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啦动物森友会[超话]#diy一换一或者救救花农!帮我浇花就可直接拿一diy，水壶我来给!岛上服装店有卖狐狸面具，洛丽塔套装，3d眼镜，女仆装和婴儿装商店里有卖星星捕虫网和晴天娃娃雨伞!草莓在做树丛道具!或者有没有花农来互浇啊[泪][泪]（华丽和服和木履是自配的服装店今天没卖，但可摸）
【没有“塔西佗陷阱”，只有“子贡陷阱” 】作者：谌旭彬
“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却反在文化界收获了美名，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却反在文化界收获了美名，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没有“塔西佗陷阱”，只有“子贡陷阱” 】
(原创 2017-11-30 谌旭彬 短史记)“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却反在文化界收获了美名，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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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11-30 谌旭彬 短史记)“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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