，想法是挺好的，但是你一年能做多大的事呢，你的论文只有导师看，对于其他人而言，有那么多好书，为什么要来看你的论文呢，你倒不如花半年时间完成一篇可以通过的论文，然后用余下的时间去爬爬山、谈谈恋爱、多读读书。
想起自己的硕士论文，倒吸一口冷气，但好像有机会，终于要解开这个心结。
外院的硕士时间很短，只有两年。
第一个学期正常上课，然而接着遇到了疫情，第二个学期改为网课，最重要的课都是在线上听完的。
第二个学期定了选题，在开题的时候发现资料太少，甚至需要找一些法语德语文献，转两道翻译再啃，困难重重，最后放弃了。
第三个学期返校后再跟导师商量好做一个新选题的时候，整个节奏就蛮紧张了，但开题的过程还算是顺利，那时候已经到了研二的秋季学期，转眼研究生生涯的第3/4章。
当时，在一所部属院校里，大家把“国考”称做“第二次高考”，目之所及的同学几乎都在准备外交部的遴选、国考、公务员选调。稀里糊涂跟着大队走，笔试、面试，占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等到外交部面试结束，已经三月底。临毕业也就三个月，其他学生已经完成开始修改论文，而我的初稿还是开题的底稿。导师来问论文进展的时候，都会顺带鼓励我一句，你能做好的。她对我的放心，在我的拖延与抗拒之下，变形成：花在论文主体上的时间，好像都不到一个月，其中大部分还是熬了几个大夜出来的。她从来都没说过什么不好的，就说，写的挺好，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那里可以再补充一点。拼拼凑凑，缝缝补补，居然最后还报送了优秀论文的答辩，稀里糊涂去了，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太多。但导师说，没关系的，最后答辩通过就好了。最后也通过了。
于是，并非出于本心地，用最高的效率完成了学生生涯的最后一项作业（“效率”听起来都像是贬义词了），一直有点儿耿耿于怀，到此刻开解了，而且发现，原来这样做就是没什么不对。更何况，既然一开始就没有坚定走学术道路，最后的重心转移本就顺理成章。写论文是对学术能力和心性的双重训练，有的人可以继续打怪升级，有的人转头选择迈入社会，也算一种自然规律吧。所以，如果有这时间，读点经典，读点前沿，读点现实社会，读点有的没的都比这强~
#随便读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读好#
最后摘录两段陈嘉映老师20年前的“硕士论文观”：
硕士毕业需要交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不得不然。但是，一、这些文章，参加答辩的教师读一读，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准，也就行了，何必要求发表，浪费日见枯秃的树木资源？研究生发文章，十九要给刊物交上版面费，这早已经是公开的非秘密。这不仅滋生腐败，而且大大降低了所谓学术刊物的品质。二、文章各式各样，不必都要求原创。我一直想，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与其每人写一篇答辩过后就永远没人再读的“原创”论文（除非他后来也碰巧成了马克思或胡塞尔，后人会把他的小学作文也翻拣出来细细研究），不如代之以一篇翻译，再带一份注释，这样就能考察学生的外语、中文、理解力、是否认真、二手资料是否熟悉，还能考察教师指导是否得法。何况，在专家教师指导下作为毕业成绩完成的翻译，多半比市面上成系列推出的译本可靠，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几十年下来，就能积累相当一批比较可信的译本，供后来者使用，不至于白白浪费纸张、油墨以及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辛苦。
可惜，有一个奉行了很多年的规矩，说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这又是一个好例，自上而下的规范应该让位给学术界自生的规范。在学界干活的人知道翻译一本学术著作，同行一定认为你已经开始做学问了。你写过几本书，那可就不一定，也许你不过是读了一两本外文书，跳过其中不大容易弄懂的章节，把勉强弄懂的弄成了中文。我不相信学术价值能由商业市场裁判，不过，市场评判多半还是优于从教育文化当局的指标来评判，出版社知道一本学术译著能卖多少，大多数咱们“原创”的学术著作能卖多少。[ 陈嘉映，期盼自生的学术规范，载于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一辑，2005年 ]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五一”前，看到未成年犯罪越来越多，手段极其残忍。网上无脑黑子和无良水军无良媒体也越来越多，未成年孩子随便能上网的也不少。让我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过“五四”时，致敬先驱先烈，缅怀中，又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于是找来重听，听完依然像以前一直热血沸腾，感慨万分。（眼睛未痊愈，只能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在这人手一手机，随时随人不分年龄都可上网的科技时代，在这个很多昧着良心挣钱和想出名的浮华年代。
网上充斥着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无良水军；出口成“脏”闭眼乱喷的无良黑子，起哄和给钱就发的无良媒体无良营销号，无良无脑的一堆“乐色”，骗流量骗钱骗色等犯罪分子们。
很多时候，看到那些造谣和网暴，就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在那吃人年代时的“人血馒头”论。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强则国强”。
教育非常重要。
教育任重道远。
网络管制非常重要。
自由和民主不是建立在无视法律，无视他人权益，践踏他人尊严上的。
造谣和网暴都是应该受到严惩的。
摘录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少年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又作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言实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不仅有少年中国说篇章，还有其他论文，论点都让人难忘，都是至理名言啊。当下也很适用，现在也是经典。
非常值得收藏再读的一本书。我购买了此书，收藏书架，可以重复拜读。
“五一”前，看到未成年犯罪越来越多，手段极其残忍。网上无脑黑子和无良水军无良媒体也越来越多，未成年孩子随便能上网的也不少。让我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过“五四”时，致敬先驱先烈，缅怀中，又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于是找来重听，听完依然像以前一直热血沸腾，感慨万分。（眼睛未痊愈，只能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在这人手一手机，随时随人不分年龄都可上网的科技时代，在这个很多昧着良心挣钱和想出名的浮华年代。
网上充斥着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无良水军；出口成“脏”闭眼乱喷的无良黑子，起哄和给钱就发的无良媒体无良营销号，无良无脑的一堆“乐色”，骗流量骗钱骗色等犯罪分子们。
很多时候，看到那些造谣和网暴，就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在那吃人年代时的“人血馒头”论。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强则国强”。
教育非常重要。
教育任重道远。
网络管制非常重要。
自由和民主不是建立在无视法律，无视他人权益，践踏他人尊严上的。
造谣和网暴都是应该受到严惩的。
摘录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少年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又作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言实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不仅有少年中国说篇章，还有其他论文，论点都让人难忘，都是至理名言啊。当下也很适用，现在也是经典。
非常值得收藏再读的一本书。我购买了此书，收藏书架，可以重复拜读。
阅读摘录：
《老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还是格言汇抄（二）
郭永秉
中华书局1912
2024-05-03 17:06 河南
……
《老子》在著作过程中，必然受到历史环境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前文中，我曾提及老子与更老寿的前辈彭祖之间的密切关联，已经暗示其思想当有所承继。具体而言，例如颜中其先生指出在《诗经》中反映的周代贵族所重的“柔德”，“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不竞智慧技巧一任淳朴”，“依顺大自然法则的思想”，都可视作《老子》思想形成的部分基础。王博先生提及的《诗经》中常见的“无为”与《老子》哲学范畴的“无为”之间的关联，裘锡圭先生推测的老子和孔子之前已存在的“天道无为”思想，都是老子重要哲学范畴形成的条件。我们从《左传》《国语》当中引及的春秋时人的话中，常可见这样的内容：
范文子……曰：“君幼弱，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国语·晋语六》）
（宫之奇）对曰：“……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
这些思想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人非常熟悉的，例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就是对这些古老思想的发挥。《老子》79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中的“善人”应当就是指循道行事的有德之人，可见此语就是古老历史智慧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老子》中常见如下这类话：
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昧……（41章）
故圣人之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57章）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9章）
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78章）
此皆应是对前贤及古文献中韵语格言的引用，在此基础上阐述老子本身的主张。我在下一节会集中谈一谈这类早期的谣谚格言与《老子》撰作之间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老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并不见于其他早期文献，即使《老子》直接引及的圣人之言和建言，也多不见于他书（其中78章“受国之”与《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大夫伯宗语“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有关，可能是对古语的引申发挥），或许是老子托理想中的圣人之口立言亦未可知。
总之，《老子》全书依傍程度很低，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钱基博先生拿出《老子》与古书重出的文句（如黄帝书、金人铭）来证明这是《老子》“张前人之义而说之，‘述而不作’也”，恐怕是对《老子》原创性的过度贬低。
第二方面的情况，或被称为“同文复出”，从清代学者开始就有不少具体论述和分析。近人蒋建侯在《老子考》中，以《老子》“重见叠出之语”比《论语》更多，主张“其非老子自著，非过关时著成”，其子蒋伯潜《诸子通考》对此补充道：
《老子》中重出之语，不胜枚举。例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见第四章及第五十六章（五十六章“纷”作“忿”）；“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见第十章及第五十一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见第十三章及第五十五章；“塞其兑，闭其门”，见第五十二章及第五十六章；此文字完全相同者也。又如第二章“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三十四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均与上引第十章及第五十一（引者按：“一”字原脱）章之语，文异而意同。又如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措辞虽似相反，意亦相同。此意同而文字略异者也。《老子》全书仅五千字，如果老子自著，成于一时，何至前后重复如此？
此类情况（包括语意相似而文字不全同者）还有一些，例如：“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其贱之本邪？非也？故致数誉无誉”（39章）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命也”（42章）；“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和“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43章）；“夫唯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章）和“不以其无争邪？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其在道也，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24章）和“夫觟美，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也”（31章）；等等。把这些多少在内容上有重合、近似文句的章数统计一下会发现，《老子》全书八十一章的四分之一以上存在与它章重见叠出之语，这个比例不算低。
我认为，这类现象应该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有二十多章中的文字彼此存在同文近似的情况，是文本内部关系互相勾连的反映，暗示《老子》全书的学术来源是单纯、统一的，而非杂糅多人思想的产物。
老子在阐说立言时，自然很可能会把比较重要的话反复地讲，针对类同的情况说出同样的话来（如前举24章和31章），甚至用到不同话语背景当中，这都是不奇怪的；即使文本中存在老子后学的增益，也应是学派内部学有宗旨的工作，思想同出一源，亲缘关系极近，以至很难辨别区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早期传本中只有同文复出两处的地方，三次以上全同的则几乎不见，这暗示重出文句的情况，也未必全然出于作者、编纂者的无意识或偶然失误。
其次，这种现象也提示我们，《老子》作为老子学术思想的结晶，确非本人亲著（尤其不可能是出关之前临时所著），较大可能是弟子后学加以整理和编纂的。因为在编纂过程中，往往融会了不同批次的材料，就很容易产生重出互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论语》中也常见）。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老子》全书的分章、文句归属情况颇为复杂，这是由《老子》一书的著作特点所决定的。一直到崇尚黄老的汉初，《老子》文本也没有彻底固定，尚处于细微调整过程中。同今本八十一章系统最为接近的，是汉武帝时北大本的七十七章系统，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章次分合、文句所属之章的细小差异，与更早的《老子》抄本（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两种与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书《老子》三组）的分章、文字增删之异同就更多了。郭店简本与今传本的异同，裘锡圭先生曾有详细研究；帛书本与今传本的章次不同有三处（24章位于22章之前；41章位于40章之前；80、81章位于67章之前），或以为帛书本的章次比较合理，但今本的这几处章序北大本已尽同，何者合理（或者是否需要纠结章序的逻辑合理性）仍待研究。裘锡圭先生通过郭店简本的分章及章次关系的线索，推测今本的有些章很可能在较早期（如战国时代）当析分为两到三章，并且指出《老子》分章变化的趋势是合而不是分。据说，有研究者曾根据帛书甲本的墨钉信息（可能包括勾识符号），把《老子》分为一百多个单元（章）。无论其结论是否符合实际，都足以让我们知道，《老子》语录的“单位”原来可能是比较小的，后来在流传编纂的过程中逐步归并，有些章便是在这样若干个比较小的“单位”的基础上凝结成功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章合并了内容类似的小“单位”而成的现象。例如30章的“物壮则老”三句，汉代简帛本皆有，但郭店简甲组该章就没有这三句，仅见于甲组相当于15章的部分（无末句“不道早已”）。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两种与郭店楚墓竹书《老子》三组，对我们了解《老子》的成书及编纂过程有极大的助益。尤其是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所显现出来的一些迹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内容全部见于今传《老子》，一共约占今本《老子》五千言内容的三分之一。虽然郭店简《老子》不少单元并不抄录整章，但大部分的分章情况不与今本矛盾，甚至有个别章次先后关系也同于今本。这说明上面提到的语录小“单位”凝结排列的大方向是总体趋同的。
第二，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互相之间重合的内容很少，仅今本64章后半在甲、丙二组中同现。过去64章后半常被《老子》研究者认为是29章的错简，这主要是因为注意到29章也有类似内容，但实际上此类现象上文已谈及，并不足为异。从北大本看，64章后半原本正是独立于64章前半的另一章。
第三，郭店简三组的抄写，经过事先筹划，甚至可能有若隐若现的内在主题。
学者因此多认定郭店简《老子》是一个有目的的摘抄本，而不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老子》格言语录“单位”的结合体，也就是说，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相当接近于目前所见的《老子》五千言的本子已经存在了。这个时间距离老子的时代不是很远，从上古典籍的形成规律推测，《老子》最有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老子的言论及留下的文字编纂而成的，它既是老子的语录汇编（可能间有后学的增益），也应该被视为一部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著作。
（本文摘选自郭永秉著《〈老子〉通识》，202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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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通识》（中华经典通识）
郭永秉 著
978-7-101-15749-9
49.00元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中华书局1912
《老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还是格言汇抄（二）
郭永秉
中华书局1912
2024-05-03 17:06 河南
……
《老子》在著作过程中，必然受到历史环境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前文中，我曾提及老子与更老寿的前辈彭祖之间的密切关联，已经暗示其思想当有所承继。具体而言，例如颜中其先生指出在《诗经》中反映的周代贵族所重的“柔德”，“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不竞智慧技巧一任淳朴”，“依顺大自然法则的思想”，都可视作《老子》思想形成的部分基础。王博先生提及的《诗经》中常见的“无为”与《老子》哲学范畴的“无为”之间的关联，裘锡圭先生推测的老子和孔子之前已存在的“天道无为”思想，都是老子重要哲学范畴形成的条件。我们从《左传》《国语》当中引及的春秋时人的话中，常可见这样的内容：
范文子……曰：“君幼弱，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国语·晋语六》）
（宫之奇）对曰：“……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
这些思想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人非常熟悉的，例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就是对这些古老思想的发挥。《老子》79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中的“善人”应当就是指循道行事的有德之人，可见此语就是古老历史智慧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老子》中常见如下这类话：
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昧……（41章）
故圣人之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57章）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9章）
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78章）
此皆应是对前贤及古文献中韵语格言的引用，在此基础上阐述老子本身的主张。我在下一节会集中谈一谈这类早期的谣谚格言与《老子》撰作之间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老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并不见于其他早期文献，即使《老子》直接引及的圣人之言和建言，也多不见于他书（其中78章“受国之”与《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大夫伯宗语“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有关，可能是对古语的引申发挥），或许是老子托理想中的圣人之口立言亦未可知。
总之，《老子》全书依傍程度很低，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钱基博先生拿出《老子》与古书重出的文句（如黄帝书、金人铭）来证明这是《老子》“张前人之义而说之，‘述而不作’也”，恐怕是对《老子》原创性的过度贬低。
第二方面的情况，或被称为“同文复出”，从清代学者开始就有不少具体论述和分析。近人蒋建侯在《老子考》中，以《老子》“重见叠出之语”比《论语》更多，主张“其非老子自著，非过关时著成”，其子蒋伯潜《诸子通考》对此补充道：
《老子》中重出之语，不胜枚举。例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见第四章及第五十六章（五十六章“纷”作“忿”）；“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见第十章及第五十一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见第十三章及第五十五章；“塞其兑，闭其门”，见第五十二章及第五十六章；此文字完全相同者也。又如第二章“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三十四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均与上引第十章及第五十一（引者按：“一”字原脱）章之语，文异而意同。又如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措辞虽似相反，意亦相同。此意同而文字略异者也。《老子》全书仅五千字，如果老子自著，成于一时，何至前后重复如此？
此类情况（包括语意相似而文字不全同者）还有一些，例如：“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其贱之本邪？非也？故致数誉无誉”（39章）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命也”（42章）；“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和“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43章）；“夫唯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章）和“不以其无争邪？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其在道也，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24章）和“夫觟美，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也”（31章）；等等。把这些多少在内容上有重合、近似文句的章数统计一下会发现，《老子》全书八十一章的四分之一以上存在与它章重见叠出之语，这个比例不算低。
我认为，这类现象应该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有二十多章中的文字彼此存在同文近似的情况，是文本内部关系互相勾连的反映，暗示《老子》全书的学术来源是单纯、统一的，而非杂糅多人思想的产物。
老子在阐说立言时，自然很可能会把比较重要的话反复地讲，针对类同的情况说出同样的话来（如前举24章和31章），甚至用到不同话语背景当中，这都是不奇怪的；即使文本中存在老子后学的增益，也应是学派内部学有宗旨的工作，思想同出一源，亲缘关系极近，以至很难辨别区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早期传本中只有同文复出两处的地方，三次以上全同的则几乎不见，这暗示重出文句的情况，也未必全然出于作者、编纂者的无意识或偶然失误。
其次，这种现象也提示我们，《老子》作为老子学术思想的结晶，确非本人亲著（尤其不可能是出关之前临时所著），较大可能是弟子后学加以整理和编纂的。因为在编纂过程中，往往融会了不同批次的材料，就很容易产生重出互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论语》中也常见）。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老子》全书的分章、文句归属情况颇为复杂，这是由《老子》一书的著作特点所决定的。一直到崇尚黄老的汉初，《老子》文本也没有彻底固定，尚处于细微调整过程中。同今本八十一章系统最为接近的，是汉武帝时北大本的七十七章系统，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章次分合、文句所属之章的细小差异，与更早的《老子》抄本（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两种与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书《老子》三组）的分章、文字增删之异同就更多了。郭店简本与今传本的异同，裘锡圭先生曾有详细研究；帛书本与今传本的章次不同有三处（24章位于22章之前；41章位于40章之前；80、81章位于67章之前），或以为帛书本的章次比较合理，但今本的这几处章序北大本已尽同，何者合理（或者是否需要纠结章序的逻辑合理性）仍待研究。裘锡圭先生通过郭店简本的分章及章次关系的线索，推测今本的有些章很可能在较早期（如战国时代）当析分为两到三章，并且指出《老子》分章变化的趋势是合而不是分。据说，有研究者曾根据帛书甲本的墨钉信息（可能包括勾识符号），把《老子》分为一百多个单元（章）。无论其结论是否符合实际，都足以让我们知道，《老子》语录的“单位”原来可能是比较小的，后来在流传编纂的过程中逐步归并，有些章便是在这样若干个比较小的“单位”的基础上凝结成功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章合并了内容类似的小“单位”而成的现象。例如30章的“物壮则老”三句，汉代简帛本皆有，但郭店简甲组该章就没有这三句，仅见于甲组相当于15章的部分（无末句“不道早已”）。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两种与郭店楚墓竹书《老子》三组，对我们了解《老子》的成书及编纂过程有极大的助益。尤其是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所显现出来的一些迹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内容全部见于今传《老子》，一共约占今本《老子》五千言内容的三分之一。虽然郭店简《老子》不少单元并不抄录整章，但大部分的分章情况不与今本矛盾，甚至有个别章次先后关系也同于今本。这说明上面提到的语录小“单位”凝结排列的大方向是总体趋同的。
第二，郭店简三组《老子》抄本互相之间重合的内容很少，仅今本64章后半在甲、丙二组中同现。过去64章后半常被《老子》研究者认为是29章的错简，这主要是因为注意到29章也有类似内容，但实际上此类现象上文已谈及，并不足为异。从北大本看，64章后半原本正是独立于64章前半的另一章。
第三，郭店简三组的抄写，经过事先筹划，甚至可能有若隐若现的内在主题。
学者因此多认定郭店简《老子》是一个有目的的摘抄本，而不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老子》格言语录“单位”的结合体，也就是说，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相当接近于目前所见的《老子》五千言的本子已经存在了。这个时间距离老子的时代不是很远，从上古典籍的形成规律推测，《老子》最有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老子的言论及留下的文字编纂而成的，它既是老子的语录汇编（可能间有后学的增益），也应该被视为一部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著作。
（本文摘选自郭永秉著《〈老子〉通识》，202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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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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